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回到佛罗伦萨后，我和彼得罗谈了离婚的事情，我们吵得不可开交。阿黛尔尽量保护两个孩子，她和两个孙女关在她的房间里。我们忽然意识到，在女儿面前，我们吵得不尽兴，没法尽情表达自己，吵不起来，我们就出去了，在街上接着相互咒骂。最后，彼得罗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非常气愤，我再也不想看见他或者听他的声音。我回到了家里，两个孩子都睡了，我看到阿黛尔坐在厨房里看书。我说：
“你看到他是怎么对我的？”
“那你呢？”
“我？”
“是的，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对他的，还有你之前是怎么对他的？”
我把她一个人撇在厨房里，摔上门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她语气里传递的那种鄙视让我很惊异，也让我很受伤，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对我表示出敌意。
第二天，我就动身去了法国，背负着沉重的内疚感和很多要读的书。在我走的时候，两个女儿不停地哭泣。我越是要集中注意力读书，就越是心乱：尼诺、彼得罗、我的两个女儿、卡门颂扬她哥哥的话、安东尼奥的话、阿方索的变化，都一起浮上我的心头。经过漫长的、让人精疲力竭的火车旅行，我最后到达了巴黎，脑子比任何时候都乱。但是，当我到达火车站，在站台那里，我就看到了出版社的那两位女士中比较年轻的那位，我的心情马上变得愉悦，我感到一阵喜悦，那是我和尼诺在蒙彼利埃品尝过的，一种视野拓宽的喜悦。但这次一切都要黯淡一些，没有宾馆，也没有古迹一样的大礼堂。那两位女士带着我在大小城市做巡回推广，每天都有一场旅行，每天晚上在书店，甚至是在私人的房子里，会组织一些辩论。至于吃饭睡觉，吃的是家里煮的饭，睡在一张小床上，有时候甚至是沙发上。
这场旅行让我非常疲惫，我越来越不注意自己的外表，我瘦了。但是，每天晚上我遇到的读者和编辑都很喜欢我，我在见面会的会场走来走去，用我匆忙学会和掌握的外语和他们进行讨论。我逐渐又采用了几年前我已经掌握的策略，就是我在推广第一本书时的表现：我很自然就把那些细小的个人经历，变成一种普遍的反思。每天晚上，我都能即兴提到我的个人体验。我谈到了我成长的环境，那里的贫穷和落后；我谈到男人和女人的愤怒；谈到了卡门，还有她和哥哥的关系，我认为，那些暴力事件一定不是帕斯卡莱做的。我谈到了从小我在我母亲以及其他女人身上，看到的家庭生活和生育最糟糕的一面，还有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我谈到了，出于对一个男人的爱，一个女人会肆意中伤别的女人，伤害孩子。我谈到了我和佛罗伦萨以及米兰的女性主义团体的艰难关系，我当时低估了它作为一种体验的重要性，现在我发现，通过参加那些活动，还有那些痛苦的讲述和反思，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谈到了我从小就一直想要掌握男性的思维方式。我感觉自己是男性捏造出来的女性，是他们通过想象构建的，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我说到了，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是一个男性，但他正在尽一切努力，展示自己女性的一面。
我经常提到我在索拉拉的鞋店里度过的那半小时，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事儿，也许这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起过莉拉。不知道为什么，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提到过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可能，我感觉到，她把我拖入了她和我们童年朋友的欲望里，但她没能力来描述她展示在我眼皮底下的东西。比如说，我忽然在阿方索身上看到的东西，她有没有看到？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排除了这种可能。她完全沉迷于城区的内部斗争，她也满足于这一点。我呢，在法国的那些天，我感觉自己身处一个纷乱的中心，但我有能力总结出这些事情的规律。这些想法，通过我那本小书的成功得到了印证，这有助于平息我对未来的忧虑，就好像我通过写出来的字，说出来的话能厘清的事情，在现实中也一定能厘清。我想，事情就是这样：夫妻关系会崩溃，家庭会解体，文化支柱也会塌陷，社会民主的任何协调和适应也不可靠，这时候，我和尼诺、他的孩子、我的孩子、工人阶级专政、女性，每样东西都显露出让人出乎预料的一面。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我四处走动，我看到了一种全面解构又重新组合的诱人前景。
同时，我总是匆匆忙忙给阿黛尔打电话，我和两个女儿说话，她们要么用单音节词回答我，要么总是重复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快到圣诞节时，我和两个编辑告别了，她们非常关心我的遭遇，不想放我走。她们看了我的第一本书，想重新出版那本书，出于这个目的，她们把我带到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的那家法国出版社，多年前，那本书在法国并没有成功。我有些羞怯地参与了那些讨论和协商，那两位女士支持我，她们和我不一样，她们很有战斗精神，懂得软硬兼施。通过米兰出版社的协调，他们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可以通过我现在的法国出版社——这两位女士的出版社再次出版。
我打电话给尼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他很热情。但是，说着说着，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悦。
“也许，你已经不需要我了。”他说。
“开玩笑？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拥抱你了。”
“你现在全心全意地忙你的事情，一点儿空间都没给我了。”
“你错了，因为你，我才写了这本书，因为你，我的脑子才清楚起来了。”
“那我们在那不勒斯见？或者在罗马也行，就现在，在圣诞节前。”
见面已经不可能了，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解决出版社的问题，我要回到两个女儿的身边。但我没办法抵抗尼诺的诱惑，我们最后决定在罗马见面，在一起几个小时也行。十二月二十三日早上，我坐卧铺，精疲力竭地到了罗马火车站，但我没看到尼诺，我有点担心，也很难过。当我正要坐火车去佛罗伦萨时，虽然那时候很冷，我看到他汗流浃背地出现了。他遇到了很多麻烦，但还是开车来了，因为坐火车的话，根本就赶不上。我们匆忙地吃了点东西，在距离火车站几步远的民族路上，我们开了一间房，两人马上关在房间里。我想在下午出发，但我没有心力离开他，于是我推迟到第二天出发。我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夜，醒来后很幸福。啊！在昏睡了一夜之后，伸出一条腿，碰到睡在床上的尼诺，他就在我身边，我真的很幸福。已经是圣诞节前一天了，我们出去买礼物。我的出发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向后延，他也一样。只有到了午后，我才拖着行李来到他的汽车前，我没办法和他分开。最后，他发动车子出发了，他的车子消失在车流里。我拖着箱子，很艰难地来到了共和国广场，然后到了火车站，但我迟到了几分钟，火车已经开走了。我可能半夜才能到佛罗伦萨，我很绝望。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打电话给家里，是彼得罗接的电话。
“你在哪儿？”
“在罗马，火车停在这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发。”
“啊，铁路可真不可靠啊，那我告诉两个女儿，你圣诞节晚餐不回来了？”
“是的，可能我不能及时赶到。”
他笑了起来，挂上了电话。
火车上基本没有什么人，车厢里空荡荡的，很冷，连检票员都没有。我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切，我的前方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是那么惨淡，我的愧疚感更加强烈。我深夜到了佛罗伦萨，没有找到出租车，在冷冰冰的深夜，我拖着行李，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圣诞节的钟声也早已经响过了。我拿出钥匙，打开家门进去，发现房子里一片漆黑，寂静得让人不安。我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没有看到孩子，也没有看到阿黛尔。我很疲惫，充满惊恐和绝望，我想找一张纸条，告诉我她们去哪儿了，但我没找到。
家里非常整洁。
12
我产生了很不好的想法，可能黛黛或艾尔莎病了，或者她们俩都受伤了，彼得罗和他母亲把她们带到医院去了。或者说是我丈夫进医院了，他可能做了什么疯狂的事儿，阿黛尔带着两个孩子在医院陪他。
我在家里转来转去，简直担心死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忽然间，我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婆婆一定会通知马丽娅罗莎。尽管那时候已经是夜里三点了，我决定打电话给她。我很艰难把她从睡梦中叫醒，过了好一会儿，我的大姑子才接了电话。我从她那里得知，阿黛尔决定把两个孩子带到热内亚，她们是两天前出发的，这样我和彼得罗就能从容解决我们的问题，同时黛黛和艾尔莎也能无忧无虑地过个愉快的圣诞节。
这个消息一方面让我平静下来了，另一方面让我很愤怒。彼得罗对我撒谎了：我给他打电话时，他已经知道了没有圣诞节大餐，两个孩子都不会等我，她们已经和奶奶离开了。阿黛尔呢？她怎么能带走我的女儿？我在电话里发泄了一通，马丽娅罗莎静静地听我说。我问：“我做错了吗？我现在这个处境，都是活该吗？”她用一种庄重得体但同时让人振奋的语气说，我有权过自己的生活，有必要继续研究和写作。然后她说，任何时候我有困难，都可以带着孩子去她那儿住，她的大门永远向我敞开着。
她的话让我平静下来了，但我还是无法入睡。我心里各种滋味都有：不安和愤怒，对尼诺的渴望，还有对他和家人、阿尔伯特一起过节的不满。我成了一个孤单的女人，没有温情，待在一个空荡荡的家里。早上九点，我听见家门打开的声音，是彼得罗回来了。我马上就开始对他大喊大叫：“你为什么不经我允许，就把两个孩子交给了你母亲？”他看起来很凌乱，胡子很长，一身酒气，但好像并没喝醉。他任凭我叫嚷，没有任何反应，他只是用非常沮丧的语气重复了好几次：“我要工作，没法照顾她们，你有你的情人，也没时间照顾她们。”在厨房里，我尽量试着平静下来，我让他坐了下来。我说：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你说吧，我们应该怎么办。”
“两个孩子要和我一起生活，你周末可以和她们见面。”
“周末在哪里见面。”
“在我家里。”
“你家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会决定的：这里，米兰或者那不勒斯。”
他一听到那不勒斯这个词就跳了起来，眼睛瞪得很大，张着嘴巴，好像要咬我。他抬起了拳头，脸上露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表情，让我很惊恐。那是漫长的一刻：水龙头在滴水，电冰箱发出低沉的轰鸣，有人在院子里笑。彼得罗很壮，他的拳头又大又硬，他已经打了我一次，我知道现在他会再次对我动手，可能会当场把我打死，我马上抬起胳膊保护自己。但他忽然改变了主意，他转身用手砸了一个放扫帚的金属架子。假如不是我抱住了他的一条胳膊，他还会一直砸下去。我对他喊道：“别这样，够了！你会弄伤自己的。”他的愤怒使我到家前担心的事情成为事实：我们去了医院。医生给他包扎了，上了石膏。回家时，他看起来甚至有些愉快。我想起了那天是圣诞节，我做了一些吃的。我们坐在桌前，他忽然说：
“我昨天给你母亲打电话了。”
我惊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你怎么会想起给她打电话？”
“好吧，总得有人告诉她，我跟她讲了你对我做的事情。”
“这也应该由我来说。”
“为什么，让你对她说谎？”
我又激动起来了，但我强忍着没发作。我害怕，为了避免把我的骨头打折，他又会把自己的骨头弄断。但我看着他微笑着，平静地看着打了石膏的手臂。
他嘟囔了一句：
“这样我没办法开车。”
“你要去哪儿？”
“去火车站。”
我发现，我母亲在圣诞节那天——这是她最看重家庭团聚的一天，她坐上了火车，马上就要到佛罗伦萨了。
13
我母亲正赶来这里，我想从佛罗伦萨逃走，想去那不勒斯，我要逃到我母亲出发的城市，在尼诺那里找到一点安宁。但我没有动，尽管我感觉自己变了，但我还是那个很倔强的女人，不会在任何事儿面前退缩。我想，我是个大人了，不再是个孩子，她能对我做什么呢？她顶多会带一些好吃的东西，就像十年前的那个圣诞节，我生病了，她带着吃的来比萨高等师范找我。
我开着车子，和彼得罗一起去火车站接我母亲。她昂首挺胸地从火车上下来，她穿着新衣服，背着一个新包，连鞋子也是新的，甚至脸颊上还涂了一点儿胭脂。我对她说：“你看起来气色不错，也很优雅。”她一字一句地说，这也不是因为你，然后她就不再跟我说话了，但她对彼得罗很客气，她问他手上的石膏是怎么回事儿。他说得含糊其辞——说是碰到门了，她用一种不是很标准的意大利语说：“碰了？我知道是谁让你碰的，瞧你说的，碰的！”
一到家里，她就不再假装镇静，她拖着一条跛了的腿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不停地数落我，很夸张地赞美我丈夫。她要求我，马上向我丈夫道歉，她看到我没有任何举动，就自己去恳求我丈夫原谅我，并且以佩佩、詹尼和埃莉莎的性命发誓，假如我们俩不和好的话，她就不回家。刚开始，她的调子那么高，我几乎感觉她是在开我和我丈夫的玩笑。她列举了彼得罗的种种好处，简直无穷无尽，我不得不承认，她也说了我无数好话。她强调了一千遍，我多么聪明，多么好学，我和彼得罗是天生的一对。她提醒我们要考虑一下黛黛的感受——那是她最喜欢的外孙女，她忘了提到艾尔莎。她说，这孩子什么都知道，让她受罪，真是太不应该了。
我母亲说话时，我丈夫一直在点头，尽管他脸上的表情说明了她说的那些话，还有她的做法，看起来很不得体。她拥抱了彼得罗，还亲了他的脸，感谢他的慷慨。她说，在我丈夫面前——她叫喊着说，我应该跪下来求饶。她用一种粗暴的动作把我们推搡在一起，希望我们能拥抱亲吻，我很不耐烦地躲开了。整个过程，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受不了她了。在彼得罗的眼皮底下，展现出我是这个女人的女儿，这让我受不了。我试着平静下来，我想：这是她通常上演的闹剧，等下她累了，会去睡觉的。后来，她又一次抓住我，让我承认我错了，这时候我受不了了，她的手让我很厌烦，我甩开了。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够了！妈，没用的，我再也不能和彼得罗生活在一起，因为我爱上了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