现在，男人打开了那本叫作《生命密码》的书。这本书是一个自称是他的小说读者的人于半个月前寄到犁城的。自从他恢复写作以来，由于作品不断发表和广泛转载，他每个月都要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但像这样匿名给他寄书的还是头回。如同这本俨然神秘的书一样，这位读者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地址，信封上只注明：杭州，你的读者。
作为占星学的专著，严格地讲，《生命密码》算不上一研究成果。这套由美国人盖瑞·寇奇奈特和胡斯特·艾尔佛斯编撰的书籍，充其量只是一堆牵强附会的通俗读物。这套书共有六卷，每卷解释两个星座。中文版由台湾一家出版社出版。他得到的是最后一卷。他生于11月28日，属射手座，与天蝎座并到了一块。
他自然要首先看看与自己有关的部分，于是就翻到了11月28日。实际上关于这一天的解释也就是一页，然而这一天的导语却赫然写着三个字：独行侠。
那一瞬男人很是惊讶，他联想起过去一些报刊对自己的专访侧记，有许多相似的提法，譬如独行客、一意孤行、我行我素之类。这种不可思议的暗合使他在那个雨后的黄昏魂不守舍，他仿佛意识到，自己这一生仿佛都经由一只看不见的手精心编排好了。
他带着这本书到了北京。现在当他准备好好读它时，手机却响了，而且又是杭州。是一家文学期刊社来的，要他去领一份奖。他本不想去，但是对方诚恳地解释说，你还是飞一趟吧，本来人就不多，你若再不来，这个事做起来就冷清了。他觉得不好再作推辞，就答应下来。同时在想：我能在杭州见到给我寄书的人吗？要是通过晚报的采访，把这事说出去，也许那个神秘的人就该露面了。那应该是个女人才对。这样一想男人便很愉快。杭州就该是个浪漫的城市，就该风情万种。男人想起几年前与桑晓光的那次“飞行幽会”，不觉有了恍然若梦之感。那一次，他们因为一天的时间双双飞抵杭城，可谓春宵一刻。如今事过境迁，回想起来还是有些感慨系之。男人在北京耗了十几天，什么也没干成，出去转一趟也好。于是他就给老板去了电话，说明了情况。他说：我只待几天。老板说：没事，你安心玩吧，咱们的事看来还得往后推一阵子。
他打断道：还得往后推？
老板说：我临时抓了个新项目，觉得是个好机会，就调整了一下。
他进一步问道：你估计咱们的事要推到什么时候呢？
老板说：也快，我想不会迟于3月底吧。这段时间你随意安排，什么时候动，我会叫人通知你的。
放下电话，他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觉得这个开局不怎么样。在犁城时，这家公司几乎每天都有电话来，老是问他何时启程。现在他来了，却又将事情一味地往后推。他们耗得起我可耗不起，他想，我得做事挣钱。这个年纪闲着不是个办法。难道要我坐在这个环境里写小说？写不出来。我看不见一样熟悉的东西，看不见自己的一本书，连一本字典也看不到。他想，这两年所到之处都是住着大致一样的标准房间，光在北京他就住了十几处。有一次他对一个记者说，我现在成了一个“住标间的男人”，我感觉不到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因为标间与标间，几乎没有任何的差异，连服务生的表情都是那么相似。标间不是写小说的场所，倒可以用于写电视剧。写小说只能回到犁城，或者故乡石镇。本来，他的安排是尽快把这部电视剧做完，然后带着这笔钱回到犁城，在夏季来临之际开始写一本书。现在一切都变了，他不知道像这么推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每次都是这样，总是在系上安全带的那一瞬懊恼不已，后悔不该乘坐飞机。飞行中遇上强气流的颠簸，躲避积雨云层的调整下降，出其不意的铃铛声，都让他惶惶不安。可是从北京到杭州坐火车需要近二十个小时，对于临时性的出差显然是不合适的。飞行是唯一的选择。
这个航班没有满员，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空位，因此显得比较宽敞。在前面的头等舱里，几个电视记者正在采访一个西装革履的老胖子。看上去是个有钱的华侨，大概要很快掏钱给杭州了。然后，男人听见了一个女声，她是主持人，好像是说一段开场白。他没听清楚，但他觉得主持人的声音很柔美。男人便侧了一下身体，朝前面看过去，很快就看见了一个穿着暗红风衣的修长背影。他当然希望这个优美的背影能尽快转过身来，但是没有。这个浅薄的念头转瞬即逝，后来男人便又去翻那本《生命密码》了。他还在被行前的那个计划所诱惑。再后来，男人不经意地睡去了。直到飞机开始下降，广播通知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时，男人才醒来。他一睁眼就发现了那个暗红色的背影，就在面前，在看那本书。
是你的书吗？女人回过头对他说。很有趣。
你是说书还是说我？
当然是书，我是天蝎座。
然后女人就把书还给他，说声谢谢，再次转过身去，走到前面原来的位子上。这以后她就只和她的同事聊天了。男人有些懊丧，他觉得和一个陌生女人的交谈不该就这么仓促地结束，更何况那是个看上去气质不凡的女人。
飞机迅速下降，他的耳膜在隐隐胀疼。很奇怪，每到这个时候，所有的乘客都不再说话了，飞机的引擎似乎也关闭了，机舱内一片静寂。是人们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潜伏着？从航空事故看，绝大多数的灾难是发生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人们在期待着哈姆雷特式的是生还是死？而他的想法恰恰相反。从他的心脏感觉到飞机下降的那一刻起，他才会感到放松。这是一种儿童式的幼稚心理，那时他想：毕竟是离地面越来越近了。一万米，五千米，一千米，一百米，直到轮胎与跑道摩擦发出嘭的一声，他几乎是感动地想，脚踏实地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呀！
城市的面目就像中国人眼中黑人的脸，越发没有区别了。你会认为这就一定是杭州吗？她也可以叫广州、郑州、福州，也可以叫武汉、成都、长春。流行的建筑风格和统一的装修材料使城市成为孪生兄弟，即使是语音方言，也日益地不纯粹而令人怀疑。好在杭州还有一面西湖，可以为杭州作证。另外，还有一条钱塘江。
现在，我又被人安排到钱塘江边上的一个三星级的酒店，进入一个新的标间里。这个标间依然是两张床，两把罗汉椅和一张小圆桌，一件低柜和一件嵌入墙体的挂衣柜，一张写字台和一盏亚麻布罩的台灯以及一个落地灯，一台21英寸彩色电视机，一部分机电话。我甚至一眼就看出低柜上的那台电视机和北京冠华酒店304房间的那台是同一个牌子。
我这是在杭州呢还是在北京？
前来领奖的作家都是我的朋友。这几年文学掉价了，所以大家见面的机会也大大减少，现在见了自然很是亲切。但我们闭口不谈文学，说明我们的头脑还正常。同屋的哥们儿问我，你怎么从北京飞呀？我说我在北京做事呢。今年想给一家公司做电视剧。他说，你最近小说也没少写呀，哪来那么多的时间？我说我别的都当出去了，剩下的就是时间。
哥们儿从皮包里拿出一本新出的书送给我，说：我知道你来，就把给你的带来了。
我说回去好好拜读。
哥们儿说：你别当面奉承好不好？这年头有人能记住书名我就感激不尽了。我记得这套书也有你一本呀，给我寄了吗？
我说我退出了。
他便有些不解：退出了？为什么？嫌版税低？
我说：我讨厌那个编委会。尤其讨厌主编，那是个什么都想要的家伙，除了名片上一大堆的头衔什么都没有。
哥们儿哈哈大笑，说：你还这么当真呀？他爱主编就让他主编呗。
大致安顿下来，我给一位叫张毅的朋友去了电话。他是我几年前在海口南岛集团的同事，在一家房地产分公司。下海之前张毅是杭州某个银行的科长，却爱好文学，我们一直处得很好。以前我每回来杭州都是由他一手安排。1996年秋天，我处在最狼狈的时候，只有这个张毅还经常与我通电话。我们聊得很痛快，但我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开口向他借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开口。这年秋天行将结束时，我应张毅之邀来到了杭州，当时他想和台湾商人合作淡水养鲈鱼的项目，想让我帮他一起策划。我谢绝了。我说我这种人可以在头脑里想得天花乱坠，但一落到现实里，十有八九是碰得头破血流，注定要栽。我说，哪怕日后我成了亿万富翁我也不会染指投资业务了，我情愿去做慈善事业。张毅很意外，因为在他看来我还不至于这么悲观。他说：其实男人应该做做生意。人一做生意，心就磨成茧了，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说，你的话不无道理，但我原本就不是个勇敢的男人，我的心智与胆魄都不够用，能从那块泥沼里爬出来已是侥幸了。
张毅就感叹了，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都他妈是无序状态，游戏没有规则，难就难在这儿！
游戏没有规则的岂止是商界？
我记得那次他还问起了桑晓光，见我一笑置之，他就没有把这个话题打开。
晚饭后，张毅开车到了我的住地。和几年前相比，他似乎老了很多，但仍然一副豁达开朗的样子。他说你别住这儿了还是去我那里吧。我那里虽然没有中央空调但有个人自由。说完这话，他就对我诡秘地笑了起来。我说：你小子这是同情我呢还是挖苦我？嘻嘻哈哈地抽完一支烟，然后我们就去了他在市中心投资的一个酒吧。从酒店出来不多会车便驶上了钱塘江大桥，狭窄的桥面让我很不适应。我突然想起这里曾经诞生过一位烈士。他是为搬掉横在铁轨上的一根圆木而牺牲的，当时的宣传咬定是有阶级敌人破坏。这件事想起来我就有困惑，不明白在大桥两端都有岗哨的情况下，那根至少重达五十公斤的圆木是怎样弄上铁轨的。我没有任何亵渎英烈的意思，但我的判断是，那根木头应该是从一列运送木料的车皮上滚落下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有人出来纠正。是否减去“阶级斗争”的因素，英烈的事迹就变得不再动人了？我不这么看。
杭州的夜晚平淡而清冷。酒吧的生意倒不错。这个酒吧照样也搁着一架三角钢琴，是黑色的。不过它不是摆设，我们到的时候，打工的钢琴师已经在演奏一首我所熟悉的旋律了。那是个留着长发的男人，穿着粗条绒的西装，戴着小圆墨镜，因此看上去像个盲人乐师。他闭着眼吗？他在想象着和哪个女人举行这“梦中的婚礼”？但是这个人弹奏得不错。
我们上了夹楼，在靠窗的一张台子落座。很快就有侍者端上了两杯扎啤和一个水果盘。一路上我已经把我的近况大致说了，我告诉他，我会在北京住上一个时期的，那儿的生活条件倒还可以。张毅说：男人老待在酒店可不行的。说完，他又笑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就说：算了，不想再招惹什么事了。张毅说：这种事可不在于你招惹，真的来了，你肯躲吗？我谅你也不会。我说：真的，我这几年下来，没觉得有什么不适应。朋友说：那你可就闹毛病了。这可不像是你。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我这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从离开蓟州那一天起，我的心思就完全用在了欠债还钱上。我纳闷的是，为什么我欠——就算是欠吧——别人的钱都得连本加利地偿还，而别人欠我的我却一分也要不回来？犁城一个小子至今还欠我十八万，我居然连他的影子也见不着。借我三千五千的就更多了。我根本没有勇气也没有本领去向这些人讨要，好像不好意思的倒是我了。我不是个多么宽厚的人，问题在于我的窝囊。
张毅递给我香烟，问道：和桑晓光还联系吗？
我说：很久没联系了。
我隐瞒了我们在海口重逢的事实。但我又想，我在海口拍《北纬20度》时，桑晓光为了避开我是在杭州住过一阵的，那时她是否找过张毅谈起我们的再度重逢？
桑的形象在这一刹那竟是如此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现而出。她的背景是海，是白沙门的那片海，我甚至仿佛听见了那此起彼伏的涛声。但令我诧异的是，她身后的海已经不是蓝色而是红色。这种红和我行前在北京所经历的那个梦魇的颜色竟是惊人地一致！
怎么，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张毅这样问道。
没什么，随便聊吧。我喝了口酒。
海口还是个好地方，张毅说，什么时候我们约好再回去一趟？
我是不想再去了。那地方现在怎么看都是个码头，在我印象里，是个旧码头。
一生中能在码头上泡几年倒也蛮开心的，你说呢？我们也算是半个江湖中人吧？
我是打定主意退出江湖了。
其实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是在江湖上。
我倒觉得更像是“在路上”。
在北京有女人吗？
没有。
是暂时没有吧？
但愿吧，谁能料到明天会出什么事呢？来来，咱们干一杯。
这才像你。
钢琴的旋律再次升起，是《梁祝》。这首本该由小提琴独奏的国产民曲改作钢琴来表现，平添了一份热情，记忆中的忧伤于欣赏者的陶醉中不经意地就被覆盖了。艾略特说，4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今天是1999年3月的第一天，3月该是怎样的季节？
——1999年3月1日
所谓颁奖会其实不过是一次自作多情的拙劣表演。与会者只有两种人：领钱的和吃饭的。在这样的场合下，所谓的文学充其量是一个看起来还算体面的借口。写作原本是私人的事，如今却要拖上台面，搞得像过节一般热闹，怎么看都不失为滑稽。前来领奖的几个作家都不具备明星的脸盘，于是面对众多的摄影机和摄像机镜头出现几分狼狈便在所难免。依照组织者的安排，获奖者每人都得说几句话。作家们自然首先要致谢，还要有所荣誉感，倒是其中有位来自东北的作家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说：我觉得这种活动最好少一些。下面便有了一片嘘声。轮到他说了，他便附和道：如果这份奖不是由我的几位朋友操办的，我肯定是不来了。
这时，一个女记者站起来说：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是文人的清高还是故作姿态？或者就是奖金的数额太小了。请原谅我的直率。
他抬头一看，说话的竟是昨天在飞机上看他书的那个女人。这种戏剧性的场面从前出现在他的小说里，被批评家们认为是幼稚得可笑，如今发生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在他看来便是幼稚得可爱了。他微笑着，认真地看着她说：不为什么，我讨厌坐飞机。再说颁不颁奖我都是要写作的。都说文人清高，这是个陈见——我还从来没见到过清高的文人。
会场上顿时就爆发出一阵哄笑，接着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就是在《花好月圆》的乐曲中进行了颁奖。给他颁奖的是一位铝厂的老板，这次活动的赞助商。这个穿格子西装的年轻人对他说：你讲得很好笑。他说：好笑吗？要是这样，我真该多讲几句。正聊着，刚才即席提问的那个女记者含笑向他走来了，说：我想单独和您谈谈，可以吗？
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于是他们就走到了外面的这块空地上。开始转绿的草坪让他很高兴。他们坐到一把长椅上，记者递给他一张名片，她叫肖航，是电视台的主持人。
他问：是真名吗？
她说：以前是杭州的“杭”，上大学后改了。
他又问：为什么要改呢？因为这个“航”表示志向远大？
她说：不，是这地方叫“杭”的人太多了。
他说：可我更愿意叫你杭州的“杭”。
她说：别，我既然改了，自然有改的道理。咱们不谈这个吧。
这个肖航是开朗的，但他似乎又从女人的眉宇之间觉察出了一丝阴郁。这个瞬间，他感到自己身边的这个有着时髦身材的女人在气质上，和十多天前在北京见到的那个王珏很相似。肖航的这件暗红色的风衣让他想到王珏的红色汽车。她们都属于那种闯世界的女人，充分的自信导致的自命不凡毫不掩饰。但王珏的表情中是没有阴郁的。真奇怪，怎么这几天老想到王珏？
正式的交谈开始了。自然还是从昨天飞机上见到的那本书谈起。她说你也喜欢这种书吗？那口气是他不该喜欢似的。于是他就把这本书的来历对女人说了。他说：某种意义上我就是冲着这件事来的，我很想找到那位寄书人，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肖航说你这可就难为我了，杭州这么大，怎么找呢？肖航接着说：问题还不是这。既然那个人——我觉得是个女人，连地址都不留，你就是到处打广告，她也是不会出来的。如果我是她，我就会这么做。
可她为什么这么做呢？男人说，她连我的生辰八字都搞清楚了，为什么就不肯出面呢？
肖航说：也许她早就出面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怎么说你都是在明处。其实昨天在天上我就认出你了，你这个时期照片漫天飞。
女人的口气似乎有点不屑，令他难为情。媒体就是个可怕的东西，凡事经它一闹便不得安生。其实他这几年就是多写了几篇东西罢了。这个肖航看来是个有心人，对这回来领奖的几个作家事先都做了摸底，所以谈起他的近况如数家珍。她感兴趣的话题是：你怎么又回到文学上来了？
他说：那是你们觉得而已。我从来就没认为我离开了文学。这倒不是因为文学有多么的神圣，它只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肖航问：你真这么认为？
他笑道：你别以为我这么说很矫情。写作不过是门手艺，写它十几年是因为喜欢，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一个男人很不容易持久地喜欢一样东西的。
肖航问：那么你当初怎么毅然决然地去海口做生意呢？而且现在你又在北京搞电视剧了。
他说：我得挣钱。你不觉得挣钱是男人更重要的责任吗？我和别人不同，我历来是把写作与挣钱分得很开的。所以严格地说，我是一个写作的爱好者。你说我不图喜欢又图什么？
肖航说：我有点相信你的话了。
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接着说：我就是这么想的，当然我做这样选择最初也是出于无奈和被迫。
被迫？
对，被迫。
你能具体谈谈吗？
今天不谈了。以后我们会有时间谈这个话题的。
那边在喊吃饭了。饭前还要合影，他们向酒店的大门走去。这一路上，他们轻松地谈论着关于天气的话题。肖航说，下午的安排是游西湖，但是看不见荷花了。他说：西湖的美应该是一种人间的凄美，没有荷花倒更能接近这个境界。不过，他又说，这么多人去意思并不大，像赶集似的。
这句话说出后他就有些后悔。他觉得这太像勾引了。他很不情愿肖航悟出这一点，就及时换了个话题，他说：你这件红风衣很漂亮。
合影的时候，他们自然地站在了一起。
西湖的惆怅与生俱来。从这个意义上把西湖作为现代旅游景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西湖的价值不在乎为政府多赚几个钱，它理应成为寄托离愁别恨相思之苦的场所。你见过花钱买眼泪的事吗？淡妆也好，浓抹也罢，无论三潭印月还是断桥残雪，西湖的美本质上就是凄美。这似乎是命定的。你甚至都不妨把它看作一切悲剧的起源。
为什么是三个潭？我这样问自己。
历史上这座桥从未断裂过，真的是一种奇异的光照效果才留此美名吗？我还是在自问。
不知是我的一句带有勾引意味的暗示，还是命中注定的阴差阳错，当会议的计划由游西湖改为打保龄球后，我接到了肖航的电话。她说她在西湖边上等我。她没说等我们。我想这个肖航一定是事先就知道了计划的改变，就是说，她愿意接着单独与我谈。这样的话便能使我兴奋了。我这种心情还不能看作是对一次普通艳遇的期待，倒很像一次缺乏足够心理准备的恋爱开端。我爱上她了？一见钟情？我并不想急于承认这点。我需要的是这个事实。
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我到的时候，肖航已经在那儿了，站在一个报刊亭边上看一份时尚杂志。她还是昨天的打扮，只是把散披的头发扎成了一条独辫。在她边上还靠着一把红伞。出租车在她对面停下，我匆匆跑过马路，我说：你等久了吧？没想到杭州居然有这么大。
她说：你在北京待久了，上哪儿都觉小。说完，她就买下了那份刊物。等我们走进西湖的大门，她又把刚买的这份刊物送给了收门票的姑娘。我就问：你不是才买的吗？
她说：我已经把它看完了。不买觉得不好。
我说：你是个仔细的人。
这时她问了我：你喜欢杭州这个城市吗？
我说：我喜欢西湖。
你还能住上几天？
这倒没什么约束。会议完了，如果我还想住，就住到朋友那里。是男朋友。
她就笑了。她说：你也是个仔细的人。
我倒有些尴尬了。我说：确实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开了个不错的酒吧，叫金萨克。
我常去金萨克的。
要不，晚上我们就去那儿？
这才上午，你把晚上就安排了？
气氛是轻松而愉快的。我们这个上午就这么随意交谈着，说到哪算哪，不像昨天那么公事公办一本正经了。和一个漂亮的女人这样进行明朗的谈话，对我已是久违。这种感觉很好，好就好在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这种交谈的意义不在于沟通，而在于欣赏。我想这就够了。你不妨把它看作某次的列车旅行，至少是消除了寂寞。可是，我来的时候并不是这么想的。我是来赴一次约会的，是进一步的接触。这样一想，我便生出了一点感伤了。我不知道肖航的心思，或许她本来就把这个举动看得很平常，就像宴席上对客人敬一杯酒，只是一种礼仪的需要。这种感觉与我的年纪不很相称。我都四十出头了，却还一如既往地幻想着花前月下。
这片微缩塔林还在。每次逛西湖，我都对这片人造景观产生关注。这倒不是因为它造得怎么好，而是这里有水市的那座振风塔的模型，它让我记起一个叫韦青的女人。今天是1999年的3月2日，但我对1982年12月20日的那一天记得很清楚。那也是个阳光失踪的日子，我们去登振风塔。几天后，我们在一起过了圣诞节。那个忧伤而寒冷的夜晚多少年来是我记忆中的一块石头。韦青也该有四十了，我无法想出四十岁的韦青的形象来，我只祈祷她过得好。时间如同流水，不经意就过去了十六年。那个时候我们多么年轻。现在我和这个叫肖航的女人一起游西湖，就像戴着手套与人握手，总有种隔膜的感觉。这么一想，我对西湖的印象即刻就淡了，还是找个什么地方去喝茶的好。
后来我们就去了西湖边上的一家茶楼。芳香的乌龙茶很对我的口味，但对那种烦琐的炮制过程感到厌倦。我告诉服务小姐，我这儿没事，她可以去照应别的台子。然后我对肖航说，我要是住在杭州，一定会常到这样的茶楼上来坐坐的。
肖航说：所有的人都会这么说。但是真住下了，就很少光顾了。你决定了吗？
决定？
决定什么时候走呀。
走很简单。
还是回北京吗？
不，回犁城。从杭州到犁城有直达的火车。
你不是刚从家里出来吗？
反正目前在北京也还是闲着。
那就在杭州多住几天吧。你不是说想去绍兴看看鲁迅的故居吗？我陪你去。
方便吗？
人是我自己的，有什么不方便？我本来就和电视台是临时签约关系。
我想我真是老了，话说得这么蠢。但那一刻我内心真是很高兴，我觉得自己至少没有让这位年轻貌美的女人厌倦，这在1999年，便是对我很大的赏赐了。我们兴致勃勃地喝着茶，谈论的话题也变得宽泛起来。我们谈到了去年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人生》和时下的巴尔干战局。我说Life is beautiful译成“美丽人生”不准确，准确的译法应该叫“生命美丽”。人生与生命不是一个意思，我这样说道，人生过于抽象，而生命是具体的。至于科索沃，那不是我们能关心的事。他们要打就让他打吧。这个世界实际上从“二战”结束后就没有过一天的太平。这时，她的手机响了。我能听见对方是个男声，就借故去了洗手间。
但是，当我从洗手间出来时，我突然吓了一跳——
我看见了玻璃门上闪现出一个红色的身影。是那个我几乎忘记的北京姑娘王珏！
这是个幻觉，但又如此地清晰。我没有把它说给肖航了。
——1999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