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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没有安定过。我们想出面参与、观察、研究、理解、分析、作证，尤其是相爱。警察无情的鸣笛、检查站、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被杀死的人，都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线上的一些标志。几个星期，几个月，第一年，然后是一年半，总是从佛罗伦萨的那个夜里，我进到尼诺的房间开始算起。我们说，从那时候起，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称之为“真正的生活”，即使每天面对可怕的场景，那种神奇的感觉也没有散去。
阿尔多·莫罗被绑架之后的那几天，我们在罗马。尼诺在罗马推广他在那不勒斯的一位同事写的一本关于南方政治地理的书，我去和他团聚。关于那本书，大家都没说什么，但在场的人一直在讨论天主教民主党主席被绑架的事情。有一部分听众开始骚动，我非常害怕，这时候尼诺说，正是莫罗政府给国家抹黑，暴露出了国家最糟糕的一面，给“红色旅”恐怖集团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当时他掩盖对他的政党不利的一些事实，放过了那些腐败分子，而是把天主教民主党等同于国家，让自己的政党免于所有惩罚和起诉。他最后总结说，要捍卫国家机构，并不需要暗箱操作，而是要使一切变得透明，不回避任何事情，也需要提高效率，使正义能够得到伸张，人们的良心是无愧的。我看到，尼诺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一有机会，我就把他拉开了。我们藏身于爱情，就像那是一道刀枪不入的盔甲。
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后来又有一次，我也遇到了麻烦，有一天晚上在费拉拉，当时阿尔多·莫罗的尸体已经被找到了一个月了。我不小心说漏嘴，我说，那些绑架他的人都是凶手。我的那些听众希望我斟酌用词，按照极左派的措辞来讲话，我一直都很小心，但通常我都会变得很激动，我会说出一些不经过大脑过滤的话。“凶手”这个词，对于在场的听众来说很刺耳。“法西斯才是凶手！”他们是这样批评、攻击和嘲笑我的。我不说话了，忽然间失去人们的支持和认同，我是多么难受啊！我失去了信心，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出发点，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小女人，在政治上我很无能，对于这类事情最好不要开口。有一段时间，我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出现。假如杀死了一个人，那杀人的人不是凶手吗？那天晚上不欢而散，尼诺几乎要和一个坐在大厅后面的人打起来了。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我们俩是一心的。事情就是这样：假如我们俩在一起，没有任何批评能伤害到我们，我们反倒会变得很骄傲，我们的观点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都没有意义。我们一起去吃饭，享受美食、红酒和性爱，我们只想紧紧拥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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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年末，第一盆凉水迎面浇了下来，当然是莉拉对我泼的凉水。从十月中旬起发生了一系列让我很难受的事儿，到莉拉那里达到了最高峰。第一件事情是，一天彼得罗从大学下班回家的路上，被几个男孩子打了。红头发？黑头发？没人知道。他们蒙着脸，手里拿着棒子。我急忙跑到医院去看他，我确信他会比往常更消沉。但是，尽管他的头被包着，一只眼睛乌青，但他很愉快。他很和气地接待了我，很快就忘记了我的存在，他和几个学生聊得热火朝天，在这些学生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后来大部分学生走了，那个女生坐在他的床边上，拉着他的一只手。她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高领T恤，一条蓝色的迷你裙，黑发一直垂到腰上。我对她很客气，问了她的学习情况。她说，再考两门，她就可以毕业了，但她已经开始写论文了，写的是古罗马诗人卡图鲁斯。她很出色，彼得罗这么赞扬她说。她的名字叫多莉娅娜，我离开时，她一直握着彼得罗的手，帮他整理枕头。
当天晚上，在佛罗伦萨家里，我婆婆带着黛黛和艾尔莎出现了。我跟她提到了那个姑娘，她很满意地微笑了，她知道儿子的新恋情。她说：“你离开他了，还指望着什么？”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医院。黛黛和艾尔莎马上就被多莉娅娜的手镯和项链吸引了过去，基本没有专注她们的父亲和我，一直在院子里和多莉娅娜还有她们的奶奶玩儿。我想，现在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我和彼得罗很小心地相互试探。在他被打之前，他去看孩子的次数已经减少了很多，现在我明白是为什么了。我问了那个女生的情况，他用自己的方式谈到了那个姑娘，语气充满了深情。我问：“她会和你一起生活吗？”他说，这还为时尚早，他还不知道，但有可能会的。我说：“我们要谈谈孩子的问题。”他表示同意。一有机会，我就和阿黛尔说明了这个新情况，她以为我会抱怨，但我跟她说，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很好，我的问题是两个女儿。
“也就是说？”她很警惕地问我。
“到目前为止，出于需要，我把她们都放在你那儿，我想，彼得罗也需要时间调整，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有了自己的生活，我也有权过一种稳定的生活。”
“你打算怎么办？”
“我会在那不勒斯租一套房子，会和我女儿搬到那里去住。”
我们吵得不可开交。她非常爱两个孩子，不放心把孩子交给我。她说我太专注自己的事儿了，根本就照顾不过来。她说，家里有两个女孩子，然后让一个外人——她说的是尼诺，来家里，这是一件很不慎重的事情。最后，她强调说，她不会让两个孙女在一个像那不勒斯那样混乱的城市生活。我们吵得很凶，什么话都说出来了。她提到了我母亲，她儿子应该跟她讲了在佛罗伦萨家里上演的那一幕。
“你出差时会把两个孩子留给我，怎么不留给她呢？”
“我想留给谁就留给谁。”
“我不希望黛黛和艾尔莎和这些不理性，经常会失控的人接触。”
我回答她说：
“这么多年里，我一直觉得，你是我想要的那种母亲，但我错了，我母亲要比你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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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对彼得罗提出我要把两个女儿带走。很明显，他很为难，但为了能多和多莉娅娜待在一起，他愿意作出任何让步。我去那不勒斯和尼诺谈这件事情，我不想在电话里谈论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把我带到了多莫路上的那套房子，现在，我们通常都是去那里。尽管每次都有一种仓促的感觉，那里破旧的床单让我有些厌烦，但我知道他一直住在那里，那是他的家，见到他很幸福，所以我总是心甘情愿地去找他。我对他说，我已经想好了，要和两个女儿搬回那不勒斯居住。他表现得十分惊喜，我们庆祝了一下，他说要尽快给我们找一套房子，他想承担找房子的责任。
我松了一口气，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四处奔波、悲喜交集的生活，现在是消停的时候了。我有了一点儿钱，彼得罗也会给我孩子的抚养费，而且我正要签一本报酬丰厚的新书。除此之外，我终于感觉自己成熟了，地位越来越高，我以新身份回到那不勒斯，这对我的工作可能会是一个激励和促进。尤其是，我要和尼诺生活在一起，和他一起散步，会见他的朋友，进行交谈，晚上参加很多文化活动是多么美好的事儿。我想租一套明亮的房子，可以看到大海，这样两个女儿就不会怀念热内亚的舒适生活。
我避免给莉拉打电话，我没告诉她我的决定。我很肯定，她一定会强行掺和进来，介入我的生活，我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我给卡门打了电话，在那些年，我和她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关系。为了让她高兴，我和娜迪亚的哥哥阿尔曼多见面了，我发现，他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医生，也是无产阶级民主党的一个要人。他充满敬意地接待了我，他赞扬了我最近写的那本书，并邀请我去城里的某个地方，和读者谈论这本书。他把我拉到了一个有很多人收听的电台，那是他自己建立的一个电台，在一个异常凌乱的地方，他对我进行了采访。但是，我打听他妹妹时，他变得遮遮掩掩，他把我的询问称为“持之以恒的兴趣”。他说，娜迪亚现在很好，她和母亲一起去远方旅行了，没有别的。关于帕斯卡莱，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感兴趣。“像他那样的人，”阿尔曼多强调说，“是这伟大政治阶段的毁灭者。”
在卡门跟前，我非常委婉地谈到了这次会面，很明显，她还是很难过，那是一种沉重的难过。这让我每次去那不勒斯时，都会去看她，从她身上，我能感觉到一种我可以理解的不安。帕斯卡莱是我们的帕斯卡莱，无论他做过什么，我们都很爱他，或者说，无论人们认为他做了什么，我们都爱他。关于他，我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非常模糊：我们在城区图书馆相遇的那次，在马尔蒂里广场上打架的那次，他开车带着我去看莉拉的那次，还有他和娜迪亚出现在佛罗伦萨的家里。我对卡门的记忆要更清晰一些，她孩童时代的痛苦——警察抓走她父亲的场景，我记得很清楚——现在加上了她对哥哥的忧虑，她一直在操心着哥哥的命运。假如之前我们只是孩童时代的朋友，因为莉拉的缘故，她成了卡拉奇家的新肉食店的售货员，现在她是我很愿意见面、很在意的一个人。
我们在多莫街上的一家酒吧里见面，那地方很黑，我们坐在对着街道的门边儿。我跟她详细说了我的计划，我知道，她会告诉莉拉的。我想，这也没什么问题。卡门穿着黑色的衣服，满脸沉重，她一声不吭地听我讲，中间没打断我。我感觉我的一切都很轻浮：我穿的体面衣服、尼诺，还有想生活在一栋漂亮房子里的愿望。最后她看了一下表，对我宣布说：
“莉娜马上就要过来了。”
我有些不安，我约的是她，而不是莉拉。这时候，我也看了看手表说：
“我要走了。”
“等一下，她过五分钟就来了。”
她满怀温情和感激，说起了我们的朋友莉拉对大家的照顾。莉拉关心所有人：她父母、她哥哥，甚至是斯特凡诺。莉拉帮安东尼奥找了一套房子，她和安东尼奥的德国妻子成了好朋友。莉拉想开一家自己的计算机公司。莉拉很诚实、有钱、慷慨，假如你有困难的话，她就会拿钱出来。莉拉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帕斯卡莱。“啊，是的，莱农！”她说，“你们一直都那么要好，那么息息相通，真是太幸运了，我从小就很嫉妒你们俩。”我感觉，我在她的声音、语气和手势里，都看到了莉拉对她的影响。我想到了阿方索，我想起来，我当时看到他——一个大男人，连轮廓都和莉拉相似时的震撼。整个城区都向她看齐，她现在又成了一种风潮了吗？
“我要走了。”我说。
“再等一下，莉拉要跟你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你告诉我就好了。”
“不，这是她的事儿。”
我在那儿等着，但我越来越不耐烦了。最后莉拉终于来了，这次她对于自己的外表很重视，不像在阿米迪欧广场上那次那么不修边幅。我发现，假如她愿意的话，她会变得非常漂亮。她感叹了一句：
“看来你已经决定了，要回那不勒斯生活。”
“是的。”
“你跟卡门说了，却不跟我说？”
“我知道她会告诉你的。”
“你父母知道么？”
“不知道。”
“埃莉莎呢？”
“也不知道。”
“你母亲病了。”
“她怎么了？”
“咳嗽，但她不愿意去看医生。”
我坐在凳子上，有些不安，我又开始看表。
“卡门跟我说，你要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说来听听。”
“我让安东尼奥跟踪了尼诺。”
我惊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怎么个跟踪法？”
“就是看看他每天都在做什么。”
“为什么？”
“我是为了你好。”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莉拉看了一眼卡门，想获得她的支持，然后她看着我说：
“假如你是这个态度，那就别说了，我不希望你又生气。”
“我不生气，你快点儿说。”
她盯着我的眼睛，用意大利语言简意赅地说尼诺从来都没离开他妻子，他还是继续和她还有他们的儿子一起生活。作为奖赏，这两天，他开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机构做头儿，这个机构是他丈人的银行赞助的，他丈人是那家银行的行长。
最后，她严肃地问我：
“你知道这事儿吗？”
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
“假如你不相信我说的，我们现在可以去找他，你会看到，在他面前我也会说一样的话，一字一句都不差，就像现在我告诉你的。”
我摆了摆手，就是想让她明白，没这个必要。
“我相信你。”我小声说，为了回避她的眼睛，我看着门外的街道。
这时候，卡门的声音听起来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她说：“假如你们去找尼诺，我也要去，我们三个会把事情说清楚，会让他无话可说。”我感觉她在轻轻触碰我的胳膊，就好像为了引起我的关注。从小，我们一起在教堂旁边的小公园里看照片小说，我们对陷于困境的女主角深怀同情。她内心一定和那时候一样坚定，但现在她很严肃，那是一种真实的感情，不是对一种虚构的东西，而是对真实发生的事情产生的反应。莉拉一直都很鄙视我们看的那些小书，那时候她坐在我对面，她心里一定是怀着和卡门不一样的情感。我想象，她一定感到很满意，安东尼奥发现尼诺的虚伪行径时，他一定也是同样的感情。我看到莉拉和卡门交换了一下眼神，就好像她们要做一个决定，那是很漫长的一瞬。我在卡门的嘴唇上看到了这个字——不！同时，她还轻轻地摇了摇头，呼出来一口气。
什么不？
莉拉盯着我看，她的嘴半闭着。像通常一样，她在我的心上扎了一针，并不是让我的心脏停下来，而是让它跳得更快。她的眼睛眯着，眉头紧皱着，她等着我的反应。她希望我会叫喊，会哭泣，会对她说出我内心的话。但我轻声说：
“我不得不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