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国人[1]开始想尽办法将法国人逐出俄亥俄河沿岸地区，也就是弗吉尼亚殖民地声称拥有的土地的时候，法国—印第安人战争也在美洲大陆打响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总督罗伯特·蒂恩怀迪（Robert DinWiddie），派遣了一位雄心勃勃名叫乔治·华盛顿的民兵将法国人赶出上述区域。当华盛顿在大平原地区建立了必需堡（Fort Necessity）之后，一支更庞大的法军将其包围并勒令守军投降。战事的爆发也促使了奥尔巴尼殖民地议会的召开，殖民地当局在英国政府的指导下商讨如何应对印第安事务。英国方面希望几个印第安部落能放弃对法国人的拥护，并且如有可能，给予英国殖民者一定帮助。各殖民地派出代表与易洛魁联盟，这个北方战线上最强大的部落联盟的代表见了面。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宾夕法尼亚的代表，他被视作印第安人的朋友。他与会的时候，手里已经握有一份“联邦计划”（Plan of Union），呼吁北美所有殖民地建立起一个“共同政府”，团结在一个“几个殖民地人民的代表”选出的“大议会”周围。这个提议的初衷是“维护和执行所有普遍照顾各殖民地利益的，和印第安人签订的协议；并与印第安人建立和平或与之作战”。富兰克林的奥尔巴尼联邦计划被看作是至少在向一定程度的殖民地自主统治方面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尽管遭到了英国政府的遏制（这个计划确实比大多数北美殖民地的目的要大为超前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这么说，寻求一种普遍的印第安政策的需要播下了殖民地联邦的种子。没有这种普遍政策，某个印第安部落就能周旋于两个殖民地之间，就像他们如何周旋于法国人和英国人中间一样。尽管计划失败，但它仍是一次重要的尝试，而且也向殖民者展示了“印第安问题”的重要性。
1755年7月，布拉德多克将军在杜根堡（Fort Duquesne）遭到毁灭性打击，其中法国人的印第安盟军扮演的角色证明了奥尔巴尼计划的失败。在杜根堡之战后的几次战役，以沃尔夫将军完胜法军的蒙特卡姆将军而告终，在这些战役里英军和法军两边都有印第安人加入，他们充当的是非正规部队以及侦察兵和突袭队。沃尔夫胜利之后，法国人就把加拿大割让给英国国王了。法军的印第安盟军因为站错队而深受其苦，因此许多人在随后于1776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中，转投门庭成了大英帝国方面的盟友，大英帝国因此也能征召一批为数可观的印第安军队。而殖民地这一边也并非没有他们自己的印第安盟军，但这些主要是已经“定居化生活”的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过着农业生产的生活。像马萨诸塞的斯托克布里奇印第安人那样的部落，他们已经被组织安排和分钟兵以及一群莫霍克战士并肩作战。当斯托克布里奇印第安人刚被分配到白人长官手下受指挥时，他们的酋长立即跳出来表示抗议。“兄弟们，”他写给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的信中写道，“有一件事我要求你们：你们务必要让我以我自己印第安人的方式去战斗。过去我没有和你们英格兰的风尚对着干，那么现在你们也不能要求我能像你们的人一样接受军事训练。你只要告诉我你们的敌人在哪里，这是我唯一想知道的事情。”人们认为“定居化生活”的印第安人远没有保留着游牧和部落生活的“野蛮人”来得可怕。这些“定居”的印第安人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假扮成英国人难缠的敌手来威胁英国人。他们喜欢这么折腾玩，先是玩火一般地冲到英国人底盘的边境线上，然后“他们挥舞着剥头皮的刀，嘴里嚷着难听的骂人话”。但是他们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军营生活。有一个民兵指挥官这样写道：“这帮人简直嗜酒如命，越来越不是省油的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丛林战可以派上他们的用场，所以他们都被遣散了。”
而那些战斗部落，情形就大为不同了。大陆议会的政策就是竭尽全力地让印第安部落保持中立，尤其是可怕的易洛魁联盟。“印第安人打仗的时候是出了名的不顾信仰和人性，”约翰·亚当斯在写给他的朋友詹姆斯·沃伦（James Warren）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英国当局煽动印第安人参战，那么他们就会在整个欧洲留下永久的污名。法国人已经因为在上一场战争中征用印第安人而使得自己名誉扫地。要是纵容这些嗜血狂徒们肆意妄为，剥人头皮，屠人妇孺，实在太恐怖了。”
而大陆会议在对易洛魁六部落的演讲中却极尽讨好，并随之奉上大笔金银。
你们印第安人知道在一个家庭中是怎么分配责任的。在父亲和他的儿子中间，那个当孩子只要承担一点责任。我们视英格兰为父亲，而我们这片殖民孤岛可以比作儿子。这位父亲……他请了一大堆仆人……有些仆人变得越来越骄傲自大且心地不良。他们不乐意见到这个孩子如此机敏，背着那些负担但身手还算矫健。他们告诉当父亲的，建议他给这孩子加重一些负担——他们说服了他的父亲……这些骄傲又坏心眼的仆人们看着这孩子因为负担加重而流汗蹒跚的样子，哈哈大笑。过不了一阵子，他们又让他的父亲把这孩子的负担翻个倍，因为他们听到了这个孩子的抱怨声……
这个男孩一边哭一边哀求向父亲求饶。父亲没有回答，因此在要倾倒的负担之下蹒跚前行的男孩“作出了他的抗争，把重负摔到一旁……看到这个情况，那群奴仆……给他的父亲拿来了一根杀威棍，让他拿在手里，胖揍这个孩子”。演讲的最后陈词是：“这是我们和英格兰老家之间的一场家庭争斗。这和你们印第安人无关。我们不希望你们拿起斧子迎战英王的军队。我们恳请你们留在家中，并且也不要加入另一边，请你们把你们的战斧深埋于地底……试问我们对于你们有何所求？没有别的，只有和平！”
尽管在独立战争的早期，英国人时不时地会利用一下印第安盟军，但是英格兰的大臣们，英国战地的指挥官却对雇佣印第安人来打击北美反叛军的想法存在深深的分歧。大多数人对印第安人的看法和殖民地人士是一样的：这些人是野蛮人，一旦把他们放在战场上，就很难用文明战争的规范来约束他们。印第安对屠杀和抢掠的偏好是广为人知的。尤其是在独立战争的早期，当英国人和解的愿望还比较强烈的时候，他们并不情愿使用那些会丧失美国民心的战争手段。而且，印第安人就和许多党棍还有游击队员一样，显然在长期和艰苦的战役中非常不可靠。毕竟，首先这不是印第安人的战争；其次，他们对战争的概念就是偷袭，爆发一些短暂的激烈冲突，然后大肆收获战利品。他们对旷日持久的会战没有胃口，而且他们散漫的作战方法很难和白人相当正规且繁复冗长的作战方式协同。但另一方面，印第安人在探路和突袭方面特别擅长，而且使用印第安人对敌方心理上的震慑效果要大于实际产生的效果。而美国人这边，尤其是远离前线定居点的人，始终生活在担心印第安人来袭的恐惧之中。他们在梦中会冒出这样的画面，一群脸上涂彩的野蛮人从丛林里蜂拥而出，他们杀人放火、剥人头皮，强暴妇女。在这种突袭中，运气好的是那些挨了一斧子倒在原地的，而运气不好的是还留着一口气，被折磨致死的。白人的这种心理的最好体现是在1776年，新罕布什尔当局悬赏每张敌对的印第安人部落的男性头皮70英镑，而妇女和12岁以上的少年每张头皮是37英镑加10先令。
在纽约和“西北领地”（the Old Northwest）——俄亥俄河以北的这片地区，亲英派分子和印第安人是紧密的盟友，尤其是易洛魁联盟的几个部落。亲英派因为心怀仇恨，于是伺机煽动印第安人来对抗独立派分子，并劝说英国人将印第安人物尽其用，使恐怖气氛和低落的士气在白人定居点扩散开去。
马萨诸塞当局把斯托克布里奇印第安人征召进一分钟兵[2]，但那只是个案，并且这些印第安人在波士顿保卫战中因为军营生活的固定作息和军事训练而变得焦躁不安和抑郁低落。
殖民地议会对印第安人有着一以贯之的定位。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来保持印第安人的独立。1775年7月，在邦克山战役[3]过后不久，殖民地议会将各殖民地划分为3个区域——北区、中区和南区——并指定了11名专员在这3个区域内主导印第安事务。这些事务专员有权“在他们相应的分区内，以殖民地联合体的名义并代表它处理印第安人的事务，从而保持与这些印第安人的和平和友谊，并防止他们以任何形式参与现今的骚乱之中”。
詹姆斯·杜安（James Duane）是一名纽约殖民地的代表，他目睹了奥农达戈人前来寻衅，要求在独立战争之后确保他们对既有土地的所有权。杜安建议北区的事务专员，应该让这些印第安部落知道，如果他们参与和美国人作对的事，那么最后就是要没收他们的土地。杜文还说，
印第安人对他们土地的价值知道得一清二楚。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在人性和信仰的框架内去思考的了……我对迄今为止我们所实行的腐败而不光彩的体制颇有窃喜之意，我们拉拢和贿赂印第安人，在确保最不堪的野蛮行为不会再发生之后，让他们放下了武器。他们应该像所有理性的人类一样得到正义。但是也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能伤害我们然后什么后果也不承担。这一点就足以确保我们将来生活的宁静平和，尤其是英国人还想让他们的加拿大保持稳定的话。
每一片殖民地都有着和印第安人打交道的不同经历，每一片殖民地都有他们自己想从印第安人那里攫取的利益，而且有时候这些利益之间有着尖锐的冲突。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在和印第安人之间利润丰厚的鹿皮贸易中得益，但他们害怕殖民地议会规范和限制他们与印第安人的贸易。而佐治亚殖民地，因为饱受南方印第安部落的袭扰，而迫切地想得到殖民地议会任何可能的帮助。
詹姆斯·威尔逊是宾夕法尼亚的代表，也是一名大地产投机商，他坚持殖民地议会在处理印第安人事务中保持自主性。他认为，除非和平协议是由一个主体出面签订的，不然就永远不可能和印第安人之间拥有和平。“说什么‘我们更强大，我们更优秀，我们对待你们的方式比其他殖民地对待你们的都要好’，像这样的话都不应该说给印第安人听。没有什么政治势力应该和印第安人谈判，只有合众国才有这个权力。”印第安人先知道了建立联盟有着“巨大的好处”，他们还有个不寻常的案例就是易洛魁六部落结盟。“如果没有殖民地议会的许可，”威尔逊总结道，“你们谁都不可以和印第安人做生意。如果什么人都能他们做生意，一场持久不息的战争就很难避免了。”
1775年10月，中区的印第安事务专员们在皮特堡和一些印第安首领见了面。这些首领是：“银鞋跟”（Silver Heels）；一位有名的战士——“蓝夹克”（Blue Jacket）；肖尼人的首领，也是美国最有名的一个印第安人，“玉米秆”（Cornstalk）；特拉华人的一个酋长，基尔巴克（Kilbuck）；塞内卡人的首领，卡亚肖塔（Kyashota）。
印第安人同意保持中立，而且一个叫“白眼珠”（White Eyes）的特拉华人重要首领还回到费城和殖民地议会的议员会面，向他们保证他的部落会和殖民地当局保持友好。而殖民地议会这一边，承担起了为几名印第安青年去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提供资助的责任，但是这样的尝试却不尽成功。当其中一个印第安人让一个白人女孩怀孕之后，女孩的父亲暴跳如雷要求大陆议会支付赔偿金。
在北区，大陆议会的印第安事务专员和印第安人也进行了和平协议的磋商。当专员们来到会议现场的时候，他们发现，“首领们都坐在一间屋子里面等着我们，”秘书坦奇·蒂尔曼写道，“而且所有的印第安男子都围成圈坐在毗邻的一个果园里，妇女和儿童紧挨着站在旁边。在圆圈中央放着我们的座位。当我们进入会场的时候，他们同声跟我们打招呼，说的是‘你好吗’之类的话，然后就是一片沉寂。”翻译员将专员来此的目的告诉了与会的首领，但因为莫霍克的首领还没来，所以什么事情都无法谈妥。当提到我们会给他们提供酒和烟草时，首领们眼前一亮，“并向我们打包票，”蒂尔曼的记载中这样写道，“他们的兄弟，也就是我们美国人，应该很快和他们成为朋友。”蒂尔曼接着写道：“那些可怜的野蛮人在公开会议中的举止真让我们这些文明人也感到自愧不如。我们看到他们是如此的安静，也从来不打断发言。只要一个人在说话，别的人就都认真在听。”印第安人抽着专员给他们的烟草，空气中充满默不作声而又在深思熟虑的氛围。
当酒摆上来的时候，大家还是保持刚才的举止，没有一个人急着去拿杯子。有一个人起来讲话，解释了一下在谈事情的时候喝酒的坏处，并想知道白人是不是不能随便把朗姆酒卖给年轻人。
与印第安人签和约，很快就会成为一桩无趣的差事。因为当你要向印第安人准确表达某件事的时候，他们不能马上知道你在说什么，很是费劲。演讲先由一位专员用简短的句子陈述，再由一个翻译员转述给一个印第安人，刚才专员说了什么。当转述给这个印第安人之后，再由他告诉易洛魁六部落联盟的人。因此一个演讲说起来虽然不需要20分钟，但因为这些必要的耽搁，会占用我们2—3个小时的时间。另外一件麻烦事是，来自殖民地议会方面的正式语言表达要进行改写和修正以及“加入……来龙去脉和人物概况，比之原文才能让印第安人明白易懂，有的时候你还得为他们一章一章地摘引洛克以及大多数你熟知的思想家的著述”。
到了傍晚，专员们放了一头公牛让“印第安年轻人以他们的方式，用弓箭、刀刃和斧子，围猎剿杀”。蒂尔曼接着写道：“这头野兽并不是脾气火爆的西班牙品种，它毫无脾气地任人宰割，在几分钟内就被大卸八块，一点都没有要攻击的意思。”之后是抢“两只花边帽”的竞足比赛。印第安人唱歌来为专员们助兴，但蒂尔曼发现印第安妇女的声音十分刺耳。斯托克布里奇印第安人部落的姑娘，已经皈依基督，并且在传教士的训练下演唱圣歌，蒂尔曼说：“她们很漂亮，也非常爱整洁，并且她们说的英语都还听得过去……”
经过了几天的谈判，为了印第安人的方便，会议转移至奥尔巴尼进行。但是蒂尔曼发现这座城市并不舒适且很不安全，因为这里充斥着士兵和印第安人。“很难说哪一方面最不正规和野蛮，”他写道，“士兵们想要酒，印第安人想要钱，他们可以为了这个造反。如果不供着他们就拒不出征。在纽约殖民地内和周围招募的军队真是一个糟糕的组合。他们主要是一些遣散的正规军士兵以及一些生活水平低下的外国人。”
休息了几天之后，印第安人才对由专员们向他们传达的，殖民地议会的照会作出了答复。“这太不可思议了，”蒂尔曼写道，“这些人相当准确地把跟他们说的意思都整合了起来。向印第安人传达的讲话原稿有9—10页，他们答复我们的时候，一个要点都没有略过，有些地方还是照用了我们的原词……他们真是够格的政客，也知道什么时间适合提要求。”
“我们很快就发现在会议中最有影响力的印第安人是莫莉，她是已故的英国在北部印第安事务专员威廉·约翰逊爵士的印第安姨太太和情妇。”作为一个有贵族背景的女人，蒂尔曼写道：“她亲切而礼貌地向我们致意。虽然她一身印第安人的打扮，但无论是她身上的亚麻布还是其他衣料都是最好的。”她嗔怪柯克兰——这位与会的奥内达人传教士自从她丈夫过世就再也没拜访过她——说，“穷人和不幸的人总是被人遗忘”。蒂尔曼揣测这个女人或许是与出席会议的印第安部落缔结和约的主要障碍。谣传她已经在盖伊·约翰逊和英国人那里施加了不小的压力。“这很稀松平常，”蒂尔曼在叙述这次和约会谈的结尾部分时说道，“印第安人把他们的政治游戏玩法熟稔于心，他们就是要左右逢源，两边通吃。”
在南区，也举行了一次类似的和当地部落的会议，在会上也分发了礼物，同时也收获了明确的中立承诺。
战争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延续下去，英国人的挫败感也在与日俱增。他们谨慎地实施利用印第安人的政策，但是其主要用途已经从军事层面的利用转为对美国人进行惩罚和恐吓。1776年秋天，乔治·热尔曼恩公爵致信英国印第安事务南部地区干事约翰·斯图尔特，敦促他在和克里克人以及乔克托人的协商中多多施压，让他们和切诺基人一起，在卡罗莱纳和弗吉尼亚的战线发动袭击。在战事爆发伊始，有谣传说南卡罗来纳的议会悬赏捉拿印第安人的人头，并且说印第安儿童，“到了某个年龄段一旦成为战俘，就会被擒获者收为奴隶……”，热尔曼恩向斯图尔特估计，这种政策将会有助于雇佣印第安部落来打击美国起义军。6个月后，纽约殖民地的英国总督威廉·特莱昂[4]敦促英国政府：“放出野蛮人打击那些倒霉的叛军，从而在前线营造出一种恐怖氛围……”的确，他的这个建议很快就成了英国政府的政策。诺斯在英国议会辩论中为这一政策辩护，其依据是英国人出于感恩而去使用这些“上帝和天道赐予我们的”方法。而查瑟姆也因此奋起反击，发表了一连串他一生中最为雄辩的演说。他说，
我非常震惊地听到有人说出这样的动因！这些动因是多么不合宪法、不人性以及违背基督教义啊！……什么？还要将之归结于上帝的神圣旨意和印第安人剥头皮刀下的屠杀？还要归结于这些嗜血蛮族的酷刑、谋杀、炮烙和食人……哦，主啊，在他们的野蛮战斗中被乱砍乱杀的刀下鬼他们真的会给吃了啊！这么恐怖的观念，无论你有怎样的宗教观，无论你对人性有神圣的或自然的或任何宽仁的感知都会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真是让我，一个热爱荣誉战争，反对杀人如麻的野蛮行为之士感到何等震惊……我们竟然要把这些野蛮的嗜血之犬放出去撕咬我们在北美的同胞、乡民。他们和我们同文、同法，共享自由以及信仰相同——无论从何种联系出发，我们都应该亲之友之，我们应该以人性的办法对待他们。
华盛顿本人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在写给印第安事务专员的信中，以殖民地议会的名义要求他们招募，“如果能以恰当的名义争取到的话，招募一支400人的印第安部队。这些人只要摆脱了在彼此战争中的野蛮行径，我相信他们能胜任很多任务，比如当侦察兵或者加入到我们中间，当轻步兵”。
当这些政策事务还处在辩论之际，在北美战线上，北美起义军和想把宝押在英国这边的印第安人之间已经爆发了小规模战斗，战争颇为惨烈。当时，有定居者在前线木屋的床头遇害，棚屋被付之一炬，而和袭击一样野蛮的绑架儿童和仇杀行径，彻底激怒了定居者。
这种袭击最致命的一次发生在怀俄明山谷（Wyoming Valley），该山谷位于萨斯奎汉纳河[5]靠近威尔克斯—巴里的地方。该地区大致位于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北部地区，康涅狄格殖民地也宣称拥有此地。而且每一次宾夕法尼亚人想把康涅狄格的定居者驱逐出去的时候，都会引发公开的战事。这片山谷的定居者都是坚定的起义者，且大多数肢体健全的人都应召入伍参与了康涅狄格战线的斗争。
约翰·巴特勒（John Butler）少校率领的亲英分子游骑兵和他们的印第安盟军选择怀俄明山谷作为袭击的目标，用以打击北美起义者的反击并大肆劫掠。在巴特勒的率领下，一支超过1200名印第安人和亲英分子的混编部队从尼亚加拉出发。他们一路行军到宾夕法尼亚西部的路上到处打家劫舍、杀人无数。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6]当时就住在遭到劫掠的镇子附近，他说道：“真是看了吓一跳，那些不设防的独门独院轻而易举地瞬间沦为敌人的囊中物。许多人被反锁在家中，和他们的家仆一起葬身火海。恐怖的场景一直在上演，我已经不知道怎样去描述再现了。”
袭击部队出人意料地夺取了怀俄明山谷的定居点。起义军唯一的一次防御作战来自泽布伦·巴特勒[7]上校，他带领大约300名老少占领了福迪要塞。1778年6月28日早晨，据一位亲英的木匠理查德·麦克吉尼斯所言，亲英部队和主要由塞内加人和“白眼珠”带领的特拉华人组成的印第安军队开拔到“一座由叛军盘踞的磨坊。野蛮人烧掉了磨坊，抓住了三个人，两个白人和一个黑人。野蛮人后来在他们的营帐里把他们杀了”。饥肠辘辘的袭击部队也得到了当地亲英分子温特莫特家族（Wintermot）的犒劳，他们一共牵了14头肥美的牛来到军营。温特莫特家的人对约翰·巴特勒爵士说，他们来自一个以他们家族命名的要塞，如果部队能确保妇孺可以免遭印第安人的毒手，他们就可以投降。之后巴特勒将军也向福迪要塞和詹金斯要塞发去休战旗，要求他们在同样的条件下归降。詹金斯要塞照着温特莫特要塞的做法投降了，但在“泽布”·巴特勒领导下的福迪要塞守军却送出口信说，他们永远不会“把要塞交给亲英分子和野蛮人。他们要对抗到底，守卫要塞到最后时刻”。
亲英部队和印第安人包围了要塞并开始静候。最终，7月3日下午5时，约翰·巴特勒爵士命令手下火烧温特莫特要塞，意图让人觉得他和他率领的袭击部队正在撤兵。泽布·巴特勒上当了，起义军追出福迪要塞开始搜寻敌军。他们对着藏在树林中的敌人大嚷道：“出来啊，你们这群亲英的混蛋！出来啊，如果你们够胆就露个头！你们要是有胆就露个脸给我们勇敢的大陆军自由之子看看啊！”起义军在搜索敌军的时候渐渐散开，而亲英部队和印第安人也布好了陷阱。起初，起义军还能站稳阵地，但随后他们开始用火枪射击，印第安人挥舞着长毛和战斧向他们冲了过来，这些没有作战经验的人只能掉头四散奔走逃命。许多人跳进了萨斯奎汉纳河，但是那里有身上没有负重且技术更高超的印第安人游泳好手。他们很快擒住了落水的起义军士兵并在水中结果了他们的生命，而且如克雷夫科尔写的那样，“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尸首变得臭不可闻，漂浮在水面上，并侵扰着萨斯奎汉纳河往下游一直到沙莫金一带的河岸”。在另外一边，“那些逃回要塞的人，不是被抓就是被杀。据说被俘的人，都被绑在小树上，当天傍晚就被烧死了”。并不同情美国革命的克雷夫科尔补充道：“这些无知的人欠缺考虑的策略，以及时代的不幸让他们为之丧命、断子绝孙，甚至让他们从12年前来到这里占有并美化的这片荒原上绝迹。这一场由殖民者和他们的母国之间的大对抗已经波及了所有地方，从海岸边一直到他们西部前线的村庄。”起义军对突袭部队的战败仅造成对方一个印第安人死亡和两个白人受伤。“因此，”一位亲英分子写道，“那一天对英国的忠诚和良好的秩序战胜了混乱和背叛。上帝对于我们这片神圣领土的庇佑，滋养和扶助了我们的事业……”福迪要塞的守军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了财产和一次又一次生命的代价。在理查德·麦克吉尼斯的话中又再次提到：“部队对当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财产查抄，罚没了包括耕牛、奶牛、马、猪、绵羊在内的任何类似的财物。这样做就足够把叛军狠狠打趴下了！”
“怀俄明山谷大屠杀”（Wyoming Valley Massacre），这个在事后立即被命名如斯的事件引起了一场反对印第安人和亲英分子的风暴。袭击部队所实施的粗暴的破坏行动成为起义军发动反击的有力武器。关于大屠杀暴行的故事数不胜数，很多是真实的，也有很多是虚构的，这些事迹让印刷厂小工连着好几个星期忙着排版印刷。人们传说，要塞曾经被人纵火焚烧，而被俘的人有的被丢进熊熊的火焰，有的被钉耙叉在地上，然后由一个臭名昭著的残暴的印第安女王用战斧屠杀。到了晚上，据说，大家点起篝火，幸存的战俘们裸着身子，被敌人追逐耍弄。他们逃跑着穿过一堆堆火焰，直至精疲力竭，倒地不起。如此这般，“怀俄明山谷大屠杀”就成了亲英分子和印第安人残暴行为的代名词。这两方面确实是狼狈为奸、令人不齿的。正如我们之前所见，亲英分子总是特别喜欢以牙还牙。他们对起义军抵抗母国的行为的愤愤不平感，很少会因为对战争影响的敬畏心而减弱。他们既不对人宽恕，也不祈求仁慈，而这种仇恨又因为印第安人偏好全面战争而进一步加强，因此带来的结果常常是一样的残酷无情。
莫霍克峡谷（Mohawk Valley）[8]和纽约殖民地西部北至密歇利马琪那湖峡（Michilimackinac）[9]很快就变得没有人烟了，那里成为一片烧焦房屋的废土，而不再冒出炊烟的烟囱残留着那里曾经有人居住的痕迹。来自英格兰、爱尔兰和法国胡格诺教派的移民后代曾经在此地盘踞，直至独立战争爆发的前10年。戈申（Goshen）、米尼辛克（Minisink）和沃尔沃辛（Wawashing）曾经是充满生机的聚居地，尽管他们都位于印第安人领地之内。印第安人和定居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相互戒备且小心谨慎的和平关系。独立战争则把这片地区变成了战场，成为英国人的一个军事中心。亲英分子和印第安非正规军一次又一次席卷通过莫霍克峡谷来犯。结构坚固的房子被用作防守要塞，而该地居民则日夜手握火枪。这个地区最大的印第安人首领是约瑟夫·布兰特（Joseph Brant），又叫“泰因德尼加”（Thayendanegea），是一个莫霍克人，在依利沙·惠洛克（Eleazar Wheelock）的印第安慈善学校上学，后来成为英国印第安事务总监盖伊·约翰逊的秘书。布兰特在1776年春天到访英格兰，成为詹姆斯·博斯维尔的朋友，在由罗姆尼给他画了肖像画之后，他又回到他熟悉的故土和美国人作战。
布兰特把目标选择在位于纽约殖民地西部樱桃谷内的一片村庄。这个峡谷最早是由纽约来的约翰·林赛他们一家在1740年来此定居的。从1778年春天开始，流言就开始传播说布兰特和他的莫霍克部落有意袭击樱桃谷，而这里的防御工事只不过是属于萨姆埃尔·坎贝尔上校的一些加固型房屋。7月，伊查博德·奥尔登上校率领他的马萨诸塞第七团（Seventh Massachusetts Regiment）——大约有250名士兵，驰援而来增加防御的人手并且加速建造可以抵御攻击的要塞。奥尔登是个没效率又死板的人，他很少听从建议，很少关心当地居民的需求。一些印第安友好部落警告他，在11月，印第安人和亲英部队将会在迪尔加河上“大会师”，而且他们已经决定进攻樱桃谷。当新的要塞建成，定居者根据他们知道的过往的袭击报告，请求奥尔登准许他们和家人搬进去，至少能把他们的贵重物品放在里面。奥尔登拒绝了，他的理由很牵强，说是他的士兵可能受不了诱惑，去偷定居者的东西。
与此同时，布兰特听说马萨诸塞第七团的指挥官驻守在要塞外围，就制订了在11月11日早上发动奇袭的计划。而一场浓雾也帮助了他，雾气紧紧地笼罩着要塞，却掩藏了布兰特军队的步步逼近。当布兰特将要发动攻击的时候，一个农夫刚巧跑过，要往要塞的方向去。他看到了布兰特默不作声的战士时候，他们也看到了他。印第安人向农夫射击并击伤了他，但他大步流星地及时逃走，并且提前几分钟给沉睡的卫兵发去了警报。接踵而至的是塞内加人，他们是布兰特的莫霍克人的附庸。他们的任务是拿下距离要塞约400码的威尔斯宅（Wells house）。奥尔登当时就睡在威尔斯宅中，他惊醒后逃往要塞，可是却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杀死了。他的副手也被抓获，而其他一些军官和奥尔登的扈从想组织起一些反抗却很快被击溃了。
交火了4—5个小时，布兰特越来越明白攻陷要塞机会很是渺茫，于是他就把手下的军队撤走了。攻不下首要目标受挫，布兰特军队中的印第安人开始把目标转向防守薄弱的居民，他们抢劫和焚烧了附近的居民点。这一带有大约40座农舍，其中有6座，里面的居民——主要是妇孺——都被残忍地杀害了。沃尔特·巴特勒上校——他的姓氏已经因为其父亲在怀俄明山谷大屠杀中的所作所为而备受唾弃——也要为当天的暴行受到谴责。而为约瑟夫·布兰特立传的作者在描写他奔走各处查看塞内加人有没有滥杀无辜的事迹时也是心有戚戚焉。提摩西·德怀特在他多年后来到樱桃谷的时候，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巴特勒上校的手下进了一户人家，恰好一个妇女正在分娩。这些人要把母亲和婴儿一起杀掉。此时，布兰特现身了，他大叫：“什么，你们要杀妇女和儿童？不，那个孩子不是英王的敌人，也不是殖民地议会的朋友。等到他大到可以造反的时候，两边的矛盾早就已经了结了。”他派了一个卫兵守在门口，于是孩子和他的妈妈都得救了。
在一片瓦砾之中，麦克唐纳上校带领手下士兵冲出要塞救了遭到恐怖袭击而避居森林的定居者。除了大约30个定居者被杀，有71人被布兰特和巴特勒掳走。他们被俘的那晚惴惴不安，唯恐性命不保，但大多数日次日都被释放了。巴特勒扣押了2名妇女和7名儿童作为人质来交换他自己被囚禁在奥尔巴尼的母亲和妻子。他也留了20名左右的奴隶，这些人毫无疑问是自己跑过去的。
在樱桃谷发生的滥杀手无寸铁的居民以及挨家挨户的抢劫的事件对怀俄明山谷大屠杀也已造成的巨大愤慨火上浇油。而且人们也越来越想发动一场战役，希望一战即能粉碎印第安人和亲英分子。于是，人们就开始了选拔和装备一支远征部队的枯燥乏味的工作，准备来横扫印第安地区。当这支部队还在整编的时候，布兰特又来袭击了，而这一次是在莫霍克峡谷中，属于米尼辛克的一个小镇；这里因为原先驻守于此的普拉斯基伯爵[10]（Count Pulaski）被命令南下去查尔斯镇增援林肯将军而防守空虚。布兰特带了60个印第安人和27个化装成印第安人的亲英分子组成的军队在1779年7月22日袭击了这个小定居点，他们开始纵火焚烧几栋建筑物的时候，大多数定居者还沉睡在甜甜的梦乡。人们最早听到的袭击警报已经是印第安人和亲英分子的号角声和干木头点燃之后的爆裂声。这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妇孺，男性居民不是太年轻就是太老所以无法被部队征召，他们纷纷躲入森林避难。小镇上小型的防御塔、磨坊以及12栋房子被烧毁，有几个居民遇难或者被俘，果树都被砍倒，农庄被毁坏，蓄养的动物也被驱散了。
当袭击的消息抵达了12英里外的戈申的时候，当地民兵的首领，图斯丁（Tustin）上校，向他部队中分驻在附近各个社区的军官发去命令，让他们去找尽可能多的志愿兵，并且在翌日和他在米尼辛克会合。次日早上，图斯丁一共招募到了149名成年及未成年男子，“许多人……是附近乡里的头面人物”。战争委员会驳回了图斯丁追捕布兰特的动议。当上校还在规劝士兵们回家的时候，他的副手米克尔（Meeker）少校，跳上了马背，拔出他的指挥刀，他大声说出了任何新入伍或者没有什么经验的士兵都无法抵抗的一段激励的话：“勇敢的人跟我走；让懦夫们留下！”结果，仅仅一天这支小规模的军队就推进了17英里并且追上了敌人——敌军因为带了太多战利品而行动缓慢。第二天早上，追击部队已经来到了印第安人仍然冒着烟的营火旁。从火堆数量来看，印第安人的军队也许为数众多，图斯丁再次规劝士兵们回家，但他的命令再次被违反了。到了9点钟，先头探路的部队已经来到一座桥，在那里可以俯瞰拉卡瓦克森[11]（Lackwaxen）河口附近的特拉华河。从那里，他们往下看到了一群印第安人，有真的也有伪装的，在向一个渡口进发。哈桑上校是一个比图斯丁年长的民兵军官，他带着一支民兵小队也来了。他接受合并后的部队指挥，计划伏击印第安人并切断他们的退路。他将自己的人分派在道路两边，但布兰特已经目睹了这一切，他偷越过一条河谷，包抄到美国人的后方，从而准备伏击那些伏击者。当印第安人没有出现在民兵们预测他们会出现的地方之后，他们就开始四处找印第安人，而战斗也很快打响。哈桑的部队完全踏入陷阱，被死死包围。印第安人借助了高地优势，连续一整天持续进行火力骚扰，民兵们的弹药一点点枯竭下去，阵亡人数却一点点增加上来。入夜时分，印第安人发起攻击，冲破了防守的民兵布起来的简陋方阵。民兵们只能四散逃命，而印第安人则在后面紧紧追赶。图斯丁除了是个民兵军官之外，也是一个医生，他搭起了一个简陋的战地医院来治疗伤者。他收治的伤员中，17人是被砍倒或者被割了头皮的。一些民兵想沿着特拉华河泅水逃命，而这些印第安人就像打鸭子一样把他们射死在河中。
在这一群全部170多名的士兵中，只有30人回到了他们从那里勇敢出师的定居点。19世纪的历史学家本森·罗辛[12]（Benson Lossing）认为他们是因为寡不敌众但是他们掌握到的布兰特军队人数是印第安人60个和亲英分子27个，总共也只有87人，而民兵这边几乎是其两倍之多。而且，印第安人和亲英分子武装这边，只有零星的伤亡数字。
在战斗中来自戈申的民兵军官伍德少校，据罗辛说，曾无意间画了一个共济会的标志。布兰特是共济会成员，在美国人溃败之后，他特别关心伍德是不是还活着，被俘后有没有被善待。当这个印第安首领审讯伍德的时候，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共济会成员。他认为是伍德画这个标记是个计谋，想保住自己的命，并且对这种欺骗组织的行为感到愤怒。不过，他还是留了这位吓坏了的军官一条性命。不过，就当伍德在战俘交换后回到家时，这位少校没有一刻耽搁就加入了共济会。
注释：
[1]1707年，英格兰苏格兰合并，改成大不列颠王国，因此English翻译为英格兰人，而British为英国人。
[2]马萨诸塞在独立战争中的特色民兵武装，在一分钟之内就能从平民改装变成士兵作战。
[3]Battle of Bunker Hill，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重要战役，发生在波士顿附近，大陆军在此固守，击退了英军。
[4]William Tryon，先后担任过北卡罗来纳和纽约两个殖民地的总督。
[5]Susquehanna River，美国东海岸最长的河，流经宾夕法尼亚州。
[6]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法国出生加入美国籍的作家，在美国革命期间写了不少支持革命的文章。
[7]与以下简称为“泽布”的是同一人。
[8]今纽约州中部。
[9]位于今密歇根州。
[10]早期为波兰的贵族、爱国人士，反俄起义失败后流亡北美定居，曾在独立战争期间救过华盛顿的命，也被誉为美国骑兵之父，后死于战伤。
[11]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河流，流入特拉华河。
[12]美国历史学家，以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历史著作而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