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
阿尔斯费尔德·德国中部
克罗伊茨贝格·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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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王子》，《格林童话》第1则
主角
蒂亚斯
（教师、泉水书店老板）
约拿单
（独立音乐人）
《青蛙王子》，《格林童话》第1则
“最小的公主，
给我开开门。
你不记得
昨天你在清凉的井边
向我说的话了吗？
最小的公主，
给我开开门吧。”
指路人的话
在格林兄弟出生、成长、求学的德国中部，存在着真实的“小红帽”。那是阿尔斯费尔德小镇附近，古老的少女装束。像纸杯蛋糕一样袖珍的一顶小红帽，端端正正戴在少女的头顶。如若长成、出嫁，小红帽就会变成小黑帽。
这则从法国舶来的童话传说，也因与现实的景象呼应，经格林兄弟之手改造，变成了扎根于德意志黑森林的著名童话。
在这里，小镇幸运地避开了“二战”的炮火，保留下数十幢有几百年历史的砖木混合建筑。与德国北部相比，这里更恪守传统、尊重古老价值。
抵达日记
2015.3.10 晴 这个人有在书页中沉淀下来的沉静
吃完饭我往住处走，去看那家我路过了N次、观察了N次的书店，发现它会在今天下午两点半开门。
两点半还是三点钟下的楼，遇到了我的女房东特蕾莎，我告诉她我要去隔壁的书店。当我大踏步往书店走时，特蕾莎提出她可以跟我一起去书店。于是她给我介绍了书店老板，看起来很儒雅的一位中年人，果然他是一位老师。
这个书店新书旧书云集，主要是文学和社科类。所以我真诚地赞美他的书店有品位。
怎么说呢，这个人有在书页中沉淀下来的沉静。特蕾莎告诉我，他不是本地人。然后她说，要不我们在这里喝咖啡好了。
卢卡上台时，我已经喝了两杯啤酒，上了两次洗手间。
买票时我才知道，这是一个筹款酒会。“为了心脏病儿童”。我从来都不是爱心人士，虽然会捐款“献爱心”。所以在白发苍苍的爱心人士和满脸青春痘的志愿者之间，只能猛灌啤酒。
所谓舞台，不过是在木地板上搭起十几公分高的小台子。没有椅子，人们端着一杯酒或水，倚着窗台闲聊。
两个少女歌手来暖场。黑色短裙上漾着大红唇，婴儿肥的脸庞下是一把木吉他。歌声甜美，平滑，没一点褶皱。
卢卡跟地铁里那些背着琴盒，袖着手或驼着背的年轻身影并无二致。他穿得糟糕极了，简直可以说是邋遢。灰色短袖T恤扎进深灰色裤子，皮带垮在腰上。弯腰下去，就露出大半截后背和黑色的内裤。他把小提琴固定在麦架上。再插线，调试大小音箱，花了至少二十分钟。
我盯着那把小提琴。几天后，卢卡的弟弟托比告诉我，这把琴是卢卡十岁生日时，他们的父亲蒂亚斯送给卢卡的礼物。
快歌暖场，慢歌抒情。卢卡唱了几首，反应既不热烈，也不平淡。他当然学会了表演，就像每一个进城的孩子学会了搭地铁穿西装吃日本菜一样，是我们套在身体上那层被允许入场但其实并不太合身的新衣。
就在气氛快要变得尴尬起来时，突然，卢卡拔掉了吉他上的传导线，走下舞台。端着啤酒说个没完的人们，被一把吉他冲散。面对面，卢卡盯着他们的眼睛唱，就像彼此不是陌生人。
没有了麦克风的扩音，卢卡的声音突然有了某种真实。歌声从他的喉咙里发出，在鼻腔和胸腔里共鸣，攀越过空气，进入同样的血肉造成的另一些身体里。那些陌生的身体开始鸣响。身体与身体共振摇摆。卢卡的手指按压在琴弦上，琴弦按压在听者的胸口。奇异的静谧。人们屏气息声看着这个突然剪除了距离的吉他手，突然沉默，突然被说服。
这是一首痛惜相爱却不得不分手的情歌。卢卡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亲爱的，别走”。歌词就像他藏在大胡子下的娃娃脸一样，稚嫩，平凡，过目即忘。于是，不多一会儿，摄魂术失效，兔子洞闭合。台下被定格的人又开始胡乱走动，举杯，说话。
演出结束，卢卡把所有乐器、插板、电线、适配器收进两个大箱子。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台边上看着。
“嗨，约拿单。”我开口叫他的名字。
卢卡是艺名，蒂亚斯原本呼唤他的大儿子作约拿单。这个名字最著名的出处来自《圣经》，大卫王的挚友约拿单。
休息室亮如白昼，化妆镜上镶了一圈灯泡，连毛孔都无所遁形。我们寒暄了几句。我问，你哪天有时间？希望能跟你聊聊你的父亲。他略吃惊——我父亲？
我说起在“泉水书店”认识蒂亚斯的经过，然后留了彼此的联系方式。“那么，你先走吧。我还要跟经纪人谈一谈。”卢卡指了指旁边沙发上一个穿格子衬衫的胖子。
电梯已经停止运行，从刷着灰色油漆的楼梯下去时，在三楼的转角，那个画着大红唇的暖场女歌手在抽烟。三两个男人围着她，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女歌手仰头大笑起来，比在台上时不羁得多。
路上空无一人。午夜的冷空气冲击着人的头顶。我伸手截住一辆出租车，司机载上我后往前开了百来米掉头。
路上空无一人。所以街对面那个背着琴盒，左右手各拎一个黑箱子的身影让视线无从躲避。他实在高大，发髻下面的额头光洁白净，像浮标在夜的波浪里。
卢卡就站在路边，并没有注意到一辆快速滑过的出租车上，我那双认出他后盯住不放的眼睛。
浮动的夜色里，他是一个抽象又具象的黑影。跟他的吉他，小提琴，适配器站成的一支队伍。人三三两两从他身边经过，并没有停留。我知道他说要跟经纪人谈话是撒谎，但并没有生气，只是隔着玻璃看他。
突然，他放下两个箱子，摸出一个面包之类的东西，在路边大口地吃起来。呼出的热气在午夜的黑色镜面里凝结成白色的叹号。直到疾驰的的士把视线切断，他都在大口吃。一个又一个缩小的叹号被拉远，被夜的黑色吸入。
我终于转过头去。
半年前，从德国回国后，我发出了给蒂亚斯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蒂亚斯，谢谢你送给我路德维希·贝希施泰因的书。希望有一天，我的德文能让我看懂它。谢谢你，美好的下午。爽。
第二封是我重返德国前。
亲爱的蒂亚斯，你好吗？我是二月时跟特蕾莎一起到你书店里的中国女孩。找童话的那个，你还记得吗？爽。
蒂亚斯的回信总是礼貌而热切。
第一封是打招呼。
亲爱的爽，原谅我，我的英语口语太差了。很高兴能在书店里遇见你。欢迎回德国……蒂亚斯。
第二封就是邀请我去卢卡的音乐会。
亲爱的爽，当然，我记得你。希望你在柏林度过一段好时光。祝写作顺利。我的儿子卢卡住在柏林。他是个很棒的音乐家……
遇见蒂亚斯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头发斑白，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镇当老师。我们遇见，是在他开的二手书店里，书店取名为“泉水”。店名出自《小王子》，“使沙漠如此美丽的，是它在某处藏着一眼泉水”。
名字一经诞生，就会变成日常的盾牌。这股“泉水”是灌溉蒂亚斯的生活以及我得以理解他的渠道。
蒂亚斯为“泉水”搭建了一个小小的网站，上传书店动态及文章。去见卢卡之前，我看到最近的一篇上传，是蒂亚斯接受小镇报纸采访，谈起自己正在书店里进行的夜读计划。读朱利恩·格林，读希尔德·多敏，读帕斯卡·梅西耶，读圣埃克苏佩里，读格林兄弟。书店每周经营三天，而在有“夜读计划”的夜晚，蒂亚斯常常会邀请音乐家们同场。小提琴、大提琴、吉他，跟读者、音乐家一起踩着台阶踏进泉水书店。
谈到自己对音乐的爱好，蒂亚斯告诉报纸记者：“我的儿子卢卡是一位音乐家，他在首都柏林做一些国家级的表演。”
半年前，蒂亚斯不是这样说的。至少，不是“国家级”这样的词。
那是我被小镇的阳光所关照的最后一个下午。阳光的颗粒穿过厚玻璃降落在衣袖上。特蕾莎也在。她压低声音说，蒂亚斯的儿子在柏林“玩音乐”。于是过了会儿，我侧身问蒂亚斯，是什么样的音乐呢？并随口一问——小提琴？
蒂亚斯沉吟：“他确实从四岁开始就拉小提琴了。但现在他在做一些‘时髦的音乐’。”然后回身，从抽屉里翻找出一张印有卢卡头像的卡片递过来。一头狂乱的长发、刻意蓄出来的大胡子似乎想要掩盖还很稚嫩的娃娃脸。
“看起来像搞摇滚的。”
“不，不是摇滚，是……”蒂亚斯寻找词汇，然后说出，“独立乐团。”
谈到儿子时，蒂亚斯并不怎么开心。不是德国中老年男性那种常见的“严肃脸”，而就是，不怎么开心。“我倒是希望，他是拉小提琴……”他轻声说。
半年后，在柏林的两场音乐会上，我见到了好些年轻的小提琴手。他们西装革履坐在乐池里，黑白分明，秩序井然。也有狂放不羁的小提琴手，一位年轻女孩，手臂上亮出耀眼的文身。那是蒂亚斯可以预期的生活，高雅、有序、古典。
在蒂亚斯转身去招呼客人的时候，特蕾莎说，蒂亚斯不是本地人，不知从哪里搬来的。在这个几乎每人都如邻居般熟悉的小镇，蒂亚斯有种格格不入的气息。
那位客人想把自己家里的二手书统统搬到小店来寄卖，蒂亚斯低着头听他说着，嘴角一点模糊的微笑。他想拒绝，可仍只是低头微笑着。
不用特蕾莎细说我也明白，蒂亚斯并不富裕。格子衬衫，毛线背心，眼镜是过时的款式。皮肤是读书人那种缺少户外活动的特殊苍白。也可以说，是太多纸张的折射而成的一种黯哑。
再仔细看那张卡片，卢卡被茂盛的胡须和头发遮盖的脸上有一个很深的酒窝。蒂亚斯没有。除了蓝灰色的眼睛，这两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蒂亚斯的衬衫规规矩矩，纽扣扣到倒数第二颗。卢卡却穿着低胸的T恤，外面随随便便套一件黑色连帽衫。人总是以自己认同的社会角色来装扮自己，虽然父子二人在意的事都有明确的精神指向，但显然属于不同的领域、价值和风格，并不只是年龄的差距。
火车开出小镇时，我把疑惑也打包进了行李。
所以，半年后，当收到蒂亚斯的信，让我去看卢卡的音乐会，并称赞卢卡是个“很棒的音乐家”时，我觉得，蒂亚斯只是像我或者其他人那样，把以前说过的话忘了。又或许，由于人类的自我保护机制，不断涂抹着自己的记忆，把不愿意记住的部分慢慢篡改了。
那句不以为然的“时髦的音乐”，也当如此。
第三封信。
亲爱的爽，我昨天跟卢卡通了电话，他说门票还没卖光，希望你能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蒂亚斯。
这是适合表演的季节。渐深的寒意里，人很难抗拒进入一个明亮的房间，享受几十人体温蒸腾带来的和煦。肩擦肩，背对背，像几千年以来的那样，在一起。
在去看卢卡演出的路上，我掏出口红，补了一点妆。一点伪饰，或者武装。狩猎前的准备，窃取前的仪规。有些时候，我会为因写作而来的厚颜无耻而沉默。但这时候，我没有。
柏林的时间和气息已经在我身上碾压了两个星期，但这个区域仍让我陌生。红砖的新教教堂在暮色里播撒钟声，一声紧过一声，裹挟着穿长袍的穆斯林妇女匆匆的脚步。妇女从黑色长袍中伸出钥匙来，拧开一幢旧公寓的灰色铁门。更多的人影从公立图书馆的玻璃门上擦过。
叮咚。
电梯门开了。保安靠在吧台上，举着小纸杯喝咖啡。酒吧入口大门紧闭。吧台里正在给保安找钱的姑娘告诉我，七点半开始售票。“不，不，还有很多票。不用担心。”
演员未到，观众欠奉。连舞台也是简陋。根本不需要武装。
这里甚至不算个酒吧。卫生间里一个涂鸦也没有，从瓷砖到洗手池再到隔板，都是医院一样的纯白色。
时间只过了五分钟。
认识蒂亚斯的那天，是初春，小镇的空气里有冻结了一冬天的土壤被犁破开的凛冽气息。我、蒂亚斯、特蕾莎三人相距半米。咖啡相伴，言语踩踏着空气。而此时此刻的柏林，是深秋的树叶被雨水打湿被狗的脚爪踩过的味道。
说实在的，我渴望见到小镇来客。
第四封信。
亲爱的爽，卢卡告诉我你们在音乐会见面了。谢谢你的前往。
……
对了，冬天见面时，你问我有没有最喜欢的《格林童话》，当时我一时无法回答，因为好些都挺喜欢。但现在我想可以回答了。对我最重要的一个故事是《青蛙王子》，在里面，有很多深刻的人性问题及欲望。它关于家庭和陌生感、欺诈和变幻，以及爱……蒂亚斯。
我没有马上给蒂亚斯回信。事实上，在音乐会之后的几天，我打过卢卡的手机两次，没有人接。
我见到多尼，特蕾莎的大儿子。他马上就要大学毕业，正在柏林的一家银行实习。我们握手的力度和频度都带着热情。
多尼高大英俊，西装革履。我们语速飞快地掠过一个个关于小镇的话题，兴奋的气泡从彼此脑袋上冒出来，此起彼伏，就像把小镇的彩色屋顶拼贴进了柏林的淡灰色背景中。
多尼从小就是不用人操心的孩子，在小镇上完高中，去了海德堡读大学。现在大四，顺利地找到了柏林的实习机会。女朋友也在柏林实习，两人都觉得，柏林是个好城市，以后会考虑定居于此。
我问他是否认识卢卡。
他们当然认识。两人是高中同学，但不在一个班。高中读到一半卢卡就辍学了，然后考上了曼海姆的音乐学院。多尼说，卢卡在小镇时就组过一个乐队，去曼海姆后也组过，还带着乐队回来小镇的酒吧演出过。那时，卢卡留着很长很长的头发，披散在肩上，吉他弹得很噪。
至于卢卡有没有从音乐学院毕业，多尼并不确定。他们并不相熟。或者说，他们简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吃卡路里均衡的商务午餐，西服与头发都整洁得多的多尼，以及裤子垮在腰上，在午夜街头啃一个冷面包的卢卡。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起蒂亚斯的邀请、卢卡的音乐会，以及后来的联系不上。
多尼吞下一片芝麻叶，“也许，他觉得你能帮卢卡？”
“我能帮他什么呢？我一个外国人。”
“卢卡去过中国。”
一个惊叹号在我脑袋里劈开。
多尼说不清具体情况。大概四五年前，还在上高中时。一天，蒂亚斯在小镇奔走相告卢卡要去中国演出的消息。比起自己的事，卢卡的事似乎更让蒂亚斯兴奋。他的脚步踏过那些古老石头砌成的巷道，要把这好消息急急散播。微微佝偻的背也因激动而挺直了。
多尼说，他几乎不算认识蒂亚斯。泉水书店开张的时候，他已经上大学了，只是听母亲说起，这是家很有品位的书店。跟多尼家一样，蒂亚斯的家庭也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这几乎是小镇最普通的家庭样式了。
临别前我们拥抱。多尼的周到让人备觉安慰，也让卢卡的刻意回避更显鲁莽。
索尼中心的穹顶过滤了光线，投射在喷水池里，是波光流动的墨绿色。我决定给卢卡打最后一次电话。
水声在耳朵外面，长“嘟”音在电话里面。
就在我要挂断的时候，对方说话了。我说卢卡你好，对方说他不是卢卡，他是卢卡的弟弟托比，卢卡出门忘带手机了。托比，我默念了几遍这个名字。
听我简单说明来意后，托比让我现在就去找他，“你有手机地图吗？”
亲爱的蒂亚斯，谢谢你的回答和帮助。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否告诉我，这个故事为什么对你那么重要？爽。
我跟着泉水一样的人流走出地铁，一眼就认出了托比。他长得更像蒂亚斯，清秀，安静。笑起来有几分腼腆。
之后我知道，他跟蒂亚斯确实更相像。甚至，托比学的也是神学。
“喜欢吗？”我问。
“神学？”托比狡黠地笑了笑，“我讨厌所有学校，上大学不过是为了证明我的智商正常。”
“向谁证明？”
托比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没有回答。
正在放暑假的托比，借住在卢卡的公寓里。四层高的旧公寓楼，他们住一楼，推门进去有鞋和袜子的味道。两间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阳台上，木板合围成半人高的墙。
“你工作时，需要不断地发问吗？”托比问。路上我告诉他，这次在柏林我主要在听人讲故事。
“在脑子里问。我更喜欢做个倾听者。”
“是吗？”
“最好的谈话，是让对方放松地愿意自己说。”
“我母亲。”
“什么？”
“你刚才问我上大学是为了向谁证明，是向我母亲。”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好暂时沉默着。讲述与倾听的关系，也是人与神的关系。地上卑微沉重的小事，借由不断的祷告，进入神的天际中被加工处理。托比跟我强调这种关系，人和人之间，人和神之间的联结，就形成了关系。这里面伴随着从怀疑到信任，从信任到信靠，以及从信靠到信仰的过程。“人和人之间，做不到。”托比说。
那么，妈妈呢。我说。
托比从冰箱旁边的架子上抽出一张唱片，上面写着“奥菲利亚”，以及卢卡的名字。卢卡喜欢莎士比亚？我翻看那张唱片，曲目并无关联。
托比是在小镇上出生的，卢卡不是。在小镇的职业学校找到一份稳定的教职前，蒂亚斯一直带着家庭搬来搬去。
出唱片之前，卢卡一直想不到一个好名字。一天，他在电话里跟母亲说，不如就叫“无题”吧。妈妈反对。卢卡说起“奥菲利亚”这个名字，觉得跟唱片里的爱和复杂情绪贴合。妈妈激动地告诉他，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的名字。当你还在妈妈肚子里时，我们以为你会是个女孩。
托比问，你有兄弟姊妹吗？如果你的哥哥是母亲最宠爱的孩子，你的妹妹又是整个家的小天使时，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透明的。
我摇摇头，看着托比说，父母的行为很多时候是不值得细究的，就像水流过去了，你就让它流过去。“何况，现在连你都叫他卢卡。”
我们都笑了。
托比试图从冰箱里翻找食物给我。里面有一盒橙汁，一盒鸡蛋，两盒牛奶，芝士，还有些胡萝卜、洋葱。他们吃得很随便。
“有红茶吗？”托比让我想念蒂亚斯。他们都善良，腼腆，对我这个陌生人毫无戒备。我想为他做点什么，哪怕是煮一杯奶茶。
托比从橱柜里拿出装茶叶的罐子，里面是杂七杂八的袋泡茶。路易波士茶，绿茶，伯爵茶。我选伯爵茶。扔两个茶包到奶锅里，水汽氤氲升起来。
“小时候，我经常听见爸妈在讨论，要不要离开小镇去别的地方生活。直到妹妹出生，蒂亚斯开了书店，他们似乎就不想搬家了。”托比回忆。
我数算着年份，“所以你们已经在小镇住了二十年？”
托比的回答让我意外，他说：“我可以想象任何其他家乡。”
“什么意思？”
“只有平庸的人适合小地方。”
亲爱的爽，要回答《青蛙王子》为什么对我最特别，要从我的阅读经历讲起。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阅读，虽然家里并不能找到很多书。十岁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到相邻城市的学校寄宿。读书成了我在运动之外，最能投入热情的事。几乎每一分钟，我对书的喜爱都在加深。特别是历史类和古典经典。
作为一个热爱阅读的年轻人，我梦想着能在书店或图书馆工作。然而，总是没有合适的机会。你知道，这种工作相对钱也比较少。
有了孩子后，一些事情慢慢起了变化。以前，我并不喜欢朗读。但我很喜欢给我的孩子们读。通常在晚上睡觉前。有时我也讲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瞎编的童话。
平时，我是一个在职业学校里教宗教和道德两个科目的老师。我明白，“宗教”不等同于“信仰”，“信仰”与一个人的存在和方向有关。它也可以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宗教教派。我知道我的能力和责任，主要是让年轻人能思考和搜寻，在你的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能陪伴和安慰你，这里面包括信仰、哲学和文学。
接手这个二手书店后，最初我只是在努力维持收支平衡。慢慢地，发现自己竟然有能力做些别的。跟旧书打交道很有趣，但人们能进来这里阅读，阅读在这里发生，更让我振奋。
文学可以治疗我们。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在书店，我们分成角色阅读一些文学篇章。在阅读童话的时候，我最愿意扮演的角色，就是《青蛙王子》里的青蛙。如果要分析这个角色，我想，这是我在这个时代里做出的古典的选择。试图去理解平凡的意义，转换的意义，承诺的意 义。
希望能解答你的疑问。一切的祝福。蒂亚斯。
奶茶都还没喝完，卢卡就回来了。背着吉他箱，穿的还是演出那天的衣服。
我和托比都没有对这场景做任何解释说明，连尝试都没有。因为就在卢卡推门进来的那几十秒里，他表明了在这个空间里的角色和立场，与另两个人的关系。以及，漠然。
“蒂亚斯真的为你骄傲。”在第一次见到卢卡的时候，我说了这句话。现在看来，这句话蠢极了。这里面预设了两人的父子关系，而我指望能以这句话拉近与卢卡的熟悉度。无论我们承认与否，父母口中的我们，与真实的我们是不同的。被提起的我们，是被父母感情修饰后含着热望的表述。塑造这个形象的，有父母的谎言和我们的谎言，以及经年累月的记忆修改。
“卢卡去过中国？”我问托比。
“对，上海。”
“演出？”
“一个大型展会上的表演，是什么展会来着……”
“世博会？”
“应该是吧。蒂亚斯告诉你的？”
我耸耸肩。
小镇上没有其他人去过中国，卢卡是第一个。虽然他只是几十个乐队中的一个，但他也到达了父亲想象中美丽的远东。在书店里，蒂亚斯告诉我，他读过《论语》。托比则说，蒂亚斯甚至读过村上春树，一定是这个日本名字太难发音了，他才没有告诉我。
“真人有意思的作家多吗？”托比问。
我想起在柏林参加的那些作品品读会，摇摇头，“或许作家只该待在纸上，或许当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开口说话时，他们就不再是写作的那个人了。”
“变得跟文学无关？”
我耸耸肩。作家，是啊，他们总是在铺垫、解释、迎接、争辩，为那个已经被他们在纸上建造的世界做注解。
托比说，蒂亚斯是个很棒的读者，也是个很棒的父亲。小时候，他常常会给孩子们读着读着故事就演起来。投入虚构的世界里，让真实的自己承担起一个角色，对孩子们来说，虚构与真实则没有清楚的分界线，只是跟着父亲的身体和话语，就一起跑进了一个世界。
“这是对文学最大的善意。”我说。
就像托比跟我解释信仰的分层一样，我说，这样的举动里，也包含了信任、信赖和信仰。还有父亲对孩子的爱与传递。我想不出更好的事。蒂亚斯是了不起的作者，如果我们把讲述者、重述者也纳入“作者”的范围来看待的话。
“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托比说，这句话虽然是《圣经》里用来劝诫父亲管教孩子的话，但他觉得，这是水面一样辽阔的情感。
卢卡突然走进来。
他绕过我们，拉开冰箱门，然后问托比，意粉呢。托比说，我中午吃掉了。然后他们就嚷嚷起来。德语淹没了我，我就像溺水的人一样只能抓住几个单词。有一秒钟，我甚至希望他们能吵点跟食物无关的事。有点艺术家的样子，有点成年人的样子。可是，两兄弟在一起，这种从抢玩具和棒棒糖开始的竞争，似乎永远会持续下去。
在我准备离开，即将跨出大门时，卢卡突然说：“不要告诉蒂亚斯那晚的事。”
我回头，“什么事？”
“我知道你在的士上看见我了。是，我是说谎了。我没有经纪人。也没有助手。”
我只是看着他。
“难道你就从不对父母说谎吗？”卢卡说。
亲爱的蒂亚斯，谢谢你对我的信任，能花这么多时间，把这些事告诉我。而我，不过只是一个偶然路过的陌生人。
我真的感激这一切。你字里行间的情感和真挚。
柏林就像一团松软又便宜的棉花糖，我很自在，但也想念南方，想念我在小镇那些无所事事的时间。想念你们。想念你美好的书店。
这些天，我刚读完了一本黑塞的书。我知道，黑塞是你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在我刚刚写完的一个故事里，引用了你爱的里尔克的诗。
能跟你分享这些事，让我觉得美好。文学就是这样神奇的东西，它能让我们理解彼此。即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能在同一个世界里相遇。
要告诉你一件有意思的事，我在柏林历史博物馆里买到了一个金球。准确地说，是一个玻璃球，里面蹲坐着一只戴皇冠的青蛙。但特别的是，玻璃球里填满了金箔，只要你晃动一下，青蛙的世界里就会下起黄金雨。这只青蛙是不需要等待承诺的青蛙，因为它的世界里就有奇迹。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平凡。
愿一切的幸福与快乐伴随你。
爱你的，爽。
摆着床的房间是卢卡的，另一个堆着乐器的房间里有一张很薄的床垫，“我住这里。”托比说。
我伸手在电子琴键上按了一下，托比则从地板上捡起一个沙锤。两种乐器的声音碰撞到一起。
琴架上放着一把小提琴，托比说，这是卢卡十岁时，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至于他自己，小时候印象深刻的礼物则是《罗马史》。
“世界是通过阅读和想象完成的。”托比说，当他们一家人在小镇上安顿下来后，蒂亚斯开始了非常规律的教学工作，母亲则因为孩子相继出世而当起了全职主妇。
这个家庭没有多少客人。偶尔，蒂亚斯的朋友从外地来，或是路过小镇，就成为异常珍贵的座上宾。与卢卡早早就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不同，托比说，他是一次在聆听父亲与朋友的谈话时，才发现了自己的可能。
那是一位父亲小时候的邻居、兄长。“六八一代”。当他离开家去哥廷根读大学时，蒂亚斯还是个少年。这位卢卡口中的“伯父”，在哥廷根参与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席卷全球的学生运动。虽然他出身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成长于稍显闭塞的德国中部小镇，但那股政治热情和气流让人无法保持冷静与旁观。他们狂热地传阅共产主义的理论著作，对德国在“二战”后的姿态颇为不满。与全世界的年轻人一样，他们相信，改变就要开始了，改变就从走上街头开始。
古典的、经典的传说、神话都被扬弃，被视作现代性的大敌。甚至古典的道德楷模、家庭结构中的角色典范也被否定。当年，这位伯父就带着这些汹涌时髦的理论，对还在读小学的蒂亚斯进行了一番教育。
“也许蒂亚斯那时年纪太小了，根本没听进去。”托比乐不可支，而多年后这位伯父已经褪去了年轻时的激情万丈，在法兰克福的银行任高层管理之职。所以，那个他突然造访的晚上，两位老朋友之间的对话与争论，也就围绕着“古典的功用”而展开。
这位伯父因为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学生运动，所以原本在语言与哲学系就读的他，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但他毕业后的七十年代中期，找一份做研究的工作变得非常困难。他只好继续深造，并转向了经济学。他开玩笑地说，命运让他拥抱金钱。
对蒂亚斯来说，政治运动只是耳闻而非亲见，他延续了古老山区的知识分子的传统，信仰虔诚，对文学、哲学和音乐保有挚爱。
那个晚上，“伯父”对蒂亚斯说，有时候我为你惋惜，有时候我羡慕你。
蒂亚斯先是沉默，后来激动地背起席勒的诗来。“在你温柔的羽翼之下/人人都彼此称为兄弟/大家拥抱吧，千万生民！”
托比说，他分辨不出，是沉默寡言的蒂亚斯更笃信一个理想世界，还是这位曾热血地奔走于最前线的“伯父”更盼望那个被承诺的家园。他相信，有些更辽远更神秘更恒久的事，等待着他。
亲爱的爽，你说得对，文学作品确实能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谢谢你跟我分享你对《青蛙王子》和“平凡”的理解。对我来说，一切生活所需，就在学校、商店、工作、娱乐和教会里。此外，小镇的半木结构房子很漂亮，也有不错的自然风光。当然，还有我们的书店。
但如果说我有没有想过一个“理想的居所”，我想是有的。我在米切尔·恩德的一首诗里找到了关于我心中的这个图景最准确的描述：
在那个世界有一个湖，
那里汇聚着那些应哭却未哭的人的泪水。
在那个世界有一座谷，
那里回荡着那些应笑却未笑的人的欢声。
在那个世界有一间屋，
那里住着亲密无间的孩子们，
还有我们那些应有却未有的思想。
在那个世界盛开着鲜花，
那是由我们应予却未予的爱所生成。
当我们有一天来到那个世界，
阳光将驱散阴暗，
等待我们的是那应得而未得的一切。
非常亲爱的问候。蒂亚斯。
“蒂亚斯真的为你骄傲。”纵使看上去再蠢，我也决定说出这句话。
卢卡抬抬眉毛。
“真的。”我坚持。
几秒钟吧，有那么一会儿，卢卡的眉毛松弛下来，然后是脸颊，然后是眼睛。然后，整个身体像是变轻了，靠在门框上。
“你问我有没有跟父母说过谎。当然。”我口袋里揣着的都是托比的话语、蒂亚斯的话语。
我告诉卢卡，蒂亚斯在书店里做童话朗读的活动，你知道吗，他最喜欢的角色，是《青蛙王子》里的青蛙。
那是一只被诅咒的动物，当他遇到公主时，承诺叠加在了诅咒上。如果这承诺不兑现会怎么样？如果来自陌生人的只有恶意怎么办？青蛙将永远无法完成转化。它会被锁在丑陋的外形中，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
但信任的一刻是多么珍贵，就像金球跌落进水井中的那一秒钟一样，金球的光照亮了幽深漆黑的水井，让青蛙看到了盟誓的希望。只有相信，否则一切没有可能。
而当青蛙登堂入室，成为公主的座上宾时，一切更复杂了。我们对陌生人不负责任的善意与许诺，此时就必须做出决断与回馈。还有什么，比在家的屋檐下做出的行为更惊天动地的呢？
“因为我哭得很伤心，那只青蛙就把金球给我衔了上 来。”
“最小的公主，给我开开门。你不记得，昨天你在清凉的井边向我说的话了吗？”
“我说谎，可我承认说谎。”
卢卡不回答。
我决定离开，“再见，卢卡。”
他说：“好了，叫我约拿单。”
我伸出手：“好的。约拿单。”
亲爱的蒂亚斯，关于“理想的居所”，中国人通常会说，是桃花源。
那里跟恩德的诗里描绘的图景很像，要溯水而上，途经山谷，那里繁花遍地，是一片平原。“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但奇怪的是，人们从来找不到进去的路。
愿所有的欢乐都伴随你。
爱你的，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