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种文学形式的创作中，报告文学创作更需要作家与生活直接的联系和坦诚的情感。报告文学家的成功，多不在于对自我世界的述说，而在于他把自己化入社会生活激流之后的认识与情感的表白。在赵瑜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多是作家对他人的理解和对生活的忧患。他既赞赏马朝亮这样重视人、尊重人、爱护人的人物，也深为这样那样漠视人的存在，而着力于权力争夺、计较功名有无的生活现象感到不安。也许正因为他对人的看重，因之，赵瑜的报的文学基本上是环绕着人这个中心而展开笔墨的，不像许多报告文学那样把笔墨大量地花费到事件的描绘上。赵瑜的笔尖时常是带着情感的，这无论从他对因堵车困居太行山的汽车司机的描绘，还是从俾对马朝亮和他的矿工、从他对李顺达曲折人生的述说，从他对许多运动员、教练员苦恼困惑情形的描绘，都能清楚地感受到。情感氛围的形成，不光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量，还使作家的思考因为涉及到人的纵深层面而显得更有深度。甚至不少地方真诚情感所具有的力量还弥补了作品在文学语言方面存在的粗疏和不足。
赵瑜的作品很注意结构形式和描绘的文学艺术性。他有时把聚焦点限制到一个人身上，透过这一点作深层开搌，如《新形象之诞生》、《但悲不见九州同》；有时把焦点放到某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上，如《中国的要害》、《强国梦）。但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在赵瑜的笔下，都不是一个固定的、死的对象，他都能同时用透视和散射的眼光来给以认识和表现，所以，小的焦点中常常有面的折光，面的扫视中又有点的深入，做到点面互补，虚实有致。既不凝滞一点，又不大而无当。在叙述过程中常常出现的幽默语言，是赵瑜作品中特有的，这在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中似乎还少见。这种随时不断出现的幽默，既表现着作家的机智，又是作品文学性特点的重要因素，理应十分珍惜。如果说《新形象之诞生》中还流露着赵瑜掌握报告文学这种形式时的笨拙痕迹的话，那么，到了《强国梦）出现之后，赵瑜在报告文学创作从思想到表现上的跃动就非常显著。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向赵瑜提出更高的期望，等待他推出更加具有震撼力的新作。
1989年5月
麦天枢报告文学印象
麦天枢总把自己说成一个记者，可众多热心的读者却把一顶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自然，记者与作家是有区别的，但是，对写出了《土地与土皇帝》、《爱河横流八（白夜》、（土地的童话问苍茫大地）、（西部在移民）又天荒》及这篇《挽汾河）等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麦天枢来说，作家的头衔决不光是一种虚浮的荣誉，更不是一块进身的招牌。读过麦天枢一些作品的人，都会清楚地感到，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带给他的决不是一种轻松的艺术体验，也不是一次次潇洒的创作旅行，而多是一些痛苦的感受，是一些充溢着义愤和复杂情感活动的经历及思索。
麦天枢是一位陷入于下层人们的不幸与苦难中而又不愿自沉自息，并试图凭借自我的呼唤与扶助使人们摆脱不幸与苦难的作家。因之，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所有矛盾与冲突，都带有社会性，而不是哪一个人，哪一小块地面上的特殊现象，更不是作家自身的细微生活经验。所以，麦天枢连同他的报告文学的出--现，都是我们这个特定时代及民族生活现实的印记。
在麦天枢的报告文学作品中，除去《爱河横流》及《白夜八《天荒》这少数几篇是审视与描述现今婚姻道德异变及人们在性生活面前的无知迷茫情形外，其余几乎都同土地与农民的生活命运有关。尽管在前一类作品中也能见出麦天枢的困惑与卓识，但我以为，这后一类被他视为土地系列的作品，更能体现和代表他报告文学的特点。土地是农民的生命，农民与土地的联系情形最能充分地见出农民的思想意识及其命运变化。
农民家庭出身的影响及生活经历的限制，或许在某些方面制约了麦天枢从更长远、更开阔的角上来认识描述农民及农村生活，使作品更加接近理性的准确判断。但是，对土地的依恋和对农民深深的爱使得麦天枢经常无法越过最现实的生活现象而进入某种超然的境地。他爱农民，可他不廒谅农民的愚昧落后，解剖起这些来，时常是毫不留情的。但是承认农民的愚昧落后并不能使他容忍用残酷的手法去戏耍，去打击农民，把摆弄农民的命运视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和行为。（土地与土皇帝）、《土地的童话》和《西部在移民》就是麦天枢在这些复杂的心理情境中的报告。在这些作品中，沉淀着爱，也交糅着麦天枢许多的痛苦和激愤。读麦天枢的文学作品，常使我担心，看似体格文弱的他，是否还能持久地背负着这么多的爱以及因爱而产生的许多痛苦与激愤。
《挽汾河》是麦秀枢土地系列作品的自然延伸。在这里，当他面对着昔日曾是明净清丽，充满勃勃生机的汾河今天却已变成有如污水沟的样子时，他的叹息和哭泣是悲痛而深切的。汾河的不幸，汾河所承受的灾难，是人类自私残暴的见证。作为人类之一员，麦天枢把对汾河的依恋，把对汾河的忏悔化为一幅动情挽联，这体现了人的自醒以及自醒之后痛彻的悲伤。然而，在七百六十公里的汾河两岸；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国土上，又有多少人清晰地意识到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尊重和应承担的责任，并且像屈服于权力，屈服于金钱那样的服从自然的需求呢？人们应当知道，自然界较之于权力和金钱来更富有力量，当它无法忍受人类的侵害而动怒时，人们更大的苦难就要开始了。
麦天枢显然是一个情感型的作家。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往往是情动于中的激愤之作，所以文气鲜活、凛然有声。既以挚情夺人，又以尖厉的批判使某些人的灵魂感到震颤。或许正是在这种浓烈的感情抒发和对于真实现象绝不容情的揭露辩证的结合中，产生并构成着麦天枢报告文学的特点，使记者和作家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得到了统一。
1989年7月
贾鲁生报告文学创作论
继徐迟、刘宾雁、黄宗英、理由、祖慰等报告文学名家之后，又一支更为年轻、更加富有朝气与活力的报告文学新军已经组成，贾鲁生就是这支新军中的主要成员之一。
贾鲁生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上文学创作路途的，我没有去作更多的追寻，但他以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出现并被人们知悉我以为是自一九八四年《解放军文艺》发表他与王光明合作的（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那时开始的。这篇作品发表后不久在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中获奖，之后，不知是因为突然到来的成功给了他强有力的鼓舞，还是因为他从报告文学写作的实践中找到了自己与社会人生沟通、与文学艺术结缘的途径，反正是一头扎进报告文学这块热土上来了。几年来，贾鲁生有时独立创作，有时与他人合作，东奔西走，南北冲撞，一直活跃在报告文学创作的队伍之中。他把一篇篇新作送到读者的面前，使人们在不断地认识社会人生的同时，也更加清楚地认识着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贾鲁生。若是说三年前，当我在他品发表的同时写上篇千把字的读后感时曾带有些许的欣喜的话，那么今天，当我动手写这篇（贾鲁生报告文学创作论）的时候，内心所产生的就不光是欣喜，而且还有快慰与钦佩的伴随。我深知，今天站在我面前的贾鲁生与他的创作，需要的已不再是外界投来的一点点热情，而是冷静的判断与思考。而这正是产生本文写作动机的起因。
据说有人曾送贾鲁生一句古诗：竹外一枝斜更好。我不知这里的“斜”包涵着什么指意，是指贾鲁生从写新闻稿件“斜”到写报告文学呢？还是指他的作品有点“斜”的特征呢？也许都有所指，也许全都不指，此处不敢妄猜。然而，我对送贾鲁生这句古诗的人是有点赞赏的，因为透过这一个“斜”字，确实能启发人在贾鲁生的身上看到某些特异的现象。例如，对于社会生活现象的敏感以及对于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果敢介入，这在贾鲁生的身上就有明显的反映。自然，这样两点对于每位作家或正直的人都是需要的，但它并不是每位作家和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另外，这两个特点，对于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就更见迫切。因之，贾鲁生后来选定报告文学创作并很快取得成功自然并不是“斜”的结果，而是思想性格、行为作风的自然选择。胜利油田地处山东，这既是一块物质的肥沃土地，也是一块文学的富矿，可为什么在新时期文学发生几年以后，才有贾鲁生、王光明想到了到这里来耕耘，结果满载而归，这难道不让人对贾鲁生有点刮目相看吗？《花环与锁链》、《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两篇作品的题材，都是在别人描写过的题材上重新去发现，去认识，除了报告给人们事件新的变化发展以外，贾鲁生不是又发现了更值得人们思考的东西吗？写《阳光下的阴影》不是显然对生活的一种介入，对不平社会人生现象的一种干涉吗？在我们的作家队伍中，像贾鲁生这样地去混进丐帮之中，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感受去体察生活的人能有几个呢？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一些外在的创作现象，但是，它反映着贾鲁生的不同于他人的恃点，自然，也为他作品的成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而这种，在某些时候，某种角度上看来是文学的外在现象的东西，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它却是重要的，是不容忽的。一个试图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人，他若缺少对社会生活必要的敏感，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重要生活现象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对那些显然的矛盾冲突或不公平都不去介入，那么，怎么可能期望他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承担起社会责任感的担子呢？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他既不是一般的作家，也不应是一般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那样的作家。他所从事的特殊创作，需要他与社会人生的现实活动发生更多的联系，有更多交叉与接触。而不是像小说家那样更多时候是一种独立，的、个体的劳动（当然，小说家也不是独立地自我写照报告文学家除了应当有的文学家的素质之外，政治家的敏锐，思想家的智慧，艺术家的颖悟，历史学家的正直无私等都是他所需要的。这里，笔者无意对文学的诸种形式和从事不同文学创作的作家进行褒贬。但是，在看多了活的事实之后，就无意间增加着对那些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叹服。某些不乏机巧的人，他也许可以去玩小说，玩诗，可他或许不乐意、不敢去玩玩报告文学的创作。因为，从事报告文学创作，除了智慧之外，它还必须有勤苦耐劳的采访，还有更加严峻的事实的真实性在等着给你以检验。报告文学作家的优秀先行者，捷克作家基希之所以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样式”，除了在敌对势力斗争激烈时作家可能招致的人身危的以外，还因为它的真实性从而使它“较之没有害怕被反驳必要的诗人工作更其是危险的”。因之，报告文学创作是玩不得的，玩的结果只能是火烧自身。我确实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无力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然而，在我接触了不少卓有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家时，我十分清晰地感觉到，他们是一些倔强而智慧的人，是一些对生活、对人生充满着激情但又是严肃冷静的思考型人物。他们既不是懦弱的书生，更不是鲁莽的壮汉。独立的人格与对社会生活进步的强烈负责精神，构成了他们似乎是相近的浩荡不凡的气质。贾鲁生在多大的程度上具备以上的素质，我自然是无法判定，但他的行为及作品表现出来的品格使我感到，贾鲁生在报告文学创作上迅速取得成绩，是同他较之一些人具备更多的报吿文学作家的素质分不开的。当他选择报告文学创作的时候，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也同时对他进行着无形的选择。自然，这并无意认为，贾鲁生只有从事报告文学创作这条出路，而是他截止目前的行为恰恰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特点。以往，人们在许多时候忽视了作家的性格、气质、素养同他的创作活动发生的关系，而把一个人从事某种形式文学创作看成一种偶然的事情。实际上，远不是如此简单。鲁迅之弃医从事文学活动，决不光是一个个人的随意爱好问题。有的人可以是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但却不一定能够写出几篇不错的小说；有的人或许是短篇小说创作的能手，然而他却可能承担不起一部长篇小说创作的负担；伟大的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天才的思想家，然而，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中那些理性的成分，不管其多么的富于智慧及深刻性，可连作者自己也不能不承认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存在着弱点。这一切绝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现象之发生，正同作家自身的性格：修养、气质等有着十分徵妙的关系，疏淡了这一点，很可能就命我们终不能走近作家本人及他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