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王振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在他执政的第十个年头突然去世，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拥立朱祁镇为帝，即为英宗，年号正统。
正统元年，朱祁镇刚刚十岁，而“三杨”当中的杨士奇72岁，杨荣66岁，杨溥65岁。老的老，小的小，风景一时诡异。那么，他们当中，谁会是正统年间的线索人物，从而深刻地影响后宣德时代的朝局与人事呢？历史总是出人意料——不是朱祁镇，也不是“三杨”，却是司礼监太监王振。因为朱祁镇上位后不久，王振就对“三杨”们语带双关地说道：“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你们倦矣，可以休矣！一个强势人物的姿态透过这句话已是呼之欲出。
的确，正统元年，皇帝还没进入青春期，只能用儿童的眼光来看世界，一度主事的阁臣们却垂垂老矣，权力的窗口相当脆弱，一击就破。很显然，司礼监太监王振看到了这样的脆弱，这个已经潜伏太久的人物终于跃跃欲试，准备浮出水面。不过，太皇太后张氏也看到了这一点。她不仅看到了权力窗口的脆弱，也看到了王振那颗驿动的心。正统元年，发生在王振和杨士奇身上的一件事情，令太皇太后张氏决定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以绝后患。
事情起因很简单，性质却很严重，那就是王振避开内阁的票拟，擅自代英宗做出决策。杨士奇为抗议王振对阁权的不尊重与胆大妄为，三日居家不出——他罢工了。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末，太皇太后张氏因为此事决意诛杀王振。地点选在便殿，行刑人是她手下的女官。女官奉命将刀架在王振脖子上，准备结束后者的性命。事实上这是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举动，因为最简单的一点，王振如果在正统二年正月死去，十三年后的“土木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更遑论随后的北京保卫战及夺门之变了。当然这些都还是表面现象，是历史进程中被激流碰撞出来的若干浪花。重要的一点是阁权与宦权的较量将因此进入力量倒置阶段，王振之后，再无与“三杨”抗衡者。毫无疑问，接下来发生的是真正能够影响明帝国权力格局的大事件，只要女官把刀砍下去，一切将会泾渭分明、尘埃落定。
但是正统二年正月末，奇迹没有发生。历史没有提供足够的逻辑力与推动力来演绎这场可能展开的精彩杀戮。不是太皇太后心软了，而是小皇帝心软了。十岁的他到底是用儿童的眼光来看世界，一看到陪伴自己多年的大伴王振命悬一线，小皇帝立刻跪下为之请罪。太皇太后当然是不会为此心动的。作为一个已历三朝、见惯风雨的政治女人，这位仁宗的皇后很清楚权力的游戏规则与节点之所在。王振不除，阁权难保，一个王朝的气质将会从此阉化或者说矮化，而她现在能做的就是趁自己影响力还在，为正统一朝未来的发展矫正方向。
只可惜，历史经常是吊诡的，它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出人意料。见到皇帝下跪请罪了，在场的英国公张辅、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滢等五人也跪了下来，希望能免王振死罪。王振就这样死里逃生了，女官的刀到底没有砍下去，已经垂垂老矣的太皇太后仿佛看到帝国宿命的狰狞与锋利，当然还有它的无奈。她在决定不杀王振之后略带沧桑地说了这样一句话：皇帝年幼，怎知这种人自古祸人家国！皇上和诸臣为你求请，姑且免你一死。而从今以后，不得再干预国家大事。
到了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那个一直压着王振的人——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了。张氏去世之前到底放心不下朝局，立遗诏勉励诸位大臣辅佐英宗笃行仁政。不过对王振来说，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只意味着一件事：他的七年之痒结束了。正统七年这个冬天，太皇太后张氏不在的冬天，太监王振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他把朱元璋当年立在宫门内告诫“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三尺铁碑给盗毁了，从而为宦官干政的程序合法性扫清障碍。这个冬天不太冷，起码对王振而言是这样。
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在早前一年，英宗皇帝就为王振势力的走强暗度春风了。正统六年（1441年）十一月初一日，为庆祝北京新宫的建成，皇帝在奉天殿宴请文武百官。王振没有赴宴。倒不是英宗冷落他，实在是洪武、永乐以来的成例，宦官不参与外臣的宴会。这是朱元璋当年在世时的定制，为的就是在人格或者说官秩上体现出内外臣的区别。王振发怒了，他对英宗派来抚慰他的使臣说了这样一句话：“周公辅成王，我惟独不可一坐！”——老子像当年周公辅成王一样功不可没，怎么今天连一个坐的位置都没有呢？！毫无疑问这样的话是颇具打击力的，它竟然让英宗皇帝做出了破除成例的举动：大开东华中门恭迎宦官王振，并令百官候拜于门外。正统六年皇帝15岁，正是一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叛逆，凡事爱走极端。他开中门迎宦官并让文武百官跪拜之举在礼制层面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之举。天下万事，礼制为大，小皇帝不知道，他已经比父亲当年让太监们读书走得更远了——对王振的言听计从或者另眼相看注定让他的命运被绑架在这个已被去势的男人身上，变得毫无雄壮可言。八年后，皇帝在“土木之变”的凄惨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王振的势力就这样走强了——在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后，在英宗皇帝的另眼相看下，他首先干掉了一个人，刘球。刘球是翰林院侍讲。这位永乐十九年（1421年）的进士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与王振对着干。正统六年，英宗皇帝听取王振的建言，准备大举征战麓川。刘球上疏反对南征。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反对无效，“帝不用球言”。不过王振却对这个人极其感冒了。
两年之后，刘球的所作所为再次触恼了王振，并为其带来杀身之祸。正统八年（1443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紫禁城奉天殿的鸱吻（中国古代建筑屋脊正脊两端的一种饰物，形制折而向上似张口吞脊，因名鸱吻）突然被雷击，英宗皇帝惶恐不已，以为是不祥之兆，他连忙下诏辍朝三日，祭告天地求上苍护佑，并令廷臣上疏直言，以正身修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球上了一篇奏疏，名《修省十事疏》。刘球在奏疏中甚至直接称：“愿皇上恪守二圣成规，使权归于一人。”如此，刘球性命之不保已呈板上钉钉之势。因为王振生气了。六月初三，他将刘球关入监狱，九天之后王振便指使亲信锦衣卫指挥马顺杀死了刘球。这是宦官王振开始我行我素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刘球之后，先后受到王振迫害的政府官员有大理寺少卿薛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以及锦衣卫狱卒王永等。虽然受迫害的人原因各异，但归纳起来只有一条，那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不听王振指挥甚至与其作对的，下场一定很惨。关于这一点，锦衣卫狱卒王永深有体会。因为他上书历数王振罪恶，结果被处斩。值得关注的倒不是王振对这些人的态度，而是英宗皇帝对他们的态度。皇帝的态度究竟如何呢？以王永案为例。当刑部慑于王振威势以妖言惑众之罪对王永做出论斩的判决后，英宗下令立即处以磔刑，且“不必覆奏”。一个锦衣卫狱卒，仅仅因为上书说了宦官王振几句不是，皇帝就要立即将他凌迟处死（磔刑），且“不必覆奏”。这个“不必覆奏”用现代语意转译的话，大致相当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许上诉”的意思，毫无疑问带着皇帝很明显的个人情绪。如此，历史的寒意或者说杀气便在典籍背后恶狠狠地渗透出来，触之可寒，而一个王朝的戾气在宦官王振的搅动下已经将皇帝裹挟其中，令其不能自拔了。
但是宦官王振却深爱僧道，这也许是世事的辩证法了。有大恶，必以大善伪饰；有大恨，才有伪装的大爱粉墨登场。正是因为太监王振媚佛，英宗皇帝才投其所好，重修紫禁城西的庆寿寺，并赐名“大兴隆寺”。但皇帝不光光是修一个寺了事，他要给足王振面子。大兴隆寺开光之日，王振请了崇国寺的僧人做佛事。英宗亲自来到寺中接受传法，并且称自己为弟子，而随他而来的朝廷公候们则“趋走如行童”。一个王朝的妖风孽气至此已是不忍目睹。
正统十四年，宦权的张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五月十四日，太监金英会同三法司高官共同审案，当时金英打黄盖伞居中而坐，尚书以下官员分左右列坐，直将朝廷九卿的地位置于内官之下，从此以后如此的内外官阶排序成为明帝国定制。宦官干政到了如此赤裸裸的地步，王振振兴宦权的努力算是功德圆满了。
那么“三杨”们呢？在宦权一路张扬的时候，那些曾经建立过“仁宣之治”的阁臣们究竟有何反击的行动？一个王朝阳盛阴衰局面的形成为何缺席了他们的身影？事实上这里面的故事多多，也情感多多。正是那些故事与情感铺陈了正统一朝难与人言的中衰历程……
此消彼长
在“三杨”与王振的角力路径上，前者的节节败退很大原因不仅仅在于权力格局的失衡，而在于年龄上的颓势。正统年间，杨士奇们已显老迈，正当年的王振毫无疑问拥有年龄优势，所以他才会对“三杨”们说那样一句话：“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话锋如刀，背后的潜台词是逼他们退位。那么，“三杨”们是如何接招的呢？
“老臣当尽瘁报国。”这是杨士奇的回答。“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这是杨荣的回答。“三杨”当中的杨溥因为为人儒雅淳厚，谨慎小心，所以未置可否。最后“三杨”推举了曹鼎、陈循、马愉等人入阁，算是采纳了杨荣的建议。只是这样的应着显得后劲无力：曹鼎、陈循、马愉等人入阁后，由于“三杨”们老成持重或者说德高望重，并未让他们参与多少机务。这些压抑的年轻人在“三杨”的阴影下默不作声地存在着，最终未能成长为与王振独立抗衡的力量。特别是在“三杨”故去后，双方力量的失衡已是必然趋势，王振终于一枝独大了。
但当其时也，王振的眼光就已经掠过曹鼎们直视“三杨”。他要对他们各个击破。首先受到王振攻击的是杨荣。杨荣有才而不廉洁，经常接受一些贿赂，而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向其贿赂金银财宝的行为则成为王振发起进攻的突破口。虽然事发之后，杨士奇向皇帝求情，以保持“三杨”队伍的整体性，但是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还是在杭州去世了。
随后，杨士奇自己也受到攻击，原因是他的儿子杨稷犯了杀人之罪，这个软肋被王振抓住后，成为其接下来继续有所作为的阻碍。三年后，在太皇太后已经去世的背景下，杨士奇也寂寞辞世。“三杨”只剩下了最年轻也最谨慎小心的一杨——杨溥。事实上到这时，杨溥的存在与否已经构不成对王振的威胁，宦权的胜利终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作为现实境况之一种，司礼监太监王振从百官对他的称呼上明白世易时移的消息已经到来：有文武大臣对他自称“孝孙”的，也有公侯勋戚尊呼他为“翁父”的，甚至英宗皇帝也尊其为“先生”。这是权力增值的一个曲折表示。细节决定一切，称呼里头见细节。应该说这样的细节与若干年后百官们称魏忠贤为九千岁同出一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总之正统一朝，特别是在正统九年之后，随着“三杨”团队的支离破碎，宦权终于全面压倒阁权。正统十一年（1446年），吏部尚书王直、右侍郎赵新、光禄寺卿奈亨等被下狱。这是王振诬陷他们的结果。虽然英宗皇帝也感觉这里头有冤情存在，但“惑于王振，终不能改”——“党纪国法”在人情面子前土崩瓦解了，这也说明一个王朝气质的诡异：阉风盛行，终于正不压邪。
感受到阉风盛行的人还有英国公张辅。张辅是老资格的官员了。太皇太后在日，他与“三杨”一起被视为治国栋梁，王振得势后，却连太监喜宁也想着法子欺负他。喜宁想侵占张辅的田宅，张辅不从。随后喜宁的弟弟喜胜就率一群小太监殴打张辅家已有身孕的女眷，致后者流产而亡。正统十二年（1447年），喜宁唆使青县知县诬告张辅侵占民田二十顷，试图搞臭他。一个堂堂的一品大员，就这样被太监玩弄于股掌间，阉风盛行已然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也的确是无法无天。因为作为当时的“法”和“天”——英宗皇帝并没有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处理此事。当张辅家的女眷被打得流产而亡后，皇帝给出的处置仅仅是“戍奄奴于边”，将肇事的小太监流放了事；而张辅被诬告侵占民田二十顷后，皇帝竟然煞有介事地令其还田与民。这应该是对宦权赤裸裸的保护吧。另外正统十一年发生的一件事更能说明皇帝心迹。这一年正月十三日，英宗皇帝心情很好地赏赐了司礼监太监王振等，并授予王振之侄王林锦衣卫指挥佥事，授太监钱僧保之侄钱亮、高让之侄高玉、曹吉祥之弟曹整、蔡忠之侄蔡革副千户。皇帝特别宣布，这些职位都是可以世袭的。由此，明英宗皇帝打开了宦官世袭官职的方便之门，很多偶然或必然的宿命从此开始生生不息的繁衍历程。
世事其实都是现世报。从正统九年三月杨士奇病故开始，正统一朝的崩溃之旅就已悄然启动。这一年，“三杨”已失二杨，剩下的杨溥被边缘化。王振日益坐大，百官自都宪以下，见他都要下跪。正统十年，也先叩边，瓦剌举兵入侵哈密，破三卫，并且进一步威胁朝鲜，已成大患之势。边将屡屡飞书报警，一个朝廷的危局可以说正在铸就，但英宗皇帝却茫茫然不知以；正统十一年（1446年），广西瑶民起义，入化州，执知州茅自得，杀千户汪义，声势一时大盛。同年，浙江矿工叶宗留聚逃民数千，自称“大王”，发动起义。他们活动于福建、浙江及广东、江西一带，多次与官军发生冲突。同年七月，杨溥去世。“三杨”治国团队的传奇谢幕。这一年英国公张辅72岁，正饱受太监欺凌；正统十三年，瓦剌也先开始伺机大举进犯明帝国。同年，皇帝重修庆寿寺，共投入劳役军民万余人，费物料无数。十月寺成，壮丽甲京师，英宗皇帝临幸，并赐名“大兴隆寺”。同年，邓茂七起义爆发，争相投奔义军的农民达数万人；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一日，也先率部进犯大同，随后发生“土木之变”，明军约有五十万精锐部队死伤，文武大臣包括英国公张辅等死难。王振在乱阵中被打死，正统一朝结束，大明朝由强变弱的节点就此诞生。
很多年前，当王振还意气风发的时候，英宗皇帝在给他的一封敕书中这样写道：“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凡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只是皇帝没有料到，“裨益实多”的结局是自己沦为阶下囚，也先的阶下囚，其命运多舛实在是咎由自取。
预警
“土木之变”的悲剧其实值得一一细说。
早在七年之前，那场悲剧已能窥见线头隐隐。正统七年（1442年）冬十月二十八日，巡抚大同、宣府右佥都御史罗亨信向皇帝上奏说，近来，有瓦剌贡使到京，存在着“以弓易马”现象，动辄以千数计。这些贡使将弓“潜藏于内衣箧中，过境乃拿出”。罗亨信在奏疏中指出，这样的交易会助长其（瓦剌）威力，必须严加盘问检查。英宗皇帝随后命令都察院会同有司办理此事。查办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原来这些瓦剌贡使的弓箭不是从境外带进来的，而是镇守边关的太监每年造好后卖给他们以从中牟利。这桩隐秘交易的背后，隐隐晃动着大太监王振的身影。史书上记载“恃王振庇护，从中获利”。面对这样的结果，皇帝不敢或者说不想查下去，他选择了沉默。
这个冬天，礼部尚书胡濙也上了一封奏疏，主题是有关“严禁胡俗”的。英宗皇帝恩准了，下令严禁。但事实上这样的细节透露出来的却是舍本逐末的非理性选择，毕竟以中国之大，全面“胡化”云云那是杞人忧天之谈，对当前情势而言，军事上的防控才是首选。明明瓦剌“以弓易马”意在进击是个危险的信号，特别是王振放任手下助纣为虐必须严肃查处才能确保帝国安全，但皇帝却以个人脸面为重置若罔闻，“土木之变”最初的那根线头很遗憾地未被掐断，它开始疯狂地生长或延伸了。
瓦剌也先侵略哈密发生在三年之后，这也是“土木之变”前夕对明帝国来说含义最为鲜明的预警。也先先是掳掠哈密忠顺王的母亲及妻子北还，然后胁迫忠顺王前去谒见，以图谋不轨。忠顺王害怕，不敢前去，几次遣使入朝向英宗皇帝告急，皇帝怎么做的呢？只是“敕令诸部修好，毋相侵”而已。这样一种和稀泥的做法边将看得最清楚，也深为忧惧，但朝廷终未有进击之策，只能徒呼奈何。这是正统十年西北边患的现实，预警意味强烈。英宗皇帝置番王安危而不顾，甘做鸵鸟，一个帝国的底气真是虚弱得可以了。
随后大同参将都督佥事石亨、兵部尚书邝埜、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侍郎沈固等纷纷上疏建言御虏之策，皇帝才不得不开始各边练军，以防也先的军事攻击。这个时间段是从正统十二年到正统十四年，约两年时间。犹如一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英宗皇帝在强烈的预警过后，特别是在有识之士的建言下，对也先犯边的企图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警惕。虽然准备时间稍有些短促，但以大明的国力和数十万主力部队的战斗力而言，遏止也先犯边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当然前提条件是战略部署得当。
应该说到此时为止，英宗皇帝命运的起承转合还属于“承”的阶段，虽然起头时间过长，承接得有些晚，可毕竟还是承了。皇帝选将练兵，保持士气；加强兵器，备战车炮弩，看上去很有英明之君的意思。但是厄运突如其来。发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一次瓦剌进贡事件随后酿成巨变，“土木之变”终于进入倒计时。那么，这个瓦剌进贡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它与“土木之变”又有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历史需要进一步深究。
亲征问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太监王振突然怒了，他愤怒于瓦剌贡使的欺人太甚。
在此之前，瓦剌每年都派二千余人入贡，以图明廷的赏赍。从朱棣开始，明廷像个爱面子的大家族一样，喜欢给前来进贡的番国一些恩赏，且赏赍之物远胜于进贡之物。当然万事万物都有个度，为防止某些贪婪的番国靠赏赍过日子，明廷规定每次入贡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但瓦剌每年都派二千余人入贡，明廷所费赏赍达三十余万，这的确是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在正统七年（1442年）春，英宗对入贡人数做了修改，规定今后贡使只限三百人入关。这个修改规定毫无疑问是针对瓦剌贡使做出的，目的只在于限制其入贡人数，但在正统十四年，瓦剌依旧派出二千余人入贡，号称三千，以求领得更多的赏赍。王振的爱国热情就是在此时突然高涨的，他愤怒于瓦剌贡使的欺人太甚，令礼部去核实真实人数，在这个基础上只认同其五分之一的贡使身份，约四百人。由此，一场巨大的冲突横空出世：也先以此为借口，开始发兵进攻明大同、猫儿庄、辽东、宣府、赤城以及甘州等地。英宗皇帝的命运进入了“转”的阶段，正统一朝的宿命也进入倒计时。
事实上汉语的“转”字含义丰富，是转变，也是转机。有可能转危为安，也可能转安为危。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在英宗皇帝的命运节点中，随后几步是极为关键的，它们构成了一个人命运最为惊心动魄的转变过程——机会稍纵即逝，厄运却如影随形，太监王振在此时成为皇帝的灾星步步紧跟，挥之不去，并最终让英宗走下龙椅，去国离乡，成为也先的阶下囚。
第一个节点：要不要亲征？皇帝亲征是大事，危机与转机都在一线间。它可能是激励将士的利器，也有可能成为被敌所乘的工具或目标。当然最关键的是判断需不需要御驾亲征。该征不征不对，不该征瞎征更是国之大忌。正统十四年，对英宗皇帝来说，选择尤为关键。当明军在瓦剌的进攻下纷纷败退时，王振劝英宗亲征，以鼓舞士气。这个时候有三个人站出来反对皇帝亲征。他们是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以及吏部尚书王直，邝埜和于谦反复强调“六师不宜轻出”的观点，但皇帝不听。这个23岁的年轻人很显然被建功立业的帝王理想鼓噪得热血沸腾，以为变成千古一帝就在眼前时刻。七月十四日，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泣血力谏，并对“要不要亲征”一事做理性分析。但要命的是英宗已经热血沸腾了，所谓百毒不侵。他在第二天就悍然宣布御驾亲征，终究踏上了履险之地。
第二个节点：杀不杀王振？皇帝御驾亲征后，随行的翰林院学士曹鼐跟诸御史商量说：“不杀王振，则驾不可回也。”他认为今日之事，天子是惑于王振一时不能自拔。如果派一武士杀王振，“天意犹可挽回”。这就构成了正统十四年历史宿命中的第二个节点：杀了王振，皇帝的命运或许可以改写。但是很遗憾——“诸御史惴惴无敢应者，又谋于英国公张辅而不得机会，遂行”。这应该是文官们敏于言、讷于行的一个案例吧。道理大家都懂，谁去落到实处呢？四顾茫然，只好“遂行”——继续出发，踏上命运安排的那个困局无法突围。
第三个节点：回头的机会。第三个节点是承接第一个节点的，或者说是对第一个节点的深化和最后一次落实努力。当时的背景是明军五十万部队还没到大同，粮草就跟不上了，很多士兵开始饿肚子。也先为了诱敌深入，趁机做出战略撤退的部署。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邝埜再次劝皇帝停止亲征，即刻回鸾。邝埜甚至说出“陛下为宗庙社稷之主，奈何不自重？”这样的重话，希望皇帝回心转意。皇帝没有回心转意，相反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因为多次劝皇帝不要御驾亲征而受到王振的惩罚。这两个一品大员被罚跪在草地中整整一天，直到太阳下山还不得起身。英宗皇帝最后回头的机会终究没有把握住。
第四个节点：入不入关？现在来看那场战争的细节之所在，我们或许有这样一个发现，那就是王振是灾星，而兵部尚书邝埜则是救星，不折不扣的救星。他多次谏阻皇帝亲征未遂后，又在命运最后的收口处大声疾呼，以图挽狂澜于既倒，可惜英宗未能听进去，最终酿成大错。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日，英宗率领亲征大军慌慌地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此处离怀来只有二十里地。怀来城易守难攻，生活条件比较方便，虽然天快黑了，但皇帝御驾疾驱入关，后有大军殿后的话，当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可历史的吊诡之处却在这里出现了。英宗不理会兵部尚书邝埜的一再进言，率大军在没有水源供应的土木堡驻扎下来。他给出的理由是王振千余辆辎重车辆未到，自己不忍心弃之不顾——王振这个灾星也真是阴狠到底，在最后时刻都不忘拖累英宗一把，是夜，瓦剌大军从四面包抄过来，对明军形成合围之势，“土木之变”至此再无人可解。
这场战斗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明朝官军死伤数十万，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一锤打死，英宗无奈被俘，正统朝一时间群龙无首，颜面扫地。也先俘虏英宗后，以为奇货可居，向明廷进行要挟。历史的变局演绎至此，不由分说地形成一个巨大悬念：明帝国还有未来吗？英宗之后，谁会是这个帝国的新任领导人？
历史真是比小说更好看，更惊心动魄……
皇帝成了人质
从英宗被俘到后来的景泰皇帝上位，明帝国处于权力真空期。这个时期当然还属于正统一朝，虽然皇帝在也先手中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先这个时候的身份更像一个绑匪，而英宗则成了他手中的人质，需要一个王朝花巨资去赎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要赎取的不仅是皇帝的人身自由，还包括他的尊严、他巨大的权力甚至还包括帝国曾经的无上荣光。这些需要花多少钱呢？
八月十六日，英宗皇帝被俘后的第二天，他在敌营中令一同被俘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写信，告知自己已被俘，同时希望朝廷送金帛前来赎取。信传到京师之后，百官全都伏阙痛哭。这个曾经宦气弥漫的王朝终于尝到了因果轮回的苦涩滋味。
赎金是送出去了，皇帝回不回来却没个准信。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召集群臣开会，主题就两个字：战守。是战？是守？关系国之安危。翰林院侍讲徐珵（徐有贞）主张南迁。礼部尚书胡濙持反对意见。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只有一条，那就是明成祖朱棣安葬在这里，所谓定陵寝于此，后世子孙怎么能弃之不顾？！兵部侍郎于谦也是态度坚决。他严厉地说：“言南迁者可斩！京师为天下根本之地，一动则大事去。独不见宋南渡事？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
历史在这里陷入了僵局。虽然于谦言之凿凿，但当时五十万明军主力已被消灭，留在北京的明军残余部队不足十万，且都是“疲卒羸马”，没什么战斗力。最后皇太后拿了主意，决定不予南迁。她是赞成尚书胡濙的——京师真要南迁，陵寝谁来守护？皇太后不敢想象也先进京后对陵寝的践踏情状，由此，历史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北京保卫战。
接下来的桥段是郕王即皇帝位。郕王朱祁钰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正统十四年时他21岁。这个曾经被命运安排只能做亲王的年轻人在那场众所周知、不够慎重的战争之后被推上龙椅，成为明帝国的第七任领导人。这是阴差阳错，也是利弊相间之举。就当时的情状而言，郕王即皇帝位巧妙地化解了也先手中人质的价值，使英宗成为可有可无的弃子，从而在接下来的北京保卫战中，也先少了一个可以叫板的筹码。但之所以说郕王即皇帝位是利弊相间之举是因为朱祁钰以明英宗朱祁镇弟弟的身份上位，多少与帝王嗣位礼制不合。多年之后“夺门之变”的爆发便是对当初弟即兄位这一举措的因果性报复。世事泾渭分明，真是了无新意矣。
总之，正统十四年的人间现实是郕王即了皇帝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这背后于谦居功至伟。因为正是他在朱祁钰故作姿态的时候恰到好处地率群臣再次恭请其即皇帝位。郕王终于半推半就地上位，而于谦也因此为自己埋下祸根。多年以后，当朱祁镇在夺门之变后重新取得帝国统治权时，他始终不能释然于谦当年的延请之举——我朱祁镇在沙漠里还没死呢，你们就那么迫不及待吗？！猜疑心一起来，杀心也就如影随形，朱祁镇和于谦这两个男人的宿命进入了预定轨道。
当然正统十四年的人间现实还包括也先的无可奈何。郕王即皇帝位后，英宗怎么办？这个人质成了鸡肋。已经投诚的太监喜宁向他献计，建议以送太上皇回归为名，到明帝国各边关去威胁众将打开城门，召各守城总兵官、镇守官出来见太上皇，如此则可以乘机有所作为。想法很美好，听上去也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明帝国各边关那些守城的总兵官、镇守官虽然没有如喜宁所料纷纷出来见太上皇朱祁镇，可也先裹挟人质而战确实在攻城略地方面方便了不少。先是紫荆关失陷，随后也先指挥大军攻打居庸关、易州等地，兵锋直逼京师。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六日，京城告急。于谦主持北京保卫战。他令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十二日，也先提出要金帛万万计才肯退兵。百官中有人想议和，只有于谦坚持战斗到底。最终也先溃退，裹挟英宗北逃，京师之围总算是解除了。
正统十四年在战火中开始，也在战火中结束。这一年很多人死了，包括王振，也包括他的追随者锦衣卫指挥同知马顺等。但是一度弥漫的宦风并没有就此将息，它注定还要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继续弥漫和扩张。众多的大宦官汪直、刘瑾、魏忠贤等都还要粉墨登场，倾情演绎他们的欲望戏。当然这不全是英宗皇帝的错。因为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宣宗已经为太监势力的走强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可一代代人的事累积起来，足以崩溃一个强大的王朝。现在，前英宗皇帝、现太上皇朱祁镇被也先裹挟于沙漠之中，前途未卜，生死未卜。他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他的时代被强行结束。这是正统十四年的冬天，一切都已经结束，一切还将重新开始，充满悬念地开始。
那个叫朱祁镇的男人是否还有未来呢？历史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