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梁由之兄的坚持，这一套小书是不会编印出来的。这三种书都是写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每一种都印过多次，年代久了，再印感觉意思不大。讲老庄的一种，因为有许多新的想法，倒是值得重写一遍，但这几年家中多事、日子辛苦，又顾不上。但由之对我写的东西有一种过度的错爱，做事的态度也比我坚决，于是只能从命了。“骆氏三书”的名目也是由之所拟。听起来有点托大，逻辑上却没有问题：鄙姓骆，书是三种。
就习性来说，我只喜欢读书，不喜欢写书。所以写成的书，大抵皆有人情的缘故。
《纵放悲歌》原来是香港中华书局所出《诗词坊》丛书的一种，主编是金性尧先生。我跟金先生不相识，是赵昌平兄把我引荐给他。有一次特意拜访了金先生，想请教关于书稿写作的要求，但金先生好像很放心的样子，没有说几句，然后随意聊一会儿天。我见壁上悬有梁启超所书对联，问起金先生对书画的爱好，知道他原本收藏颇多，“文革”中被抄没，有许多已经无法迫回。听说过金先生因为知道一些蓝苹在上海的情形且偶有谈论，因此遭到迫害，情形惨厉，但金先生并不愿说这些事情。他身形小而消瘦，说话谨慎，想象不出旧日洒脱飞扬之态。
书稿已交之后，跟金先生不再有具体事务的往来。我不知为什么缘故写信给他，连带说及自己心情沮丧，不愿做事，金先生特意回信，说中国的国情复杂，很多变化不可预料，还是要努力振作。其实我本是无意的牢骚，金先生却认真了。我想起他遭折磨而形成的谨慎性格，因此很感激他。
二〇〇七年，金性尧先生在上海去世，时年九十一岁，也算是高寿。
《闻道长安似弈棋》曾以《中国历史上的大阴谋》为名出版过，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出《五角丛书》的一种，后来由台湾远流印行。《五角丛书》曾经风靡一时，动辄印数十万以上。丛书主编是何承伟，但后期具体事务主要是副主编戴俊在操持。当时章培恒先生算是丛书的顾问，我亦列名编委，于是戴俊便借机索稿，于是有了章先生主编的《中国禁书大观》和我写的这本书。这本书在我来说有一点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对戴俊夸口说一个月可以写完，于是赶得特别紧。全书是一遍成稿的，仅在稿纸上略作删改，没有誊写过。读起来文句很流畅，算是由此带来的好处吧。现在写东西很慢，常常会想起当年也曾精力旺盛，信笔纵横，自以为豪爽的样子。
说到精力旺盛、性情豪爽，其实是戴俊的特点。他当过兵，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对人厚道而好恶分明。有时说到自己得意的计划，便神情欢愉，眉飞色舞；说到人间不平事，则慷慨激昂，痛心疾首。戴俊比我小不了几岁，但感觉上好像他比我晚一辈似的。
那一段时期，复旦这边和章培恒先生亲近的一些学生，如我、贺圣遂、谈蓓芳，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金子信、戴俊、陈征几位来往颇多，也常在一起喝酒。有一次在静安宾馆十数人全都喝醉了，没有人管得了，只好各自想办法回家。后来金子信说起他骑自行车摔倒在半途，脑袋上砸了一个破洞。
金子信和章先生先后去世。最为震惊的，还是在二〇一一年听到戴俊去世的消息。因为感觉中他年轻而健壮，富于生命力。
香港中华书局在编印了《小说轩》、《诗词坊》之后，又请人编《智慧殿》；主编是不是葛兆光我弄不清楚了，反正我那本《老庄随谈》是他约的。这本书现在看来有许多不满意之处，但有些读者很喜欢它。
我跟葛兆光有长年的交情。十多年前，兆光在清华任职，住蓝旗营（他楼上是秦晖）。那时我与孙伟红结婚未久，我们在北大20楼有一间小房子。那是所谓“筒子楼”，厨房、厕所在外面，房间也非常简陋。蓝旗营离北大很近，有一次我们去兆光家做客。其实他的房子装修得很简单，但是宽大亮畅，跟筒子楼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孙伟红看着眼神发亮，羡慕得冒傻气。葛兆光笑起来，说“我这也是熬出来的”。当时孙伟红在北大法语系任教，资历还浅。
兆光、戴燕夫妇请我们吃饭。后来孙伟红说咱们也要回请一次，并说她要自己做法国菜请客。这顿饭欠在那里很久，然后孙伟红生了几年病，离世远去。
三本小书写作的念头，都写过说明，好不好则要由读者来评判，合起来要写个序，不知道说什么好。看着书，想起来的是一些故人往事，随手写下来。或者，这也是跟读者的一种情感交流吧。
写这几本书的时候，也就是所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曾经有过梦想，有过欢愉，也有过悲哀。渐渐看着岁月流去，亲友凋零，难免有无常之叹。但上课时我也说过，像王维的诗，像《红楼梦》，在说人生无常的时候，也说无常是美。因此我们对此人世，仍有长长的眷怀。
注：“骆氏三书”，即曾出版过的《纵放悲歌》、《老庄哲学随谈》、《中国历史上的大阴谋》，现分别更名为《欲采花不自由》、《长得逍遥自在心》、《闻道长安似弈棋》，作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