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美人谁不爱？金钱谁不爱？别墅谁不爱？宝车谁不爱？”孟一先推门走了进来，笑吟吟地插言。
野风骂道：“你这瞎子，这多时到哪里去了？怎么一直不闪面？”
“在闭门思过啊，”孟一先耸耸肩，“人家把我的材料都整理好了。”
“什么材料？”周新亚问。
“《孟一先言论录》。”孟记者又指指隔壁房间：“老主编的材料也在加紧炮制哩。”
“啊？－－”三个编辑一起发问。
“名字已经起好了：《徐晨其人》。正在往里面填充内容哩。”“哦－－”三人都不说话了。
电话铃响了，是胡然的。来所长找他。让他赶快到东湖派出所去一趟。
“啥事？”
“你来就知道了。”
胡然心里犯起了嘀咕：老崔的事已经解决了，还找我干什么？而且从内心里讲，他是压根儿不愿意去那种地方的。他觉得和那些人见多了，会影响自己的创作灵感。
当胡作家汗淋淋地赶到派出所时，来所长正和一帮警察关在房子里喝酒。见到胡然，来所长凄然一笑：“弟兄们在喝闷酒。大家心里憋得慌。胡委员你总不至于拿到会上去讲吧？”
胡然笑道：“我吃撑了去讲这些？”
“我们是有点怕你们这些文化人，”来所长不无讥讽地说，“胡委员帮老崔写的材料就硬邦得很嘛！”
胡然脸一红，没有吭声。
来所长又说：“现在弟兄们都不好好上班了。古城的案子积了一大堆，也没有人去破了。谁还敢破案？乖乖，了得！办案中死了人还要警察抵命！这是他妈的什么法律！刀子搁到警察头上来了！”说着喝了一大口酒，脸子红红地说下去：“老子也不想干了，辞职报告已经打上去了。管它治安形势好不好呢。”
来所长大发牢骚的当儿，警察们都用敌视的目光瞅着胡然。他们已经认定，这位作家先生在哈警长一案中绝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那种“仇视警察的社会力量”中的一员。只是慑于其“政协委员”的头衔，不敢当面发作罢了。
胡然坐在这个酒气冲天满目凶光的屋子里，感到浑身都不自在。他尴尬极了。
“还有事吗？”他站了起来，“没有事我就走了。”
“有。”来所长说，一只手压在他的肩膀上，让他坐了下去。
“你们都出去。”来所长挥挥手，警察们都出去了。
胡然紧张地望着来所长。
来所长又呷了一口酒，盈满笑意的目光在作家先生的脸上浏览着，似乎在欣赏一只捕到笼子里的动物。一直看得政协委员的头上开始冒虚汗了，这才轻轻地撂了一句：
“你儿子出事了。”
“什么事？”
“吸毒。”
“人在哪里？”
“抓起来了。”
胡然的心沉了下去。
天哪，他又吸毒了！这是第几次了？每次吸毒，他都把他送到戒毒所里，或者医院里，钱已经花了不计其数，规劝的话说了一车又一车。每次，他都答应改，而且信誓旦旦，涕泪交加。可是一出戒毒所，就又自食其言，找上粉哥粉姐儿吸毒去了。
看来，不下狠心是不行了。
“本来，”来所长点了一支烟，轻松地吸了一口，“像这种复吸不改的人员，是要劳动教养的。但是，”他吐出了一个烟圈，看着它消失在半空中。“考虑到你的身份－－我们不想伤你的面子……”
“所长的意思是－－”
“你就把娃领回去吧。”
“不！我不领。”
“咋？”来所长吃了一惊。
“按规定办：劳动教养。”
“你犯什么傻？”来所长笑了，“你也不想想，你一个政协委员，你的儿子劳动教养了，你坐在那里开会脸上有光吗？”
“这是两码事。”胡然正色说，“老子当政协委员和儿子吸毒，是两码事。”
“两码事？”来所长笑声更大了，“一点关系也没有？恐怕不那么简单吧？”
胡然有些生气了：“即便是政协委员当不成，我也要送他去劳教。”
来所长止住了笑：“你还真的不把儿子领回去？”
胡然几乎冲着他吼道：“领回去不就又吸了？”
来所长说：“再吸再抓嘛！”
“再抓再放？”胡然反唇相讥。
“那有什么办法？”来所长掐灭了烟头。
胡然板下脸来，一字一顿地说：“所长，我把丑话说到前头：你如果不把他送去劳动教养，我就要到市上去反映！”
来所长瞥了胡然一眼，冷冷地说：“既然你当老子的忍心让儿子到山沟沟里去受罪，我们还有什么说的。你打算让他蹲几年？”
胡然说：“按政策办，规定几年就是几年。”
来所长说：“先把你问响。政协委员谁敢得罪？不过我也把丑话说到前头：劳教农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那可是个大染缸，黑窝子。挨打挨饿还都是小事，只恐怕几年出来，原来不会的毛病全会了。”
一丝犹豫闪过胡然的脑海。但他终于还是咬了咬牙说：“就这么办！起码，两三年出来，毒总会戒了吧？”
“那可不一定。”来所长起身送客，“我们尽力而为吧。”
胡然穿过院子，快要走向大门的时候，突然从一间屋子里传出一声尖叫：
“呔！你管不管？”
胡然回头。拘留室的铁齿子窗格上，贴着儿子发青的面孔，两只眼睛里射出野兽般的凶光。
胡然心头一阵发酸。犹豫片刻，他毅然地扭过了头，大步走出了东湖派出所。他知道，如果此刻将儿子领出去，他马上就去吸毒了。持续吸毒的结果必然是死亡。胡然没有第二种选择。儿子当晚被送到戒毒所里，劳动教养的报告不久也送了上去。然后就没有下文了。等了一个多月没有消息，胡然拿了政协委员证，到公安分局去催问。分局一位副局长接待了他。仔细地看了委员证，叫来了分管劳教的年轻干部，指示道：“胡委员大义灭亲，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他的事情要特事特办。”
“向胡委员学习！”那青年冲胡然一笑，“我们马上就办。”
等胡然离开局长室，到了走廊中间的时候，他明显地听到从那间屋子里传出来两个字：
“傻B！”
是那个有点流气的年轻干警发出的。
总算是批下来了：劳动教养两年。往农场送的时候，来所长对胡然的儿子说：“小胡，我可把话说明白：我们本来是要把你放出去的，但你老爹坚决不答应。他逼着我们给你报了劳教，还拿着委员证到分局去威胁局领导，逼着领导批准。他是政协委员，谁能得罪得起？－－你可不要把账记在我们身上啊！”
小强跺着脚骂道：“我总有一天要宰了这老狗！”
话分两头。就在胡然心情烦躁、闷闷不乐的时候，野风却人逢喜事精神爽。
他的诗集《颤动的云》出版了。是自费出版的。消息不胫而走。黄河大学学生会的人来找野风，要求他到大学校园去签名售书。恰好野风不在，茅永亮把他们领到了王伦那里。党组书记用半是嘉许半是劝导的口吻对学生们说：
“嗯，不错，这是个好主意。但是人要找对。野风的诗嘛，怎么说呢？有人说是格调灰暗，语言艰涩，思想不够健康。当然，这未免言重了。可是，可是……你们读过茅永亮的诗吗？”
“茅永亮？”学生们感到这名字很陌生。
“他可是古城最优秀的诗人，”王伦眉飞色舞地介绍道，“在你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茅永亮就已经名满高原了。”又加重语气补了一句：“人民诗人。”
“他在吗？”学生们被唬住了。
“在，”王伦说，“就是刚才领你们来的那位老同志。”
“哦，”学生们尽力地回忆着红蛋的形象。
王伦趁热打铁：“他最近也出了一本诗集，名字很好记：《高原放歌》。是作协资助出版的。对于主旋律作品，我们向来是支持的。怎么样，让他去签名售书？”
学生们犹豫了。低声地交换了意见，对党组书记说：“那就把两个人都请去吧。”
王伦笑了：“拉郎配？也好，现在商品讲搭配，咱们的诗人也搞搭配，说不定还是一条经验呢。”
时间就定在了礼拜天上午。
那一天，两张桌子同时摆在黄河大学的校园里，打出了签名售书的横幅。野风的弟子们用一辆架子车拉去了三百本（（颤动的云》，王伦让单位的车拉来了两百本印刷精美的《高原放歌》。为了给茅永亮壮声势，王伦特地发动古城作协的职工去买红蛋的诗集。动员了半天，只去了七、八个人，加上红蛋自己请去的“托”，一共卖出了十几本《高原放歌》。
这一边，学生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争购《颤动的云》。一会儿，风云变幻，沙尘骤起。只见野风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在黄风黑道之中握一支秃笔，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笔力狂放不羁，博得阵阵喝彩。而那队伍也越来越长，野风的弟子们随口诌诗一首：
沙尘暴中售书忙，
野风野诗太张狂；
欲问今日文坛事，
大学校园看端详。
而那一边，红蛋被晾在高高摞起的“主旋律”诗集后面，竟无一人问津。看着野风售书的热闹场面，老诗人的脸一阵儿红，一阵儿白，一阵儿黄，一阵儿黑。最后终于招架不住了，让帮他卖书的李玲请来学生会的人商量：是否可以半价将《高原放歌》全部买下，免得让老人受风沙之苦？学生会的人说；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我们没有钱。又问：可否以三折收购？又被婉言谢绝那么二折呢？还是不行。一气之下，茅永亮将诗集全部拉回机关，无偿捐赠给西岭县图书馆。《黄河日报》在头版要闻上刊登了红蛋的这一义举：《心系山区人民，老诗人慷慨赠书》，一时传为佳话。
再说大学校园。不到两个钟头，野风带来的数百本诗集一售而空。接着又被学生们拥进大教室里，举行了一次即兴式的对话。
问：野风先生，你如何看待我国诗歌的传统？
答：应该对传统说“不”。
问：为什么？
答：只有说“不”，我们才能前进。对《诗经》说“不”，才有了《楚辞》；对《楚辞》说“不”，才有了古诗；对古诗说“不”，才有了唐诗；对唐诗说“不”，才有了宋词。一味继承，我们只能在原有的平面上延伸。而延伸的结果必然是死亡。
问：我国每年出版上千部长篇小说，你对此作何评价？
答：那都是一堆泡沫。
问：可作者写得很辛苦呀！
答：那是为了赚钱。为了出名，为了得利，我相信我们的一些作家会舔大款或者官员们的痔疮。
会场上掀起了一阵哄笑。
当对话转到学术思想领域时，野风的回答更为尖刻骇人。问：野风先生，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尊孔崇儒之风，您对此有何高见？
答：这是历史的倒退。
问：为什么？
答：儒家学说，并非我们的宝贵遗产，而是沉重的精神枷锁，也是中国落后于世界的根源。
问：那您的意思呢？
答：还是要高举五四运动的旗帜：打倒孔家店！
问：您如何评价孔子？
答：我不认为他是历史的功臣。
问：谁是历史的功臣？
答：鲁迅。
问：有人说，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答：恰恰相反。鲁迅思想的光芒将历久而弥坚。
问：有人预言，未来世界的文化，将由东方文化来主导。对此您有何看法？
答：这是痴人说梦。我认为，东方文化即是专制文化。人类要想前进，那就只能抛弃而不是接受这种文化。
大教室里众口啧啧，气氛热烈。诗人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
问：野风先生，您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做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答：多年来，我们做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完成了官本位工程。换言之，无论从总体框架，还是每个局部，每个细节上，我们的官本位工程都堪称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工程。
在莘莘学子们的一片笑声中，诗人结束了他的狂言乱语。消息反馈到古城作协，王伦虽然十分生气，却也拿他没有办法。兜儿里有了钱，心里一舒坦，便到歌厅去潇洒。破喉咙哑嗓子，握着话筒，唱了一支又一支，将一年多来心中郁积的块垒浇洗干净了。唱累了，早有小姐扶到包间里，又是劝酒，又是骚情，弄得野诗人把持不住，摸了小姐的屁股，扔下几张老人头，跌跌撞撞走出歌舞厅。
“擦鞋！擦鞋！老板擦鞋！”
歌厅门口一片声地喊着，全是外县农村的女人。擦鞋兼卖淫，野风讨厌她们。他从她们闪着邪光的眼前绕了过去。
“擦鞋！伯伯擦鞋！”不远处响起了一个稚嫩的童声。是本地口音。
野风停住了。
他顺着声音看去，昏黄的路灯下，一个脸儿圆圆的小男孩坐在尕板凳上吆喝着，前面一个简陋的小纸盒里放着几瓶鞋油。一个更小些的孩子则在一旁玩玻璃蛋儿。
一股热血冲上野风的脑门。他急步向两个孩子走去。
“伯伯，擦鞋吧？”大孩子眼巴巴地望着野风，满怀期冀地问道。
野风的眼眶潮湿了。这是牛人杰的孩子！是当红剧作家的两个儿子：小明和小亮。
“为什么不去上学？”他问小明。
“没有钱。”
“你爸的工资呢？”
“不让我们领了。”
“为什么？”
“不知道。”
“那你们现在怎么生活？”
“擦鞋呀！－－伯伯，擦鞋吧？”
野风伸出脚去。在小明擦鞋的当儿，他悄悄用手背抹了抹眼睛。渐渐的也就清楚了：原来，牛人杰的工资一直由小明代领。剧作家已经在北京买了房子买了车，不缺这几个钱。起码，孩子总是他亲生的，生活费还得出。谁知最近突然变卦，给单位上来了信，不准别人代领他的工资，他的工资必须按月给他寄到北京。王伦竟然同意了。这样，小明只好辍学擦鞋，自谋生路了。为了卧床在家的母亲，为了幼小的弟弟，不到十周岁的城市孩子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走，我们去吃饭！”野风领着小明和小亮，进了一家牛肉面馆，给每个孩子要了一碗牛肉面，加了鸡蛋加了肉，看着两个孩子吃得满头热气，心里感到了一丝安慰。
“小明，你不认识我了吗？”野风问。
小明睁大一双黑黑的眼睛，盯着野风看了半天，含笑说：“认出来了，你是野风伯伯。”
“走，我们去找他！”
“到哪里？”
“上北京，去找你们的父亲。”
野风的诗集卖了好多钱，他有这个实力。他是单位上出名的散漫分子，也有这个时间。小明稍微犹豫了一下，便点头同意了。
话说西部诗人野风一时冲动，领着两个和他毫无关系的苦命孩子，一路颠簸，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却无法找到他们的亲爹。北京好大啊！外来淘金者数以百万计，各种骗子、流氓、掮客、恶棍混迹其间，单单吃文艺饭影视饭的打工者就布满了郊区的大小农舍，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操蛋”？牛人杰虽然在古城是个人物，但到了首善之区，却并无多少人知晓。寻他犹如大海捞针。可怜野风三人，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每日大饼就咸菜，外加老白开，盲人骑瞎马般地奔波于京城的大街小巷。为了给操蛋做脸，野风还给每个孩子买了一身新衣，将小明和小亮打扮得人模狗样。小亮不懂事，看见别的孩子吃雪糕吃冰淇淋，便露出眼馋的样子，野风也便给他买了吃。以致到了后来，这孩子错把他人当亲爹，竟离不开野风了。
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一个多礼拜的打听，终于问到了剧作家的住处。野风气咻咻地领着两个孩子去找他。牛人杰的房子在一个花园小区，打的二十分钟就到了。下了车，正要寻问，却见剧作家高视阔步走出楼门。沙沙戴着墨镜，怀里抱着一只宠物狗，紧紧地倚在牛人杰身旁，昂首走向一辆雪亮的轿车。
“咦，那不是爸爸吗？”小亮首先发现了父亲。
牛人杰似未听见，目不斜视地走近轿车。
“爸－－”小亮怯怯地喊了一声。
牛人杰打开车门，坐了进去，沙沙向后张望了一下，也坐进了轿车。
“砰！”的一声，车门关上了。
野风领着两个孩子快步走向小车。
车子发动了。
“爸爸－－”
“爸爸－－”
两个孩子同时喊了起来。
听不见。绝对听不见。坐在豪华轿车里的人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声音。
轿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驶去。
小亮张开两只小手，疯了似的向着车子追去，嘴里大声地喊着：
“爸爸－－”
“爸爸－－”
“吱－－”一辆的士停在了马路中间，小亮被撞倒了。紧急刹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