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田丹寄来了她的诗文合集《你是我生命中的一束阳光》，这是一位长期工作在基础语文教育第一线的老师真切的文学体验记录，翻阅这些质朴而充满人生真情的文字，我不觉想起了自己的文学历程，很愿意在这里写出来，与田丹共勉。
我属于“六十年代”的人，这种出身先天性地将我与荒芜与空虚联系了起来。孩提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文学经典，我的极其有限的阅读只能来自那些同样荒芜的语文课本和连环画。直到今天，我还对那些来自“书香门第”的作家学人心生艳羡。九十年代中期，身居台湾的伯父第一次跨越海峡，带来关于我早已不在人世的祖父的近半个世纪的消息，我才知道原来我家族的先辈早在40年代就撰写过《中国诗歌史》，晚年又有《金刚经解说》，不过，这迟到的信息已无法弥补我童年的遗憾，只能给人某些缅想的线索而已。六十年代，那样的荒芜属于整个国家。
荒芜时代的些许色彩当然就格外重要了。感谢我小学时代的政治老师，一位从来不讲政治话题而把课堂变成小说连播的老太太，《三探红鱼洞》的阶级斗争主题远远不能掩饰其中的奇异的想象；感谢我的二舅，一位优秀的数学教师，同样拥有杰出的故事讲述才能的天才，《西游记》与《封神榜》的幻想世界足以令人着迷；80年代初的应试教育，没有“文学”只有“课文”，幸好还有“作文”来延续我刚刚被激发的幻想。我最早发表的文字也不是“文学”而是一些数学题的证明问题，但我最终没有沿着二舅的数学道路走下去，因为高中文科班的相对轻松的学习方式和文学环境似乎让我找到了更为适应的氛围。
真正深入文学的世界是大学本科以后的事情了。有一天我突然对新诗入了迷，在图书馆里读着一本又一本的现代诗集，甚至自己也开始在纸上涂抹起来。在这期间，谢冕先生应蓝棣之老师之请来北师大演讲，那带着“朦胧诗论争”岁月所特有的情绪和在此以后蓝棣之老师同样富有情绪感染力的“现代诗”选修课更是大大地增强了我对诗歌的兴趣。不过，此时此刻的诗歌与文学之于我完全是情智的连通，一切与“学术”无关。现在想来，这种较长时间的自由幻想与自由情感的历史倒是与当今某些功利主义的教育拉开了距离，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情感体验”的意义，难道不是一种幸运，甚至一种财富？
我的“学术”之路的开启缘自王富仁教授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那篇著名的《呐喊彷徨综论》。80年代震动中国学界的这篇宏论曾经掀起了怎样的思想风潮！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晚在图书馆阅读《文学评论》之时的那份不可遏制的激动。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一种真真切切的极具思想力度的“学术”的逻辑，哦，原来，真正的“学术”也可以像诗歌一样动人心魄！几个月之后，我鼓足勇气，将自己的处女作《论〈伤逝〉与现代世界的悲哀》呈到了王老师面前，一年之后，更将一篇三万字的长文《论中国现代新诗的进程》送到了《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信老师的手中。这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名作欣赏》与《文学评论》上，我也从此宿命般地走上了文学研究的“学术”之路，而且始终都兼有两个方向：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问题以及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问题，但无论是哪一个方面的学术思考都再难脱离“文学体验”的基础，而且越是到后来我越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我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研究最初是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进入的，这里显然昭示了80年代宏大叙事的影响。不过，我自己倒是比较偏爱那些关于个体诗人和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在关于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卞之琳、何其芳、戴望舒、艾青、绿原、穆旦、梁宗岱等人的研究中，我都努力通过自己的文学感受提出一些与过去迥然有异的看法：郭沫若的内在矛盾，徐志摩的重构古典情趣，李金发的心态扭曲，卞之琳的中国式理性，戴望舒的世纪病，艾青的叛逆，绿原的童真，穆旦的反传统姿态，梁宗岱宗教意识的限度，等等。
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某些“文抄公”们的自毁声誉的行径，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被许多人看成是一件简单而没有多大意义的工作，文学的研究也越来越与这些“低层次”的阅读活动无关。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些文学批评，它们的整个思想框架显然是直接取自另外一个更为宏大的思想系统，仿佛是为了证明这种思想的合理性，文学作品被随手拈来当作了“例证”。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于，如果文学批评、学术研究的“思想”不是从作品内“蒸发”而出，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最终与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没有关系，那么这样的“学术”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其实，批评家的意义正在于他能对文学作品提出与众不同的独特感受，“思想”也就是对“感觉”的升华。当然，纯思想的探索自有其价值，问题在于所谓的“纯思想”并不是我们所误解的纯粹逻辑层面上的推导，它实际上依然是思想家对世界的新鲜的独特的“感受”的结果，只不过由于他所感受的对象本身的某种宏观性、抽象性而使得这些的描述方式也呈现出了某些更为抽象的理性样式，尽管如此，这与那种纯粹逻辑层面上的语言游戏依然具有根本的差异。
我坚持认为，文学作品的鉴赏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低层次”的活动，它恰恰就是所有文学研究的最坚实的基础。基于这样的观念，我们一向重视文学阅读和鉴赏，不仅在诗歌研究之外主编了《中国现代诗歌欣赏》一书，集中总结了一系列鉴赏的心得，在国内同类书籍中，自认为这是相当有特色的一本；多年来，但凡有师友“拉差”参加“鉴赏”书的编写，我大多是不曾拒绝的，王富仁老师主编《闻一多名作欣赏》，我主动承担了近十五万字的文字任务，此外，还曾与段从学兄合著过《穆旦诗歌鉴赏》，可惜因为出版社方面的原因，已经完成的书稿一直搁浅至今。正是这样细致的文学阅读给了我比较丰富的艺术体验，推动我走进了一个又一个文学家的精神世界，我认为这才是学术研究的最“基本”的财富。
关于鲁迅特别是《故事新编》的阅读是我最难忘的经历。那是1989年的深秋，我所在大学的积极的“支教”运动将我输送到了四川渠县一个不通公路的乡村。每天晚上，我都蜷缩在一张窄小的课桌前阅读鲁迅。外面是深深的夜影，鲁迅作品是那所乡村学校里最容易找到的可借阅书籍，在经历了那一年燥热的春夏之后，文学与人生的“互训”有着怎样一种铭心刻骨的记忆啊！在我的遭遇与《故事新编》的图景，还有鲁迅的忧愤反讽之间，生命的联系似乎无须太多的解释和说明。一篇又一篇的阅读之后，我记录下了我一次又一次的心动。在为浓密的夜色所包裹的灯光下，我曾经将这些阅读的体验低吟给身边新识的朋友，然后在第二天走半小时的田间土路再搭船渡过洲河，通过小镇邮局寄往北京的《鲁迅研究月刊》。没有E-mail的年代，空间的距离令人怅惘，令人孤独，但也给人诸多反观自我的机会，没有电脑快速打字的年代，每一笔文字的刻画都仿佛凝结着人生的见证。文学如何让我们体验人生，人生又如何需要文学的拥抱，二十年之后的今天，依然记忆犹新！
尊重自己的文学感受，将学术纳入生命体验的过程之中，我们才能有所质疑，有所创立。在“现代性”研究铺天盖地而来，几乎占据现代文学大半个天空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自己的警惕，《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便来自我返回中国文学自身场景的真切感受，《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也试图更为具体地展示文学体验之于学术研究的有效性。未来的思考还可以延伸得更远。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这些理所当然的历史命名方式：“二十世纪”毕竟结束，正在展开的“二十一世纪”是否就与“二十世纪”迥然不同了？我们是否又到了重新命名的时候？有人试图以“现代”一统江湖，将“现代文学”的称谓延续到今天，统称“中国现代文学”或“现代中国文学”，但新的问题恐怕是：“现代”是不是一个可以无限继续下去的概念？而且，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与文学发展过程中，显然存在着并不一致的文化格局、思想状况与艺术趣味，我们又如何更准确地描绘出它们的差异，甄别其个性呢？先秦——两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固有的记时模式是否还有它特殊的效果？我们还能不能在回到自身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重新辨析自己的命运？我正在致力的“国家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命名”思考显然更需要完整深入的文学体验。
以上说的都是“文学”，那么，真切的感受和体验，对我们的更大的人生还有作用吗？显然，这些“灵虚”的沉淀尚不足以结束现实的“蜗居”，构建生存的高楼大厦，也不能够直接转化为“金榜题名”或者“光宗耀祖”的能力，更无力包揽民生的改进和制度的创新，社会和我们的思想都最终需要一种“综合性的处理”。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感受和体验是让我们恢复基本的触觉，从而学会“辨认”世界、“把握”人生的第一步。我想起了中国诗人穆旦的《被围者》：
这是什么地方？时间每一秒白热而不能等待，堕下来成了你不要的形状。
天空的流星和水，那灿烂的焦躁，到这里就成了今天一片沙砾。
我们终于看见过去的都已来就范，所有的暂时相结起来是这平庸的永远。
“包围”“围困”是既有的社会环境对初生的生命的一种同化方式，在始终强大的环境中，“被围”的我们注定了陷落的命运，向权力低头，对秩序妥协，在平庸中满足，磨损的是理想，消亡的是信仰，增长的是狡黠，而所有这一切改变的展开，都无不以麻木的我们原本敏锐的感受为前提，不甘于平庸，不蜷缩于被围，这就需要复活我们的感知，提取我们真切的体验，犹如鲁迅当年在S会馆对话金心异：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所忧虑的是感受复活了，却未必真能从“被围”中脱身，“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而金心异却还在守望着“希望”，因为像他那样的“新青年”还不愿意否定“突围”的可能，1945年的穆旦也具有这样的“新青年”气质：
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
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
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
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
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泥土
才会来骚扰，也许更寒冷，
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
我们消失，乃有一片“无人地带”。
穆旦宁可以自我的牺牲来造成“包围圈”（圆）裂隙，这可谓是一种悲壮的突围，即便不是“我”也一定有未来的“他们”完成最后的突围。
想到这些文字，我不禁也对自己的人生多了一分遐想，也多了一分希望，也许，还多了一点力量。
田丹是我指导的研究生，过去只知道她是一位有责任感的语文老师，今天看了这些文字，才知道她一直对文学怀有持续的梦想，我想这大概就是她成功从事语文教育的内在动力吧！与田丹一样，我也是一名语文工作者，在高校任教已经将近30年了。无论中学还是大学，纯粹的教育工作难免会将我们的生活固定化、模式化，逐渐地，我们就习惯了在某种思维甚至语言套路中生活，严格说来，这是相当有害的，就是这种“模式”会带领我们慢慢脱离真实的生命体验，将“工作”固化为一种惯性的行为，没有快乐，没有激情，也最终没有了创造。唯一幸运的是，我们毕竟还是“语文老师”，天然地与“文学”还保持了或远或近的联系，青少年时代的“文学梦”还没有离我们远去，那么，尽可能地保存一颗“文学之心”，在阅读、写作或者回忆中充实自己，是我们能够自我克服、自我超越的一条道路，正因为如此，我愿意和田丹分享自己的文学历程，也希望能够和广大读者一起分享田丹的文学历程。
2016年8月于峨眉半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