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放高产卫星的县，干部有被撤职的，有被开除党籍的，有坐大牢的。上面下令开斗争苏桦的会。发动几个月，没有人讲话。大家本来都想不通。如今消极话不敢说，积极话说不出。人人自危，互相回避。迎面相遇，说句你放心，就尽在不言中了。
然后又一个文件，把苏桦从十二级降到十三级，调回合肥，停职反省。正好省委办公楼出现一条反动标语。这条反标是写在撕下的书页上的。苏桦自然是重点怀疑对象。公安厅搜查苏桦那屋，发现苏桦借阅的书中，有一本少了一页，正好就是写反标那页。但是反标的字迹又分明不是苏棒的，而且苏桦分明是被隔离起来的。省委保卫处长被限令一周内破此案。破不了案就处分你！处长大约怕破不了案坐大牢，从省委办公楼跳楼自杀。
苏桦在1962年得到平反。
我这次想好好问问他“文革”的遭遇。他不屑地说：“文革”，那是普遍的，那不奇怪。
再没什么想说的了。
但是我知道，苏桦和梅大姐在战争时期就开始记的，每天行军多少里、路过多少村庄都有记载的几十本日记，都冲进马桶里，塞进煤炉里，飘进烟囱里了。那时6月里梅大姐给他送棉衣裤，为的是他被拉到野外跪石头时好坚持一些。梅大姐上下班故意从关着苏桦的窗下骑车而过，按响车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让苏桦知道自己很好。于是一只空墨水瓶从楼上飞下来，里边有苏桦给她的纸条。我这次问梅大姐，苏桦怎么能知道这叮铃铃是她向他发出的“电波”？梅大姐稍一愣，她那小圆脸像熟透的甜瓜似的一歪，笑道：跟着感觉走！
十
有人说，苏桦一辈子不嗜烟酒，他得癌症很感意外。有人说，他这人不工作就要了他的命。
那么，他到底因为什么得的癌症？是工作过累，还是几度不让他尽情工作？
十一
文章写到这里，电话铃响。苏桦的秘书小龚从合肥打来的长途：苏桦已于昨天（8月15日）十八时五十七分去世。
这几个字像利箭一下下直接射在我的肝区，肝部阵阵疼痛。明知他来日无多，但还是想不到这么快。7月11查出病，8月15日就去世了！没有什么遗言。只是说，关于他的治疗，不要责怪任何方面。
放下电话。发愣。明白苏桦是去世了。
我写这篇文章，仅仅是为了给他看。现在，就用不着赶写了。
又想到梅大姐，想到死去的和活着的，想到上天的和入地的，我还是要把文章写完。
十二
小龚在长途中说，15日当晚就把苏桦家的一间屋布置成灵堂了。我说是不是楼下那间厅？他说是的。
这间厅，我感觉中是四面洞开的。我问为什么一直不关大门？说是因为来家找苏桦的人太多。老部下、老领导、老根据地的人、战争年代帮助过他的老乡、老乡的子女、子女的子女。第三代拿着爷爷奶奶的信来看苏桦。来合肥结婚的，买服装的，买家具的，要找对象，要生儿子，要住院的。当然，更多的是来谈工作的。凡谈工作，梅大姐一律回避。此外，梅大姐就在这个几乎天天有人来吃饭的赶集似的家中，兼任十大员：招待员、服务员、炊事员、采购员、电话员、清洁员、护理员、通讯员、警卫员、保育员。数数，是不是十大员了？梅大姐又笑得两手撑着双膝，两腿跷了起来。她说她是苏桦的保育员。于是越发地笑得把小圆脸埋在手里。
自然有人劝苏桦是不是想法别让家里像饭店、旅馆似的。苏桦说别搞得鬼都不上家来，还怎么联系群众、了解民情？家里门铃常响。全家不得安宁。换一音乐门铃，客人进了屋音乐还方兴未艾。再换上老式门铃，揭去铃盖，吱吱吱的，声音是低了一些，还是神经战一般。于是干脆取缔门铃，家门大开，任何人都可以破门而入，晚上十点才关门。有一天夜里十一点，居然有人翻墙而入。因为是从外乡来的，第二天就要离开合肥，只有今晚可以找苏桦谈谈了。噢，快请，快请。
这次苏桦住院，叫家里人尽量不让大家知道。然而亲人之间是有感应的。苏桦的广大亲人们还是从各地赶来了。一个从前邻居的小孩，四次端了甲鱼汤送到病房。这邻居是工人，四个孩子，家境困难。苏桦是素来把自己的生活水平向低处拉平的。一个以前给苏桦开过车的司机从安庆送来两箱汽水。一进苏桦家，泪水如汽水一样直冒。苏桦工作过五年的安庆石化厂的老职工纷纷要来看望他，只好派出代表。当年石化厂党委书记苏桦口袋里装着该厂五个工地的饭票，走到哪吃到哪，和工人一样排队买馒头、萝卜。这个厂令人咋舌的效益带来了令安庆市民咋舌的奖金，一直评一等奖的苏桦一直没拿过一分钱的奖金。
安庆市来的人更多一些。1980年苏桦任安庆市委书记。照例有人向“新官”反映旧矛盾。这个人怎么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怎么啦。苏桦说以前的事不跟你纠缠，过去的纷纷争争到此为止。来谈纷争的，不听；来谈工作的，都听。苏桦现在的司机老陈说，苏桦从来不议论人，从来不整人，从来不欠人债。
有位工程师从大连赶来。我想起1987年12月24日，我又一次在安庆参加一个集体经济方面的会。那晚我正在宾馆苏桦的屋里聊天。很晚了，进来了几个合肥的或安庆的高级工程师，都是以前苏桦在淮南化肥厂或是安庆石化厂工作时的技术人员。一个，60年代初就打入党报告。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又入党难了。他写过十几份报告。后来，遇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又遇上一个苏桦，于是入党。另一个，1954年交通大学毕业，入党。1955年所在单位发生一起政治事故，怀疑到她，开除党籍。到1956年，事故排除了，可以考虑恢复党籍。但不巧领导易人，一拖二十几年。苏桦知道后，经常约她到自己家里谈话，吃饭。1980年她解决了党籍问题。她说：“从1955年到1980年，前后整整二十五年！使我想起莫泊桑的小说《项链》。”
我想起一句俗话：尽尽人情。
十三
今年，1989年6月27日，苏桦出差赴京。省公安厅找到列车长，叮嘱搞好保卫工作。当时距苏桦肝昏迷查出晚期癌症，只有十四天。苏桦上车厢时已走不上阶梯，是小龚推着他慢慢地迈上去的。苏桦那节软卧车里，有一位科技大学的教授。旅客与旅客之间，相逢何必曾相识。自然攀谈起来。这时车长来了，说正好有一个空着的包厢，请苏桦搬到那边去，清静一些。小龚知道言外之意是安全一些。小龚也说，苏桦身体非常不好，调到单间包厢，可以休息好一些。然而苏桦不搬，说是和科大鄢教授已经认识了，已经谈得很好了，就住一起吧。
其实，梅大姐为了保证苏桦睡好，早就让他一人睡一屋。小龚明白，苏桦是怕搬到另一包厢的话，万一那位教授误以为自己不被信任呢？
那一晚，教授舒坦地打着呼噜。苏桦老是坐起，根本不能入睡。第二天清晨，睡足了的教授吃早饭去了。小龚问苏桦：昨晚你没怎么睡吧？苏桦只笑笑。小龚说：他打呼噜太厉害了。苏桦说，没关系。到北京后补吧。
然而，再也补不过来了。
十四
苏桦病床边，有一只小录音机和一盘他喜爱的录音带--古筝独奏：高山流水……
十五
我在合肥老是问：苏桦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我比较相信苏桦司机老陈的回答。他说苏桦住院头两天老问怎么找不出病因？后来真查了CT后，他反而不阿检查结果了。那就是，他明白自己得了绝症。
十六
那天我向苏桦道别。我得回北京了。我望着变瘦发黑的苏桦，视像中叠影着他以前的形象：他高大的身材和过小的衣衫，宽阔的额头和细小的汗珠，新鲜的视角和陈旧的眼镜。1984年省里干部统一检查身体时，医生看着他的脑电图，惊讶地发现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同志头上，依然有一个年轻人的大脑。
苏桦卧在床上，握着我的手，笑得眼睛闪亮着：“问你妈妈好！”越发地笑着，闪亮着：“问刘梦溪好！”我一震。苏桦每次见我，总是问候我妈妈的。这我也习惯了。但，我结婚才一年多，这期间我丈夫刘梦溪只和他见过一次。怎么就记住了梦溪的名字？他心里装着多少人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