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诸荣会先生与我为忘年交，尽管彼此至今尚无一面之雅，但缪斯女神已经把两人牵到了一起，相知相重，还是很投缘的。他的散文新作《风景旧曾谙》近将付梓，嘱余作序；虽然自认并非理想的人选，但“却之不恭”，还是勉强从命了。
序言，作为批评的一种形式，向来是难于撰写的。前人讲，应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换言之，就是既能体会，又能超脱。能“入内”、能体会，方能身在局中，备知甘苦；能“出外”，能超脱，始可思路开阔，公允客观。作序的理想境界是能够慧眼识珠，善于发现与挖掘作品中的蕴涵，富有创造性与想象力。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它不应该是穿红袍的君主”，而是能够“迸发出想象的火花”，“给一部作品、一本书带来生命”。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也许只有他那样当代思想界的巨擘才能做到。我们还是“卑之无甚高论”，立足实际，从书稿中理出一点头绪，先于读者陈述一些个人见解，力求能起到一点引导作用；如果再进一步，能够跳出文本，从文化的维度上就一两个话题谈一谈，就大致可以交差了。
白傅为诗，泪花满颊，为其心系民生疾苦者多；而《忆江南》一词，无论是“花红似火”、“水碧于蓝”，还是“月中寻桂”、“枕上观潮”，则主要着眼于眼前风景。当然，按照泰特罗教授的说法，“自然行迹”、“自然景观”，也是一种阅读对象，同样也是一种“人文话语”。而荣会先生“旧曾谙”的“风景”，却并非、或者说主要不是自然景色，而是人文风景线，纵令有花有月，也是“人化”了的自然。其间蕴涵着诗性，史眼，哲思。“诗性”也者，指其行文空灵、飘洒，有些像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雨中春树万人家”；而文笔委宛缠绵，旁行斜出，别有一番情致。“史眼”寓于故实、人物的辨析与品鉴之中，写到历史人物时并不滞留于流行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的评判，而是把他们还原成一个现实、复杂的、多侧面存在的人，将视点聚焦在他们现实生存背景下心理发展的逻辑上。读者可以从中体验人生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获取一种新的感悟。“哲思”在这里体现为一种深度追求。历史是通过发现而存在的。通过展现这些人物不同的生命意识、生存方式以及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获得的生存状态、生命体验，达到对人性、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度思考。
当然，这是就创作特色而言；而诗、思、史结合的完美实现，绝非易事。我们一般的写作者，只能作为一个心仪的目标，奋力地加以实践。有一点，我认为至关重要，就是列夫·舍斯托夫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提出的，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掌握“第二视力”，凭借“第二视力”的思想之光，照亮“对象—题材”，闪现出审美的绚烂。他说，与“第一视力”（天然眼睛）不同，“第二视力”是有别于他人的作家自己独具的眼光—视力。这“第二视力”可称为“文化的眼睛”——“文化视力”。在中国，有个传统的说法，叫作“独具只眼，别有会心”。
通读这部散文集，包括作家另外那本《风生白下》，我觉得荣会先生具有比较明显的“文体意识”和“工程意识”。论者以为，他的这些散文“在解读历史的同时，着意揭示作者对于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其意旨不是简单地从一堆史料中再现过去，而是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它对现实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作者不仅以一种独特的审美眼光和审美情趣，对江南的一些地域暗符式的物象、人事进行了新的文化意义的开掘，而且还以此为出发点，仰观俯察，将古往今来这些虽属于江南的物象、人事，放置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坐标中，进行一番新的文化定位和现实观照”。其“笔墨纵横而又不失细致，诗意滂沛而又不失犀利”。这些，都表述了他的比较鲜明的文体风格。
所谓“工程意识”，是指作家在取材上、结构上表现出一定的计划性，裒为一体，自成格局，而不是临时凑泊，零打碎敲。这在荣会的散文集中表现得也较为明显。它和“文体意识”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应该说，这是一个作家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统观中外古今，一切卓然有成的大家，无不具有鲜明的“工程意识”。鲁迅的《朝花夕拾》写自己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十篇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在《莽原》刊发时总题叫作《旧事重提》，出书时名为《朝花夕拾》。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金蔷薇》，都是关于作家艺术家精神劳动的札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组记述重要历史事件、历史时刻的传记作品，同样体现了这种“工程意识”。他在序言中说：“一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系于唯一的一个日期，唯一的一个小时，常常还只系于一分钟，这样的一些戏剧性的时刻，命运攸关的时刻。”他在这部书中，就是记述了“若干这类星光璀璨的时辰”。
这种工程性写作的完成，决定于多种因素。首先，作家的特殊经历，他的文化视野、生活经验、命运抉择等，为其构建工程性作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次，作家成型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叙事方略、结构艺术，为其集中而系统的创作构想奠定了基础；其三，成熟作家的作品，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特别是驾驭语言方面，都是独具特色的。
同荣会先生一样，对于江南风景，我也是“旧曾谙”的。虽然生活在“铁马秋风塞北”，但对于“杏花春雨江南”并不陌生，并不感到隔膜，甚至情有独钟。对于江南的感受，首先来自诗古文辞，从小就会背诵“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名句，还有连篇累牍的诗词。所获取的印象，是唯美的、诗化的。读过史书之后，又有了“吴王金戈越王剑”、六朝金粉、酒色亡国、“江南妩媚雌了男儿”等政治概念，“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的经济概念，南朝人物通脱放达、诗酒风流的思想文化概念。而在看过一些文人的笔记，像《梦粱录》、《癸辛杂识》、《武林旧事》等，又从江南的都市文化中，懂得了生活方式与隶属于它的思想观念有着微妙、紧密的联系，认知了风俗习惯、生活细节、心理特征、个性类型对于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而这一切一切，恰恰是未曾见诸所谓“正史”的。我还特意找出马可·波罗的记述，加以比较对照，互相认证。这样，就深入到了生活底层，对于江南的认识算是又进了一步。最后，就是从黄裳先生的《花步集》、《金陵杂记》、《晚春的行旅》，还有荣会先生的几部散文集中，读到了历史记载背后的诸多细节、轶闻趣事，感知了作家的灵心慧悟、审美情操，从而大大开阔了视野，为江南文化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文化散文确是有其文化史意义的。
在散文创作中，荣会先生围绕着江南文化这一母题，选取丰富的素材和个人独特的视角，整合、提炼、升华了历史故实，用以表述飞扬的意绪、审美的情思。人文精神是这部作品的灵魂，是随处可触可感的内在生命。应该说，用这种文笔来描绘源远流长、意蕴深厚、独具特色的江南文化图谱，是十分恰当的。显而易见，它带给广大读者的是一种厚重感、鲜活感、愉悦感。
是为序。
王充闾
2009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