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在广东抗元兵败被俘，被押送往元都燕京途中，舟泊采石矶，江涛滚滚往事如潮，令这位本来写诗后去打仗的民族英雄，写下了《采石怀古》：“石上蛾眉二十岁，重来为堕山河泪。今人不见虞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长江不论是非，是亦人之是，非亦人之非。采石矶留下的不仅是一时成功者的脚印，还有愁肠百结的失败者的浩叹、落魄者的沉吟。
这就是历史。
有人欢呼胜利的时候，牺牲已经开始。
365采石矶为李白晚年的游历之地，李白（公元701一762年西域碎叶人，5岁随父迁居今四川江油青莲乡。采石矶上有太白楼，后人为纪念李白在唐元和年间所造，为兵火劫，屡毁屡建，今之存者已是清光绪年间的建筑了。揽月捉月，举杯邀月，山间漫步，林下独吟，其实饱含凄凉，李白已经贫病交加了。
曾经被唐玄宗征召，“扬眉吐气，激昂青云”地要“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在临去长安时写的《南陵别儿童人京》的结束两句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进京，玄宗以七宝床赐食，亲手调羹给李白吃，并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李阳冰《草堂集序》）做了个翰林供奉。短暂的热闹过去之后，李白傲岸不群、鄙夷权贵、无视封建秩序的性格，引来了谗言四起，毁镑不断，玄宗也随之疏远。在《行路难》第二首中表露了深深的失望：“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斗鸡走狗之徒得意洋洋于长安时，李白只能慨叹“行路难，归去来”了。天宝三年，即公元744年，李白出长安。是年春，在东都洛阳和杜甫首度相识。其时，李白44岁，杜甫33岁。
天宝四年，李白、杜甫在山东曲阜第三次会面。诗酒情浓，肝胆相照，“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冬天拜别，相约来曰。李白去江东漫游，后因永王王舞事件而被流放，遇赦，再漫游，终老长江。
杜甫去长安又出长安，离乱纷纷，贫病交加，后来死于洞庭湖畔。
相约来日竟然没有来曰。
他们只能以诗寄情，尤其是李白获罪流放后，杜甫入梦便看见李白，遂有“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之句。
李白一生的最后3年，始终浪迹在长江之上或长江之滨。公元759年遇赦自三峡而下，写“两岸猿声啼不住”，到江夏小住，一度又有了诗酒放诞的豪兴，说是“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常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蚊龙笔翰生辉光”。秋日，陪族叔刑部侍郎李晔及中书贾舍人游洞庭湖。才情洋溢，豪兴襟抱，佳构妙语，均不输当年：
南湖秋色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李白一生的最后两年，与大江帆影涛声相伴，漂泊于宣城和金陵一带，自由自在而穷愁潦倒。公元761年，朝廷以李光弼为副元帅、太尉兼侍中，率大军出镇临淮，准备和率精骑包围宋州直逼东南的史朝义接阵。李白是年61岁，闻讯赶往临淮请缨，半途病倒，折返金陵，长叹曰：“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是年秋天，李白离开金陵第7次游当涂，投靠当涂县令李阳冰。762年，李白病重，于病榻上把一生全部著作托给李阳冰，后由李阳冰编成《草堂集》10卷。是年末，枫叶落地、荻花飘扬时，李白作古，终年62岁。
临终前，李白写了绝笔之作《临路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李白死了，但，李白的诗永远活着。李白的足迹，在长江沿岸的名山胜地俯首可拾。李白的诗魂随着滔滔江水拍击山川，高歌而去。
天门山，位于当涂、和县之间的长江两岸，东为金陵之屏，西是八皖之障，为长江咽喉，与江阴相伯仲。李白有诗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宣城有谢用滕，唐初所建，登楼可北望敬亭山，又称北望楼。
谢跳（公元464年至499年），字玄晖，曾任宣城太守，故又称谢宣城。其诗风格清丽高远，山水诗开唐诗先河，他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等佳句传为绝唱，影响所及为整整有唐一代的诗与诗人。李白在《秋登宣城谢跳北楼》中写道：“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敬亭山在谢跳楼之北，李白有《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江水又东……
那撞壁声，那拍岸声，那呼啸声，那呜咽声，瞬息便去，继而又作，谁能判定这是历史的余音回响呢，还是现实的尘嚣喧嚷？
如果默默地漫步江畔，回想昨天，浑浊的江涛中我们能看到的，永远只是一部大书的扉页，那华丽辞章却已经教人目不暇接了。仅以李白论，笔者每每江畔独步倾听涛声时，波峰间总会骤然响起巳经苍老的歌吟：
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下游之水籲现在，我们要回首大宋宋朝。这是一个在汉唐气魄之后，处于分裂时代的朝代，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朝代。后人对宋朝的风景似乎有点粗心大意，其实两宋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是空前绝后的。史家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是：南宋之亡亡于吏治腐敗？官僚机构的叠床架屋？还是天命使然？
大宋掠影河、长江，风情万种地显现着、流动着。
它们均源自中国西部高峻的雪峰冰山，自西向东有着共同的方向，却又选择了各自的流程。在出现之初，古黄河古长江的使命就已确定了：当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地质运动趋于平缓、高亚洲形成、中国的地理大势确立，最初的流出之水便一北一南各奔前程了。
远古及远古的远古年代，大地之上除去风雨雷鸣一派荒寂之外，长江便是最早而且仅有的流动者与歌唱者了，黄河在其后，它们流动着便歌唱，它们歌唱着便流动，100多万年前，当我们的先民在涛声拍岸的荒野为这一江一河的流动百思而不得其解时，它们已经流动很久很久了。
这是史前人类地理大发现中最伟大的发现，从此以后跋涉流浪奔波寻觅的先民，因为有了维持生命的常流之水，而得以稍稍安定，始能进入家园简陋的木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并且因为流水的形态与滋润渐渐地心智有所刺激而有所开发。最终他们将会溯源：水从哪里来？水到哪里去？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
倘说这一块土地别无选择地要进入以人类为强者、众生万物共存时代的话，那么黄河、长江便是当仁不让、无可替代的先行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那是中华民族的两条大动脉，流淌着、搏动着，唤醒了黄土高原，蕴含着荆楚绿梦。刀光剑影，征战挞伐，家园故事，文采风流，都在酝酿之中了。
大约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华夏先人极其活跃。这里所说的活跃仍是地理大发现的延续，已经发现的此一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址有7000多处，也就是说至少我们的先民以这7000处为安身立命之地，进行着劳动和渔猎，并且繁衍生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或者言说，那是一个可以想像的为了生存而忙碌，极少有废话，却又充斥着新鲜感的灵智活跃的年代，所有的记录都在地底下，或者已经消散。当我们说他们是在创造文明的时候，其实这是后人追加的，最初只是为了活着，为了自己以及后代的生存，一条漫漫之路的出发点。
正是这原始的出发点，才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丰碑，那是一些碎片，先人的残骸以及各种石器，埋没在地底下。
真正的丰碑决不高大，而且无字。
考古发掘证实：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时、同样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所照耀，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地底下的证据还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在珠江和黑龙江流域，也留下了起源的脚印，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是源远流长的。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代表性文化遗址是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和宁绍平原的浙江河姆渡。稍晚，自成一统的新石器文化在黄河流域为上游的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及其延续山东龙山文化。长江流域则主要有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自此，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多样性，实际上，已经给出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化并存的格局。
殷商废墟是如此激动人心，其时已有成熟的甲骨文，城市规模宏大，有地下水道设施。青铜器铸造工艺精良，天文历法已相当先进，原始祭祀和王位更替制度化。先商文化来自黄河以北，是当时中国地域内最具影响力的文化。
周在灭商前的主要活动范围是渭水流域。周文化因着吸收、融合其他北方地域文化，而开始显示了泱泱大度，从而才能为以后的3000年华夏文化奠基。周建国后分封诸侯以拱卫周室，各路诸侯得以保持宗族族群，同时因地理之便又发展了各自的地缘文化。周人在这一种看似松散的统治方式之上，又以至高无上的“天”、“天命”的观念树立周室王权。周人的世界便不再是“大邑”而是“天下”。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历史由此而成了华夏社会的延续、发展的历史。
东周列国的争雄角逐，在更深的层面上却也是文化的碰撞、对抗、较量。权柄更替，国运兴衰，吞并蚕食，一时胜败，不能征服的是文化，征服者同时却又无不以华夏文化的正统传人自居。其实，自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华夏文化的内涵就已经不再仅仅是黄河文化圈了。但黄河流域经济文化的相对发达，却是事实，政治经济的中心均建立在中原地区，黄河流域也就成了公元1000年以前中国的最为显赫之地。
政治中心实际上就是权力中心，因此往往也是混乱中心。当争权夺利的剑既拔、弩已张，往日的升平气象就会毁于一旦，这时候文化也会隐退。李白、杜甫的诗既无法平息“安史之乱”，也不能消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公。可是隐退不是消亡，文化将会持久地存在，因为文化总是天真的，它代表着良知的美，它属于心灵。它尽管也为社会政治、经济状态所制约，但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政治、经济的附庸。
古今中外有过高雅的政治吗？但确确实实曾经有过高雅的文化。
黄河流域持续1000年的繁荣一其中也包括了兵变纷乱、战火连绵、大城与宫殿的烧了又建建了再烧等等一均是以资源作为代价的。为了修建阿房宫，砍树把蜀山都砍秃的日子，不可能更长远地持续下去，猛烈的繁荣之后必然是衰退。随着东晋的政权南迁，中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开始，长江流域以其丰饶、辽阔，承担起了传播和发扬华夏文化的艰难重任。一个史家屡举不鲜却极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唐代，学术中心无疑首在长安，次为洛阳，士人读经做学问，都要到长安去看碑、核对经文。唐末五代，印刷业在四川成都兴盛。到宋代，精美的宋本书籍已成传播文化的主要载体，长江流域的成都、南京、杭州是当时印刷业最具实力名望的三大中心。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史学家们通常以宋朝的建立为界，宋代以前的华夏文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宋代幵始则重心移至长江流域。
黄河流动着，更多的泥沙俱下。
长江流动着，它也将由清而浊。
南人和北人，喝的都是江河水呀！北史和南史，加起来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史，那不也是黄河、长江的壮阔波澜史吗？
现在，我们要回首大宋一宋朝。这是一个在汉唐气魄之后，处于分裂时代的朝代，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朝代。后人对宋朝的风景似乎有点粗心大意。
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北宋与辽的对抗，南宋与金的争战，都没有影响到长江流域的地位，因而宋朝的风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长江流域的风景。
有宋一代，从未中断过募民垦荒的政策，这是因为宋立国后，社会凋敝，到处是经过战乱及自然灾害后的荒芜之地，到处有饥饿的流民，可谓野无炊烟，疮痍满目。宋太祖有《劝栽植开垦诏》：“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太宗规定：各州军的旷土，允许农民请佃，“便为永业”，并可免除三年租税。太宗淳化元年，具体规定，江南、两浙游民劝其耕种，“准免租税徭役五年”。南宋初年，这一劝垦安农之策仍然得以延续。如绍兴二十年，对“耕淮南荒田者……九分归佃户，一分归官，三年后岁加一分，至五分止。岁收二熟者，勿输麦。每顷别给二十亩为菜田，不在分收之限，仍免科借差役”《宋史食货志》宋代并专设劝农官，奖励垦荒有成绩的地方官。宋徽宗崇宁年间，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王觉，以开辟荒地几近万顷，官升一级。而对不教民耕种，贪占公田者严厉惩处。李彦侵占公田案，“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悦”。
赈恤饥民，使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是地安民安的关键，宋代的注意赈困恤贫、救灾济民的意识和行为，均大大超过以往，相关记录遍载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记北宋建立后太祖于建隆三年正月’“命淮南道官吏发仓廪以赈饥民”；卷9又记：开宝元年五月，“诏赐江南米十万斛，民饥故也”。平定江南割据政权后，又“辄诏赈其饥，其勤恤远人，德意深厚”《宋史‘食货志》宋徽宗时，李纲曾上奏《论赈济札子》，从中可以看到北宋统治者对下情的体察及对灾难贫困的态度。李纲称：
臣昨者入觐，伏蒙圣慈宣喻：江西旱灾，饥民阙食，使之推行赈济。及至境土，又奉亲笔诏书，令劝诱积米之家，以其食用之余尽数出粜，以济流殍之苦。臣仰体天意，敢不夙夜自竭以奉诏旨。自到本路监司协力行移州县。凡有流徙阙食之民，通融斛斗，尽令给米收养，其赈济五万九十二人。又给历州县遣官简察令，劝诱积米之家，减价出赈米麦谷二十一万八千一百四石五斗。
宋朝是够为难的，北宋时黄河水患年甚一年，皇帝上朝议政，治理河患便成了头等大事，官员人等皆悉河情，以备皇帝查询，不少大员还都曾去作实地考察，“回河”与“东流”之争，曾经震动朝野。荒田垦了不少，难民年年都有，再加上人口的增加，大宋既为北方的辽军忧，也为河患、土地忧。
后来就想方设法造田，尤其是围田或圩田，北宋时便盛行江南，规模宏大，一圩皆方数十里。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写道：
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