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多亚路上的啼哭声
一个冬天的深夜，没有月亮，天气分外地冷。
街上一片沉寂。
在爱多亚路的一条支路——永寿路11号的一幢大理石大楼里，有一户人家彻夜未眠，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街上的路灯昏黄暗淡，老旧的搪瓷灯罩早已松动，被寒风吹得摇摇晃晃，随时都有脱落的危险。大楼里的左邻右舍在经历了一天的疲惫之后，都已进入了各自的梦乡。
这一天是1949年2月3日，农历的小年夜。
凌晨2时，冼家起了一阵骚动，待产的母亲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25瓦灯泡的泛黄的灯光，映衬得母亲的脸更加缺乏血色，她似乎没有再次做母亲的那种喜悦，而是暗自埋怨孩子降临得太不合时宜。一阵剧烈的疼痛之后，一个小小的男孩来到了这个世界。“哇……哇……”的哭声传了出来。虽然他四肢健全，哭声脆响，但这瘦弱的婴孩显然是过早出生，他小小的躯体中的生命显得倔强而孱弱，就好像一株在温室里培育的幼苗被突然移到寒冷的泥地中。产婆娘把这个孩子抱给母亲看——他那稀少的黑发、高凸的额头、深陷的眼睛、枯瘦的手臂和那狭小的哭得起伏喘息的胸脯，使做母亲的一眼就看出，自己这第三个儿子，有着先天的不足。
父亲是冷静的，不慌不忙地给这个儿子取了名，叫做“冼之威”。
这个“冼之威”，就是我！
我父亲叫冼阿良，十六岁时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谋生。他在英国人手下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杂活累活样样肯干，而且眼快手勤、聪明伶俐，颇受师傅喜欢。他一边埋头苦干，一边悄悄学习技术，不久就学会了修车、开车。后来，他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租下一辆卡车，给洋人跑运输。又过了一年，他已经拥有了两辆“道奇”十轮卡车。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立足之后，他娶了一位漂亮的重庆女孩——我的母亲桂珍姑娘。
但是，幸福只向这对年轻的夫妇露了露脸，就悄无声息地溜走了——所谓“多子多福”，就像一张大网，整个罩住了他们。短短几年，父亲和母亲生了三男一女，家庭经济每况愈下，母亲的身体也大不如前。
阿娘来救我
家里人把男孩中排行第三的我叫做“小弟”，可我的祖母——我称她“阿娘”——很疼爱我这个早产的孙子，她给我起的小名叫“金龙”。但是，这个响亮的名字并没有给我的童年带来什么好运，就好比“多子多福”其实就和“多子多难”一样。我刚刚出生，母亲就患上了肺病，在家里不停地咳嗽甚至咳血。医生说，这种病很容易传染，最好把母子隔离开来。刹那间，我成了不祥之兆，成了家里的一个巨大累赘，被扔在摇篮里无人看管。什么“金龙”，我就连一只流浪的“喵呜”也比不上了。
阿娘闻讯，急切地从女儿家赶到儿子家，来救她的“金龙”孙子了。一进家门，阿娘抱起了大哭不止的我，不停地拍我、哄我。我错把阿娘当成了母亲，好像有了安全感，竟然停止了哭声，转而粲然一笑——那么可爱，那么有灵气。阿娘感觉这仿佛是佛祖在向自己发出了指令，让她和这个孙子的命运连在一起。她下定了决心，要承担起我母亲的责任。于是，阿娘毫不犹豫地抱起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向南市海潮路而去。阿娘在女儿家（我姑姑家）的旁边租赁了一间用砖泥砌起来的茅屋，在这7平方米的小屋里住了下来。
那一年，阿娘已经六十一岁了，她属于中国妇女中有着坚韧性格和果敢气魄的一类。她认定了的事，不需要得到儿子的同意，也没有谁能够让她退缩。住进这间小屋后，阿娘雇了一个奶妈来给我哺乳。奶妈是个农村妇女，虽然只有三十多岁，额头上却已有了细细的皱纹。阿娘先是以挑剔的眼光观察这个女人：她的乳房很丰满，就像瓜棚上吊着的大葫芦，上面有青色的经络，犹如地图上的河流。随后阿娘又伸出手，在奶妈的乳房上揉捏了几下，豆浆似的奶水就冒了出来。阿娘满意了，于是就定下这个奶妈。
然而，奶妈也是个苦命的人，没过多久，她的奶水就渐渐少了，我常常饿的哇哇叫。阿娘无奈，只好想方设法，自己动手寻找替代品。她每天烧饭时，都把面上的一层稠稠的米汤舀出来喂我喝。中国是农耕民族，稻米就是最有营养的食物。一天又一天，缺少奶水的我，喝着米汤，在阿娘的怀里撒娇嬉闹，渐渐地长大了。虽然我没有得到母亲的亲吻和爱抚，却得到了浓厚的隔代亲情。
最初的启蒙
阿娘出生于清末民初，在思想观念上无疑是那种传统的妇女，善良慈祥，刚柔并济，富有同情心。她身材矮小，却很结实。她常常得意地对我说：“侬晓得伐，从前有个叫花子到这里串门讨饭，我总会给他一勺饭吃，菩萨在天上都看在眼里。侬看我身体好伐，都是我积的德呀。”阿娘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用自己的一套唠唠叨叨的话语，对我进行了最初的善恶教育，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撒了做人的种子。
“囡囡，侬命真苦啊，一生下来就不能看见自家姆妈，只有阿娘欢喜侬，侬长大了一定要争口气。做人心要好，勿好做坏事体，记记牢啊。”在阿娘的絮语中，我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一泡尿撒在床上，阿娘也从来不骂我。我从没见过阿爷，因为阿爷过早患痨病去世，所以阿娘把养育我当做自己的精神寄托了。
阿娘谨记着“三岁看到老”的古训，早早地就对我开始了启蒙教育。我刚刚两岁的时候，阿娘就给我做规矩，说：“坐要有坐相，立要有立相，吃要有吃相。”她是要培养我从小就要注重仪表。她常叨念说：“吃饭的辰光，嘴巴不好发出声音来的，也不许吮嘴巴，筷子要捏牢这个地方……”她用手比划着自己的手捏着筷子的那一端，“看见了伐，就在这地方捏紧。太高了，就不好看了，异样呱嗒的。太低了，就更不好了，一副贪吃鬼的样子。”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阿娘看我听话，就说得更起劲了：“吃饭前不要先动筷子，要看大人拿起了筷子，侬才能吃东西；离自家远的菜碗，不能把筷子伸过去夹菜；好菜要先让长辈吃，自家不能抢着吃；空筷子也不好放在嘴里吮；吃饭要有吃相，两条胳膊不好搁在饭桌上面；添饭咯辰光，要用双手把饭碗端给大人。这点规矩侬要记记牢，要做一个有教养的小囡。”
身为宁波人，阿娘极其崇尚礼仪、形象，很多细节都要讲究。阿娘说，吃相就是一个人品行的标志，所以她时时刻刻会告诫或训导我，让我深深地铭记。就这样，我从小在阿娘的言传身教中，一天天地度过了贫寒却快乐的日子。每天晚上，阿娘都会和我在小饭桌前坐一会儿，微弱的灯光照着她带着斑点的褐色脸庞，她枯瘦的前额和憔悴的神态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相依为命
在和阿娘相依相伴的日子里，我时常听阿娘提起旧事，也听到阿娘和大人们之间的一些谈话。在他们的喜怒哀乐里面，我了解了大人们对人对事的看法。有一次，我听到阿娘向别人说起了我的父亲。阿娘说，阿良十六岁只身一人来上海闯荡，他没有文化，但吃得起苦，在外国人手里学生意，样样都肯做，学会了“八级铜洋”，又买下两间房子。我不懂“八级铜洋”，但我知道，这就是修理技术呱呱叫的意思。一九五三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我父亲冼阿良拿着七十六块钱的薪水，养活了八口之家。四五岁的时候，我听着阿娘说到父亲，心里面对父亲是百分百的敬重信赖。阿娘话头一转，又说道：“男人就是要有骨气，要成材做大事，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我的孙子要是能像伊的爷那样争气就好了。”宁波人把父亲叫做“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阿娘侬放心，我要向爷学习，一定不让侬生气。”
阿娘很健谈，她的闲话很实在，却常常语出惊人，这大概是我得到的最初的语言熏陶吧。阿娘喜欢说话，也喜欢走动。她常常带着我出去“荡马路”，年幼的我拉着阿娘的手走街串巷，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和花花绿绿的商店里面。那闪耀的霓虹，摇拨浪鼓的货郎，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让我知道城市是好玩的。三轮车上穿着长衫、手提公文包的是写字间先生；前后挑两只桶，桶里用稻草扎着红红绿绿鸡狗人脸的糖丸的是摊贩；“卖糖粥”“磨剪刀”，还有长长的“阿有坏格棕绷修伐，坏格藤绷修伐”的吆喝声就是城市每天的交响乐……
有一天，祖孙两人又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我望着阿娘疾走却稳重的小脚，不禁好奇地发问：“阿娘，为啥女人要用布头包脚，这么小的脚走起路来不是老吃力的吗？”阿娘笑眯眯地回答：“侬晓得伐，女人脚大就难看了，会让人家看不起的。”我这才知道，原来女人的外表是很要紧的，马马虎虎是不行的。那时候，一般人家的女人总有两样化妆品是离不了的，一是梳头油，二是刨花水。刨花水比食用油稀薄，跟水差不多，透明的，有一股淡淡的幽香。这种东西并不贵，可以称分量买。稍微有点钱就可以买雪花膏用了。我的阿娘没那么多钱，她和我的生活费都是我父亲冼阿良给的，不节约不行。但是阿娘又是个爱干净的人，她对梳头这件事是很用心的。每天，她都会用细密的篦子蘸着刨花水梳头，把头发梳得油亮光润。她一边梳头，一边问我：“侬看阿娘的头发好伐？有力长发，无力长甲。”我没有看到阿娘的指甲，我想，阿娘的头发一定是比指甲长得快了。难怪她的头发乌黑锃亮，密密地盖在头顶上，原来她是很有力气的人。“还要多吃黑芝麻，多梳头。”阿娘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传授养发护发经验。
我端详起阿娘，阿娘的头发好黑啊，衬出耳坠上的金耳环闪闪发光。她上身穿着藏青大襟、盘着长长纽扣的衣服，下身是带大围门的香云纱裤子，裤脚管宽松飘摇。她时常脚踩一双松软的黑色布鞋，一方手帕挂在胸前麻黄布盘的纽扣上，挺有精神地走在上海的马路上。那方手帕在她走路时一飘一扬，煞是好看。那种既明快又古典的装束，就是一种时尚，老人家的时尚，让我觉得阿娘也是优雅好看得不得了。
不知从哪一天起，阿娘梳头的时候，我会呆在一旁候着。我想：阿娘是我唯一的亲人，她养我、爱我，我也要伺候她，让她开心。于是，我开口说道：“阿娘，让我帮侬梳头好伐？”阿娘微微点头算是同意了。我就站在阿娘的背后，用一双小手捏起篦子在阿娘垂下的头发上，从上到下轻轻地梳起来。梳完了头发，我又用小手给阿娘捶背，还像模像样地给阿娘揉肩。阿娘乐得嘴也合不上了，直说“我享福喽，我享福喽”。我也高兴地扑到阿娘的怀里，沐浴着赛过母爱的隔代的亲情。在享受亲情的同时，我也懂得了人必须知恩图报的道理。
初见世面
男孩子总是野性的，小小的茅屋关不住我顽皮的性子。我穿着显然已经裹不住身体的破衣旧衫和补了又补的袜子，一有机会，就会走出家门找小伙伴玩耍。我清瘦而苍白，跟一群拖着鼻涕，时不时用袖口擦一擦嘴唇的小男孩玩到了一块。我们热火朝天地玩着那时候的游戏：打弹子、堆黄沙、刮香烟牌子、抽“贱骨头”、掷橄榄核……
阿娘的教诲使我比别的同龄孩子显得懂事，可是阿娘的宠爱毕竟带有一些放任，使我也染上了一些任性和散漫的恶习。我结交了一群天真无邪却带着“野性”的小伙伴，而我不羁的性格或许就在这时开始萌芽了。
我开始一个人出去玩耍。在海潮路上，我见识了打铁铺子。那里有两个赤身露背的彪形大汉，他们的胸前都套着一个大大的肚兜。只见一个汉子双手用钳子从火炉里夹出来一块烧红的铁块，另一个汉子就抡起锤子有节奏地捶打。不一会儿，铁块变了形，变成一把刀，一把上好的农具。这种劳动的场面在我幼小的眼里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后来自己的劳动会是那么的苦。
有一天，街上来了几个流浪的艺人，他们放下随身带着的被褥和装着干粮的口袋，把小锣小鼓敲打起来。聚了一些路人后，他们就开始了表演。有个人扮演孙悟空，在布帐上面不停地翻跟斗，把凶恶的妖怪收拾得服服帖帖。表演结束后，艺人就拿起一个破草帽，对着那些围观的孩子说：“学生们，可怜可怜吧，给点小钱吧。”可旁边的孩子哪里是学生呢，他们也并非觉得这样的表演好到哪里去，只是图个热闹而已。孩子们身上或许有几分钱，但那都是家长们给的零花钱。好在他们并没有吝啬地走掉，而是纷纷扔下一分钱。一分钱，买不了一只大饼，却可以看一次表演，真是廉价的娱乐啊。艺人们收了钱就来到老虎灶前，向主人讨一碗水，蹲在角落里啃起干粮。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种耍苦力的表演。一个汉子，身上套一个道具，弯下腰时看上去像是两个人。上面有一个真人头和一个假人头，下面是人的两条腿和套着两只裤脚的手。表演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手和腿打斗翻滚，就像两个人在摔跤，活灵活现。他表演得很卖力，伴随着“扑扑”的声音，一片尘土飞扬起来。表演结束，他站直身子，摘下道具，满头是汗，气喘吁吁连话也说不出来。他一边捂着胸口，一边擦着汗珠，一拐一拐地向孩子们拱手作揖，一圈转下来，也收不到几个钱。我想起阿娘的话，赶紧上前对那人说：“等一等，我去拿钱。”话音未落我就冲出人群直奔家里。还好，我家就在不远处。我心急火燎地对阿娘说：“阿娘，侬快给我两分钱好伐。”阿娘看我着急的样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侬这么心急要钱做啥？”“阿娘，侬不是告诉我，看到讨饭的人，要给他一勺饭吃吗？我现在要帮一个人，快点，快点。”阿娘赶快给了我两分钱。我奔出家门，把钱交到那汉子手里。汉子感激不已，竟然向我鞠了一躬。我也愣住了，傻傻地没有反应。
苦中作乐
和阿娘相处的日子就是这样苦中作乐。祖孙俩住的这间屋子太破陋，四周丝毫都不隔音。它低矮得像阿娘这样的老人也几乎要碰到屋檐；又实在是太小，只能遮风避雨。不过，屋子的顶上倒是有一块小玻璃，外面的阳光透进来，直射到屋里。冬天的时候，这一方阳光也能给人温暖的感觉。门板已经烂了几处，开门的时候会发出“吱吱”的响声。泥墙上有一扇小窗，用乱草和杂物堵着。往屋顶上细看，就会看出一层一层的蜘蛛网。屋里是再简单不过了。一张二尺七寸宽的小床，靠墙放着一张三个抽屉的长桌，上面安放了一尊佛像。佛像旁边还有一只小小的煤油灯，点燃时灯芯里常会发出“噼啪噼啪”的声音。屋角放了一只永远都摆不平的跛腿的椅子，和一只上面箍了几条生锈铁条的木桶。屋外的院子里长着几棵杂树，堆着几片废瓦。屋顶的瓦棱上枯草的断茎随风抖动，下雨天，雨水顺着黑瓦片滴落下来，落到积水的破缸里。再向院子外看过去，是一条似路非路的小道，跟大上海是多么不相称、不和谐啊！
就是在这样的住处，我跟阿娘快乐地生活着。阿娘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乡下的庙堂，农村的牛羊，天上的牛郎织女，地上的婚丧嫁娶，当然还有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说着说着，阿娘又开始她独特的家教了：“做人要有良心哦，不要做害人的事体啊。”“人可以救急，不可以救穷。”“一把米能养恩，一斗米要成仇。”“人心不足蛇吞象。讨饭的人吃惯了嘴，只要怠慢他一次，他就要记仇。对一个讨饭花子，决不能接济第二次。”阿娘大字不识一个，却是一个民间哲学家呢。她说的那些话，通俗易懂，有声有色，赛过学堂里的老师。不过，我毕竟只是个小小孩，有些话让我刻骨铭心，有些话却像一阵风一样地飘走了，比如：“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我要是学会这样做人，后来哪里会有那么大的坎坷不幸呀。
有钱人家把孩子当宝贝，阿娘也把我当宝贝。小时候，我有尿床的毛病，阿娘就带我到庙里。阿娘虔诚地跪在大佛的面前，双手合十地念道：“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小皇皇，一觉睡到大天亮。菩萨保佑我孙子，有魂灵，身体好。”我闻到了飘散着的香烛的气味，便好奇地问阿娘：“阿娘，菩萨是人吗？他为什么不说话？”阿娘轻轻告诉我：“菩萨伊晓得每个人做的事。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人要是做了坏事，菩萨就会晓得，会叫天打五雷轰的。”阿娘对佛坚信不疑，每逢初一和十五都要吃斋，她说：“啥人不晓得肉好吃，我只想让菩萨保佑我孙子。”她是想让自己积下的德能够庇护我无灾无难。
可是神仙哪里管得过来那么多人间的事情。我出生后不久就得了疝气症，有一次我哭得死去活来，真是急坏了阿娘。阿娘二话不说，连忙把我送到红十字会医院。医生说，孩子得了急性疝气要立即动手术，否则孩子性命不保。阿娘当机立断：“开刀。”那位阅人无数的医生也十分佩服这位果断利落的奶奶，要不是有这样的明白人，再高明的医生也无力回天的呀。阿娘以她将军般的胆识和果敢救活了一个幼小的生命。
手术后，阿娘抱着我回了家，我腹部八字形的刀痕让她心痛不已。阿娘想，要是自己能代替孙子挨上那一刀就好了。唉，没有办法，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点钱都用在医院了。可日子还得过下去，今后只能更加精打细算了。
有一次，天一下子黑了下来，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风雨欲来。突然，一个惊天巨雷炸响了，紧接着就是瀑布般的大暴雨向着大地浇灌下来。雷声在黑云层中隆隆滚过，一道道闪电划破天幕，闪出耀眼的蓝光，门窗发出了“咯咯”的响声。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自然界的恐怖景象，我一下子扑到阿娘的怀里。“阿娘我怕，我……”我的身体蜷缩着依偎在老人身旁，害怕得嘤嘤哭泣，话也说不完整了。阿娘轻拍着我的后背和蔼地安慰着：“不要怕，阿娘在侬旁边，天上的菩萨不会害侬，伊只会打坏人，不会打好人的。”大雨还是噼里啪啦地下着，没有要停下来的样子。于是阿娘讲起了故事，是童话呢还是民间故事呢，我完全记不得了。可是我听着听着，似乎雷声渐渐远去，雨声也渐渐小了，我在阿娘的讲述声中慢慢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不知好歹，对着阿娘叫了一声她的大名“许姣翠”。我是啥时候听到别人提起阿娘的大名的，自己也记不清了，只是这天，突然就脱口而出了。也许，这样叫一下很别致吧。孩子自有孩子的心理，谁知道呢。可是阿娘却严肃起来，她很严厉地教训我道：“长辈的名字小辈是不好晓得的，更加不可以叫出来，这是不礼貌的，侬要记牢。”我牢记了阿娘的教诲。
又是一个秋去冬来的年头，我起床后跑到大门口一看，愣住了：啊，下过雪了！海潮路这条弹格路和四周墙垣、树木、屋顶上都铺满了白色，好像盖上了白茫茫的一片棉被。陡然间，雪片又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起来，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落在行进的车顶上，落在路人的伞上。
我好奇极了，忍不住移动脚步走出大门，想去触摸一下神秘的白雪。
朵朵雪花飘落在我头上和身上，又落到我的脸上，落到我的嘴唇边，我用舌头舔舔它，没味的。我开始堆雪人，又将雪揉成一团扔得远远的。路对面有几个同龄的孩子，他们没这么野，只是看着我。我就更加得意了，完全不顾自己已经变成了雪人，还是起劲地玩着。“快进来呀！人都湿透了，要生毛病的！”阿娘扯开嗓子叫着，我只好停下了。雪人的另一个眼睛还没有装上去，只好让它做个独眼龙了。我依依不舍地进了屋。寒冷里也有温暖，贫穷里也有快乐。孩子的心里总会把开心的事情记得更牢一点。
回到父母身边
可是，短暂的快乐就这样过去了。不久，我就回到了父母身边。
我六岁那年，阿娘要回宁波老家处理一些家务事，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离开小屋之前，阿娘又对我絮叨开了：“囡囡呀，到了姆妈家里样样事体都要当心。姆妈用过的饭碗什么的，侬不要去碰，侬姆妈生过传染病的。”我真不想听这样的话，姆妈的家是什么样的？爷娘会不会喜欢自己？哥哥姐姐要不要我这个弟弟？
阿娘整理了一个简单的包裹，拉着我的手，告别了这间围着泥墙的茅草屋子，来到了永寿路上。我心里莫名地忐忑不安。
当我疑惑地进了自己真正的家——父母的家，看到满满一屋子人，一下子收紧了心。父母亲的脸上没有显出高兴的神色，哥哥姐姐则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没错，这是一个多出来的人，这个人来了，仿佛会分掉他们的食物和用品。我对他们也感到陌生，同胞手足之间好像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一道无形难言的屏障。
之前我听阿娘说过，我也是父母的亲生儿子，是没有办法才分开的，父母也是喜欢我的。于是我颤颤巍巍地轻声叫了一下“姆妈”。母亲“哦”了一声，对我的哥哥姐姐说：“这就是你们的弟弟，也是我生的。”停了一秒钟，她又转向我说：“他们就是你的大哥、二哥和姐姐。”我颤颤地抬起了头，第一次听到自己也有哥哥姐姐，好高兴。我想起了阿娘说过的话，乖巧地叫出了“阿哥，阿姐”。不知阿哥阿姐们谁说的话语传到我的耳朵里：“你现在算是家里的人了，我们家里又多了一个人。你要听话，自己管好自己，要多帮着做一点家务事，不要调皮捣蛋。我们家里一向都是老太平的哦。”六岁的我，听到生硬的见面语，瞬间迷茫：我怎么就这样不受欢迎？没有一点亲切感，我好像是个累赘似的，他们是我同胞手足吗？在幼小的心里，我划过一阵阵难受。“小弟，你听到了吗？”又是一句重复的问话。
敏感的我感觉到了这个家跟海潮路阿娘的家的不一样，没有了和蔼温馨，没有了亲切。难道我不是父母的亲生儿子？难道我不是阿哥阿姐的同胞手足？我是多余的人吗？我不禁脱口而出：“我是这个家里的人吗？”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凝滞了，大家都有些吃惊。“怎么？讲你两句不行啊，你嘴巴这么老，就像个外来人！”“你怎么一到家里就要吵架？阿哥阿姐比你大，讲两句就讲两句嘛。”母亲显然并不袒护这个六年不见的儿子。此时，阿娘终于按捺不住了：“阿良，小女”，这是阿娘对我父母的称呼，“我告诉你们两个人，伊到冼家门来，就是冼家的人。以后啥人要是欺负伊，我就对啥人不客气。家务事体，大人多做一点，为啥要小人多做？这是啥个道理？”阿娘一连串的质问，使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我第一次见到慈祥的阿娘这么凶，这么厉害。阿娘是家里老祖宗，她肝火上来，拍着台子，咄咄逼人。我父亲冼阿良是个孝子，他垂下了头，用一只胳臂肘靠在桌子的边沿，诺诺地说：“姆妈，他也是我的儿子，我怎么会欺负他？”
阿娘和我都没有想到，一家人的首次团聚会是这样一副场面。这种尴尬难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无论我怎么想将它抹去都不行。但阿娘的话我不会轻易忘记。于是，我学会了看家里人的脸色，遇事总是谦让。其实就在当天，阿娘就悄悄对我说过：“侬也不要记恨侬爷娘。现在小人生的多，小人就不稀奇了，有的人家还把小人送掉了。”我明白了，自己虽然也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可那是一块赘肉，自己就是家里多余的人呀。我没有被送掉就算是庆幸的事了。
一家八口围着吃饭的时候，阿娘把好菜夹到我的碗里，我又把菜夹回阿娘碗里，阿娘再把菜按到我的碗里，示意我不要再犟了。这些动作，引起了哥哥姐姐的不满，也引起父母的意见，他们认为阿娘对我偏心。其实，哪里有什么好菜，都是一些家常菜而已。我不由得回想起在海潮路的小屋，祖孙两人吃着臭冬瓜、青菜之类的宁波菜，有时候一只咸蟹爪就对付了一顿饭，滴几滴麻油做汤也能将就一顿饭。我从不挑食，有什么吃什么，只要阿娘在身边就什么都好。我穿的衣服大多也是阿娘跟人家讨的，别人家的孩子长大了，衣服穿不下了，就穿到了我身上。
宠爱我的阿娘就要回乡下去了，我要在这个家里生活下去。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多做点家务事，减轻父母的家务担子。我知道自己也该心疼妈妈，她生了五个小孩，还生了一场大毛病。于是，我会主动帮母亲擦拭家具的灰尘、洗袜子、洗小解放鞋。寒冬季节，我把手伸进冰冷的水里，又缩了回来，用嘴哈了口热气，再伸进去，洗起来……父母夸我说：“这小囡倒蛮吃得起苦的，蛮懂事的，也多了一个人手。”我觉得，家里人从血缘上接受了我是家庭一分子，但是从情感上却并没有接纳我。我仿佛摆脱不了外来的身份，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交流。我知趣地存在在这个家庭里，从不计较哥哥姐姐为什么不做家务，只是觉得家务都让妈妈一个人做，她实在太辛苦！
送别阿娘
阿娘回宁波的日子到来了。
那天下午，阳光柔和，街道两旁，微风拂动着法国梧桐树的叶子。
阿娘拒绝了父亲送她到码头。我执意要去送，她喜出望外，同意由我送她。于是祖孙两人出了家门。阿娘把两只包袱一前一后地搭在肩上，我还像往常一样拉着阿娘的衣角。可是这一次不是出去荡马路，而是分离。我的心里感觉是那么空，空得好像被人挖去了一大块。
阿娘蹒跚着来到电车门前。“来，来，你慢一点，我来帮你拿东西。”那是五十年代的女售票员，她一边说一边下车，挽着阿娘的包袱回到车上。车开了，给阿娘让座的乘客和阿娘拉上了话：“喔唷，这是你孙子啊。”阿娘得意地应答：“是啊，是啊，伊是我一手带大的宝贝孙子。我回老家去，伊一定要送我去码头。”“噢，你有几个孙子？”“五个。”阿娘似乎更得意了。另一个乘客也开口问：“这个小囡几岁啦？”“噢，伊六岁多一点。”阿娘的嘴角不禁浮现出喜色，连眼睛都眯缝成一条线了。“这个小囡这么懂事，这么孝顺，以后一定有出息。”这祖孙俩成了车厢里的议论中心了，乘客不断地夸赞着我，阿娘忙不迭地回应着，离别的哀愁暂时忘却了。阿娘说：“金龙啊，侬听到伐，人家都在表扬侬，侬要争气，要有出息啊。”“噢，我会的，阿娘。”
不知不觉，已经到站。我和阿娘穿过马路。那个年代，能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看到小脚女人，还是蛮稀奇的，路人都望着我和阿娘——上海马路上一道少有的风景线。阿娘很是镇定，她一手挎着包袱，一手牵着孙子，稳稳地走在路上。警察叔叔热心地上前搀扶：“老人家，慢慢走。”祖孙两人一路上享受着人们的关怀和帮助，心中满是喜悦与感激。
十六铺大达码头就在眼前了。“民主3号”拉响了汽笛，催促着人们抓紧上船。阿娘走到了检票口，递上一张到宁波的统舱船票，票面上印着三元六角的字样。检票口立着一块“送客到此”的牌子，我知道必须在这儿和阿娘告别了。服务员上前搀住了阿娘，转身走了，走到检票口，阿娘又返回来，摸着我的手，她不知该如何安慰我，我呜呜地大哭起来，打了一个噎，哭得好伤心，嘴里含糊地说着：“阿娘，侬啥辰光回来呀？侬啥辰光再来看我呀？”我心想阿娘走了，没有人疼我了，我可怎么办啊！我哭着说：“阿娘，我舍不得你走啊！”小嘴唇微微地颤动着……突然，一块手帕小心地贴在我的脸上，轻轻地擦去我的泪水。蓦然间，我看到阿娘的眼里也噙着泪水，她也在拭泪。我似乎明白过来，我说：“阿娘，侬不要难过了。侬一只眼睛不好，要当心啊。我会想侬的。”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阿娘也会想侬的……”这时，服务员及时上来提醒。阿娘这才摸了摸我的小手，在我的手心里塞了一张两角钱的纸币说：“放放好。”说完，阿娘回头往船舱走去，她是最后一位上船的旅客。就在阿娘一只脚跨进船舱的那一刻，我忽然大声喊道：“阿娘，阿娘！！！……”这声音那么稚嫩，那么凄厉，响彻上空，旁边的人露出了诧异的目光。阿娘也禁不住回过头来，那炽热的、爱怜的目光穿入了我的心扉。我揪心哪！
船开动了。
我不忍离去。望着大船，阿娘在甲板上朝我挥舞手帕。我脱下了衣服，也使劲朝大船挥舞，嘴里喃喃地呼唤着：“阿娘，阿娘。”
大船的轮廓越来越远，一缕缕烟雾从烟囱里飘了出来，船渐渐远去，变成一个小点。我拖着沉甸甸的脚步，黯然地往回走去。
到了家里，母亲看到我哭得红肿的眼睛，她不能体会我对阿娘的那一份感情，便冷冷地说：“你真是怪了，走就走了嘛，有啥好哭的。阿娘走了，你要乖一点，要学会自己独立！……”
妈妈的话语，一下子刺痛了我年幼的心灵。我回答：“喔！知道了！”六岁多时，我就开始渐渐地铸造起“要学会独立、不能依赖、争口气”的韧性。
其实，母亲对我倔强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是她那一句句冷漠的话语，给我的个性涂上了一层层极其浓厚的底色。
父亲抽空去了派出所，把我的户口报上了。与阿娘相依为命的六年结束了，清贫的生活和快乐的童年也远去了。新的生活在等待着我。
此时，我的内心升起了一种落寞和孤独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