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革命倡导活的文学，以建立白话文并明确其在新文学革命中的主导地位，这既是一场恶战，也是一场速胜战。文体革命顷刻之间颠覆了数千年的封建体系对国人精神思想的覆盖。这虽说是一种焦躁心境的体现，但因为白话文的出现，中国人可以“暂时”地把那一整套的封建思想体系放置一旁，而从新文体所构筑的新世界中思维和运作这点看，其意义不仅巨大而且深远。
基于上述，可见文体革命体现了毫不妥协的反封建的彻底性，它的建立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工程。其最直接最显着的结果是出现了两个符码系统：人们可以把旧系统弃置一边（尽管不能断绝它的影响），从而完全自由地在自己建造的新系统中生活。
这使数千年受到语言强加和暴虐的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思维的自由和快感。这种以快速反应的方式弃绝和排除传统影响的行动，是“中国式的”，也是全面颠覆传统文化根基的巨大反叛。
事实就是这样：当白话新诗出现时，全部文言旧诗便从人们的文化视野里“消失”了。这种“消失”也可以说是“消灭”--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无论如何，人们可以尽情地、自由自在地去做他们自己选择的“新诗”，而从思想上对旧诗加以消解。当白话文成为一种新的沟通、交流手段时，由文言构成的一切也就自然地成了“历史”。小至公文写作，大至科举制度，文言都无可奈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白话文的创立导致了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决裂。手段的创新和变革，使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可能得到表达和充分的装填。这当然意味着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占领。“五四”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时代，它所创立的新文学作为一个不同于以往几千年的旧文学，其表现手段以白话语体代替文言古文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和伟大的成功。以上所述，是形式和手段上的革命；在文学的内涵上，区别于以往的传统古文学的，是“五四”引进和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建设性内容，这便是“人的文学”的提倡。“人的文学”是一个最富革命性的命题。
与“人的文学”相对立的是“非人的文学”，或曰“吃人的文学”。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旧文学的内容是非人的占领和统治；旧文学窒息人的本质和生机，从而使人成为非人。人从神权和皇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人的自觉和人性的解放是对于非人非我的勇敢否定。《新青年》杂志创刊以来就不遗余力地倡导人的精神：1918年6月出版易卜生专号；1918年12月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和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五卷六号刊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这是一篇关于新文学内容革命最具实质性的宣言。它明确主张“人的文学”而反对“非人的文学”：“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胡适称周作人此文是一篇“最平实的伟大宣言”。朱自清则认为它传达的是“时代的声音”，这是“五四”提出的新时代的理想精神。《新青年》的一班朋友在当年提供这种冲淡平实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也颇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然而，当我们提倡那种思想的时候，人类正从一场非人的血战里逃出来，世界正在起一种激烈的变化。
“人的文学”的提出，其意义不限于文学自身，还包括了对思想、精神、文化的历史性反驳，即对“非人的文学”以及造成这种文学的环境的大胆质疑。它对世界新文化精神的适应一下子就使自己达到当时的思想高度。人的文学的提倡，其表面层次是对于数千年非人统治的背叛，以及对于非人生存状态的反抗；但它提倡的深层含义及它最精粹的部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提出，以及它所希望造成的“个人解放”的时代，无疑地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争取新文明的总格局。
六、现代文明的盗火者
从思想革新到工具革新、由思想解放到个性解放这一综合过程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成果。前已述及，这一切均受到了百年忧患和梦想的潜在影响和决定。这些因素给新文学革命以活力。
这无疑是当年先驱者赋予新文学的充满现代色彩的品质。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不断提醒和强调中国现实的和历史的原因所给予新文学革命推动者们的精神启示和思想营养。在中国感到了自身的衰废而谋求振兴之时，中国的求医心境只能把希望的目光转向域外。因为在当时的探求者心目之中，以孔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仅未能拯救民魂和重新铸造中国的品格，相反，它们不啻是麻醉剂使民族沉沦。当人们把批判的目标指向传统的时候，对于外面世界的兴趣就成为主要的甚而是唯一的了。
需要重视的是文学革命一开始就体现出来的开放意识，即盗取世界现代文明之光从而烛照东方旷古黑暗的致力。在新文学运动中以丰硕的创作实践以及以才智之光在运动中起积极引导作用的那一批人，几乎都是世界文明的盗火者。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先后出现的几批人中，最先的一批由被叫做留学生的人们构成，是当时留学西方及日本，接受世界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那一批人。
由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书，内容涉及的中国作家简直就是少有遗漏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名录。小说方面：鲁迅、许地山、茅盾、郁达夫、王统照、老舍、废名、沈从文、艾芜、巴金、施蛰存、张天翼、路翎；诗歌方面：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冰心、蒋光慈、冯至、戴望舒、艾青、卞之琳、何其芳；散文方面：周作人、丰子恺、梁遇春；戏剧方面：田汉、夏衍、曹禺。内容涉及世界数十个国家，三百多位作家、诗人。他们由于置身其中，因此在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很少有阻力，而且也很少有东西文化冲撞的苦痛。当时的思想解放是无所顾忌的，以外来思想文化为参照，甚至是直接引用。他们以外国思想革命、艺术革命为模式，无拘束的自由奔放与那种历史重压下形成的超人的解放者或圣者形成对比。自由的、洒脱的、奔放的、没有唯恐失去什么的忧心忡忡的精神，使他们在当时西风吹飏之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如同迎接一次盛典，中国知识界在猛烈抨击死守国故的“遗老遗少”之后，显得是完全解放似的向着西方顶礼。他们在经过了“五四”初期激烈论战后，仿佛获得了胜利者的轻松，因此言行也坦率大胆。那时的口号就是“拿来”。从字面上看，仿佛那一切是现成的，只需一伸手即可拿来，拿来即可用上。鲁迅是说得全面的，“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
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鲁迅这篇叫做《拿来主义》的文章，其立论建立在批判旧文化的基点之上，他强烈抨击闭关之后的对于古董的弘扬：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做“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促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但我们没有人根据“礼尚往来”的礼节，说道：拿来！（见《鲁迅全集》，第6卷，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那时新进的人士都不讳言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和贡献。朱自清讲新文学和新诗的兴起时，论述其与西方文化传播的直接关系：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梁实秋说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的导火线：他指出美国印象主义者六戒条里也有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甚至新式标点和诗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国。而外国文学的翻译，更是明证。胡氏自己说，《关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而这首诗却是译的，正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梁实秋是其中把这种关系说得透彻而大胆的一位。他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中说：“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他具体联系新月派的诗明确指出：“新月一群的诗的观念是外国式的”，他们在《诗刊》上要试验的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来装进外国式的诗意。梁实秋认为现在新文学的全部趋势是渐渐地趋于艺术的讲究了，而“所谓诗的艺术当然是以外国的为模仿对象”。梁实秋断然说：“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好的，我们该充分地欢迎它侵略到中国的诗坛。”
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谈论一切问题都无顾忌。在一些看似片面的议论背后，恰恰说明了事实的某些本质属性。例如中国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便是。觉悟的中国知识界洞察了古文学与旧文化、旧礼教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到它对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的障碍作用，一批受到西方影响的人出于对其学术和艺术的了解而取作范式，则是可以理解也非常合理的。我们可以从新文学的设计、诞生、形成到出现较为成熟的作家和经典性作品这一过程中得到证实。
中国新文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凭空制作的。它当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有亲缘联系，历史和人为终将无法割断这种联系。它从中国文化母体中得到遗传和滋养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但在“五四”和新文学革命中，新文学将革命的目标对准旧文学也是深刻的历史必然。当人们决定推倒旧偶像时，忽略甚至无视那偶像的合理存在价值是自然而然的事。
事实是这一番“打倒”之后的重建毕竟有了辉煌的结果。这的确应当感谢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的大胆而果断的抉择和汲取。正是这种汲取触发了新文学的极大转机。西方思想文化精神的引入过程并不是一种取代，它在这片中国土地上必然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引入当然带来了震撼、警惕乃至敌意的排斥。
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遭遇带来的矛盾冲撞也自有一份深刻的苦痛，但结果却是积极的。即异质入侵母体生出了一种融汇和杂交的效果。终于出现了一个新的健全的渗透和结合。尽管新文学数十年来的实践未臻完满，然而却不能回过头来怀疑这一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在新文学发生后的数十年中，特别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40年中间，有众多的事实让人在这种怀疑乃至否定面前感到担心。面对外来文化时中国所具有的那种近于过敏性的警惕受到了村社文化心态的鼓励。这一切由于民族主义和农民意识占据主流地位而使义和团式的排外倾向文化化。一种特殊心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结合，终于不仅使这一切心理歧向合法化，而且成为一种不易治愈的文化心理顽症。
每当社会和民族危机加剧，文化上的封闭倾向总借“弘扬民族文化”一类口号卷土重来。而它的攻击目标便是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明。这时候用以阻止人们接近的口实，便是百年来未有任何变化的“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罪名。近些年来，由于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化，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也随着国际关系的改变而不断改变。
这种随意的改变使政策失衡，也使文学的发展受到损害。即使在进入80年代的社会开放的形势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干扰也从未断绝。当经济上的国际交往不可回避时，中国将以何种态度面对前者，似乎有了相当宽松的姿态，面对后者至少有内心深处的疑惧甚至敌意却也不易消除。百年的隐忧并未消失。
尽管行政干预的力量仍然强大，意识形态依然有足够的可能性改变文化策略。中国文学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始的自觉反思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它向西方世界接近的自觉性。中国事实上已与世界处于同一体--除了那一道并不可靠的精神栅栏。从诗和小说到艺术的其他各个门类，十年间中国文学以飞跃的步子跨入今日世界的总格局，包括人们时常诟病的“诺贝尔情结”在内，都是事实上进入全球文学秩序的证实。
百年的焦躁和急切使它有可能排除非艺术的干扰而独自行事。尽管近十余年的社会动荡曾经不断给这种全球性文化交流以不良影响，但成熟的中国文学能够排除或绕过这种困厄而艰难地前进。时代和人民都在进步，反进步的力量事实上不可能改变一切。
七、民主精神与包容性
在五四运动科学、民主旗帜下形成的中国新文学，民主意识是它的精魂。这是由于“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倡导，以及对“人的文学”的呼唤，加上新文学运动对于外国文化的引进与吸收所形成的开放思想以及个性解放与个性主义的确立，快速生长起来的是艺术民主思想。平等的竞争，充分展开的个性主义，以及为社会的献身精神，都是民主思维的产物。这一思维赋予中国新文学以宽阔的胸襟和开放的视野，于是有了新文学运动初期那种此起彼伏和无拘无束的创造性和竞争精神。
最先偷吃禁果的那一班人，他们从奥林匹斯山上盗来了烛照中国封建长夜的火种，随后他们发现火种可能是疗救社会病变的药石。因此在鲁迅的小说《药》中，他把肺痨和封建戕害下的愚顽一样地视为中国社会肌体的病变，借此唤起民众的民主和文明觉悟便是此刻的药。
那时的人一门心思想拯救中国于封建的危难，宽阔的胸襟以及勇于前瞻的自信心与这个社会氛围相一致。除了少数封建卫道士以外，一般的人并没有后来人们那样的小农式的心胸狭窄。那时是很以玩弄古董、文物、国粹、闲适为羞耻的，也很怕自己与儒家孔学甚至旧诗发生什么联系。在强国新民这一大目标的指引下，学术、文艺上的兼容并包不仅是蔡元培治理北京大学的原则，而且也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共同品质。
周作人很早就提倡文学上的宽容而反对强迫的统一。他的立论基点在于充分重视文学的自由本质：
文学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亦为人类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当然是不同的。现在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去强迫统一，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实现了，这样文艺作品已经失了他惟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
如下的一段话是极重要的：
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条件。
这种宽容并不包括旧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