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扬州宽阔的石塔路的中心，矗立着一座千年石塔。从前这里还有一座僧院，名叫惠昭寺。如今寺院已经荡然无存，可是一段与寺院有关的文坛轶话，却从唐代一直流传到现在。
王播年轻时贫无所依，寄食惠昭寺，靠那里的和尚供养。每当听到吃饭的钟声响了，他便溜到寺院饭堂，跟和尚一道用饭。日子长了，和尚们有点讨厌他。有一次，故意先吃饭后敲钟，让他扑了个空。
这对王播的刺激是很大的，于是，他怫然离开了惠昭寺。后来，他中了贞元年间的进士，当了盐铁转运使，不久又出任淮南节度使，开府扬州。惠昭寺的和尚们得知这个消息，心情很是紧张，为了讨好王播，特地将他当年题在壁上尘封已久的诗，用碧纱笼罩起来，以示尊重。王播回到扬州，重游旧院，发现这种情事，不禁感慨万端，便提笔写了《题惠昭寺木兰院》七言绝句二首：
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诗中谈到，阇黎（和尚）饭后敲钟，使他特别难堪，一气之下，断然出走，忽忽二十年过去了。“尘扑面”、“碧纱笼”，说的是诗，实际上正是写人，道尽了世态炎凉、人事沧桑之感。
人在未成名之前，其成就不易得到社会的承认；及至成了名人，有了地位，又会过蒙关怀，备受推崇。诗，还是旧日的诗，人也是“前度刘郎”，可是，随着地位的变化，立刻就“声价十倍”了。
我以为，对于和尚当日的厌烦情绪，包括“饭后敲钟”的不甚友善的做法，无须苛责。一个大活人，自己不长进，肩不担担，手不提篮，整天凑在一群僧人堆里跟着混饭吃，难怪人们下眼瞧他。相反，如果辩证地看，这对王播成才还有一种促进作用。“本事是逼出来的。”刺激，未始不是一种有效的推动力。
问题倒是在于，王播的诗才当日必然已经显露，可是，却没有任何人予以重视，对壁上的题诗大概也没有谁肯去看上一眼。这，当然不是因为诗无足观，只是由于作者门第寒微、地位卑下而已。自古有言：“最难名世白衣诗”呀。
就此，我倒想起了发生在扬州的另一桩文坛轶事：
北宋的晏殊，当过一朝宰相，又是一位出色的词家兼著名诗人。在他当政时期，引用了一大批贤能的人，像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有一次，游览扬州的大明寺，发现壁上题诗很多，便让随从给他一一诵读，但“戒其勿言爵里姓名”。就是说，只看诗作水平，而不以门第、名位论其高下。直到遇见佳作，才询问作者的情况，结果，发现了诗才出众的王淇。当即请他来衙署一见，并招待饭食，然后把他由县主簿提拔为开封府推事，直至两浙、淮南转运使。这种做法，一时传为美谈。
还有一层。你们那些和尚，既然已经怠慢了那位专吃闲饭的，也就罢了；有什么必要，当这位“王大官僚”开府扬州时，非要用碧纱笼诗，以故意讨好呢？如果说，“饭后敲钟”还可以略迹原情的话，那么，这种“碧纱笼诗”的举动，就有些俗不可耐，令人作呕了。假如起苏季子于地下，让他问上一句：“何前倨而后卑也？”你们该如何作答呀？
王播这个人入仕多年，官声并不怎么好。不过，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还算得当。除了写下两首诗发了一番感慨之外，没听说他对这种“睚眦之怨”采取什么报复行动。看来，和尚们是过虑了。当然，对王播的做法，也有人很不以为然。比如，宋代著名文学家、大诗人苏东坡，就曾写过一首题为《石塔寺》的诗，对王播展开了尖锐的批评：
饥眼眩西东，诗肠忘早晏。虽知灯是火，不悟钟非饭。山僧异漂母，但可供一莞。胡为二十年，记忆作此讪！斋厨养若人，无益祗遗患。乃知饭后钟，阇黎盖具眼。
诗的大意是说，当日王播，只顾闷头作诗，弄得目眩神迷，忘记了时间的早晚，错过了饭时。山僧缺乏向韩信施食的漂母那样的识度，但是，那种饭后敲钟的“恶作剧”，却也是堪可供人莞尔一笑的。对于这样一件区区小事，身为“节度使”大员的王播，二十年后又何必重提呢！看来，这个人真不怎么样，那些和尚，你别说，还真是挺有眼光哩。
苏东坡喜欢作翻案文字，录此，或可有助于增添情趣，扩展思路。
（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