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年之后，距离披头四发源地八个时区外的台北，有五位怀抱着和约翰·列侬一样梦想的年轻人，以吉他为武器，写下了他们对沉闷世界的一纸战书。
在绝大部分人均不知互联网为何物的中古时代，摇滚乐迷中流传着这么一些“考古题”：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是在哪一次的演出里为自己的吉他点燃了魔鬼的火焰？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的《泪洒天堂》（Tears In Heaven）是为何事所作？鲍勃·迪伦1966年是在哪个演出厅中被愤怒的观众斥为民谣界的犹大，而他又冷冷地回应了些什么？在题库里，总少不了这么一出：摇滚乐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是哪一天？请毫不犹豫地说出你的答案：1963年2月11日。五十多年前的那一天，披头四用同期录音的方式，猛敲猛打了十个小时，从洋溢着荷尔蒙的《我看到她站在那儿》（I Saw Her Standing There）开始，到尽情狂欢的《扭动与尖叫》（Twist and Shout）结束，依次完成了他们首张专辑十首歌曲的录制。连同他们早前录制的四首单曲，构成了这张划时代之声《请取悦我》（Please Please Me）。当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用他标准的利物浦口音喊出“One Two Three Fa”，如火箭发射前的读秒，一个时代由此开启。
三十六年之后，距离披头四发源地八个时区外的台北，有五位怀抱着和约翰·列侬一样梦想的年轻人，以吉他为武器，写下了他们对沉闷世界的一纸战书。这五位年轻人到底是有多爱披头四？他们的首张专辑同样以数拍子为起点，第一首歌《疯狂世界》和披头的开篇曲《我看到她站在那儿》节奏极其相似，贝斯旋律线几乎是一个模子倒出来。当你翻开专辑内页，看到宣传照中贝斯手拿着的是保罗·麦卡特尼标志性的德国Hofner牌“小提琴贝斯”，更会心有戚戚焉。这群台湾的男孩把自己称作“五月天”，和“披头四”相比多了一名团员，也多了几分夏日里太平洋吹过来海风的咸味和湿度。
男孩一号叫作陈信宏，在乐团里担任主唱，大家习惯喊他阿信。阿信长着一张日式美男子的脸，面如满月，眉若细柳，总喜欢不自觉地抿着嘴，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阿信的父亲早年经营了一家唱片店，虽在阿信出生前就已经关门结业了，但留下的堆积成山的唱片，就此成为阿信的玩具，也是阿信最早的音乐启蒙。小学的时候，阿信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便是把父亲没来得及卖出去的黑胶唱片一张接一张地拆封，掀开老式唱机的盖子，放下唱针，让旋律随着唱片一圈圈旋转而铺满整个房间。“我在小学三年级时，那时候周三下午是不用上课的小周末。有一次小周末，我坐在黄昏没开灯而发黑的客厅里，听着歌曲，突然间有一种很奇异的感觉——歌词里描述的东西明明都真实存在，却没有形体，当歌手唱出某些歌词时，那句词的描述就立即消逝了，可是立刻又有新的句子进来。音乐旋律在空间里，是不具体的，却令我很有感觉。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记忆，我想那时自己大概知道音乐与我的关系会是什么了。”
在没有遇上五月天里那位弹贝斯的男孩之前，阿信听歌的口味非常“传统”，他几乎没有接触过任何西洋音乐。最初，他听的是凤飞飞、林淑容这些来自父亲的存货；小学六年级，张雨生的《天天想你》成为了他第一张掏钱买下的唱片；中学时代，他和同班同学一样，为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痴狂；初三，他听到了陈升的《贪婪之歌》，“如果山要老去，孩子们要如何知道什么是坚定的；如果海会枯竭，诗人要如何感受什么是温柔的”，阿升哥细腻敏感的情诗让阿信第一次知道了流行音乐的可能性。曾经梦想过成为科学家，成立五月天后满世界跑通告依然科普读物不离手，也曾梦想当漫画家，中学联考时选择了师大附中美术班，不料却在那里当上了吉他社社长，从那开始在音乐的梦里从未醒来。
梦想家阿信总喜欢说一些浪漫而煽情的话。“宇宙中，不停地有星星诞生。世界开始形成的第一天，就有我们的位置。我们就在那位置上，好好地等着为将来的相遇，而成长着。”也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话来形容他和五月天其他男孩儿们的相遇了。
师大附中吉他社的副社长就是我们的男孩儿二号——温尚翊，昵称怪兽。他出身于一个家教严明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律师，打小希望儿子能继承衣钵。若非要说怪兽小时候有什么音乐基因，那只能追溯到父亲的古典唱片上了。怪兽升上高中，缠着母亲买下第一把吉他时，父亲的警报还未拉响，他把怪兽弹吉他视作一项和打棒球没啥两样的课外爱好罢了。谁也想不到，怪兽就此没让手上的六弦琴闲下来过。他和身边弹吉他耍帅的小伙伴们不同，他专挑那些最难练的歌曲，一小节一小节地攻克掉，这让他的吉他技巧把同龄人远远抛到身后，是吉他社里学弟们无可企及的目标。一把吉他、三个和弦、一项真理，怪兽走上了向世界挑战的摇滚之路。
男孩儿三号——石锦航，石头，在五月天中和怪兽同样司职吉他手。石头是一个一不小心就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线的温柔男生。初中时，一种名叫摇滚乐的东西狠狠地往他的心脏砰砰捶了两拳，他开始把自己的零花钱都花在了买摇滚唱片上，迷幻如“大门”（The Doors），飞扬跋扈如范·海伦（Van Helen），天马行空如约翰·列侬，照单全收。终于，石头不再满足于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听众，他暗暗下了决心，考上高中后，就去学吉他。在经过一次联考失利后，经过一年的补习，他终于考上了师大附中，开始自己的吉他手之旅。石头是五月天成员里最早对音乐抱有笃定信仰的人，高中毕业，石头在纪念册上写下的话是：“如果我无法说话，音乐会是我的语言。”
男孩儿四号——蔡昇晏，玛莎，五月天里年纪最小的团员，被大家呵护有加的小弟弟。在玛莎四五岁的时候，他一度陷入了社交恐惧中，不爱说话，由此遭到邻居的嘲讽。玛莎的童年始终处在动荡和颠簸当中，他念过四所小学，高雄两所，台南一所，台北一所。曾有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没法跟爸妈住在一块儿，而要被迫托付给亲戚家。因此，玛莎和五月天其他团员相比有一颗更为敏感纤细的心。妈妈非常希望把玛莎塑造成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孩儿，把一台钢琴买回家，还请了老师来家里上课，若不是父亲的反对，玛莎或许会成为下一个周杰伦、王力宏或伍思凯。玛莎也是五月天里最多才多艺的男生，钢琴、口琴、吉他都有足够把妹的水准。但他最终选择了成为一名贝斯手，不是舞台上摧枯拉朽的吉他英雄，不是对着台下高喊“Give some noise”的主唱，不是坐拥一整套爵士鼓组、拳打脚踢的鼓手。对于玛莎来说，贝斯手首先足够特别，另一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对披头四贝斯手保罗·麦卡特尼无限的崇拜。那一年，他躲在被窝里听台湾著名作家、广播人马世芳的节目，听到由保罗·麦卡特尼写下的传世不朽经典Yesterday。“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玛莎说，他感觉地球忽然歪掉了一下，这是属于他的“地球停止转动时刻”。
男孩儿五号——刘冠佑，在最初加入五月天的时候叫刘谚明。从小冠佑的父亲赶鸭子上架似的逼着冠佑上各种兴趣班，钢琴、绘画、游泳、乒乓球、柔道……几乎所有都沦为半分钟热度下的炮灰，只有爵士鼓最终在冠佑的世界里住了下来。从国中时代开始，冠佑一直被老师拉着四处表演，小冠佑摇头晃脑的样子成为了学校里最抢风头的那一个，被老师宠爱之余，还能收到许多女生求交往的小纸条，这让冠佑坚定了打鼓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事。自国光艺校毕业后，冠佑经营了一家自己的练团室，先后加入了几个乐团，但都遭遇了诸多不顺，最后阴差阳错成为五月天第四任也是无可撼动的鼓手，亦是这个星球上最忙碌的鼓手之一。
这一切似乎冥冥中早有注定。在披头四的传奇故事里，利物浦男孩儿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从十五岁时起就成为了音乐道路上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沉默的披头”乔治·哈里森与保罗认识的时间甚至更早；而高二的阿信与怪兽、高一的石头和玛莎四人在1993年9月正式于师大附中吉他社相遇，五月天的种子就此被埋在土里，直到他们跨入大学生涯后开始疯了似的生长。披头的鼓手几经更替，和列侬、保罗一起度过汉堡疯狂岁月的彼得·贝斯特（Pete Best）在披头四正式启航时被林哥·史达（Ringo Starr）取代，披头的首支单曲《爱我吧》（Love Me Do）也因此发行了多位鼓手演奏的录音版本（喜欢刨根问底的乐迷可找来Anthology 1、Please Please Me及Past Masters三个不同版本的Love Me Do来听听看）；鼓手冠佑也恰是最后时刻搭上五月天末班车的成员，这也为我们留下了《ㄞ国歌曲》及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中不同版本的《轧车》，展示了五月天不断成熟的轨迹。
和如今乐团满天飞、随手往楼下扔一块板砖都能砸中一个吉他手的时代完全不一样，在五月天还没有足够的年龄能买到一包长寿烟、喝到一口啤酒之前，无论是乐团还是乐迷，他们彼此都没有交流的场所。乐团只能在练团室里韬光养晦，眼巴巴地期待着登台机会。喜欢看乐团表演的乐迷也只能听着西洋唱片望梅止渴，要么是痴痴等着学校的毕业舞会里冷不丁地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乐团，要么是直接摸去乐团的练团室。台湾最早的重金属乐团“刺客”就是练团室里声名鹊起，围观者甚众。当然，提供给乐队表演的固定舞台也不能说没有，可这些Pub里全是西洋歌曲的翻唱，可千万别幻想着能唱自己的歌——台下的观众一边喝酒一边大声聊天，他们压根不想听你写的那些破玩意儿。再不济或许得像五月天最初的那样：辗转于商业街上，为某刚开幕的店家摇旗呐喊，没有酬劳地唱一个下午——你同样不能唱自己的歌。
时代呼唤英雄，伍佰&China Blue和“骨肉皮”出现了。在台北和平东路与罗福路交叉口的那家名叫“息壤”的Live Pub里，伍佰鼓着腮帮子，朝那些快要被埋进坟墓的台语老歌吹了一口气，用摇滚乐赋予他们火焰一般的新生命。他同时坚持唱自己写的歌，最终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情。当伍佰唱到最高潮时，所有人拿着酒杯，整齐地敲着桌子，高喊“伍佰”，这一传统无论息壤结业，完整地保留到新的Pub“Live A Go Go”里，每周五花上名副其实的“伍佰元”新台币看一场伍佰的演出，也成为台北年轻人最潮的事情。至于台湾另一骨灰级乐团“骨肉皮”则索性在通化夜市的地下室里开了一家自己的Live Pub，名为“Scum”。他们不仅唱自己的歌，还要求所有在“Scum”上台表演的乐团至少要唱一首自己的创作曲。在“Scum”的经营下，本土摇滚乐团及乐迷才慢慢被培育起来，陆续诞生了“Vibe”“圣界”“地下社会”等摇滚青年孵化器。
正是在光复北路大台北瓦斯公司附近的地下室，那个名为Live A Go Go的Pub里，五月天第一次看到了伍佰&China Blue的演出。那时，伍佰刚出版了他的《浪人情歌》，只见键盘手大猫用浪漫而复古的音色如烟雾一般笼罩全场，贝斯手小朱用跳脱的节奏型为歌曲注入了诡异的律动，鼓手Dino棍锤纷飞，随兴所至却力道十足，至于舞台上的明星伍佰，一边弹着骚劲儿十足的布鲁斯吉他，一边用他带着台北夜市独特风韵的唱腔咬字，让五月天这群毛头小伙知道自己距离出道发片究竟还有多大的距离。
自1997年3月的野台开唱，世界上终于有了五月天这一号团名起，五月天就在争取一切难以想象的演出机会。一家炸鸡店开张，想请乐团敲锣打鼓热闹一下，五月天带着全套家伙欣然前往，并以免费吃炸鸡聊以自慰，这是五月天十年后依然津津乐道的苦中作乐的故事。阿信牵头在组建高校摇滚联盟，骑着摩托车各地张贴自己设计的演出海报，他丝毫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点一下发送按钮，把亲手设计的《诺亚方舟》演唱会海报发送出去，一晚就能号召十万人。他们唱遍了台北所有的Pub，除了上述的“Vibe”“圣界”“地下社会”这些更接近摇滚类的Live House外，还包括重庆北路上的“阿宝音乐餐厅”、士林阳明戏院楼下的“98音乐餐厅”等为餐厅搞气氛的驻场。后者的演出尤其阴晴不定，遇上天气不好，台下观众就这么寥寥几人，且他们的音乐不过是食客觥筹交错的背景。也曾有过整晚都没有观众、五月天只对着店老板一人表演的情景——若是放到今天，能让五月天仅为你一人唱上一晚，这是让粉丝幸福到窒息的事情。可对于那时的五月天来说，这几乎是让他们乐团之旅打道回府的拦路豪雨。
阿信是这么回忆出道前最灰暗的时刻：“每个礼拜都去Live House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实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的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吗，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迷惑盘旋在脑海中，周而复始。那时候我回学校都会走自强隧道。有一天的晚上，我对自己说，再这样一直下去也不对。所以我决定，骑出这个自强隧道之前，我要把我的迷惑统统都结束掉。我接下来的迷惑，只能有一个自强隧道那么长。”位于台北市中山区、从士林通往内湖、全长822公尺的自强隧道，就这样成为了“五迷”台湾朝圣之旅打卡景点之一。
在音乐餐厅驻唱时，五月天和“脱拉库”成为了好朋友。主唱张国玺为脱拉库打下了浓烈的个人色彩，这个直肠直肚的大男生，说话从来不会兜弯子，弹吉他总是冲到最前面，写歌总是恨不得让老太太都干瞪眼。在《我爱夏天》里，他直接把色眯眯的眼珠子对准海滩上的比基尼；在大街上看到漂亮美眉经过，他脑子里全是“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中午的大太阳，最好能一起把衣服脱光”（《大太阳》）的邪恶幻想。张国玺的表达方式让阿信开始自省，他不再死抓着那些晦涩的歌词不放，他学着让自己的表演更有煽动力，他试图让自己写歌的方式更直接。像《八月爱人》《金色大街》这样曲高和寡的文艺腔创作曲，遂一直封存在五月天的Demo集里，估计这辈子都不会灌录到CD里了。
在张国玺的引荐下，1997年12月，五月天在独立厂牌“角头音乐”出版的合辑《ㄞ国歌曲》里实现了他们的第一次正式发声。这张合辑收录了董事长、四分卫、夹子电动大乐队在被广大乐迷熟知前充满了粗粝感的创作，它是台湾乐团时代兵临城下前的暖身，像是辛亥革命前的黄花岗起义。第一次录单曲，五月天的制作人是曾和李炳辉、陈明章等合作过的萧福德（这也是五月天迄今唯一一次由他人而非自己担任其音乐制作人），制作人给五月天的指令也相当简单：再狠一点！再闹一点！再大声一点！《轧车》也是五月天的第一支MV。成员清一色地台客装扮，戴着墨镜，穿着宽松的衬衣，故意敞开胸口的扣子，这种“强装大人”的刻意今天看来让人不禁莞尔。像如今五子中事业家庭最为成熟平衡的石头，在《轧车》里竟是一副火爆浪子的模样，让人感觉稍稍逆了他的意就会被他抡着吉他当着脑门砸下来的样子。值得一提的是，《ㄞ国歌曲》的封面由阿信绘制，他把福禄寿三星画成了一支三人乐队，赐福的天官头上还戴着他的招牌帽子，可手上的玉如意却不知何时被换成了一把吉他。这是阿信最年少气盛的投影。
“角头音乐”老板张四十三对五月天青睐有加，又交给了他们《拥抱》合辑的制作工作。这张发行于1998年6月的合辑，在掀开“拥抱”这一温暖动作的表皮下，涌动的是异性恋之外的另一种爱情观。
脱下长日的假面 奔向梦幻的疆界
南瓜马车的午夜 换上童话的玻璃鞋
让我享受这感觉 我是孤傲的蔷薇
让我品尝这滋味 纷乱世界的不了解
昨天太近 明天太远 默默聆听那黑夜
晚风吻尽荷花叶 任我醉倒在池边
阿信所写的荷花池是灰色人群的地下国度，是白先勇在小说《孽子》里刻画的重要舞台，那些深夜里终年流连于新公园的人不停转圈的黑暗通道。“我无法告诉他，在那些又深又黑的夜里，在后车站那里下流客栈的阁楼上，在西门町中华商场那些闷臭的厕所中，那一个个面目模糊的人，在我身体上留下来的污秽。我无法告诉他，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大台风夜里，在公园里莲花池的亭阁内，当那个巨大臃肿的人，在凶猛地啃噬我被雨水浸得湿透的身体……”白先勇笔下那些迷路、挣扎的人们，却被阿信重新书写得华美如诗。阿信用拥抱修补着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在这张主题合辑里，还提前剧透了五月天未来的主打歌，除主题曲《拥抱》外，还包括《爱情的模样》《透露》《明白》《雌雄同体》。2000年《十万青年站出来》演唱会上，玛莎还再现了《拥抱》最初的模样，那个用沉郁键盘演奏的版本。也因为置身于这样的语境，像“在一样的身体里面，一样有爱与被爱的感觉”（《爱情的模样》）、“在我胸口一直不停地跳不停地转，没有名字的期待”（《明白》），这些歌曲也因此有了别样的解读。不知是出于怎样的考量，五月天在专辑里多次使用了“梅碟”（Mayday同音）这样的化名，《透露》的演唱者还故弄玄虚地写了一个“伍岳凌”的名字，可阿信那充满孩子气的声音能不被大家认出来吗？真是的。
不再迷茫的五月天继续在Live House中磨炼着自己的技艺。“在接受大多数肯定而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面对更多的群众的之前，我们都在这些被他人认为阴暗危险的小小空间里有过美好的时光。没有人可以自呱呱坠地开始就学会奔跑跳跃，所以我们在这些Live House里头笨拙地学着走路的方式。”（玛莎语）他们的名声也在音乐圈里不胫而走，星探、经纪人、媒体从业者抱着各自的期待在舞台下看着他们用力发光发热。金曲奖评委叶云平自第一次在Live House看到他们表演的时候就断言，五月天肯定不仅满足于地下乐团，他们有着稳定的演出质量和出类拔萃的音乐创作力，这保证他们能走得很远。五月天同时也把自己的创作曲Demo录了下来，有赖于他们在制作《拥抱》合辑时土法炼钢所积累的录音经验。他们烧录了两张CD，一张为国语歌，包括《疯狂世界》《爱情万岁》《透露》及永不见天日的《金色大街》《八月爱人》；另一张为台语歌，有《I Love You无望》《志明与春娇》《轧车》《黑白讲》《Hosee》等。阿信发挥他的设计专长，把CD做了一番精心包装，让它像是出自“看起来像是一直很有想法的乐队”之手。这天下午，玛莎翘了课，骑着他的“小绵羊”，从辅仁大学来到实践大学，接走了班上刚点完名的阿信，两个人一起来到位于光复南路的滚石唱片，把Demo交给了前台小姐，说明来意，并千叮万嘱：“如果要扔掉的话，千万要听过后才扔掉！”
那个患得患失的下午，当玛莎和阿信骑着“小绵羊”歪歪扭扭地驶离光复南路时，他们并未感觉到，他们的时代即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