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相信很多的人都能对它的内容有所了解，其实它只是作者在《桃花源诗》前写的一篇序言，种瓜得豆，《桃花源诗》也许并没有多少人能记得下来，但《桃花源记》却是妇孺皆知了。这篇《记》，大致写于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亦即刘裕弑君篡位的第二年（公元四二一年），东晋王朝也不复存在了，天下正是乱得一塌糊涂，人民，谁还记得起有个人民，正要忍受兵荒马乱之苦的年月。这一年，北凉攻打西凉，敦煌城遂有屠城之灾，而哥特人也在欧洲大肆侵略，当地市民就躲到利雅尔托群岛的环礁湖上避难，这就成了后来的水上城市威尼斯；和尚们无事，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槃经》，如觉贤译出了《华严经》；当然，细读史籍，也许有趣的事情还多。
陶渊明这时也不作什么县令了，他也就五十五、六岁的样子，距离作古的时日，亦仅六年，彼时所想，就在诗文中营造自己的理想国了，后来的人称它为“乌托邦”式的，和做梦与空想几乎没有区别，与世隔绝，没有赋税徭役，生活淳朴，安乐自足，当然亦不必担心强拆或环境污染，实在是不在人间，每为人所称道，而后所谓的“世外桃源”，亦正成为一种升华了的天上人间，过去千多年了，似乎还是不见踪影，夸父亦正在追赶日头，驴子亦正在扑抓吊在眼前的胡萝卜。诗人们倒好，李白、王维、韩愈、刘禹锡、梅尧臣、王安石，则是一代接着一代，写着他们的《桃源行》，近人陈寅恪则苦心孤诣地考证陶氏笔下的桃花源到底身在何处，而有人则说，陶潜所谓的桃花源，其实就是《老子·不徙章》中所说的“小国寡民”。
记得看过的一篇资料说，一九七五年末，毛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推脱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而事实上，到了一九八〇年，仍然是这个“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主持写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看来确乎是没有真正的桃花源了，无关乎大与小，无关乎国与家，只在于内心的执与念。《桃花源记》中，渔人虽“处处誌之”，但亦难免迷失而“不复得路”；而南阳刘子骥，计划着要去寻找，竟以病终，“后遂无问津者”，真如黄粱一梦了，等着回过神来，真要大呼一声，原来这家伙害有狂想症。
其实，读来读去，陶潜之所谓桃花源，不过是人人心中的桃花源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