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的大部分地面，为一层或薄或厚的黄土所覆盖。这黄土不是在当地生成的，而是在遥远的年代里一亿五千万年以前，从昆仑山上吹下来的满天黄尘，在这里囤积而成的。这决定了黄土层只是断层，地下水在黄土以7的岩石中。
有的高原上的黄土囤积达四五百米厚。换言之，这地方如果要打井，得打四五百米深，才能打到水。一这就是为什么陕北高原、宁夏西海囤地区、甘肃定西地区，一旦遇到旱灾，人畜饮水都成问题的原因。那地方或者根本无法打井，或者要打很深很深的井。
河谷和平原地带，地下水当然要浅得多了。
但这个“浅”，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随着地下水的大量开采，随着河床越拉越深，地下水是越来越深了。
记得我小时候在关中农村，我居住的那个村子离渭河有五百米远，那时河里一旦发水，井水就立即变成浑浊的了，从而告诉人们地下水的水位确实和河水是相关的。那时的井，一个井最多十米深就行了；现在那样的土井，早就干得底朝天了。现在用的是机井，得三四十米深。
陕北的楡林地区位于毛乌素沙漠南沿，这里的治沙工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联合国誉为人类改造沙漠的个杰出典范。榆林治沙的成功，主观的原因是这里的人民辛勘劳动的结果，客观的原因则是这里的地下水位离地表只有两三米。也就是说，饥开沙子，挖个坑，水就出来了。
而别的沙漠地带则不行，树木在那里根本无法成活，因为水位太低。还因为大部分都是盐碱水。
不过在世界最大的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新疆水文地质队向我们报告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这片大漠下面，是一个淡水湖。它的储量相当于长江一年的流量。
这消息叫人振奋。以色列人在干旱的沙漠中成功地生产出了粮食。有淡水，有钾肥，有充足的光照，便可以进行无土栽植。这叫“以色列农业模式”。这个模式完全可以用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里有地下水，抽出来就是了；这里的近旁是罗布泊，罗布泊有取之不竭的钾盐；而新疆的阳光更是灼灼烤人。
以上谈的是大西北的水资源，我们对天上的水，地面上的水和地6水，来了一通宏观的扫描。这番扫描所得出的结论令我们沮丧和恐慌，大西北的缺水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
若说整个世界在闹水荒，整个中国在闹水荒，那么，大西北的水荒已经到了危及人类生存的地步。或者换言之，人类已经几乎在这块干地上无法生存了。
七十多年前，埃德加，斯诺在踏上陕北高原以后，就曾经感慨：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
今天的大西北，较之斯诺当年所看到的情景，又干旱了许多，支离破碎了许多。查查大西北各地的地方志，你会感慨地发现，大西北的历史，一半是饥饿史，一半是战争史。“天下旱，乡民易子而食”“城破，血流飘杵”之类的话，不绝于耳。
啥叫“易子而食”？就是人们饿得眼睛发绿，要吃人了，可是又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于是互相交换着吃孩子。
那是怎样的一幅悲惨图景呀！
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最近的发生是在1929年，即民国十八年。发生在陕北，发生在甘肃陇东，志书上有记载的。
明朝崇祯年间的那一场大旱导致了斯巴达克式的陕北英雄李自成的揭竿而起。
民国十八年的那一场大旱，据说要严重过崇祯年间大旱。我查阅陕北各县县志，各县县志对那场大旱有着触目惊心的描写。可以说，革命在陕北的风行，刘志丹、谢子长组建红军武装，实行革命割据，与这场大旱有直接关系。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则记载了甘肃陇东大旱的恐怖情景。他引用的资料应当说是权威的，因为那是国民党官方报纸上的说法。资料说，在大旱中，甘肃境内人口死亡率达到六成到七成。
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死亡了。我们能想见那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恐怖景象。
民国十八年大旱中，陕西关中平原上，人口也大面积地死亡。前面提到的那个曾造就了八百里秦川沃野和帝王都西安的郑国渠，因为年久失修，也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了。因此这一带人死亡得更多，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以致后来泾阳三原有一个县令，是山东人，从山东家乡唤来大批移民，以补秦地之空。这些移民还形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山东庄子，散布在关中平原、渭河沿岸。着名电影导演吴天明，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陈爱美，还有我的夫人，都是这种从山东庄子走出来的人。
后来国民党政府有个水利专家叫李仪祉，留欧归国后主持修铁路，修桥梁，在这场大旱中又回到他的家乡来整修郑国渠。经过整修的郑国渠后来易名“泾惠渠”，现在还是关中平原上最主要的灌溉设施。李仪祉的墓园在郑国渠渠首一个叫张家山的地方。
经历过民国十八年大旱的人，现在还有许多人活着。活着的老人们，一提起那一场西北大旱，都会谈虎色变。人们将那一场大旱叫做“民国十八年大年馑”。
1995年和1996年上半年，大西北地面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下雨。这样便就有了一场大旱。媒体报导说，这次大旱要超过民国十八年那场大旱。
所幸的是由于政府的呵护，群众的抗灾自救，这场大旱没有死人。
《兰州晚报》的资深女记者，一位姓王的刚刚退休的总编告诉我，她曾经采访过定西大旱的情景。
她说，天不下雨，河流全部断流，水井干涸，定西黄土高原上几十万人以及他们的家畜束手待毙，眼见得民国十八年那一场情景就要重现。这时，政府组织拉水车，日夜不停地从兰州的黄河里向定西运水，救人救畜。
她说当拉水车在定西高原奔驰时，成群的乌鸦像云彩一样军在汽车上面。干渴的乌鸦群不时俯冲下来，用嘴去抢拉水罐里溅出来的水花。
这位女记者说，这幕恐怖的景象后来时时出现在她的梦里。
今年口㈣年，媒体说，中国的中西部遇到了一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旱灾。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呢？我听明白了，它的意思是说，这场大旱要超过民国十八年和1996年那两场旱灾。
我居住在西安，西安这地方要好一点。我不知道东边的河南和西边的甘肃已经旱成什么样子了。前几天有个《南方周末》的记者到我家里来，他刚刚采访完河南的早灾，告诉了我那里河流断流土地龟裂的情景。
今年春天刮过好多次的沙尘暴，且一次比一次猛烈，简直是飞沙走石，遮天蔽日。看来，北中国地面，的确干旱得厉害。
北方是悲哀的！悲哀的北方呀！
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不要说进取、发展和积累财富这些字眼了，人类能够吃饱肚子，打发自己的一日三餐，能够不至于在一场接一场接踵而至的年馑面前饿死，能够延续香火，延续人种的生生不息，就是叹为奇观的事情了。
千年纪交际之际，我曾经为报刊写过一篇《我为人类祝福》的文章。我说，在北方，生存本身就是一场苦难，每一个人一旦呱呱落地，他就肩负着一个苦涩而庄严的使命，这使命就是如何使自己活下去。
我还说，在陕北，每当新生儿过满月时，闻讯而来的说书艺人会为他祝福。那祝福词叫“猪娃头上还顶三千粗槺哩”！这话是说，既然这生命来到人间了，他就自己带来了自己的口粮，他就有生存的权利。
前一向，我到网站聊天室去过一次。当一位网虫问我，是不是因为西部大开发，我才写这些西部题材的作品时，我回答说“不是”。我说：“即便没有这个西部大开发，西部人也照样要活，西部的作家也照样要写作，是不是？”
而当另一位网虫朋友信口说出“西部太穷了”的话时，我有些恼怒。那时已经晚上八点了，我还没有吃饭，正饥肠禳辘。我说如果你是在打着饱嗝说这句话的话，那我将不能原谅你。当我从西部的土地上经过时，人类的苦难的然而又是英勇卓绝的生存斗争，总令我肃然起敬！
我说的是真心话。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感情。我还没有学会做作。
这几年，在我的大西北游历中，足迹到处，接触到许多官员。在和我的采访谈话中，他们谈的最多的话题是水，谈的最重要的话题仍然是水。一旦接触到水这个问题，他们立即会掰起指头，如数家珍，为你介绍该地区的水的情况。一圈采访下来，我的记事本上满纸是水。
陕西的省委书记李建国谈到二十一世纪，陕西农业上新台阶，谈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谈到陕北堪称伟大的山川秀美工程，谈到陕北的窖、关中的井、陕南的塘。
宁夏的区委书记毛如柏谈到龙羊峡，谈到刘家峡，谈到青海的固海扬黄工程，谈到移民一百万。开发二百万亩荒地、投资三十个亿的“一二三”工程。宁夏的西海固，是天底下最苦瘠的地区，宁夏人采取了三条措施，实现脱贫：一条是引来黄河的水，这叫固海扬黄工程；二是打旱窑，修梯田，盖地膜；三是移民吊庄：搬出一户，宽松两户，富裕三户。
甘肃在水的问题上，先行了一步。他们前几年就搞了个很大的工程，好像是将洮河水引人干旱的定西地区，这工程好像叫大秦工程。我们去时，他们的另一项巨大水利工程正在实施，即打通祁连山，引来黑河水，进人金昌市。那个山洞已经打了好几，了，打洞子的工人告诉我们，还得再打三年，才能将祁连山打通。
青海的省委书记白恩培，对长江源和黄河源的生态环境十分重视。他谦逊地称这里是“中国水塔”，是为下游服务的，我们要对这个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青海也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移民工程和沙漠草原改造工程，青海湖的治理也正在着手进行，恕这里不一一赘述。
新疆的区委书记王乐泉，最引以为得意的是新疆的改水工程。这项工程令维吾尔族老百姓结束了世世代代吃涝坝水的历史，而开始吃上了洁净卫生的自来水。我们在南疆重镇和田采访了一户维吾尔人家，长胡子的维吾尔老人一提起这件事，就赞扬共产党伟大。李瑞环曾到过他家，考察这个改水工程进入农家的情况。老人拿出他和李瑞环的合影让我们看。
我想我该结束这篇长文了。
在这令人窒息的空气中，我呆了这么久，连我自己都感到压抑，感到无助，感到无奈，我有一种想尽快逃离的感觉。就像一个人行进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时的感觉一样。
一位叫陈明勇的年轻地质学家告诉我，在三亿五千万年以前，正如中国的东面有一个太平洋一样，在中国的西部亦有一个大洋，它的名字叫准噶尔大洋，现在的新疆的大部分，现在的中亚五国，那时正是这个大洋的洋底。后来大洋浓缩成海，叫蒲昌海，后来大海浓缩成湖泊，叫罗布泊。1972年，罗布泊完全干涸，变成现在的盐翘沙漠地貌。大西北真的曾经有个海吗？
我们真的都曾经是海边的孩子吗？
望着莽莽苍苍的大西北，满目疮痍的大西北，干旱的大西北广滴水贵如油的大西北，我不敢想象。
今晚上让我做一个梦，梦一梦那曾经有过的大西北的海。
沧海万斛，余仅取一粟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