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6日，我出生在中国昆明，那是在日本大举侵犯中国华北的前夕，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还有三年。1941年的夏天，就在我要满5岁之前，身体抱恙的父亲决定取道美国把全家带回中立的爱尔兰。
然而，当我们的轮船在旧金山靠岸之后，我父亲意识到，大规模的大西洋潜艇战已让归途化为泡影。因此，我们留在了加利福尼亚，后来去了科罗拉多，直到纳粹德国战败。然后，1945年夏天，我们登上了回爱尔兰的轮船，船上满载的大部分人依然是奔赴欧洲的美国士兵。那时我差不多9岁了。我父亲第二年去世了，尽管如此，我那来自英格兰的母亲仍决定我们留在爱尔兰。
我上小学、中学和大学（本科）的那些年正值冷战岁月，见证了昔日强盛的大英帝国快速瓦解。就我能记得的而言，冷战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影响。但是，倘若我不是足够幸运地居住在爱尔兰，我很可能在18岁的时候（1954年）被征召入伍，到马来亚、肯尼亚或者塞浦路斯为奄奄一息的帝国打仗，并且很可能非死即伤。
另外，我是在电视时代之前长大的。然而，我们听了很多收音机广播———一种在做家务、写作业、玩牌或者下棋的时候提供乐子的媒介。晚上，我们经常收听BBC连播的、由非常优秀的演员朗读的小说佳作，所以，我们的想象中尽是像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吉姆老爷、尤赖亚·希普、德伯家的苔丝一样的人物。
旅行剧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爱尔兰遍地都是优秀演员。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很多莎士比亚戏剧（在我们把它们作为教材阅读之前），还可以看到享誉世界的爱尔兰剧作家的作品，包括萧伯纳、王尔德、谢里丹、奥卡西和其他人。美国流行文化对我们来说仅仅是边缘性的，见诸本地电影院上映的西部片和迪斯尼动画片。
上述一切是很容易彻底不同的。倘若我的父亲把离开中国推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很可能会被关进日本集中营，或许最终死在那里。倘若我的父亲不是爱尔兰人，我很可能就会在英国被抚养长大，并到海外去为帝国打仗。倘若我出生得晚一些，我很可能就会沉溺于电视，懒得去剧院。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非常优秀的家长，他们热心、有趣、心胸开阔。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弟弟罗里（Rory）——现在众所周知为佩里（Perry）——和妹妹梅拉妮（Melanie），都非常依恋他们。可以说，我们非常幸运有这样的父母。
我父亲名叫谢默斯·詹姆斯·奥戈尔曼·安德森（Seamus James O'Gorman Anderson），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混合血统的后裔。正如他们的姓奥戈尔曼所暗示的，他母亲一系的男性祖先是爱尔兰人。他们拥有悠久的政治激进主义历史，反对英国在爱尔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位奥戈尔曼兄弟，即我高祖和他弟弟，参加了由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1798年爱尔兰人联合会叛乱（United Irishmen Rebellion）。结果他们蹲了一段时间的监狱，受了皮肉之苦。1820年代，他们两个都是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创立的天主教协会（Catholic Association）的核心成员，该协会致力于结束对爱尔兰天主教大多数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歧视。他们的侄儿之一参加了发生在“爱尔兰大饥荒”（Irish Potato Famine）中期的1848年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先后逃到了巴黎和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后来移民去了美国，在那里他最终任职于纽约州高等法院。
1874年，我父亲的外祖父珀塞尔·奥戈尔曼少校（Major Purcell O'Gorman）当选议会下院成员，代表小城沃特福德（Waterford），后来成为了查尔斯·帕内尔（Charles Parnell）领导下的爱尔兰地方自治联盟（Home Rule for Ireland Bloc）的一名重要成员。（据说他体重有三百多磅，是“议会之母”Mother of Parliaments，指英国议会]的第一大胖子。）但是，他娶了一位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女人。在那个宗教宽容的时代——它行将消失于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在位期间，借助如下地方法规，跨信仰的异教通婚问题得以巧妙解决，即儿子信奉父亲的宗教，而女儿则信奉母亲的宗教。因此，我的祖母是新教徒，她的哥哥却是天主教徒。
我父亲的父系血统差不多相反，是“盎格鲁—爱尔兰人”，意思是17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侵略者的新教后裔，他们攫取了土著爱尔兰人的土地，并作为乡绅定居了下来，数代之后就渐渐地觉得自己是非常地道的爱尔兰人。我祖父的家族中出过很多军官，其中有一些参加过拿破仑战争，在阿富汗和缅甸当过兵，或者在大英帝国扩张期间驻扎在香港和印度。
我的盎格鲁—爱尔兰祖父同样在大英帝国军队中干出了一番事业，他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在那个时代，盎格鲁—爱尔兰人的长子继承父亲的财产，其他儿子通常成为牧师或者军官。）他在专门培养工程师的位于伍尔维奇（Woolwich）的皇家陆军军官学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接受过训练，到印度、缅甸和英属马来亚服过役。在我父亲出生的槟榔屿（Penang，又译槟城），他修了一个迄今仍在发挥作用的饮用水蓄水池，以及一个现代港口。今天，人们站在槟榔山（Penang Heights）上依然可以看到一座爱尔兰风格的小宅的遗迹，那是他为他的妻子，珀塞尔·奥戈尔曼的女儿，我的祖母设计的。他属于最早对密码学感兴趣的那批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地领导了战争指挥部（War Office）的密码工作。有时候我在想，我是否从他的基因中继承了我一辈子对填字游戏的迷恋。
这些祖先的历史大多是我在1960年代中期才发现的，当时我开始认真思考该为自己选择哪国国籍，并最终决定申请爱尔兰国籍。童年期间，我到外国旅行用的是我母亲的英国护照，后来也没有对此进行过太多思考，用的是我自己的英国护照。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毋庸讳言我们拥有灵魂与个性，但很少困惑于身份。身份主要关乎计算或者对一具尸体的法医考察。
我选择爱尔兰国籍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个人原因。越南战争正如火如荼，在相距不远的印度尼西亚，反共军队已然夺取权力，屠杀了大约五十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这些事件巩固了我的左翼情感。另一个原因更具个人色彩。我的弟弟和妹妹已经决定保留他们的英国国籍。我认为我得把申请爱尔兰国籍归因于我父亲，他在我出生的时候让“宗族的”名字奥戈尔曼成为了我名字的一部分。
倘若我能证明我父母或者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出生在爱尔兰，爱尔兰国籍本来是可以轻易获取的。（我父亲出生在槟榔屿，因为我祖父驻扎在那里，而我母亲出生在伦敦。）不幸的是，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武力反抗英国人的1916年复活节起义（Easter Uprising）期间，反抗者烧毁了保存爱尔兰出生证明的大楼。然而，幸运的是，我母亲有一位朋友的业余爱好是研究沃特福德郡的家族谱系，他找到了上文提及的大部分信息。我把它送给了我们地区的议会代表并获得了他的帮助。因此，1967年，我收到了我的第一本爱尔兰护照。
我父亲年轻时好动、勤奋。1912年时，他21岁，尚未完成在剑桥的学业，他自愿加入了名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CMCS）的奇怪机构。它最初是由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所设立，旨在确保清朝支付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北京城破之后被强加的巨额赔偿。实际上，它控制了中华帝国与外部世界的海上贸易的税收。久而久之，该机构的成员国数量有所增加，包括俄国、德国，甚至日本。它的宗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结果是它越来越多地设法服务于它所认为的中国的真正利益，尤其是在1911年清朝崩溃、军阀混战时代开始之后。
我父亲证明了他是位一流的语言学家，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为保证其雇员流利使用中文口语和书面语而设立的高强度课程中，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除了中国政府以外，他变得非常喜欢中国和普通中国人。他还对中国文学涉猎广泛。他去世之后，我那相当一本正经的母亲吃惊地发现，他的藏书中有一套带插图的书是第一代（激进的）中国性学家出版的，反抗强迫卖淫和诸多中国妇女的悲惨境况。
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结识了斯特拉·本森（Stella Benson）这位令人钦佩的人物，她既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是极具天赋的现代主义作家，其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游记。为了在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和医院工作，她来到了中国。他们在伦敦休假期间结了婚，决定要驾车穿越美国度蜜月。父亲特别着迷于美国的历史。他们从那里坐船去了中国，这一次轮到斯特拉着迷了。
1933年，斯特拉在中国去世，年仅41岁，父亲伤心欲绝。然而，1935年，他在伦敦结识了我母亲，娶了她，带着她一起回到了中国。我父亲不喜欢在大城市里坐办公室，因此选择了去边远站点度过他的大部分服务岁月，在那里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精力。在厦门的时候，他指挥过快艇小队拦截诡计多端的华南走私犯。但此时他不得不面对控制着鸦片生产和销售的云南当地军阀。我母亲喜欢给我们这些孩子讲述昆明附近长满了亮粉色的东方罂粟的丘陵大山。我常常这样想，是我父亲身上的爱尔兰天性使得他如此思想独立、喜欢冒险。我对他的记忆仅仅能回溯到他已病入膏肓，不断进进出出医院的时候。但他总是热情似火、爱心满满、妙趣横生。
我的英格兰母亲婚前名叫维罗妮卡·比格姆（Veronica Bigham），同样是位非同寻常的女人，来自一个典型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祖父约翰·比格姆（John Bigham）出生在一个兰卡斯特商人家庭，但以法学家的身份成就了一番事业，专门研究商法和海商法。作为主持调查泰坦尼克号游轮沉没的法官，他曾一度闻名。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因为自身的贡献被册封为准男爵，头衔是默西大人（Lord Mersey）。
她父亲特雷弗·比格姆（Trevor Bigham）是刻苦用功的“次子”，他获得了英国最为知名的“公学”——伊顿公学（实际上它是一所限招男生的私立学校）——的奖学金，做过律师，之后进入了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他最后成为了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的二号人物，获得了骑士身份，但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早早就退休了。我记得他是一个相当拘谨、中规中矩的人，不过，他确曾教过我做更难的填字游戏，为此必须广泛阅读。他娶了弗朗西斯·汤姆林（Frances Tomlin），她有一半的波西米亚血统，是位优秀的钢琴家。我感觉他们的婚姻并不十分幸福；1927年，她死于癌症时还相当年轻。
她的去世很可能是我母亲患上严重厌食症的主要原因，厌食症在当时几乎不为人所了解，结果母亲被迫辍学回家由家庭教师辅导。在那个时代，女孩考上牛津或者剑桥还是相当罕见的。她晚年经常说，她出生在1905年是多么不幸。倘若她晚十五年来到这个世界，十有八九就会成了牛剑的学生，拥有自己的独立事业。但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法语和德语都很流利。
虽然在任何严格意义上说我父母是知识分子都是不正确的，但他们携手为自己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在我们所居住的镇上无与伦比的家庭图书室。他们也鼓励我们养成阅读的习惯，从中了解说其他语言的、归属不同阶级和地区的、出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我记得在我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读过父亲收藏的由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翻译的《源氏物语》和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完全是如痴如醉。
我们家的习惯在当时的爱尔兰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吃米饭多过吃民族食品土豆。我们吃鱼和吃肉一样频繁，而我们的邻居只在周五才吃鱼，天主教教义告诉他们这一天要为耶稣受点苦。家里满是中国的书卷、图画、布料和服装，我们经常为了好玩而穿中国服装。我记得当母亲给我看一只比我的手还小的漂亮绣花布鞋，并解释说它就是中国妇女穿的鞋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惊愕；从孩提时代起，中国妇女的脚就被痛苦地缠裹了起来。我父母都热衷摄影，因此家里有很多相册，照片主要是在中国、法属越南拍摄的，他们偶尔会到越南去度假。有一天，我母亲指着一张一个两岁左右的漂亮中国小姑娘的照片说道：“这是西莉亚·陈（Celia Chen），你的第一位好朋友。”
我出生之后，他们决定雇一个女佣来照顾我。他们找到了一位自己有个小儿子的年轻越南女佣，她为了逃离不合意的家庭包办婚姻来昆明找工作。她和我母亲变得很亲密，在我们一家回家度假的时候被带到了爱尔兰。若干年之后，当地居民还清楚地记得她。她是一名说法语的天主教徒，总是身着优雅的越南传统服装，头戴黑色头巾，牙齿被仔细美白过，面带令人愉快的微笑。她常常就是以这身打扮在周日去教堂。我母亲曾经告诉我，我说的第一个词是越南语，而不是英语。令人遗憾的是，孩子学习语言很快，忘记语言也很快。
1941年，当我父亲决定带我们全家回国的时候，这个名叫媞海（Ti-hai）——意为“女儿二号”，她的父母这样叫她是因为他们仅仅关心儿子——的越南年轻妇女准备与我们同行，因为她喜欢见世面。但我们的登陆地加利福尼亚正在挑动种族主义的反亚洲政策，上海的美国领事拒绝为她签发护照，所以她不得不回越南。战争结束之后，我母亲曾试图通过外交渠道去找她，但没有成功。
我对上学的最初记忆始于大约1942年。我父亲在旧金山不断住院出院，我的妹妹也在1943年出生。我母亲因为照顾丈夫和刚出生的宝宝而筋疲力尽，无力对付两个精力旺盛的小男孩，当时我们总是吵个不停。因此，我们被打发到了县立学校（The County School），那是一所由两位严肃的斯堪的纳维亚妇女管理的寄宿学校，在洛斯盖多斯（Los Gatos）郊外，现在的硅谷（Silicon Valley）边上。如今这所学校依然还在那里，但小镇已变得非常大了，以致它现在离镇中心并不远。美国对我们而言是十分陌生的，我们非常想念父母，还经常被体罚。我不幸经常尿床，校规迫使我几乎每天都要错过一节课来清洗我的床单，我为此遭到了无情的戏弄和欺负。我不记得在那里学到过任何东西。
在我们一家回到沃特福德并设法在镇边买下一处房子之后，我和弟弟被送进一所贵格会小学。在我们镇上，汽车当时是稀罕之物，因此，我们是坐由我母亲那上了年纪、极其善良的园丁赶的驴车去上学。我第一次遭遇交通事故就是当我冲出校门时，撞上了碰巧经过的同样一辆驴车。倘若是一辆汽车，我很可能已经丧命了，但因为是驴车，我仅仅摔断了肩胛骨。
当我们男孩子可以骑自行车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了阶级斗争和宗教冲突。我们必须骑车穿过一个人口相对贫困的天主教社区。那里的男孩认为我们是势利小人，是半个英国佬和新教徒，时刻准备着干仗。下坡的路并不是很糟糕，因为我们可以骑得很快，而且可以用曲棍球棍武装自己。但是，上坡回家就轮到我们被这些家伙“搞定”了。当时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被仇恨，但那是在宗教、阶级和种族偏见方面的一个有益教训。现在，我对那所贵格会学校的记忆不多了，除了记得我非常害怕一位红脸的数学老师，以致我经常逃学，对母亲撒谎。我也是一个小团伙的成员，为首的是一个叫作菲奥娜（Fiona）的无法无天、体格健壮的女孩。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份幸运是我母亲做出的又一关键决定。爱尔兰法律规定，儿童必须学习要么爱尔兰语（民族主义），要么拉丁语（天主教）。我母亲认为我去学一门几近无人使用、唯有在国家西部最边远地区才有人说得流利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的选择是拉丁语。她为我找了一位家庭教师——韦伯斯特夫人（Mrs.Webster），韦伯斯特夫人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年妇女，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虽然可能难以置信，但她让我爱上了拉丁语，让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我有语言天赋。
后来我问我母亲：“为什么要选择拉丁语？它甚至比爱尔兰语更为过时。”虽然她本人并不懂拉丁语，但她知道正确答案：“拉丁语是绝大多数欧洲语言——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之母，因此，如果懂拉丁语，你就会发现掌握所有这些语言都易如反掌。另外，拉丁语文学相当伟大，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
然而，事实证明，我母亲做这个决定还有一个原因。她认为那时的爱尔兰学校不是很好，她希望她的两个儿子去英格兰上一所好的寄宿学校，这可以帮助他们进入出色的“公学”，以后进入大学。在这些教育机构中，拉丁语（与希腊语）是课程表中必不可少的。
因此，我们负笈离家，先是我自己，一年后是我弟弟。去英格兰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们必须坐七小时轮船驶过以波涛汹涌闻名的爱尔兰海，乘客一路呕吐不停。我们在凌晨2点左右到达威尔士的小海港菲什加德（Fishguard），设法用几杯热可可或者马麦酱取取暖，然后坐凌晨4点的火车前往伦敦，到那里大约是10点钟。在祖父家休整一两天之后，我们就乘坐火车前往史凯特克利夫（Scaitcliffe），那位于伦敦东南的小学校。
我仅仅在这所新学校读了两年，但强度很高，因为它专注于“塞满”小男孩以使他们进入顶级“公学”。压力也来自我母亲，她告诉我们，因为她是寡妇，主要依靠津贴生活，我们如果不能获得奖学金，就不能去这些名校上学。我适时参加了伊顿公学为空出的十三个奖学金名额举行的全国选拔考试（19世纪末，我外祖父也曾在那里获得过奖学金），名列第十二，让大家惊讶不已。我弟弟精力更充沛、更具竞争力，后来也参加了这个考试，取得了比我好得多的成绩。
对我而言，伊顿是一个奇怪的地方。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英国贵族和富商巨贾或者金融大鳄家庭，少数是来自前殖民地和现保护国的棕色皮肤的“王子”。“奖学金男孩”主要来自中产家庭，他们在单独的一栋楼里同住同吃，被迫穿一种特制的“中世纪”服装。来自光鲜“家族”（House）的大多数孩子，我们只在上课时才会见到。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保证了他们会有一个舒适惬意或者有权有势的未来，认为没有必要刻苦用功，公然把“奖学金男孩”鄙视为社会地位远远低于他们的“书虫”。“奖学金男孩”大多很勤奋，以嘲笑他们的敌人“愚蠢”和势利作为回应。他们也有自己的（智识）势利，并且紧密地绑在一起。我从未在勤奋孩子如此之多的班上学习过。
它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即使是冬天，我们也必须早早起床，冲冰水淋浴，在最后获准吃糟糕透顶的英式早餐之前，先要上我们的第一节课。每天上午和下午，课程都是一节接一节，仅仅穿插以严格控制的体育运动和作业缠身的夜晚。我们渐渐意识到，这种高强度的一个原因是老师们坚信“无所事事者易作恶”（The Devil finds work for idlehands）的老话。他们知道，在一个全是男生的环境里，被荷尔蒙困扰的青少年如果不被时刻监督、保持体力耗尽，他们就会陷入千奇百怪的恋爱和性关系之中。
课程设置对“奖学金男孩”而言尤其艰难，他们知道，或许他们必须再次获得奖学金才能进入牛津或者剑桥。伊顿的课程非常守旧。核心元素始终是语言——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以及后来冷战期间的一点俄语。而这些语言又要依托于古代史、艺术史、少量的考古学以及以英国为核心的诸多比较近代史课程。没有人类学，没有社会学，没有政治学。除上述课程以外，还有许多数学课，以及十分薄弱的、浅尝辄止的化学、生物和物理课。不过当然，没有性教育。
我只记得两位老师。一位是雷夫·佩恩（Raef Payne），一个教授英国文学、胆敢向我们介绍T.S.艾略特（T.S.Eliot）（那时他年事已高，并已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年轻人。这是我们对后爱德华时代文学唯一的欣赏。通常的英国文学教学大纲主要涵盖至19世纪末，课堂上的诗歌教学坚守某些固定模式，比如有限长度的韵式。那时候学习艾略特的诗歌是非常少见的，因为这不符合标准惯例。[2]这位年轻老师还负责排演每年的校园剧，通常是莎士比亚戏剧，能很好地处理每当某个男孩被分配去扮演任何女性角色时总会出现的口哨声加尖叫声。“别犯傻了，”他会说，“在莎士比亚时代，所有女性角色的扮演者都是与你一样的男生。”
另一位难忘的老师是令我们生畏的校长罗伯特·伯利爵士（Sir Robert Birley）。让人吃惊的是，他讲授的诗歌课非常精彩，大大增强了我对诗歌的喜爱。他并不是简单地比较几首诗，分析它们的不同长度或韵律风格，他会选择一首诗，比如吉卜林的诗歌，分析其创作，解释其历史背景。同样是他让我明白了美和美德未必相同，写出漂亮诗歌的诗人未必就是好人。
在这一环境中，弟弟和我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他专攻近代史，主要但不局限于欧洲近代史，而我则专注于语言和文学。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对于从中世纪晚期直到19世纪末的法国文学尽管保守但系统的学习。英语和法语是最难互译的两种欧洲语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立马就感觉到了困难，却也为获准进入一个完全非英语的世界而倍感愉快。
相当大量的古代文学阅读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感觉就像是沐浴在两个伟大的非基督教文明之中。我们奖学金学生被视为学校的学习精英，因此获准阅读几乎任何东西，甚至是老师们经常因为尴尬而略过的色情文章。我们被训练欣赏的古代文化与我们正被培养融入的当代文化相差十万八千里。虽然我们被教育要对我们的躯体感到羞愧、遮蔽我们的躯体，但古希腊的雕塑几乎是彻底的、不加掩饰的裸体，美不可言。在1950年代的英国，同性性行为依然是一种刑事犯罪，可能让人遭受数年牢狱之灾，但古代神话中满是神爱上人类男孩或者年轻男子的故事。古代历史上有大量关于年轻的恋人勇敢地同赴战争、死在彼此怀抱的例子。而且还有美丽动人的爱神，以及一个手持弓箭支持她的淘气小男神。相反，基督教似乎枯燥无味，心胸狭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我们接受过严肃的写作训练。我们必须练习用拉丁语创作诗歌，将英语诗歌翻译成拉丁语。我们还仔细研读过16世纪到19世纪的英语散文大师。最后，必须用不同的语言熟记并公开朗诵很多诗歌。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俄语，甚至爪哇语诗歌。
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很幸运，差不多是最后一批拥有这些经验的人。到1950年代后期，背诵诗歌的做法几乎消失了。被视为人文教育基础的传统广义的古典学，也让位于通常被认为更有助于事业、职业和现代生活的科目。而且，粗糙的美式英语正在成为唯一的“世界语言”，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巨大损失。
在伊顿，我只做过一件我依然引以为傲的事情。老师们经常搞体罚，认为体罚“让我们坚强”。然而，更糟糕的是，高年级的孩子被允许抽打更加瘦小的低年级的孩子。在一些好朋友的帮助之下，我说服了我的同班同学与这一传统决裂。当我们成为高年级学生的时候，我们向所有低年级学生保证，不会再有抽打行为——很自然，我们一度颇受欢迎。
尽管伊顿很严格，它的假期却足够长。在我获得伊顿奖学金的时候，我亲爱的姑妈带我去巴黎观光了一周。我在旅馆附近的一个报摊买了一本法国连环漫画，无意间看到里面有一幅让我大为吃惊的画面：泰山正在为简缝制一些性感的丛林服装。我始终认为是简亲手缝制了自己的衣服，从未想过泰山会做这样的事情。在我向姑妈提及此事的时候，她大笑不止，因此我不得不稍作回击：“法国有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师，他们全都是男人！”后来，我与一些校友在荷兰骑车旅行，与我母亲的好朋友一起过暑假，他们一个住在奥地利，另一个在瑞士和意大利边境附近有一栋别墅。因此，我有足够的机会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之外寻找青春期的乐趣。
伊顿人可以到国外短期旅行，外国贵宾也可以来伊顿访问。1953年6月迎来了蔚为壮观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典礼，所有国王或者他们的代表都受到了邀请。然而因为太平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裕仁天皇不为英国公众舆论所接受，但天皇十分年幼的儿子明仁则被认为适合出席。我们奖学金学生接到通知说明仁要造访伊顿，我们必须好好表现以示尊重。实际上，我们大体上是相当不友善的，因为战争才刚结束不久。但是当明仁到达的时候，我们大为震惊。他是一个小个子的年轻人，比我们稍大一点点，穿着普通的黑色服装，走在两个身材高大的苏格兰士兵中间，差不多就像刚刚被捕一样。他几乎默不作声，缺乏自信，局促不安，非常温和。突然间，我们中很多人都觉得，他在某些方面就像我们一样。
在伊顿上高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在那时，年轻人刻苦钻研是为上大学，但一旦进校他们就不打算努力学习了，大多数人（那时主要是男生）就把时间用来酗酒、玩牌、运动、看电影和追女孩。毒品那时在我看来并不盛行。后来，我在美国吃惊地发现，情况恰恰相反：中学生学习并不刻苦，而大学生如果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努力。
1950年代的剑桥依然十分保守。社会学刚被作为一门学科引入，言人人殊。没有政治学，人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我获得的奖学金是在古典研究领域，但我很快就决定，我应该转到一个更有助于未来的领域。因为剑桥以拥有很多世界级经济学家为豪——在我到来之前就已经去世的凯恩斯（Keynes）曾在此学习和教学——我选择了学习经济学。但旋即就发现，我完全没有这一学科的天赋，动不动就感到厌烦，在第一年的期末考试中成绩欠佳。我倍感灰心丧气，决心转回古典研究，并从学长们那里得知学士学位的结业考试要比我当初为了进剑桥而参加的选拔考试容易。
因此，我把大学后两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任何让我感兴趣的东西，主要是文学和历史。我至今还留着里面记录了我所读一切的笔记本。尽管我被自己的一些选择弄得尴尬不已，我依然对所列图书的绝对数量印象深刻。或许这种行为要部分归因于我不擅社交：我是一个害羞的小伙子，不懂社交礼仪。我不大喝酒，讨厌跳舞（前摇滚时代），完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和女孩子说话。
但因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原因，剑桥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它坐落在一个偏远小镇，但它拥有人们可以谓之为艺术电影剧目影院的东西。这是我的一大新发现。在伊顿，学校不允许我们单独去看电影；在爱尔兰，可以看到的影片大多数是西部片和警匪片。在大学，我能看到的尽是全球最佳影片。我被当时正值国际声望之巅的日本电影征服了：黑泽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等，当然，还有同代的其他导演。这就是我开始对于日本电影终身不渝的热爱的地方。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苏联革命电影是另一大新发现，我对俄语的掌握不算熟练，尽管我在伊顿就已开始学习，期望着用原文阅读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和列斯科夫。把我在俄罗斯小说中所读到的与我在苏联革命电影中所看的进行比较，是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经验。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典（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影片也得到了充分展示。剑桥艺术影院最令人满意的一处是它放映了很多黑白影片，它们渐渐构成了我的电影美学基础。甚至时至今日，我也觉得黑白电影比彩色电影更加真实、更有活力。
频频光顾这家电影院也启发了我的政治意识。在那些日子里，每场电影放映之后观众都必须立正站好，伴随着国歌响起，银幕上就会出现令人同情的年齿尚幼的伊丽莎白女王骑在马背上的彩色图像。这真是种煎熬。在因为《东京物语》（Tokyo Story）泪眼婆娑或者因为《战舰波将金号》（The Battleship Potemkin）热血沸腾的时候，去忍受这种专制的拥君废话就是折磨。不久，我就学会了如何在国歌刚刚开始的时候冲向出口，尽管很多盛怒的爱国者准备在通向出口的路上抓住我或者打我。由此，我成为了一名幼稚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
我的第二个影响深远的剑桥经验发生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当时英国和法国军队勾结以色列人入侵埃及，以期阻止纳赛尔将军（General Nasser）试图将管理沿法国人修建的大运河的国际交通机构国有化。我对这次危机没有丝毫兴趣。然而，一天下午，当我正步行穿过大学的一个田径场回宿舍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为数不多的几名棕色皮肤的学生正在义愤填膺地发表抗议演说。我站在一边聆听，纯粹是出于无聊的好奇。突然间，抗议者遭到一伙人高马大的英国校园恶霸突如其来的攻击。这些恶霸大多都是运动员，他们高唱着《天佑女王》。对我而言，这既不可理喻，也应受到谴责。
抗议者大多是印度人和锡兰人，他们身体瘦小得多，因此没有什么希望打赢。我未假思索便试图介入去帮助他们，不料我的眼镜却被人从脸上抓了下来，打碎在烂泥之中。我一生中从未如此生气过。生平第一次遭遇了英国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若干年之后，当我通过写作《想象的共同体》来为英国读者讲述民族主义的时候，我以挖苦、讽刺、含沙射影的方式倒出了依然历历在目的一些愤怒。毋庸置疑，这是我后来被马克思主义和非欧洲反殖民民族主义吸引的一个原因。
旅行也是大学生活值得期待的一个部分。我和朋友们一起造访过弗朗哥大元帅（Generalissimo Franco）统治下的西班牙，并且有过因为行为不得体而被捕的不寻常经历。我们曾身着普通的英国男式泳裤去北部海岸游泳。回到岸上擦干身体的时候，两名西班牙国民警卫队（Guardia Civil）队员跑了过来，因为我们露出了赤裸的胸部和背部而逮捕了我们。通过辩称自己是不谙规定的游客，我们最终说服警察释放了我们，但在那之前，他们把我们押到一个服装店，要求我们必须购买目不忍睹的连体游泳衣，把身体从小腿一直盖到脖子。我首次体验了极端严格的独裁政治！
另一次奇怪的经历发生在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不久。为了将数百名青年共产主义者送往莫斯科参加1957年著名的国际青年节，英国共产党包租了一个专列。但是，匈牙利事件引发的群情激愤让干部们深受感染，结果大量党员退了党，当然也就取消了旅程。因为英国共产党已然为此次行动投入了大笔经费，所以他们被迫将车票分给几乎任何人，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党员。弟弟（当时在牛津）和我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一睹神话中的莫斯科，共产主义世界的首都。全套资助包括了歌剧、芭蕾、博物馆和很多著名历史遗迹的免费门票。英国共产党领导没兴趣让外人参加没完没了的政治会议，所以，我和穆索尔斯基（Mussorgsky）、格林卡（Glinka）还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一起，度过了奇妙的一周。我也设法练习了我之前习得的一点点俄语口语。
终于到我离开剑桥的时候了。我的学长朋友们已经告诉过我，古典研究学士学位考试要比三年前的入学考试容易些。因此，我被授予了毫无意义的一等荣誉学位。随后我在家里度过了艰难的六个月。弟弟告诉我，我其实拒绝过一个在爱丁堡大学教授古典研究的职位。这个插曲从未在我记忆中留下痕迹，这说明我是多么不希望从事古典研究，或者实际上是留在英国。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该从事什么工作。我妈妈不遗余力地帮忙。她曾一心想让我成为一名英国外交官，但我却丝毫不想当公务员，更不用说是为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效力。后来，为了给我在商界找一份工作，她动用了我父亲依然健在的（在远东有商业利益的）朋友网络。这种期待更加让人难以接受。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不断升级。
后来，我再次撞了大运。我一直与我在伊顿公学的若干奖学金朋友保持着联系，有一天收到了其中一位即理查德·肯纳韦（Richard Kennaway）的来信，他任职于纽约州伊萨卡（Ithaca）的康奈尔大学。他告诉我说，他在等候第二年去英国殖民地服务的通知期间，找到了在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担任助教的临时工作。他问我是否有兴趣接替他。我知道，只要能让我离开家去工作，即使是临时工作，我妈妈都会投赞成票。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门政治学课程，而且完全没有教学经验。我朋友冷嘲热讽地回信说，这不重要。我的英国口音会给美国学生留下深刻影响；倘若我集中精力阅读，就能够领先他们一到两周。
在这一点上，我和弟弟进行了交流，他长期以来非常关心政治，对美国的了解比我多得多。他说，我当然应该去。我还应该看些报纸，看点电视。印度尼西亚即将爆发内战，当地的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是世界上除在共产党统治地区之外数量最多的。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支持反共的军阀，而保守的地区政治家在设法推翻苏加诺（Soekarno）——左翼倾向的民族主义总统。碰巧，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聘用了一位年轻教授乔治·卡欣（George Kahin），他既是研究当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权威专家，也是1945-1949年反殖民武装斗争的积极支持者。
因此，我决定到康奈尔试一试，肯纳韦很快便为我促成了一个助教的职位。我那年仅有21岁。
美国之旅有些特别。我乘坐的是巨型邮轮玛丽王后号（Queen Mary）[3]，那是它最后几次横渡大西洋的五日航程之一。在纽约登陆后，我乘火车去了伊萨卡。那是1958年1月初，小镇上积雪及腰。
无需回忆我生命的头21年里降临在我身上的所有幸运之事。我唯一真正而重大的不幸，是失去了我可怜的父亲，当时他才53岁，而我才9岁。但或许有一个更大的场景，我已然一带而过地提及。我想说，这一场景同时有地理和时间的面向。
从地理上讲，我是在为一种四海为家的、比较性的人生观做（无意识的）准备。行将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的生活足迹已经遍及中国云南、美国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并在爱尔兰和英格兰独立生活过。我是被爱尔兰父亲、英格兰母亲和越南保姆养育长大的。法语是一种（秘密的）家庭语言；我喜欢拉丁语；我父母图书室里的书籍作者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和德国人。
我还有一种位处边缘的有益感觉。在加利福尼亚，我曾因我的英国口音被人嘲笑，在沃特福德曾因我的美国口音被人嘲笑，在英格兰曾因我的爱尔兰腔被人嘲笑。人们可以负面地解读这一点，认为它代表一种无根的、缺少稳定身份的生活。但是，人们也可以正面地解读它，说我拥有多重依恋，对爱尔兰、对英格兰（在某些方面），以及通过文学和电影对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因此，后来我很容易便通过语言深深地喜欢上了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
虽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语言毫无联系，分属截然不同的语系，但二者长期以来都对终身生活在半个椰壳——在这些国家通常被用作碗——下面的青蛙，有一种宿命论的印象。静静地坐在椰壳下，青蛙很快就开始觉得椰壳碗圈起了整个宇宙。对这个印象的道德判断是青蛙无缘无故地心胸狭隘、迂腐守旧、深居简出和自我满足。就我而言，我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久居到安定下来，有别于众所周知的青蛙。
在这里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偏爱使用“暹罗”而不是“泰国”。这个国家的传统名字始终是暹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英语中）我们说“Siamese twins”（暹罗双胞胎，即连体婴）和“Siamese cats”（暹罗猫）。1930年代末，民族主义的军事独裁者陆军元帅銮披汶·颂堪（Plaek Phibunsongkhram）将国名改为“泰国”。“二战”结束之后，平民曾短暂地重掌政权，恢复了国名“暹罗”。1947年，军方再次抢班夺权，在随后的25年（冷战）中大权在握。这一次“泰国”被彻底体制化了。
关于国名的争论仍在继续。“泰国”的批评者多为自由主义者和温和左派，他们不喜欢国土与“泰人”（Thai）的关联，因为泰人仅仅是全国五十多个族群中的一个而已，虽然是占支配地位的一个。他们认为这个国名会煽动对于少数族群的狭隘和压制的态度，尤其是对最南部的马来穆斯林。那些不喜欢“暹罗”的人则坚称暹罗完全等同于前现代、不民主、封建时代。我认同前面一种批评者的情绪，因此把“暹罗”用作这个国家的名字，约定俗成的组织名称除外。
我是在一个旧世界行将终结的时代长大成人的。我把自身享受到的优质旧式教育视为当然，浑然不知我差不多属于最后从中受益的那帮人。这种教育经过相当保守的设计，可以说是旨在复制上层中产阶级传统的传承人。借助这种通识教育，学生依然最终有望成为高级公务员、寡头政治成员，或者受人尊敬的老派教师。
但是，战后工党政府所发起的和平社会变革，意在创建大量能够更好地适应冷战、美国的支配地位、商业全球化和大英帝国衰落的中学和大学。年轻人需要学习经济学、商业管理、大众传播、社会学、现代建筑和科学（从天体物理学到古生物学）。业余身份几乎价值不再。甚至语言都在改变。我学会说的那种老式的BBC英语被攻击为受阶级支配，正在渐渐被更接地气的版本取而代之。再也没人认为熟背诗歌有多必要，更不用说熟背英语之外的语言的诗歌。
学校也在变。由老师和高年级学生执行常规体罚的时代正在落下帷幕。男子学校面临着越来越重的变为男女同校的民主压力，其结果显然喜忧参半。我认为我属于通过书本、收音机和黑白电视获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倒数第二批人。没有电视，几乎没有好莱坞电影，没有视频游戏，没有互联网。甚至没有打字，这是我成年后才在美国开始学习的。
我甚至可以模模糊糊地在家里感受到这种变化。我弟弟接受教育的方式与我相同。但比我小七岁、最终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妹妹则属于正在形成的新世界。即使在我和我那政治上更加开明和智慧的弟弟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这方面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美国。在我真正去美国之前，我对那个地方绝对没有任何兴趣。我完全不了解美国历史，几乎没有读过任何美国杰出小说家的作品，日渐厌恶或者恼火于美国电影，而且作为一个虔诚的古典钢琴演奏者，我对自己一无所知的美国流行音乐唯有鄙视。然而，当不得不忍受我乱弹巴赫和舒伯特时，弟弟就会回敬以高声播放拉美伦巴唱片，后来是猫王的唱片。我必须承认，即便是到了今天，尽管我已在美国居住多年，交了很多很棒的美国朋友，喜欢各种黑人音乐，但我依然觉得即使不是疏离至少也是远离于美国社会和文化。但是……我父亲留下了一本1920年代出版的《白鲸》（Moby Dick），里面的精美插图出自令人钦佩的共产主义者罗克韦尔·肯特（Rockwell Kent）之手。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依然是我眼中的头号杰出小说家。
我还属于一种更加专业的意识的“最后一批”。我到美国是1958年，不久美国大学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发生在英国的一切类似。196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们称作“理论”的强大机器开始显影。它始于现在已经过时的“行为主义”革命。虽然我并不认为对于一个讲求实效、脚踏实地的人，“理论”是自然出现的，但它却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它使每一门学科都愈发急切地区隔于相邻学科，着手发明自己的术语。
我在美国求学的时候，这种变化才刚刚开始，因此，倘若我选修历史或者人类学课程，我的老师们也不会发牢骚。但到1960年代末，这就变得很困难了。讽刺的是，三十年后，美国学者又开始急切地讨论跨学科的方法了，没有意识到它们可能早在一代多人之前就已经存在。
这不是说发生在我成年之后的变化在多个面向都不是积极的。我只是希望强调，就是在那些变化开始的时候，我刚好完成了我的学业。我是它们被常态化之前的最后一代，因此具备了保持距离观察它们的资格，而不是被它们形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