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吴民民《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
读着吴民民这部题为《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小说界》1989年第1、3期）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非常自然地使我忆想到1988年初，胡平、张胜友发表在《当代》上的报告文学《世界大串连》曾在广大读者中产生的强烈影响。当时，看到作品中那些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出国的人们，心情是十分复杂乃至有些沉重的。这种复杂的心情与沉重心理的出现，实不是囿于习惯了的那种惟有我们这块土地最先进、最革命的观念，恰恰是看到那么一些本不准备出去，但却掛为种种多是人为的障碍和艰难的生活境遇情形无法越过而离此他去的现象叫人感触颇多。出国留学求知，乃至定居他国，这是人追求文明的体现和自由，理应受到尊重。但是，对于外面的世界，我了解的非常有限，真不知道那些费尽周折跨出国门之后的人们，是否全都如意，是否真地摆脱了精神、物质等方面束缚，使各方面都得到满足而心理趋向平衡。偶然听到一些这方面的消息，可无论是优劣，似乎都因其单一细碎而无法据以对留学生的生活状态进行整体性的观察与分析。但这一群人的生活及其活动情状，不光时时牵动着他们父母亲属的心，即是普通的国人，对此也不可能完全地寞然不察。
现在，吴民民从日本方面，借助报吿文学手段，为读者提供了中国留日学生的许多学习生活情形和复杂的心态，至少使我们可以从中对留学日本的学生有了更多具体、详尽的了解。从某种程度上看，或许可以把吴民民的这部作品作为《世界大串连》的续篇来读，它是对“出国潮”现攀的延伸和深度报告，是从潮流的浪头峰尖上传来的新消息。还因为这部作呙是吴民民以自己在日本实地采访、观察乃至借助自已留学日本几年的体验之后产生的文字。所以，它首先在其真实性，在丼对人物、对事件认识理解等方面有着很高的权威性。它是那些零晬的报道和许多缺少自身经历和体验的文字无法比拟的。正是这样一个基点出发，我是把吴民民的这部报告文学当成作家对现今留日学生的全面状况进行整体综合地观照与解剖的力作来看待的，无论就其资料或理性判断那一方来说，它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1985年初，吴民民的报告文学（冰海沉船》在全国第三届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评选活动中获奖。此后，在南京举行的发奖会上我们相遇柙识了。就在这匆忙的相识之后不久，他东渡日本留学，从此音信渐稀。我知道、这之后他还写了有关郭沫若在日本十年留学活动的报告文学。但我不卸道他在紧难的求学生活中对文学依然地抱有热情，对报告文学写作终还不能放弃。如今，当我读到吴民民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时，真是感到亲切感到高兴。与他的那篇获奖作品相比，这部作與除去题材选择上一般人难以相并的特点外，在禽幅容量及思想深度等方面都已是全新的风貌了。
不知身在异国的吴民民对国内的报告文学创作情况是否有所了解。现在，在报告文学创作中，题材镩车的现象很多，由此，产生了一些抢驛材的行为。有的人为了抓题材，抢肘间，时常草率匆忙地对题材进行了处理。更加令人不快的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报告文学创作中，追踪奇闻轶事，找寻冷僻烤异题材的现象十分严蓽。严肃的文学创作正被强烈的物欲所侵蚀；一向代表着社会公正和良知，并以认真冷静的思考参与社会生活的报告文学创作正因不少庸俗、可耻行为的出现而受到加害。在这样的状况下，吴民民据有这样不易为人所有的报告题材，着实令他人羡慕。然而，在这个很可以以异致胜的题材面前，吴民民却恰恰没有去过多地描绘他国异地那些不尽为人悉知的生活角落，借其满足那些猎奇者的心理需要，反把一种严肃的观察与思考贯穿于漂泊他乡求知人们的不同行为和心态中。在深刻的理性光芒照射到那初看似零乱琐碎，富有色彩的人物行为之后，产生的竟是一份庄重的、蕴含着疑惑、痛苦乃至忧虑心情的文学报告。严峻的文学观照驱除了物欲的诱惑；他人的迷失或不幸唤起了作者冷静的辩识和深情的责任感。文学的纯净内质同作家的品格在这里得以化合，作品与作家共同得到了升华。
出国求学，本来是人们追求文明的进取行为。但是，近些年来，出国留学深造却明显地被某些人视为实现虚荣心理的机会，成为一些人摆脱烦恼、困顿，以至摆脱贫寡的途径。结果竟导致出国热而成潮。面对如此景况，一向令人神往倾慕的出国留学行动似乎也变得灰色了。吴民民笔下，有在摄影方面显露出才华，并以《晨鱼》，轰动了摄影界的汪芜生。他对黄山有着深挚的、恋情，把它视为生命的一都分，视为自己摄影艺术成功的摇篮。然而，因为多种人为的障碍和难以理喻的冲突，他却只好告别黄山东渡日本，开始走他坎坷的人生和艺术之路。三十三岁的女律师夏雨，本来无需在这样的年龄告别亲人远走他乡。然而，当她实际的水平竟遭到无情的忽视时，她只好忍受艰辛毅然奔去日本求取一张文免。
这些现象谈起来，确使人感概良多，心怀悲哀：为什么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常常有如许的悲哀呢！是积习使然，还是人祸所致？至于许多缺少基本的文化牵习，把出国留学看成一种时髦，看成一种人生捷径，结果不惜花费巨款，侧身留学行列中的人，真让人对他们不易作出评判。固然，他们的无知肓从是一种幼稚的表现，可他们在日本遭到的不幸乃至悲剧却使人感到震惊与不安，竟生出些许的惋惜情感。王小玲等命断异邦；陈阿金先生的沉浮；作了酒巴女郎的小娟的烦恼，以及几位在国内已颇有影响的作曲家、画家、笛子演奏家、女演员等在留学日本之后感到的冷寞和惆怅，一桩桩、一件件在诉说着留学者的艰辛人生和多样的心态。也许这些现象并不能涵盖全部留学者的生活，但它却足以说明，留学日本并不完全是件令人快慰轻松的事。人生的不幸也许到处有，可凭借侥幸的心理盲目的行为是永远无法排除这些不幸的。更不幸的是，至今仍有许多人仍然怀着侥幸的心理，在迷茫中挥撖着得来不易的钱财做着出国梦。当然，那些凭籍权力，借各种名堂，慷国家之慨云游世界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担心，但对任何一个自费者来说，外面的世界很复杂4“他山攻玉”的路上是铺满着荆棘的。从这一角度讲，吴民民的这部作品，是可以成为那些试图奔去日本的人们的指示图册，能为他们提供切实有益的借鉴的。
因为众多留日学生的活动，这就把更多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拉得更近，结合得更加紧密。在这种接近和联系中间，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心态得到了充分的显露。吴民民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他在这各不相同的心灵显露中，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心理进行了也许可以称是深入细致的解剖与认识。这些认识或许还有不尽准确全面的地方，但它却表现了作者试图超越现象的努力，试图从更深的层次上寻找到幸与不幸的根源。在王小玲的悲剧发生之后，日本各界舆论哗然，许多善良的日本国民自动筹集资金让王小玲的母亲来日处理后事：；在夏雨因求学经济十分拮据的时候，日本的一‘个妇女沙龙组织为她提供了奖学金。在汪芜生迫求摄影艺术的跋涉中，也不断得到过日本摄影协会名誉会长渡边义雄先生及日本画坛泰斗东山魁夷先生等的帮助和支持。
然而，这一切，却也无法抹去像东京国际外语学院大竹校长这样一些被金钱诱蚀了灵魂的人为日本民族睑面涂上的污垢6为了攫取更多的金钱、在日本，大有一些像大竹创办语言学校诱惑中国学生的人。这些打着教育招牌的人，在为中国青年办好出国手续之后，掏空了他们的腰包，就置他们于水火而不顾的人，是一伙桂着发展日中友谊旗号的营私者，是打着推进文明榥子实际上却干着非常残酷野蛮勾当活动的家伙。吴民民无情地揭穿了这帮家伙的假面孔，向人们公开了他们阴暗的心理和卑鄙的手段。这难道还不能使我们国内那些把这样的人物视为推进中日教育交流，发展日中友好使者的官僚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腥悟三思吗？’像大竹一类人物，自然不光日本有，可他出在日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这对大竹本人来讲是一种无耻和堕落。可对于日本民族来说，有大竹，有被作者隐去了姓名，有妻室但时常与四位他帮助办来日本的女留学生同居在一起的XX君这样凶残的人物却是一种不幸。
当我们为那些在作者看来是“群体心理患者”，盲动地走到日本从而产生许多不幸境遇的人们至为忧虑的时候，却难以抑制住对少数卖身于大竹等人，成为他们的奴才或帮凶的同胞人物的愤怒。这些人物，为了转嫁自己的不幸，竟然不惜吸取自己同胞兄妹的血汗，在同胞的苦痛上构筑自我的欢乐。那位蒙骗了王小玲的男性同胞如果还活着，心灵难道会坦然吗？开初时连一句日语都不懂的陈阿金从无食填腹到突然阔了起来，可以在东京最豪华的饭店宴客，这种变化过程中不知掩盖了多少人们的伤悲。
走出的是同一个国门但身处的是不同的境地，这之间的区别除了物质的差异外，还有心灵的清白与肮脏，人格的纯朴与低下的距离。在吴民民把发生在留日学生中的这些变异告诉给读者的时候，我们在愤怒之余，不也需要冷静的反省吗？为什么同道变为离弃？为什么在寻求知识文明的地方却使一些人的灵魂腐烂变质了？由此可见，简单地依赖民族感情、故土情谊是并不能使所有的人归向一个整体的。能够救国救民的途径是文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让所有人的灵魂都变得纯洁高尚起来。不要再夸大民族感情的作用，不要试图用民族感情来维系和约束所有人的行为。发生在日本留学生中的这种分化是可以给读者如此启示的。民族的不幸在于贫穷落后，而不在于分化。
《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采取一个中心，辐射描写的结构方式。它以点的深入来强化中心的突出。结果在似乎松驰的篇章构成过程中实现了表露不同人物心态行为的目的，可以从整体上让读者透视到留日学生的现实生活状况。从报告文学的功能效应来讲，这种大信息量，广角俯瞰的方式要较之那种集中一点，看来完整紧凑，但却十分局限的作法要更有效一些。像对这样的题材，若是集于一点，很可能会写得更加生动感人。然而，宏观的效果，全面的判断却没有了。这并不是对作品存在的某些臃肿章节表示认同。
也许有一个问题可以提出讨论，这就是个人的命运、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关系问题。吴民民在叙述到几位作曲家、画家、笛子演奏家在日本的境遇时，突出地强调了他们离开国土民族依附之后的凄凉孤独感，以他们在国内曾得到的重视和赞誉来证明民族、国土、国家对于一个人的作用。
这样的看法是有合理成份和不难理解的感情心理的。然而，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根本还在于每个人是否真的有了成就。爱因斯坦是个犹太人的后代，但是，他的创造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傅聪的钢琴演奏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炎黄子孙而受到冷落，即是像汪芜生这样，尽管历经艰难，但后来不是也成功了吗？这样的例子极多，不必一一列举，也不胜列举。所以，决定的因素根本还在于个人的创造是否达到了较高的程度，是否找到了真正识货的人。可怕的不在于宝石被淹埋，而在于把并不珍贵的石料误认为是車石。现在，社会上这样的现象很多，让人不得不多个心眼。我无意怀疑作者的判断，但却乐意表述这样的看法作为补充。
1989年3月--沪北京寓所
序《世纪末：爱情危机》
在“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发奖会上，我认识了在这次征文活动中以《爱神在忧思》荣获二等奖的窦志先。
过后，志先又把这部《世纪末：爱情危机》的稿子拿来让我看，并嘱为其作序。有关报告文学的论文我是写过一些，然而要为别人的书稿作序，不知何由，总还是有点迟疑的。在我们这个各样规矩持别多的国度里，人时常会无形地感到一种束缚，感到某些限制。结果，使许多精力、劳动就不觉间流失掉了。问题或许并不在于传统习惯的厚重，而在于人们常常以扼制自己的创造进取激情来求得一个暂时的平衡。我之所以无由地生起迟疑，根源轉在这里3然而，人们对于自己不必要的扼制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让我们都变得正常起来，不是更舒坦吗？故此，在翮阅了志先的书稿之后，我明确地答应了他。
窦志先在一家部队报社当编辑，办副刊，文学写作只能在节假日和业余进行。1981年，他参加了中国作家会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前身）的学习。此后，他新作渐多，至今已有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百万余字发表，并多次荣获奖励。几年前，他已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这些成绩，对于一位在职军人，对于一位编务在身的编辑，实在是十分丰硕的了。我亦是做过年编辑工作的，能想象到志先为这些成果付出的辛劳情景。
《世纪末：爱情危机》单从书名看，也许就会让人感到一震，甚至产生某些联想，这也自然正常。看一部书的优劣，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内容。时下正有不少人在把男女的情感纠葛和4活动作为一种谋利赚钱的手段，挖空心思地要把许多离奇古怪的变态行为编织出来，用以勾起部分读者的欲望，使其解囊。这种行为，是对人类的情感和正当性行为的亵渎，是正常心灵被世俗玷污，被物欲侵蚀之后呈现的丑态。这种现象出而成风成潮，实在是人的悲哀和社会的不幸。在这个时候，描写和谈论中国存在的婚外恋情形，是带有危险的举动，它可能会遇到来自多方面的误解与责难。然而，科学和理性是能够排除误解，解脱责难的，问题的根本在是否真正接近了科学和比较成功地运用了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