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对生命和死亡的看法会变。七十岁后，祖母突然热衷于谈论死亡。之前有二十年她对此毫不关心，每过一天都当成是赚来的，一年到头活得兴兴冲冲，里里外外地忙，不愿意闲下来。这二十年的旷达源于一场差点送命的病患。五十岁时，医生在我祖母肺部发现了可疑的阴影，反复查验，尽管好几家医院都说不清楚这阴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结论惊人地相似。当时正值寒冬，马上到春节，医生们说：回家准备后事吧，过不了这个年。那时候中国还处在喑哑灰暗的20世纪70年代，医生的话跟老人家的语录一样权威。一家人抱头痛哭之后，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又借上一部分，决定再跑一家医院。去的是大城市里的一家军队医院，在遥远的海边上。其实也不远，一百里路，但对一个一辈子生活在方圆十里内的乡村女人来说，那基本上等于天的尽头。我祖母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大城市，有楼有车，马路上的人都有黑色的牛皮鞋穿，她觉得来到了天堂里，死也值了。她做好了准备。可是在经过繁复的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们家人：没查出明确的毛病，但应该不至于死，回家好好活，活到哪算哪。
等于从鬼门关走一遭又回来，祖母满心再生的放松和欣喜，决定遵照最后一个医生的嘱咐：活到哪算哪。就活到了七十岁。七十岁的时候身体依然很好，好得仿佛死亡的威胁从没降临过。这个时候，祖母突然开始谈论死亡。那时候我念中学和大学，每年只在节假日才回家，一回来祖母就跟我说，在我不在家的这些天，谁谁谁死了，谁谁谁又死了。白纸黑字，好像她心里有本“录鬼簿”。祖母不识字，也不会抽象和逻辑地谈论死亡，她只说一些神神道道的感觉。有一阵风过去，她就说，有人死了。一块黑云挡住太阳，她就说，谁要生病了。满天的星星里有一颗突然划过夜空，她就说，某某得准备后事了。有一年暑假我在家，祖母坐在藤椅上觉得浑身发冷，她跟我说，这一回得多走几个人了。
的确，年纪大一点的老人经常会约好了一起死，七十五岁的这个刚埋下地，七十四岁的那个就跟上去了。一死就一串子。过去我不曾在意过。到祖母七十多岁开始不厌其烦地谈论死亡时，我才发现，在乡村，死亡真的像一场瘟疫，开了一个头，总会一个接上一个。所以祖母说，你看巷子里的风都大了。她的意思是，人少了，没个挡头，风就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满村乱跑了。在七十多岁的某一年，祖母开始抽烟、喝酒。过去活得劲头十足，每天都像过年，现在要把每天都当年来过。七十多岁了，祖母还是很忙，但动作和节奏明显慢了下来，从堂屋到厨房都要比过去多走好几步，往藤椅上一坐，经常一时半会儿起不来。她肯定很清楚那把老藤椅对于她的意义，所以经常擦拭和修补；她坐在藤椅里慢悠悠地抽烟，目光悠远地对我讲村里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死亡。
现在想起祖母，头一个出现在我头脑里的形象就是祖母坐在藤椅里抽烟。祖母瘦小，老了以后又瘦回成了个孩子，藤椅对她已经显得相当空旷了。她把一只胳膊搭在椅子上，一只手夹着烟，如果假牙从嘴里拿出来，吸烟时整个脸都缩在了皱纹里。除了冬天，另外三个季节藤椅上都会挂着一把苍蝇拍，抽两口烟她就挥一下苍蝇拍。有时候能打死很多苍蝇和蚊子，有时候什么都打不到。这个造型又保持了二十年；也就是说，从祖母热衷于谈论死亡开始，时光飞逝中无数人死掉了，祖母在连绵的死亡叙述中又活了二十年。
临近九十岁的这几年，祖母每天都会有一阵子犯糊涂。除了我，所有半个月内没见到的人她都可能认不出来。即使是我，她最疼爱的唯一的孙子，有一次在电话里也没能辨出我的声音。我在北京，隔着千山万水跟她说了很多嘘寒问暖的话。然后她放下电话，跟我姑妈说，刚才有个男的打来电话，让我多喝水，多吃点东西，谁啊？
还有一个重大变化，祖母不再谈论死亡。烟还继续抽，酒也照样喝，一天里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坐在藤椅里，偶尔挥动苍蝇拍，话也越来越少。死亡重新变成一件无足轻重的事。
因为间歇性的糊涂，我们经常把她的沉默也当成病症之一，看她安详地坐在藤椅里，不忍去打扰。只有等祖母想要说话了，我们才陪她聊一聊。祖母开始谈论各种节日和节气，往欢欣鼓舞上谈。这个我能跟她老人家谈得来。土节、洋节，各种稀奇古怪的节日，我基本上都知道一点，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也能扯上几句。我还不识字的时候，二十四节气歌和一些农谚就会背了，这大概是大多数乡村知识分子家庭里的孩子都要经历的最早的知识启蒙。不过启蒙完了也就完了，跟土地渐行渐远，与乡村为数不多的联系之一，也仅是靠着那点童子功，能把二十四节气有口无心地顺溜地背下来了。祖母在谈论这些节气时像回到了二十年前，而一旦回忆起在这些节气中的个人史，祖母思路之清晰，简直就是回到了四十年前。某年某节，某件事发生了；某年某节，某个人如何了。她用她为数不多的清醒时光回忆了九十年里的各种节日和节气。
“那个时候，”祖母说，“我就想活到过年。”
我明白。医生当时断言，她过不了年。“都过去的事了，奶奶。”
“现在不想了。过了年也就那样。”
祖母的口气里有一个胜利者在。但她对春节还是相当看重。实际上是最看重，在她的时间节点里，一生中最大的事情不少都发生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因为过年的时候一家人总要团聚在一起，一夜连双岁，是终点也是起点。
但祖母去世在冬至那天：她完全是掐着点儿要在那天离开人世。这当然是我们事后的推断和发现。
是我们迷信吗？祖母能决定自己的死亡？我们一直在怀疑，但不得不承认，从祖母决定不再进食开始，她的确就一直在扳着指头数。冬至前的半个月，祖母从藤椅上下来，经过走廊前的台阶时摔倒了，摔裂了右脚踝骨。就算对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来说，这也不算多大的伤。对祖母来说更算不了什么。在之前的五年里，因为股骨头坏死，祖母相继动过两场大手术，第一次植入了人造的左股骨，第二次植入了人造的右股骨。换了两根股骨头，祖母依然能够拄着拐杖到处走。
踝骨骨裂无须大惊小怪。不过伤筋动骨一百天，需要耐心。照例治疗，上药，石膏，夹板，休养。祖母枯瘦，医生建议打点滴给祖母消炎和补充能量，以利于恢复。这个建议很好，祖母在医院里静脉注射了几天药水，出院后回到家，某个早上突然决定不再进食。祖母自己的决定。祖母多年来一直是过于有主张的人，说一不二。开始还愿意喝点粥，两天后，一粒米粒都不进，只喝稀汤，然后稀汤和牛奶也不喝，只喝白开水，很快连白开水也不愿大口喝，只能过一会儿喂一汤匙，润润喉舌。12月天已经很冷，祖母躺在床上，你把她两只胳膊放进被子里，她就拿出来，两手交叉，闭着眼，缓慢地扳动手指头。不说话，只是一遍遍数手指头。给她挂盐水打点滴更不答应，连着针头一起拔了扔掉。不吃，不治，闭着眼数手指头，数得越来越慢。直到某一天，手指头不再数了，很长时间才能艰难地睁一次眼。祖母不再说话，除了嗓子里偶尔经过的痰音，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一大早我还躺在北京的床上，母亲打来电话，说祖母可能不行了，抬头纹都放平了。乡村里的死亡有一套自己的伦理和秩序，抬头纹摊平了意味着是眼瞅着的事。我赶紧往机场跑，回到家，祖母躺在床上，睁了半只眼看了看我，接着又把眼睛闭上。我不知道这一次她老人家是否认出她的孙子来。祖母没吭声，再也没吭过一声。
接下来是残忍却无可奈何的漫长的守候过程。漫长是指那个煎熬的过程，残忍也指的是那个煎熬的过程，你知道她在奔赴死亡，你知道无法救助，你还得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生命一寸寸地从她的身体上消失。这种守候完全是一种谋杀。一天过去，一夜过去；又一天过去，到晚上，祖母早已经神志不清。你知道缓慢的死亡对她也是煎熬，但你也得顺其自然。先是胳膊不再动，然后是腿不再动；祖母偶尔转动一下脖子的时候，九十三岁的祖父经过祖母身边（这也是在他们共同的生活中，最后一次经过祖母身边，其余时间祖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人悲伤和回忆），祖父说：
“她要等到十二点。”
十二点就是半夜，零点，是新一天的开始。被祖父说中了，十二点附近，祖母突然挺了一下身体，不动了。再没有比那夜更漫长的夜晚。
的确没有比那夜更长的夜晚。那天是冬至。那一天太阳光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全年白天最短，黑夜最长。那一天在北方，是数九寒天的第一天，明天会比今天更冷。
我们的哭声响起。祖父在房间里说：“这日子她选得好。”
是不是祖父都知道？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七十年。祖父说，这一天要吃饺子，要给祖先烧纸上坟，这一天要当成年来过。我知道往年冬至也要吃饺子、上坟，但从不知道这节气有祖父这一次语气里的隆重。
安葬了祖母，我查阅相关资料：这一天，“阴极之至，阳气始生”，古时它是计算二十四节气的起点，也是岁之计算的起讫点；这一天如此重要，仅次于新年，所以又称“亚年”；民间常说，“冬至如大年”“大冬如大年”。
祖母过了年，也到了冬，圆满了。愿她在天之灵安息。
2014年3月13日，知春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