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运输、商检……什么样的难关孙超都闯过来了。佴是一碰到权术，就好像孙悟空给戴上了紧箍咒，他就毫无办法了。小人物是不知道大人物在想什么。1984年初，公安局突然传讯他：公民孙超，限你在某时某刻到局里……
公民孙超？
孙超怎么了，不就是办了一个供销公司，安置了三四百待业青年。原先想的是让他们有饭吃，现在想的是为国家多创外汇，为四化立功。何况他办公事没花国家一分钱。虽然他这个集体企业的供销公司一切都是计划外的、议价的，连请一个法律顾问也是议价的。
到底为什么要抓他？
抓不抓由不得他。有人在琢磨事，就有人在琢磨人。自从办供销公司以来，孙超一直是捂着耳朵朝既定的目标走的。
抓进去以后怎么办？这才是他的思考题。
抓起来无非是休息。多少日子了，他像孙悟空似的云里雾里地跑。往往在飞机上、火车上才能补上一点觉，真正把疲于奔命这个词具体化了。抓起来倒可以踏实休息了。他当然是踏实的，没给自己搞一分钱，没干一点对不起国家的事！
其实，我国远在公元四五世纪就有商品贸易。柰时的丝织品就远销希腊。汉朝张骞、班超连续出使西域，把丝织品不断运往阿富汗、伊朗等国，形成丝绸之路。唐朝商船直抵波斯湾。宋朝和五十多个国家通商。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和三卜多个网家通商。日俄战争时安庆人陈独秀的养父陈昔凡和外商做大豆生意发了财，然后到处开窗口，商品扩大到瓷器、占董等等。
商品经济必定要冲击？成不变、一统天下的经济体制，冲破官商的种种限制，改革也是革命，需要冒风险，甚至需要一些人作出牺牲。传讯孙超的这天晚上，警车在街上呜呜地叫着。另一个光泰实业公司已经抓了九个人。对公民孙超算是客气的，只是限时限刻让他自己去公安局。
孙超顶着风骑着一辆一蹬三响的破自行车。他正好骑过吴越街。吴越是安庆的一个革命靑年。1905年10月29日辛亥革命前夕，吴越到北京火车站谋炸清朝五大臣未遂，壮烈牺牲。孙中山为他撰写祭文爰有吴君，奋力一掷。
中国走到改革的今天不容易。这种艰难度只有中国人才清楚。孙超忙得既不知道有人要搞他，也不知道有人要助他。他极少有时间在公司里做些细致的工作。他惟一的法宝是爱国主义。爱国是大局，孙超常常对大家说，我们就是要为国家多做事。我们就是靠爱国主义。
可惜爱国主义有时还会败在封建主义手里。因为用权力剥夺别人的发言权乃至工作权的英雄，我们并不陌生。孙超的成功和挫折，都合乎今天的国情。公民孙超不正在限时限刻地进公安局吗？现在他只剩一个思想了：我和三中全会路线共存亡。放我出来后我还要干。
连孙超这样的人还要抓起来，中国的希望何在？中同再也折腾不起。中国这次的改革也是没有后路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寒冬的风，在吴越街上呼号。
孙超现象（下）
公民孙超总算没有被扣压起来。光泰公司被抓的那九个人也放了出来。反右时候的冤案一拖可以二十几年。文革时候的冤案一拖十几年。现在，一个冤案往往只要几年、一年，甚至几天、一天就能澄清了。中国到底是进步了。虽然仍有人遭受冤屈，仍有人需要作出牺牲。
这不，孙超正在公司的灯光淌着眼泪写总结。他和外商签了一笔生意，只是因为我们某有关部门的拖拉，使原定的出口一吨货的二百一十五美元降到三百零五美元。当时的国际牌价是一吨二百九十七美元。外商所以宁可价高一些买我们的货，楚为了宁可少赚一点，打开中国市场的渠道。但是我方一些千部没有时间观念。一吨少赚十美元，五千吨呢？
冇的人不去想法赚外国人的钱，长中国人的忐气，反而卡自己人，堵外贸渠道。为什么要卡？又不是把钱从中国拿外国去，而是从外国拿中国来么！
外国的商人无时不注意金融牌价。时间的些微拖延都关系着行情的涨落。对于他们，时间就是金钱，已经是一种常识，一种企业家的本能。可是我们那些擅长耽搁时间的干部呢？
孙超想着因为时间的拖延而损失的几万美元，泪水啪啪地往下掉。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就不懂得时间的价值，而只懂得权力的价值呢？
甚至有的港商看到我们因官场习气遭受的损失，哭了。因为他们也是中国人。
面对滥用权力制造的难题，善良的人们学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以官压官，以权压权。一港商所以那么信赖孙超，愿和孙超长期合作，除了孙超本人的素质好之外，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看到了领导们对他的支持，看到了供销公司虽然是民办的，但却是民办官助？这不，关键时刻市委书记孙继怀、市长谢永康天天都和供销公司保持联系，出谋划策。遇上困难，说上一句：失败了，算我市出了一笔学费！港商要来孙超家，市里千脆给了他一套新房。当时孙超在外地，等他大年三十从外地赶回安庆，找不到家——搬了！孙超需要什么人，副市长洪从恒找有关方面疏通。当然，不少事情安庆市是解决不了的。市府副秘书长胡江带着孙超上合肥找省领导苏桦。苏桦睡一个午觉，可能被他们叫起来两次。苏桦在大会主席台，胡江上主席台把苏桦喊出来——外商特地赶来安徽签合同，可我们的官商还在拖拉！苏桦在支持孙超的批件上打上惊叹号，再在惊叹号外划上一个框——强调又强调。当然还有其他省领导的支持。至胡江的家，孙超那供销公司的人经常三更半夜去商量事情。胡江，你这个做官的怎么不像官？有人说。
什么做官？胡江大睁圆眼，我是做事的。
这些做事的官随时准备发挥服务的功能。所以孙超的公司发展很快，不到两年就办起了十个商店、两个厂、十个贸易公司。在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地办起了开发电子技术的联营公司。
有一个港商因为找不到孙超，没有机会和他做生意，很着急。直到今年5月6才把孙超找到。有位马来西亚商人声明他只要买安庆黄豆，其他任何地方的豆都不要。其实安庆不产豆，只是安庆有一个会搞到豆的孙超。
更有一个港商，自己花钱在香港办了个香港安庆有限公司，并且印好了名片：总经理孙超。他到安庆把名片送给孙超，想造成既定事实——你不同意我也要你当总经理，我也要打你的牌子。赚了钱两家均分。这位港商让孙超做这种无本生意，也是出于他的爱国心。只是孙超坚持要港商当总经理，这才给孙超重印了名片：董事长。
供销公司的外贸窗口已经开到九个国家和地区，有一百四十多客户。时孙超，有的港商给他算了命，说他现在是财撵人，不是人撵财。就是说，财产追着他那公司跑，而那些客商就追随孙超跑——追随孙超的信誉和效率。
5月24口上午，我望着孙超，这个被客商撵着的走运人，觉得他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常规的商人。我发现他太容易相信人，太率真。这样一种素质怎么在商界搏击？
也许，正是因为这神素质。孙超说，欺骗别人就是欺骗自己。我讲信用，人家都信任我，所以都愿意和我做生意。
现在，他正好坐在我对面的会议桌旁。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突然走进会场的。我只是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咳嗽。我一抬头，看见我面前的一个盆花的后边，胃出一缕缕烟。孙超！这时大约是上午十一点了。我听说他昨晚和我谈到凌晨后，又和胡江商谈工作至清晨三点半。然后四点到家——我说的这个家，指的是他那供销公句。他跟家里的几个同志谈工作到早八点半，虽然他中午一点又要离安庆去合肥。然后再从合肥去北京……
他还在不断地抽烟，不断地咳嗽。
王峻和孙超分别是安庆内贸窗口和外贸窗口的两块牌子。孙超不讲话是过不去的。
——改革本身是探索。我希望给我一个实践的机会。有些同志一开始嘲笑我，现在都是我的好朋友。改革的人愈多愈好。看法可以不一样，应该团结大家一起干。不要老觉得自己伟大，
是领导们给我开路，否则我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行。我不能向孙悟空学习。孙悟空没领导。冲破那么多关卡，靠个人奋斗不行。现在有的地方还是长官意志起作用，还是清朝的喳！我没有那么多领导支持不行。人家说我胆大，胆大就大在这里。有人说我风险人。风险大的事业是有前途的。一点风险没有的，那不叫事业。当然很难。除了磕头，什么都干了。也许正是这样，感动了上帝。但有人说我们搞民间外贸的是外行，我说真正的外行是官僚主义！
孙超的民间外贸能冲杀出来，从他本人的素质，到市里、省里的支持，到整个国家的改革的形势，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环节上不合拍都不行！
有个港商说，孙超的民间外贸在中国是第一家，也可能是最后一家。
孙超的兴起绝非偶然。即使这一个孙超失败了，终究还会出现第二个孙超，直至出现一个孙超群。
现在世界上有个说法叫托夫勒现象。托夫勒本来是美国的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蓝领工人。因为知识面广，写了《未来冲击》和《第三次浪潮》这两本书，因而驰名世界。他的出现，他的成才，正是第三次浪潮的产物，被称为托夫勒现象。我国商品经济的流通，窗口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孙超现象。这种现象是改革的产物，又大大捉进了改革。还有多少孙超不能冒出来？出来的孙超是不是还有可能被埋没？不被埋没的孙超还能牛存多久？孙超们的现状，孙超们的抱负，孙超们的苦恼，孙超们的希望……我真觉得，有必要开一个孙超现象研讨会。
改革失败了怎么办？
副市长何其哲没有参加会，听说他生病了，还听说他不爱见记者。尤其听几位企业家说，何其哲真干实事，我决定在会后去追寻他的踪迹。
谈到何其哲，还要从孙超当年的失败说起。
邮局二十四级干部孙超创办供销公司的时候没有经验。有一次公司某人夏天买进大批的毛线，得在仓库积压半年到冬天才能卖出，影响了资金流通。孙超的公司当时出现了赤字。这是一个破产的信号。一些企业来要债了，另一些企业汇来的款被银行冻结不让孙超去取了。企业倒闭前的症状全有了。更有各种对一个失败者的非议。社会往往不能容忍失败。
不过，今天的社会是需要强者，而且是产生强者的。孙超决定另辟蹊径出口黄豆。可是，在亏本的情况下很难要求银行贷款。根据财经制度，有一万元资本才可贷一万元钱。贷款额不能超过本钱。孙超要借一笔巨款，万一他搞外贸赔了本，还不出这笔钱怎么办？何况孙超办公司已经赔了本，他想入非非地搞民间外贸就能不亏本？
不过，孙超这个人没用国家一分钱办起了那么多商业网点，疏通了那么多商业渠道，尤其是安置了那么多待业青年。
当然，他还不内行，他面临破产。可是，我们的同家，我们的党，都可能有失误，为什么不允许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孙超有失误？一个人改革失败了，上级领导应该怎么办，应该负起什么责任？
改革胜利的时候，支持支持，唱唱赞歌，荣誉均分，利益共享，好说！改革困难的时候去支持，是要担风险的。有的有经验的领导，从来不介入具体事务，以永葆正确。但是，如果在人家关键的时刻不予以支持，人家困难的时候不予以支持，那么要领导干什么？况且下级单位的失败正好寸以给领导提供教训和经验。
允许失败不等亍提倡失败。
何其哲决定帮助孙超摸索着过河，重新开始。他出面为孙超作担保，向银行借出一笔巨款。告然，按照财经方面的文件，这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每一道程序都要有据可查，那就不叫改革了。如果不仅仅是口头上喊改革，而是真想尝试一改革，那就要担风验，就要准备承受压力。
何其哲为孙超解决贷款问题的同时，又派了胡江、刘有余等几名干部帮助孙超。你现在还不内行，何其哲对孙超说，讲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要派人垂帘听政。他让刘有余在供销公司坐镇，让孙超腾出身子到广州、北京等地跑外贸。
不过，谁能相信孙超能搞外贸？谁能相信孙超会展开新中国民间外贸史？何其哲对派去的干部们说：你们去就是要给孙超当好家，你们是孙超的账房先生。你们不要以为孙超是邮局二十四级干部就可以取而代之。这个企业是孙超的企业。你们要为孙超服务，对孙超负责，否则孙超就有权解雇你们。
孙超经常来找你吧？我问何其哲。
不，我经常去找他。何其哲说。
哦？我一时不太明白，下级有困难时，敢于经常找领导，这样的领导就很不错丫，怎么领导倒找下级？
他很忙。何其哲袒护孙超呢，现在，孙超的经验比我丰富多了。他后边用不着有人用线牵着了。
不过，何其哲发现，那些开拓型的企业家有个共性：看见事业就想干，摊子超速度地铺大。如何搞一个公司就发挥一个公同的效益？总不能吞并全中国吧！何其哲笑了。所以，孙超、王峻初起时，何其哲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开展工作。等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开始泼冷水了。所谓慎重，就是掌握这个度。
现在孙超到省里、到北京，大家都想看看他。我这个副市长不希奇。副市长有的是，但孙翘是第一个搞民间外贸的人。
我多想和这位不希奇的副市长再谈下去。可是我知道他还有事，他还有病，他甚至连各种会都不怎么参加。我要加快速度，否则就要来不及了。
来不及？
明年我五十五岁该下台了。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生活的惯性
我走上安庆的街头。安庆从康熙年间直到抗战前，一直是安徽的省会，一个被称做吃在安庆、玩在安庆的消费城市。但是我从一条街道走到另一条街道，真是一个失望接着一个失望，满眼都是不知什么年代留下来的破旧房子。更有碎石、乱砖、木料……哦，这是整条整条街地在拆迁，整条整条街地在拓宽！
我们建国几十年，从来津津乐道工农业产值的变化，无暇顾及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直到80年代。80年代的安庆开始广泛动员和聚集社会财力，变死钱为活钱，发展集体企业。随着经济的搞活，流动在企业、个人手里的钱愈来愈多，安庆市领导意识到是聚资改建城市的时候了。
从来管财经的干部以不欠债为本。20世纪的人住在19世纪的房子里也罢，长江水涨时年年要淹市内一万多户住房也罢，总强调没有那么多钱造居民楼嘛！没有那么多钱修堤坝嘛！上面给多少钱我就办多少钱的事。只要不欠债，干部就没有问题。安庆市年年汛期组织人马抢修堤坝，年年花四十万元买麻包往水里扔。灾区居民迁入附近的小学，迁到大街上。年年往水里扔钱，年年报销，年年合法，年年做官。谁都习以为常，谁都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惯性？但是，水一涨，就把万户住房淹了，就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淹了。难道这一万户居民年年汛期都得过这种流离失所的生活吗？难道三十年了，共产党就对付不了这长江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