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简历》记载：
1915年……生于江苏省吴县。
1996年春。
北京。中关村王大珩寓所。
王大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凝神思考了一会儿，忽然睁开微微虚眯着的眼睛说：“这件事我以前从未对人讲过。事实上，我是在日本出生的。”
难堪明显地写在老人的脸上，老人沉默了。
过了很久，老人才勉强地笑了一下，略显尴尬地说：“是怕招惹麻烦。那些年代的事……”一声长长的叹息之后，老人道出了两个重重的字：“难说！”
说这话时，已是王大珩出生后的第八十一个年头了。
1915年2月26日。
东京。国家天文台附近一所和式住宅。
一声突如其来的婴儿啼哭声突然破门而出。那啼哭声清脆嘹亮，如同玉磬那奇异美妙的声响，直冲天际。渺渺的余音盈绕在清晨那高远的天空中久久不散。
在门外焦急等待着的父亲浑身一振，迫不及待地冲向门口，与刚刚走出房门的助产士碰了个正着。助产士迎着父亲急切的询问目光，满面笑容地躬身贺道：“王先生，恭喜您了，恭喜您的夫人为您生了个儿子。”
“儿子”这两个字骤然撞击在父亲的心口上，父亲惊喜地倒退了两步，突然车转身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面向家乡的方向，父亲颤抖着声音喃喃述道：“苍天在上。先父先慈在上，儿不孝。自王家门庭倾覆、祖业衰败之后，儿谨从父母遗训，数年来忍辱负重、悉心求学，无暇顾及后嗣之事。今儿已年近不惑，竟以三十有八之龄喜得一子，特秉告于父母，以慰先人在天之灵。”
说罢，深深一拜，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王家的败落是从祖父去世开始的。
清末年间，在苏州吴县那个美丽的江南小镇上，王家原本是个数得上的殷实人家。祖父经营着一个“王大元米行”。米行的生意很好做，一年两季，在收获时节把农家自种的稻谷收上来，再随时卖给那些不靠土地吃饭的人们。这其间的利润足以使王家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了。
按常理，祖父只要守住这份家业，把米行的经营之道悉心传于子孙，王家便可祖辈相袭寝食无忧了。但身为商人的祖父，思想深处却似乎有着极明显的重学轻商的意识。祖父最看重的不是怎样教后人继承祖业，而是儿子们的学业。因此，王家的男孩无一例外地都在髫龄时便被送入私塾读书。祖父似乎从没想过要培养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来经商，接替自己的米行生意。若非如此，王家的败落或许也不会来的那么快了。
最能体现祖父意志的是王家老宅中的那间书斋。祖父不仅专为王家的学子们建了这个习课温书的书斋，还亲手在书斋前栽植了两丛丹桂。这位身在商贾的王家先人，想必是要取其“折桂及第”的意思，寄望于王家的后人中能有人金榜题名，由学进仕，而光宗耀祖。
据说，那两丛丹桂的确生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但祖父却突然辞世了。
猝然撒手人寰的祖父，没来得及对家业妻儿进行一星半点的安排。王家立刻犹如天塌地陷般地陷入一片混乱。祖母是个丈夫在世时从不曾抛头露面的小脚女人，祖父去世之后，她强忍着丧偶之痛，独自艰难地支撑着局面。勉强处理完祖父的身后事，祖母就因忧伤操劳过度而一病不起了。因家中无人能接替祖父经营米行的生意，米行就此停业。不得已之下，最终只得将米行清理变卖了。没有了米行的收入，王家很快就坐吃山空，继之而来的便是债台高筑的日子。
这是父亲记忆中最为晦暗的一段日子。他亲眼看到偌大一个王家倾刻间家财散尽，门庭冷落；亲眼看到兄弟姐妹们衣食无着，祖母终日以泪洗面；亲眼看到祖父生意场上昔日的好友们一个个逐渐冷了脸子；亲眼看到亲戚们纷纷疏远王家的妻儿寡母而唯恐避之不及……
在饱经世态凉炎之后，父亲终于看懂了这个世界，懂得了人必须自立自强于世的道理。这个从前无犹无虑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男孩儿，在家庭变故的重压下突然间成熟了。他决意要靠自己的力量担起家庭的重负。祖父虽没未教与父亲经商之道，但毕竟留给了父亲满腹经伦，一屋诗书。凭着始终博得的先生们交口赞誉的名声，凭着一直闻名遐迩的优异学业，父亲自己开设了私塾，从此设帐授书，教训蒙童，开始了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生活。
这一年，父亲年仅十六岁。
此后的几年间，王家的衰败落到了最低点。父亲的一姐两兄相继夭折，祖母也凄然辞世。父亲曾在一首诗中含泪描述王家当时的悲惨状况：
户庭冷落雀罗张，
颠沛流离事反常，
并蒂花根方泣露，
惊寒雁字又分行。
一身以外孤无助，
十载之间两悼亡。
丁口阖门凋落尽，
难将因果问穹苍。
父亲永远忘不了祖母弥留之际的情形。
窗外阴郁的黄梅雨无休止地下着，凄沥地敲打着老宅那破旧的窗棂。祖母拉住自己最倚重的小儿子的手，眼睛固执地望着窗外，嘴唇艰难地蠕动着。
父亲俯下身，费力地辨认着祖母的声音：“……切勿……自误前……前程，莫忘考取……功名……”
循着祖母的目光向窗外望去，父亲看到了祖父亲手栽下的那两丛丹桂，心中不由一惊。在王家一片衰败的景象中，只有那两丛桂树竟依然故我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吐着惊心动魄的新绿。
再回头时，祖母已经阖上了双目。这个深知丈夫心性的女人，在最后的弥留之际还挣扎着按照丈夫的意愿，把那个对王家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渺茫的嘱托留给了这个王家仅存的男儿。
父亲从此怀着登科及第兴家立业的梦想，走上了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
父亲终于考取了秀才。就在父亲准备在科举取仕的道理上继续攀援的时候，甲午战争的炮火惊醒了父亲，改变了父亲遵从父母遗训重振王家门庭的初衷。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举世震惊的黄海大海战彻底摧毁了北洋水师，彻底摧毁了大清帝国的尊严，也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虽然历次都是以中国的失败和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但每当硝烟散尽，朝野上下在经受过一阵惊吓和经历过一番争吵之后，便很快就会恢复老样子，依旧是文恬武嘻，歌舞升平。
而甲午战争则与以往大不相同。这场战争的对手并不是英吉利，不是法兰西，不是那些西方的庞然大物，而是历来被中国人瞧不上眼的“小日本儿”！在甲午战争中，蕞尔日本竟“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丧矣”！当甲午海战的最后一役威海卫海战彻底失败后，当北洋水师残存的10艘战舰统统降下大清的龙旗被编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时，当“康洛”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等6具灵柩在汽笛的哀鸣声中凄然返回的时候，中国大地在剧痛中颤抖了。
日本人紧接着就狞笑着向中国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议和条件：要求清政府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要求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及大连、旅顺；要求赔偿军费3万万两；要求增开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要求，要求……日本人的贪得无厌和卑鄙无耻大大震惊了中国，震惊了整个世界。这个由日本人提出来的《马关条约》，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割地面积最大，赔款数额最多的一个条约，它的贪婪和苛刻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不平等条约！
于是，中国愤怒了。当李鸿章在伊藤博文的威逼下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消息传来以后，中国大地立刻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忍无可忍了，汇集在京城正准备参加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群情激愤，共同推举康有为起草了上书光绪皇帝的万言书。1300多名举人在万言书上签字以后冲向都察院，要求光绪皇帝拒绝批准《马关条约》，严惩丧师失地的将帅与辱国和敌的大臣。
但“公车上书”终究无法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在主权沦丧、国土分割的现实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警醒了，他们终于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昏庸，看清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他们终于对腐朽僵化的封建制度彻底丧失了信心。
此后，在清末科举场上发生的两件事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件事是进士康有为弃官变法。康有为出生在一个“以理学传家”的儒道世家，祖父是个专门研究程朱理学的腐儒。康有为年幼时曾被祖父管教得循规蹈距，被邻里称为“康圣人”。但是就是这位康圣人，在考取了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官职后，拒绝到任就职，而是全力投入到维新变法的政治活动中去了。
第二件事是状元张謇弃官办厂。张謇是位出身于农家的寒士，曾“以读书励行取功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但是，在戊戍年清政府举办的京城会试中，这位经历了十几年寒窗之苦的举子，在终于考中了新科头名状元以后，却不愿继续走旧式文人由科举及第而置身台，阁的传统道路了，而是毅然弃官，回家乡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去了。张謇以头名状元的身份，置“学而优则士”的传统信条而不顾，竟甘愿从事历来极受文人轻视的工商业，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康有为和张謇都是当时最具才华名气极盛的举子。他们鄙视清王朝封建科举制度的行动，强烈地冲击了封建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科举取士的传统观念。他们各自所走的道路也集中地代表了知识分子们在甲午战争后纷纷选择的两个主要方向：一是变法维新，走促进社会制度变革的道路；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坚持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
父亲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只身漂泊在外四处求学期间，父亲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也切切实实增长了许多见识，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就是在这时，父亲开始接触到了“西学”，接触到了“西学”中的一些新的观念。父亲立刻就被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吸引住了，他对“西学”中的算学、物理学等自然学科尤为感兴趣。父亲发现，在中国人还在遵从祖宗的遗训亦步亦趋地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的时候，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对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父亲痛感自己祖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在父亲看来，中国之所以挨打就是由于科学技术落后。
甲午战争激发了父亲的爱国热忱和忧患意识，也使父亲对“国盛家兴、国破家亡”的道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父亲由此开始对只重经学辞章不讲现代科学的封建“旧学”产生了怀疑，对自己努力跻身其中的科举道路产生了怀疑，进而对自己求学的目的产生了怀疑。父亲最终终于摒弃了兴家立业的个人奋斗目标，完全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下决心要留学东洋，向敌国学得一技之长，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了。
这一思想转变在父亲的一生中是极为至关重要的。父亲从此跳出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士取第光宗耀祖的狭隘囿制，把个人的奋斗与强国的目标结合起来了。
1907年，父亲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
没有一个亲人为父亲送行。当渡轮缓缓开启的时候，看着眼前那片渐渐远去的布满疮痍的土地，父亲的眼睛突然潮湿了。直到此刻，父亲才感受到自己对这片生养了他的土地，对这个饱受屈辱的祖国怀着怎样深厚的眷恋之情。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留学活动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才开始的。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清朝末年，中国相继出现过两次留学热潮。
第一次“留学潮”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主要方向是美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从被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强行炸开的窗口中，中国看到了外面那个远比大清帝国更为先进的世界。封建士大夫们长期以来抱定的妄自尊大鄙弃外夷的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清政府才部分地接受了中国人也需要“奉夷为师”向他人学习的现实。从19世纪70年代初起，清朝政府开始向美国和欧洲派出大批年轻的留学人员，先后派出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并陆续派出了80余名青年赴英国和法国等地学习军事技术。这批留学人员中后来涌现出了著名铁路工程学家詹天佑、著名煤矿、地质学家邝炳光、著名军事学家刘步蟾、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第二次“留学潮”出现在20世纪初。这次“留学潮”的主要方向是日本。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知识分子中的忧患意识越来越强烈。面对国家衰败落后，倍受外夷欺辱的现状，他们发誓要把“恨”与“学”结合起来，“习点本领，返救祖国。”。为此，他们纷纷抛弃翰林进士出身，东渡日本留学，甘愿“忍耻含羞，就学仇人的国”！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一次“留学潮”，其特点就在于从这批留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赤诚爱国的革命者。大批爱国的留学生推动了20世纪初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准备了骨干力量。而留日学生始终是其间的中坚力量。在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中，留日学生的数量曾占90%以上。后来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李大钊、鲁迅、秋瑾、黄兴、邹容等人，都是20世纪初年的留日学生。
父亲刚好赶上了第二次“留学潮”，而恰恰又是赴日本留学。但父亲却似乎始终与“革命”无缘。
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极为活跃的，留学生中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和政治团体。许多与父亲同样抱着科学救国信念的人，来到日本后都受到了这种热烈气氛的影响，纷纷加入各种组织和团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中去，最终在科学救国思想的基础上朝前迈出了一步，走上了反抗满清统治的革命道路。但是，身处这种环境的父亲却一直未曾介入过任何政治团体。父亲近乎顽固地抱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不放，始终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他虽然早已对腐朽的满清政府失去了信心，但却一直在心里存着一份幻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回到祖国，以自己的所学为强国尽上一份微薄之力。父亲不相信除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有什么能使他的祖国强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