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丈夫
献给詹姆斯、约瑟夫、乔迪、约尔
四个出色的孩子
我叫露丝。我和妹妹露西尔一同由外祖母西尔维娅·福斯特太太抚养长大，外祖母过世后，由她未婚的小姑莉莉·福斯特和诺娜·福斯特接手，后来她们跑了，照管我们的人变成她的女儿西尔维娅·费舍太太。在这几代长辈的轮替中，我们始终住在同一座房子里，我外祖母的房子，建造者是她的丈夫埃德蒙·福斯特，他在铁路局工作，在我尚未出世的多年前就已撒手人寰。是他让我们落脚在这个不宜居住的地方。他在中西部长大，住的是一间从地里开凿出来的屋子，窗户恰好和地面及视线齐平。从外面看，那间屋子不过是个土墩，和人类的堡垒或坟墓无异；从内部看，那方空间里的世界处于绝对水平的位置，严重缩短了视野，地平线环绕的似乎除了那栋生草土铺盖成的屋子外别无其他。因此我的外祖父开始遍读他能找到的游记，各种探险日志：去非洲山区的，去阿尔卑斯山脉、安第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落基山脉的。他买了一盒颜料，临摹杂志上的一幅日本富士山版画。他还画了许多别的山，即便有哪座是真实存在的，也没有一座可教人认得出来。这些山皆是平滑的圆锥体或土墩，有的茕茕孑立，有的层峦叠嶂或被群峰簇拥，翠绿、棕黄、洁白，依季节而定，但山顶总有积雪，那些山顶或粉、或白、或金，取决于一天里的时间。在一幅宏伟的画里，他把一座钟形山置于显著的前景，山上覆盖了精心绘制的树木，每一株都卓然挺立，和地面成直角，长势与褶皱的长毛绒布上笔立的绒毛一模一样。每株树上结了鲜亮的果实，艳丽的鸟儿在枝杈间筑巢，每颗果实、每只鸟，都和地球上的经线垂直。身有斑点和条纹的巨兽，看得出，正从右侧畅通无阻地奔上山，然后慢悠悠地下到左侧。这幅画体现的是无知还是奇想，我从来不能确定。
有一年春，我的外祖父离开他的地下穴室，走到铁路边，登上一辆列车西行。他告诉售票员他要去山里，那人安排他在这儿下车，这也许不是恶意的玩笑，或根本不是玩笑，因为这儿的确有山，数不清的山，没有山的地方则有丘陵。小镇本身建在一片相对平坦的地带，那儿以前是湖的一部分。仿佛曾有一段时期，事物的尺寸自行更动，留下诸多谜样的边缘，例如过去想必是山的地方和现在的山之间，曾经的湖和现在的湖之间。有时在春天，昔日的湖会重现，打开地窖门，发现水上漂着蹚水穿的长靴，油腻的鞋底朝上，木板和吊桶撞击着门槛，走到第二个台阶，楼梯就消失不见。水漫至地表，土壤变成淤泥，继而是泥浆，草立在冷冽的水中，水淹至草尖。我们的房子位于集镇边缘的小山上，所以地窖里的黑水坑难得多过一个，几只瘦骨嶙峋的虫子浮游在上面。果园里会积起一湾狭长的池塘，水像空气般澄澈，覆着草、黑叶和掉落的树枝，池塘周围是黑叶、泡过水的草和掉落的树枝，水面上，天空、云朵、树、我们盘桓的脸和冰冷的手，微小得如眼中的映像。
抵达车站之际，我的外祖父谋得了一份在铁路局的工作。好像是得益于一位小有权力的列车长的相助。那份工作不算特别好。他负责巡夜，或可能是当信号工。总之，他在傍晚时分去上班，提着灯四处走动，直到天明。不过他是个尽职、勤勉的员工，必定会升职。不出十年，他便监管起牲畜和货物的装载及卸载，又过了六年，他当上站长助理，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两年。一次，在从斯波坎办事归来途中，他的人生和职业生涯在一场引人注目的出轨事故中走到了尽头。
虽然连远在丹佛市和圣保罗市的报纸也作了报道，但严格来说，这件事并未引人注目，因为没有人看见事发的经过。车祸发生在一个月黑之夜中途。那辆火车，车身漆黑，流线型的设计优美典雅，人称“火流星”，在过桥驶到一半多时，车头朝湖冲去，余下的车厢随它一同滑入水中，像鼬鼠爬过岩石一般。一名搬运工和一名服务生正站在守车后端的栏杆旁聊私事（他们是远亲），幸免于难。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目击者——基于当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而他们又一直站在车尾回头看这两个同等合理的原因。
人们提着灯，走到桥下的水边。他们大多站在岸上，及时生起一堆火。几个个头较高的男孩和年纪较轻的成年男子，带着绳索和提灯走到铁路桥上。有两三人浑身涂满焦黑的油脂，绑上安全绳，其他人将他们慢慢放入水中，落在搬运工和服务生认定的火车沉没地点。人们用秒表计时，两分钟后，收起绳索，潜水员僵硬着双腿，步上桩子，解除安全绳，身裹毛毯。水冷得要命。
天亮以前，潜水员不断从桥上荡下去，又再走上来或给拉上来。一个手提箱，一块坐垫，一棵生菜，那是他们打捞到的全部。有的潜水员记得潜下水时曾与火车残骸擦身而过，可那块残骸想必又再度下沉，或在黑暗中漂走了。到那时为止，他们已放弃了寻找乘客的希望，没有别的可救的东西，没有残留的遗物，只有那三样，其中一样还是会死的。他们推测起这并不是火车脱离桥的地方，还有火车如何在水中移动的问题。是不受速度影响像大石头那样下沉，还是不计重量像鳗鱼似的滑行？假如车确实在这儿离轨，它有可能在前方一百英尺处停住。或者，在触底时车体会再度翻滚或下滑，因为桥桩是打在一排给水淹没的小山之顶，这些山一面构成一道宽谷的侧壁（另一排山在往北二十英里处，有部分成了岛屿），另一面是悬崖。显然这些山是过去另一座湖的堤坎，由某种易碎的石头垒成，这种石头在水的冲蚀下流失殆尽。假如火车倾覆在南面（搬运工和服务生的证词如是说，可到这时，他们的话已无人采信），经过一两次的下滑或翻滚，也许会再度下沉，落到更远，相隔的距离更长得多。
过了没多久，几个少年走到桥上，玩起跳水，起先小心谨慎，后来简直乐开了怀，惊呼连连。太阳出来后，云吸足了阳光，变得五彩斑斓。天更冷了。太阳越升越高，天空逐渐变得像马口铁般光亮。湖面风平浪静。当几个男孩的脚击中水时，有一丝细微的开裂声。明净、破碎的冰面伴随他们激起的波纹而抖动，待湖水恢复平静后，又像倒影的碎片般自行弥合。其中一个男孩游到距桥四十英尺外，顺着那道侧壁和那块严实、密不透风的石头，摸索着下到以前那座湖里，先是头，然后蹬脚探身。但想到自己所在的地方，他顿时一阵惊惧，朝空中跃起，腿正好擦到什么东西。他俯下身，把手放在一个光溜溜的表面上，与湖底平行，但感觉比底部高出七八英尺。是一扇窗。那列火车侧翻在那儿。第二次他就够不到了。水把他托了上来。他说，他摸到的所有东西里，只有那块平滑的表面没有为水草覆盖或蒙上一层稀疏的物质，比如淤泥。这个男孩是个撒谎高手，孤单寂寞，永不餍足地想讨人欢心。他的故事，既无人相信，也无人质疑。
等他游回桥边，给拉上岸，告诉人们他刚才去过的地方时，水开始变得暗哑混浊，好像冷却的蜡油。游泳的人浮出水面时碎片飞溅，冰层划破处结起的冰膜看上去崭新、晶莹、发黑。游泳的人都抵了岸。到夜晚时分，那儿的湖已完全封冻。
这场惨祸给指骨镇留下三位新守寡的妇人：我的外祖母，上了年纪、开干货店的两兄弟各自的妻子。那两位老妇人在指骨镇住了三十年乃至更久，可她们选择了离开，一个去北达科他州和已婚的女儿一同生活，另一个找到在宾夕法尼亚州塞威克利市的朋友或亲戚，此前她一结婚就离开了那儿。她们说她们无法再对着湖住下去。她们说风里有湖的气味，她们能在喝的水里尝出湖的滋味，她们无法忍受闻到它、尝到它，或是看到它。她们没有等待追悼会和纪念碑的落成，前来凭吊和观看的人很多，他们在铁路局三位官员的引领下，走上大桥，行在为这场仪式而架起的栏杆间，把花环投在冰上。
诚然，在指骨镇，人们无时不意识到那座湖的存在，或说是湖泊深处，下面那没有光、没有空气的水域。春天，犁过的土地切开了口子，敞露着，从犁沟里散发出的正是那股相同的、刺鼻的、湿润的味道。风里饱含了水，所有抽水泵、溪流和沟渠都有一股不含其他成分的纯净的水味。湖的根底是过去那个湖，覆压在下面，无名无姓，漆黑一片。后来有了指骨镇，有了图表和照片上的这座湖，湖面洒满阳光，绿色生命和不计其数的鱼儿生长其中，人们可以俯视船坞的影子，望见布满石子和泥土的湖底，差不多和看到干燥的土地一样。在那之上，春天湖水上涨，把草变得像芦苇一样幽秘粗糙。在那之上，湖水悬在阳光里，气味和动物的呼吸一样浓烈，溢满群山包围的这方园地。
我的外祖母似乎没有考虑搬家。她在指骨镇住了一辈子。虽然嘴上从来不说，心里无疑也很少想到，但她其实笃信宗教。换言之，她把生命想象成一条路，人沿着它前行，这条路十分简单，能够穿越广袤的国度，目的地从一开始就在那儿，在一定距离外，像某座普通的房子，伫立在寻常的日光下，人走进那儿，受到正派之士的欢迎，给领到一个房间，曾经失去或抛下的东西，统统集结在那儿，等候。她相信，将来某个时刻，她会和我的外祖父相遇，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不必为钱发愁，气候更加温和。她希望我的外祖父不管怎样能更稳重一些，多掌握一点常识。就活到那时的他而言，这已不是年龄的缘故，我的外祖母不相信容貌变化一说。他的死让人痛心的地方在于，由于我的外祖母既有房子又有退休金，孩子都快长大成人，所以在她看来，这像一种叛逃，并非全在意料之外。多少次，她早晨醒来，发现他不见了踪影？有时，他一整天四处游荡，细声细气地顾自哼歌，与妻子和孩子说话的口吻，宛如文质彬彬的绅士在对陌生人讲话一样。如今他终于消失了。当他们重聚时，她希望他能有所改变，本质上的改变，可她没有一心要达成此愿。在这般冥想中，她开始了孀居的生活，彻底转变成一个好寡妇，和此前当一个好妻子一样。
父亲死后，几个女儿围着她打转，留意她的一举一动，满屋子跟着她，挡住她的去路。那年冬天，莫莉十六岁；我的母亲海伦十五岁；西尔维十三岁。母亲坐下缝补东西时，她们会坐在地上围着她，努力表现出轻松的样子，把头靠在她的膝盖或座椅上，像小孩子一样好动不安分。她们会扯下地毯的流苏，折弄她的裙边，偶尔互相打斗，同时一边懒洋洋地谈论学校的事，或解决她们之间产生的无尽、细琐的抱怨和指摘。过不多久，她们会打开收音机，动手梳理西尔维的头发，她的头发浅棕色，浓密厚重，垂至腰间。两个姐姐娴熟地弄出高卷式发型，耳朵和颈背处垂下绺绺鬈发。西尔维交叉双腿和脚踝，阅读杂志。如果犯困，她会去自己房间小睡片刻，然后顶着已凌乱歪斜的华贵发髻，下楼吃晚饭。没有什么能诱起她的虚荣心。
到晚餐时间，她们会跟着母亲进厨房，在桌上摆好餐具，揭开锅盖，然后围坐在桌旁，一块儿吃饭，莫莉和海伦挑三拣四，西尔维的嘴唇上沾着牛奶。即便那时，在有白窗帘遮住夜色的明亮的厨房，她们的母亲仍感觉她们在凑向她，打量她的脸和手。
自儿时以来，她们从未这样簇拥过她，自那以来，她从未如此清晰地觉察过她们头发的味道，她们的温柔、呼吸和唐突。这令她充满一种奇特的欢欣，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人在未断奶期，定睛盯着她的脸、把手伸向她另一边的乳房、她的头发、她的嘴唇，渴望触碰、急切想饱腹一阵然后睡觉时所感到的那份喜悦一样。
过去，她总有千种方式，让她们围在她身边，凭借的想必似是魅力之类的东西。她会唱上千首歌。她做的面包松软可口，果冻酸甜开胃，下雨天，她烤饼干，煮苹果泥。夏日里，她把玫瑰养在钢琴上的花瓶中，玫瑰花硕大、香气扑鼻，当花朵成熟、花瓣凋零时，她把它们放进一个细长的瓷罐，里面还有丁香、百里香和肉桂条。她的孩子睡在浆洗过的床单上，盖着好几层被子，早晨，她的窗帘里注满阳光，一如灌满风的船帆。她们自是紧挨着她，触摸她，好像她刚外出归来似的。不是因为她们害怕她会像父亲那样消失不见，而是因为父亲的骤然消失让她们意识到了她的存在。
结婚没多久，她得出结论，爱情在某种程度上和渴望是同一回事，占有起不到缓解作用。有一次，当时他们还没有小孩，埃德蒙在湖边捡到一块怀表。表壳和表盖完好无损，但机件都锈蚀得差不多了。他把表拆开、掏空，面上正好可以放下一张圆纸片，他在上面画了两只海马。他穿了一条链子，将这当做挂件送给她，可她几乎从来不戴，因为链子太短，她无法自如地看见海马。她担心挂在皮带上或放在口袋里会碰坏。约莫一个星期，她无论去哪儿都随身带着这块表，即便只是走到房间另一头亦然，并非因为那是埃德蒙做给她的，也不是因为这幅画比他平时的画少了几分明艳和粗笨，而是因为海马本身俏皮可爱，奇形怪状，好像传令官，披着盔甲似的昆虫外壳。她一把目光挪开，心里想看到的就是这两只海马，就连当目光落在它们身上时想看到的也是。这种需求始终不减，直到有东西——一场争吵，一次做客——引开她的注意力。同理，她的几个女儿触摸她、留意她、跟随她，也将持续一段时间。
有时，她们在夜间发出叫喊，喊声细微，丝毫未把她们惊醒。她一走上楼梯，无论多么蹑手蹑脚，那声响便会停止，等到了她们的房间，她发现她们都安然睡着，喊声的源头藏匿在寂默中，像蟋蟀一般。仅是她的来临就足以使那家伙静下声。
从丈夫去世到大女儿离家，中间的那些年其实堪称最宁静祥和的岁月。我的外祖父有时流露出失望之情。他的离去，使她们从追求成功、赏识和晋升的烦人前景中解脱出来。她们没有理由期盼什么，没有事情需要抱憾。她们的人生围绕倾斜的世界一圈圈转落，像从纺锤上转下的纱线，早餐时光，晚餐时光，丁香花开的时光，苹果结果的时光。假如天堂指的是清涤了灾难和烦扰后的现世，假如不朽指的是保持宁和与停滞的今生，假如可以把这清涤后的现世和无消耗的今生看作复归其原本特性的尘世和人生，那么难怪，安宁无事的五年，诱使我的外祖母忘了她本永远不该忘记的事。在莫莉离开的六个月前，她已完全变了一个人。她袒露自己的虔诚，弹奏钢琴练习圣歌，给传教会寄去厚厚的信函，叙述她最近的皈依，并夹了两首复印的长诗，一首是关于耶稣复活的，另一首写的是基督团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我见过这两首诗。第二首热忱地谈到异教徒，特别提及传教会，“……天使前来推走/封住他们坟墓的大石。”
不出六个月，莫莉定下了去中国的行程，为一家传教会工作。正当莫莉让空气中反复回荡着《天国之地》和《上帝，我们能》的旋律时，我的母亲海伦却坐在果园，温柔而严肃地和某个叫雷金纳德·斯通的人——我们公认的父亲——交谈。（我对这个男人毫无印象。我见过他的照片，两张都是在第二次婚礼当日照的。表面看去，他是个形容苍白的男子，头发油亮乌黑，穿着深色西装，神情自若。显然，在两张照片里，他都未把自己视为主角。一张里，他望着在和西尔维说话、背对相机的我的母亲；另一张里，他似乎在整理帽子顶部的凹痕，而我的外祖母、海伦和西尔维则排成一排，站在他旁边，望着镜头。）在莫莉去了旧金山，又从那儿去了东方的六个月后，海伦和这位斯通先生在西雅图组建了家庭，她似乎是在内华达嫁给他的。西尔维说，这场私奔和在外州的婚姻让我的外祖母很生气，她写信告诉海伦，除非她回家，当着母亲的面再结一次婚，否则她决不承认她真正已婚。海伦和丈夫乘火车抵达，带了一个装满结婚礼服的箱子、一盒切花和用干冰包起来的香槟。我找不出理由想象我的父母曾经富足过，所以只能认定他们费了些周折来安抚我外祖母。然而，据西尔维讲，他们在指骨镇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不过关系想必有所修补，因为几个星期后，西尔维穿着簇新的外套、新鞋，戴着新帽子和她母亲最好的手套，提着母亲最好的皮包和旅行袋，坐火车去西雅图拜访已婚的姐姐。西尔维有一张她在车厢门口挥手的快照，时髦、青春、端庄。据我所知，西尔维只回家过一次，站在外祖母园中海伦站过的地方，嫁于一个姓费舍的人。显然，这件事没有留下照片。
前一年，我的外祖母有三个安静的女儿，后一年，房子空空荡荡。她想必认为，她的姑娘之所以安静，是因为她们的生活习惯几乎免除了开口说话的需要。西尔维的咖啡里加两块糖，海伦喜欢烤得焦黑的吐司，莫莉的吐司不涂黄油。这些大家都知道。莫莉换床单，西尔维削蔬菜，海伦洗碗。这些固定不变。偶尔，莫莉在西尔维的房间搜寻图书馆借来未还的书。有时，海伦烘焙一盘饼干。带回一束束鲜花的是西尔维。这种完美的静和在父亲死后降临于她们家中。那桩事搅乱了她们特有的生活环境。时间、空气、阳光，承载了一波接一波的冲击，直到所有冲击的能量都耗尽，时间、空间和光仍再度壮大，无一物似在摇动，无一物似在倾斜。那场灾难已从视线中消失，像火车本身一样，即使随后的风平浪静及不上事前的，但看似一样。宝贵的寻常生活，如同水面的倒影，复原得天衣无缝。
有一天，我的外祖母想必抱出一篮床单，晾晒在春日的阳光里，她穿着黑色的孀服，把日常惯例当做履行信仰的行为。譬如，地上硬邦邦的陈雪有两三英寸厚，崎岖不平处冒出星星点点的泥土，若风没把暖意全吹走的话，阳光和煦；又譬如，她穿了紧身褡，气喘吁吁地弯下腰，抓着一条湿嗒嗒的床单的边缘将之提起，譬如，她把三个角夹在晾衣绳上后，床单开始在她手中起伏腾跃，翻飞颤动，发出耀目的光，这件物品的挣扎，欢快有力，宛如裹了寿衣的灵魂在跳舞。都是那阵风！她会说，风力使她的外套下摆贴住了腿，使她的发丝飘了起来。风从湖面上吹来，里面有雪花沁人心脾的味道，和融雪的腐味，教人想起那种罕见、细长的小花，她和埃德蒙会走上半天路去采摘，即使再过一天它们就会全部枯萎。有时，埃德蒙会提着桶和铲子，把它们连土掘起，带回家栽种，可它们还是会死。它们是稀有之物，从蚂蚁窝里长出来，携带着粪便和动物的尸肉。她和埃德蒙会去爬山，爬到大汗淋漓为止。马蝇跟着他们，风让他们冷得打战。在雪化去的地方，他们可能会看见豪猪的残骸，这儿是牙齿，那儿是尾巴。风里有股酸臭，是污浊的积雪、死亡、松脂和野花汇成的。
一个月后，那些花会盛开。一个月后，所有休眠的生命和止停的朽蚀会重新开始活动。一个月后，她将结束哀悼，因为在那个季节，她觉得他们，她和沉默的循道宗信徒埃德蒙，似乎根本没有结过婚，他连去寻野花也系着领带和吊裤带，年复一年，他记得那些花生长的确切地点，他在水坑里浸湿手绢，包住花梗，他伸出手肘，助她翻越陡峭多石之处，一种无言、冷淡的殷勤，她不厌憎，因为她从未真正期望有嫁给某个人的感觉。她有时幻想一名肤色黝黑的男子，脸上和凹陷的肚子上画着粗糙的条纹，腰间系着兽皮，耳朵上垂下骨制的饰物，泥土、利爪、尖牙、白骨、羽毛、肌腱和兽皮装点着他的臂膀、腰身、脖颈和脚踝，他穿戴着死亡的战利品，他的整具身体炫耀出自己比种种死亡更可怕。埃德蒙就像这样，有一点点。春意的浮现，在他心中搅起庄严、神秘的兴奋，让他忽略了妻子的存在。他会捡起蛋壳、鸟翅、颚骨、黄蜂巢灰白的碎片，全神贯注地端视这一样样东西，然后将它们放进口袋，口袋里装着他的折合刀和零钱。他会细细打量它们，仿佛能读懂它们似的，并收入口袋，仿佛可以将它们占为己有。这是我手中的死亡，这是我上衣胸袋里的废墟，袋里装着我的老花镜。在这样的时刻，他忽略了妻子的存在，亦忽略了自己的吊裤带和循道宗教义，可尽管如此，那却是她最爱他的时刻，一个完全无人作伴的灵魂，和她自己的灵魂一样。
因此，那阵翻动床单的风向她宣告了寻常的回归。不久，臭菘将破土而出，果园里将飘起苹果汁的味道，女孩将浣洗她们的棉布裙，上浆、熨平。每个傍晚将带来其熟悉的陌生感，蟋蟀将彻夜鸣叫，在她的窗下，在从指骨镇四周延伸出去的幽黑荒野的每个角落。她将会感到自童年以来每个长夜都会感到的那份剧烈的孤寂。是这种孤寂，使时钟显得特别慢、特别吵，使声音听似来自湖的对岸。她认识过的老妇人，先是她的外祖母，后是她的母亲，夜晚在她们的门廊上轻摇，唱着悲伤的歌曲，不希望有人同她们说话。
如今，为安慰自己，我的外祖母不会反思她子女的无情，或广义上子女的无情。她曾许多次注意到，每当她看着她的几个姑娘时，她们的面容温柔、严肃、内敛、平静，像幼年时一样，像她们此刻沉睡时一样。假如屋里有一个朋友在，她的女儿会专注地盯着他或她的脸，揶揄、抚慰或打趣，她们中的任何一人都能判别出表情或声调的最细微变化，做出回应，即便西尔维也能，倘若她愿意的话。但她们不曾想到让自己的言语和举止迎合她的神色，她也不希望她们这样。事实上，想留住她们的这种无意识的念头，时常鼓舞或束缚她。那时的她是个威严的妇人，不仅因为她的个头和宽大、棱角分明的脸庞，不仅因为她的教养，而且因为那合乎她的意图，表里如一，这样，她的孩子永远不会惊愕或讶异，她在衣着和态度上浑然一副女舍监的模样，将她的生活和她们的区分开，这样，她的孩子永远不会觉得受到侵扰。她对她们的爱平等而无条件，她对她们的管束宽厚而绝对。以前她像白昼一样恒常，以后她会像白昼一样不为察觉，只为凝望她们脸上沉静的内敛。那是怎样的情景。有一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走到屋外的园子里。一垄垄土壤像灰烬一样轻飘松软，颜色是浅淡的土黄，树木和植被成熟了，和寻常一样青翠，宜人的沙沙声不绝于耳。在惨淡的大地和明净的树木之上，天空泛出哑暗的青灰色。她跪在垄壑里，听见蜀葵撞击棚屋的外墙。她感觉一阵湿润的疾风撩起她颈上的头发，看见树里灌满风，听见树干像桅杆一样嘎吱作响。她把手掘到一株土豆茎干底下，在干燥的盘根间小心翼翼地摸索新生的土豆，它们像鸡蛋一样光滑。她把它们放在围裙里，走回屋内，思忖，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什么。大地、天空、园子，并非一成不变。她看见自己女儿的面孔，不同于以往一贯的模样，也不同于其他人的面孔，她安静、冷漠、保持警觉，不把这份陌生惊走。她从未教过她们要善待她。
从海伦离开指骨镇到回来，中间共相隔了七年半，当她终于回来时，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她知道母亲不会在家，她没有多作停留，只把露西尔和我安顿在有遮篷的门廊的长椅上，还有一盒全麦饼干，以防止我们吵闹不安。
也许是感觉到事情的微妙，我的外祖母从未问过我们有关和母亲一同生活的事。也许是她并不好奇。也许是海伦偷偷摸摸的行为严重冒犯了她，直到现在她仍对此置之不理。也许是她不愿通过间接的方式获悉海伦不愿告知她的事。
假如她问我，我本会告诉她，我们住在一栋灰色高楼顶层的两个房间，所有窗户——总共五扇，还有一扇由五行小框格玻璃组成的门——都俯对着一条狭窄的白色阳台走廊，与底下其他的白色阶梯和阳台走廊组成一座巨型脚手架，固定错综，像附着在悬崖壁上的冻住的水，灰白的表面上有点点颗粒，宛如晒干的盐。从那个阳台走廊，我们俯望大片焦油纸屋顶，屋檐挨着屋檐，像灰暗的帐篷般延展，罩着装在板条箱里的存货，罩着西红柿、芜菁、鸡，罩着螃蟹、三文鱼，罩着有一台自动唱机的舞池，有人在早餐前播放起《雀儿在树梢》和《晚安，艾琳》。可上述种种，从我们居高临下的位置，看见的只有屋脊。鸥鸟成排栖息在我们走廊的栏杆上，定睛觅食。
由于所有窗户排成一列，我们的房间在近门处和白昼一样亮堂，越往里越暗。主房间的后墙上有一扇门，通往一条铺了地毯的过道，但从未打开过。事实上，那扇门给堵住了，一张绿色的大沙发，笨重、走样，看起来像是从四十英尺的水下打捞上来似的。两张油灰色的扶手椅拉拢围成一个谈话的圈子。两只半边身子的陶瓷绿头鸭，在墙上展翅全力飞翔。至于房间剩下的地方，容纳了一张铺着格子油布的圆形牌桌、一台冰箱、一个浅蓝色的瓷具柜、一张摆了电炉的小桌和一个用油布围起来的水池。海伦把晾衣绳穿过我们的腰带，系在球状的门把手上，这个办法让我们有胆站在走廊边眺望，即使风大时也不怕。
住在楼下的贝奈西是我们家唯一的访客。她的嘴唇淡紫色，头发橘黄，两道弯眉各用棕色的笔一笔画就，那是一场娴熟与颤抖的较量，有时在耳边画上句点。她年事已高，却千方百计表现得像个病重的姑娘。她在我们门口一站数小时，弓着长长的背，手臂交叉在滚圆的肚子上，讲述不光彩的丑事，顾及不该让露西尔和我听见而压低声音。种种逸事讲下来，她的眼睛因重新唤起的惊异而圆睁，她会不时发出笑声，用淡紫色的手爪戳我母亲的臂膀。海伦倚在门口，冲地板微笑，捻弄头发。
贝奈西很喜欢我们。她没有别的家人，只有丈夫查雷，坐在她家的阳台走廊上，双手置于膝盖，肚子塌到腿上，身上的肉像香肠似的布满斑点，粗大的血管在太阳穴和手背上扑扑跳动。他说话吞音，仿佛是为了保存气息。每当我们下楼时，他会在后面缓缓探身，说“嗨！”贝奈西喜欢送我们蛋奶糕，包着一层厚厚的黄色外皮，浸在一汪和泪水一样稀薄的流质里。海伦在一家杂货店卖化妆品，她去上班时，由贝奈西照看我们，尽管贝奈西在一家路边的卡车休息站上夜班，当收银员。她照看我们的方式是尽量不熟睡，一有挥拳打架、损毁家具、因吃坏肚子而痛苦挣扎的声响就能被惊醒。这个策略确实奏效，但有时贝奈西会因某些莫名其妙的警报而猛然醒来，穿着睡袍、没画眉毛就奔上楼，用双手敲打我们的窗，而我们正安静地和母亲吃晚饭。这些打断她睡觉的惊扰，并没因为是自发产生的而少遭怨恨。不过因为我们母亲的缘故，她疼爱我们。
贝奈西休假了一周，为了能够把车借给我们去指骨镇。当从海伦口中得知她的母亲仍在世后，她开始竭力劝她返家一趟，令她深感欣慰的是，最终海伦被说服了。结果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海伦带我们翻山越岭，穿过沙漠，又转入山区，最后来到湖边，过桥、进镇，在红绿灯处左拐，驶上桑树街，一路经过六个街区。她把我们的行李箱放到有围栏的门廊里，廊下有一只猫和一台威风凛凛的洗衣机，她叫我们安静地等着，然后自己走回车里，向北行驶，几近到达泰勒镇，她在那儿驾着贝奈西的福特车，从一处名叫威士忌石的悬崖之顶驰入最黑的湖底。
人们四处搜寻她。消息发送到方圆百英里内的各个角落，请大家留意一位年轻女子，驾驶一辆据我说是蓝色据露西尔说是绿色的汽车。几个一直在钓鱼、对搜寻行动一无所知的男孩碰巧遇见她，她盘腿坐在车顶，车子陷落在公路和悬崖之间的草地里。他们说她一边凝望湖水，一边吃野草莓，那年的草莓异常硕大饱满。她很和气地请他们帮她把车从淤泥里推出来，他们不遗余力，甚至将自己的毯子和外套垫在车轮底下，助她一臂之力。他们把车重新弄回到公路上，她感谢她们，把自己的钱包给了他们，摇下后车窗，发动车子，把方向盘打到最右，在轰鸣声中急转、滑过草地，直至从悬崖边飞了出去。
一连好几天，我的外祖母把自己关在卧室。她从客厅搬了一张扶手椅和一个脚凳，摆在可以眺望果园的窗边，她坐在那儿，食物被端到她面前。她一动也不愿动。她能听见，即便不是具体的字词和对话，至少听得见厨房里人们的话音，朋友和前来悼念的人在她家里自动组成热心正规的团队，照料诸事。她的朋友都七老八十，爱吃不含蛋黄的蛋糕，爱打皮纳克尔牌。他们分成两三人一批，志愿照看我们，其他人则在早餐桌旁打牌。神经质、盛气凌人的老翁会牵着我们四处走，会给我们看西班牙钱币、手表，和有无数刀片、旨在遇到极端情况时发挥作用的迷你型折合刀，目的是把我们留在他们身边，不到可能有车流的小路上去。一位名叫艾蒂的妇人，矮小、垂老，皮肤的颜色和伞菌一样，她记忆力严重退化，无法叫牌，她笑眯眯地独坐在门廊下，有一次抓起我的手，告诉我，在旧金山，在那场大火以前，她住在一座大教堂附近，对面的房子里住着一位信天主教的妇人，她在阳台上养了一只特别大的鹦鹉。当教堂的钟声响起时，那位妇人会用披肩包着头走出来，她会祷告，鹦鹉会跟着她祷告，女人的声音和鹦鹉的声音，连绵不绝，夹杂在丁零当啷声中。过了一阵子，那位妇人病了，或起码不再走到屋外的阳台上，可那只鹦鹉还在，只要钟声响起，它就啭鸣、祷告，轻快地摆动尾巴。大火摧毁了教堂和教堂的钟，无疑也夺走了那只鹦鹉，很可能还包括那位天主教妇人。艾蒂挥挥手，把这一切驱走，佯装睡觉。
五年里，我的外祖母把我们照料得很好。她对我们的照料，如同某人在梦里重新体验漫长的一天。虽然看似出神，但我相信，像做梦的人一样，她感到的不只是眼前事务的迫切性，她的注意力增强，与此同时又为意识到这个眼前已经过去、并已经产生了的结果而困惑不解。更确切地说，对她而言，那想必仿佛回到过去、重新体验这一天，因为就在那儿有某些东西遗落或被遗忘了。她漂白鞋子，编织发辫，煎炸鸡肉，掀开床褥，然后骤生惶恐，想起孩子不知怎的已消失无踪，一个都不见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她怎么没有预料到？于是她漂白鞋子，编织发辫，煎炸鸡肉，掀开床褥，仿佛重演这些日常琐事会使其再度变成纯粹的日常琐事，或是她仿佛可以在自己宁静有序、平凡的人生里找到那个漏洞，那条裂缝，或至少发现某些暗示，告诉她她的三个姑娘会像她们的父亲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在她看似注意力涣散或心不在焉时，我相信，事实是她察觉到太多东西，缺乏资质把较重要的和较不重要的分拣开来，她的警觉永远不会减退，因为正是她习以为常的事酝酿了这场惨剧。
同样，她想必似乎只有最脆弱、最无当的工具来对付燃眉之急。有一次，她告诉我们，她梦见自己看到一个婴儿从飞机上坠落，她试图用围裙接住那个婴儿；有一次，她梦见自己试图用茶叶过滤器把一个婴儿从井里打捞上来。对于露西尔和我，她照料得细心谨慎，战战兢兢，她给我们十美分的硬币和夹巧克力片的曲奇饼干，仿佛这样可以把我们，把我们的心，留在她的厨房，虽然明知这也许无效。她告诉我们，她的母亲认识一名女子，那名女子在夜晚眺望窗外时，时常见到小孩的鬼魂在路边哭泣。这些小孩，和天空一样乌黑，一丝不挂，在寒风中跳舞，用手背和手掌根擦拭眼泪，饿得发狂，让这名女子为他们倾尽其囊，殚精竭虑。她拿出汤和毯子，汤叫狗喝了，早晨，毯子上沾着露水，一碰未碰。那些孩子像先前一样吮吸手指，抱住两肋，可她以为自己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取悦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来得越发频繁。当她的姐姐言及，人们觉得每天晚上把晚餐放在外面给狗吃很奇怪时，她理直气壮地反驳，谁看见那些可怜的孩子都会这么做。有时，我似乎觉得我的外祖母看见我们漆黑的灵魂在没有月光的寒风中起舞，给我们送来用深盘烤的苹果派，作为一种好心和绝望的表示。
此外，她老了。我的外祖母不是一个喜爱任何赘物的妇人，所以她的衰老，在进入晚期时，显得颇为惊人。诚然，她的大多数朋友或头一顿一顿、或口齿不清、或陷在轮椅里、或卧床时，她仍腰杆笔挺，行动利落，耳聪目明。但在最后几年里，她持续沉落，开始萎缩。她的嘴朝前噘出，发际线后移，头颅透出粉红色，布满斑点，蒙着一层稀薄疏落的头发，守护她的头，宛如一件变了样的东西留下的形状记忆。她看上去似渐褪去人的光环，向猴子转变。她的眉毛里长出鬈须，嘴唇和下巴上冒出粗粝的白绒毛。当她穿上以前的礼服时，胸襟空空地下垂，裙檐拖到地上。以前的帽子耷拉下来，遮住她的眼。有时，她用手捂嘴而笑，闭着眼睛，肩膀颤抖。在我最初的记忆里，我的外祖母就已上了年纪。我记得我坐在从厨房墙边拉下的烫衣板底下，她一边熨烫客厅的窗帘，一边哼着《罗宾·阿代》。窗帘一帐接一帐落罩在我周围，上过浆，雪白芬芳，我恍惚梦见自己正被藏匿或紧闭起来，我望着电源线晃来晃去，注视外祖母的大号黑鞋，和她穿着橘褐色长袜的腿，像两根粗壮的骨头，看不出线条，因为使力而完全畸形。即便那时她已老了。
我的外祖母有微薄的收入，加上这座房子全归她所有，所以在提前思及将来当她不足为道的个人命数与重大公开的法律和财政程序发生交集时——即，在她死的时候——她总是略感欣慰。围绕她而落实的种种习惯、模式和特性，每个月银行寄来的支票，自她以新娘身份踏进、居住至今的这座房子，环绕庭院三边、杂草丛生的果园，自她守寡以来，园里每年落下个头偏小、虫蛀偏多的苹果、杏和李子，所有这些事物，将突然变成液体，可呈现新的形态。所有这一切将属于露西尔和我。
“把果园卖了，”她会说，表情肃穆睿智，“但留着房子。只要你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个栖身之所，就可以有起码的平安，”她会说，“但蒙上帝许可。”我的外祖母很爱谈论这些事。谈起时，她的目光会扫视那些她未经思考而积攒起来、出于习惯而保存着的物品，热切得仿佛是来重新认领它们。
等时候一到，她的小姑诺娜和莉莉将来照看我们。莉莉和诺娜分别比我的外祖母小十二岁和十岁，尽管同她一样年迈，但她一直觉得她们甚是年轻。她们几近一贫如洗，从一个地下的旅馆小房间换到一座杂乱无章、有芍药和玫瑰灌木围绕的房子，且不论这样的好事，单省下房租，就足以吸引她们留在我们身边，直至我们成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