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浪战役后，我们妇女营随G军余部西进到一个叫四十里铺的地方。古浪一仗，共消灭马家军两千多人，我们也损失了两千多人。表面上看，敌我双方打了个平手，但这两千多人对于兵源充足的马家军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就在古浪战斗进行的同时，马步芳又源源不断地从青海调来了近八千人的队伍。而对于G军来说，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两千多人，占G军全部兵力的一半以上，且排以上干部牺牲的尤其多，光师干部就死了四个，加上没有弹药，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这时，西征部队全部集中在凉州、永昌一带。总指挥部驻在凉州城南的一个寨子里。就在部队稍事休整，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总指挥部忽然接到了中央的一道电令，要西征部队停止西进，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一带建立巩固根据地。后来听许山林说，为建立永凉根据地，总指挥和政治委员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吵得很凶。总指挥说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没有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应向中央说明情况，建议趁马步芳主力尚未到达河西走廊西段及肃州以西广袤戈壁大漠之时机，抓紧西进。政治委员却强调形势大好，说马家军基本被我击溃，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会上争论不止，会后他们两个又在总指挥住的破房子里围着炭火盆吵。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政治委员占了上风，政治委员是西征部队军政委员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接到中央电令的第三天，总指挥部就移驻到永昌县城。接着，就发表告全体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
在这一带我们差不多呆了一个月，这期间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抓了蒋介石。消息传到河西，全军上上下下一片欢腾，总部所在的永昌城像过年一样，放炮，唱歌，跳舞。总指挥部向中央发电报，强烈要求公审和枪毙不抗日的蒋介石。敌工部组织我们妇女营的人跑到城墙上，用喇叭筒子向围城的马家军喊话，我们对那些被西安事变弄蒙了头的马家官兵说：“你们的主子蒋介石已经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活捉了，你们还在这里为他卖命，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打日本！”田妹还站在城墙上对敌人唱自己新编的歌子，那歌编得有意思，我现在还能记得起来：
西安活捉了委员长，西宁吓死了马步芳。马家官兵给松了绑，掉转过枪口打东洋。田妹在东城唱罢了又跑到西城唱，她唱到哪里，哪里就飞出笑声，战士们情绪都很昂扬。城外的马家军先头几天摸不准形势，听着田妹唱歌，也咧着嘴笑，看热闹。但过了几天，大概接到了啥命令，我们喊话唱歌，他们就向我们打枪。我们不怕，你打你的，我唱我的我喊我的。连陈秋儿的胆子也变大了，田妹唱歌的时候，她也站在田妹旁边帮腔，都是四川人，田妹自己编的歌子，一般都套用的是民歌的调调，随着唱几遍，就会了。没想到陈秋儿唱起来声音细细的甜甜的，也好听着呢。
西安事变没有减轻马家军对红军的压力，在建立永凉根据地的那些日子里，红军每天都在打仗。在这一段时间里，红军在凉州西北的四十里铺、永昌东南的西坝、永昌以西的水磨关、永昌和山丹城，和马家军打了好几仗，共消灭敌人六千多人，永昌一战，还打下来敌人一架飞机。红军也由过河时的两万一千人减到一万五千人，战斗力大不如前。
当然，损失最惨重的还是我们配属的G军。刚到永昌的时候，还保留着G军的番号，没几天，G军的番号撤销了，余部分到了其他两个军。
宣布撤销命令那天，G军上下哭声一片。那天，西风很烈，雪很大，几步之外看不见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我们又奉命西进，继续打通国际路线。据后来采访过我的军事专家说，如果当时不停下来一直往前走，还来得及，但进到临泽、高台以后，又让我们停下来，重新建立甘（州）、肃（州）根据地。先后又是一个多月，这一下，彻底耗完了……
我们走与停，都与黄河东边的大形势有关。河东形势紧张时，就让我们停下来建立根据地，意在牵制河东敌人，必要时做出东返策应河东主力之势；河东形势缓解，就让我们继续西进，打通国际路线。
当然，这都是解放以后慢慢弄清的。
这没有啥，河东河西的红军加起来才是全局，才是一个整体，每一步棋咋样走，上面得从全局考虑。
当时可是我们弄不清，总部领导也弄不清，一时西进，一时东返，一时又要就地建立红色根据地，弄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总部整天在开会，分析情况，争论不少。听许山林说过，有一段时间，总指挥和政委一碰面就吵架。当然，最后得听政委的，最后的决定权在他那里。
我们基层干部战士啥也不知道，上边走就走，叫停就停。有时候也发几句牢骚，但对上边从来没有怀疑过。在我们心目中，上级永远都是不会错的。
许山林因为古浪战役指挥失误被撤职了。
他撤职不久，我碰上过他。是在四十里铺。那天早晨飘着小雪，我去征粮的时候，他在我的身后喊住了我。
我回过头去，看见他站在一个小泥屋的门前，神情显得暗淡。他的头上缠着纱布，那是在古浪受的伤，弹片在他的头上划了个大口子。当时给他裹伤的是毛丑女。毛丑女说他血流得很多。
我看见他就朝他走过去，他也向我走过来。隔着两三步，我们都站住了。那时我们心情都不好。
“你的脸色不好。”他的眼睛在我脸上停了一会儿说。“你也一样。”我说。
“我被撤职了。”他说。我说我听说了。
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就分手了。
他走的时候我感到有点委屈，那时候我刚刚在冰天雪地里生了娃娃，他怎么连问都不问一声。我不知道他怎么那么粗心，怀娃娃生娃娃，我身上发生的变化他咋一点都看不出来？我也没有跟他说。
为啥？
我想着他应该问一问我。他不问，我有啥说的呢？你问我生在风雪里的那个娃娃？
他没有死。
没想到，我在古浪到永昌路上生的那个娃娃竟然活了下来，真没想到。
当年走出那个小土屋的时候，我认定娃娃肯定没命了。天那么冷，虽然裹得还算严实，但风雪太大。河西走廊冬天的西北风像刀子，能杀死人。不过，最担心的还是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走进那个房子。在荒滩野地里，那个土房子孤零零的，又是大风雪天，有谁会在这样的天气里出来呢？有谁会发现这个小房子呢？要是没人来，娃娃撂在这里用不了几个小时，不饿死也要冻死。
那天夜里的风雪不知咋那么大，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再也没有碰上过那么狂那么野的大风雪。西北风呜呜地叫着，像有无数只狼在吼叫；从天上落下来的不是雪花，是雪片子，大的有巴掌大，被西北风刮得蹿上舞下，迷乱一片。天地间混混沌沌，只能看出去四五步。我硬是被同志们抬到了担架上。我这是第一次坐担架。
起先我不肯。我这个人皮实，过草地烧得迷迷糊糊也没坐过担架。许山林看见我一走三晃的，问我为啥不上担架。我说我躺不了担架，上了担架就想吐--其实我是骗他呢，我没上过担架，哪里知道睡担架的滋味。许山林信了，就派他的马夫来，要搀着我走。许山林这时候用不上马夫了，他的马在过草地的第一天就让他枪毙了。你猜得对，枪毙马是为了吃马的肉。没办法，那时候部队已经绝粮了。听马夫说，马是许山林亲手打死的，马夫说跟了许军长多年，他第一次看见他流眼泪。马肉他没有吃，他说夜里做梦，梦见了那匹马看着他一直流眼泪……看我，又说到哪里了。
见我不肯上担架，欧阳兰说，你不上担架我们就不走，欧阳兰平时比较温和，我从她脸上能看出她真的动了气，她说出来就能做到。大家也都那样说。我怕继续在这里耽搁时间离队伍越来越远，拗不过她们，只好上了担架。但是一出门就知道在这样的天气里，抬着担架根本就没法走路。别说几个姑娘，就是专门雇的担架员，也没有办法。我们要往西走，正好是西北风，逆风走，单个人走，还得把身子弯得低低的，才能勉强挪动，走三步退两步。抬着担架，只能在原地打转转。我坚持要下来。看到这样子，大家没办法，只好依了我。
我们走出那个屋子没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了娃娃的哭声。风声太大，娃娃的哭声忽隐忽现，显得很小。
陈秋儿抓住我的胳膊说：“营长，娃儿哭了。”我没有说话。
陈秋儿又说：“我回去抱来。”
我没有说话，紧紧抓着她，只顾埋头向前走。我的头里头空空的。眼前只有茫茫的风雪。真的没想到，他还能活下来。
他用的还是欧阳兰给起的那个名字，西北。抱走他的人姓何，他户口本上的名字叫何西北。
西北今年也快六十了。
前年，也就是一九九三年，我还见过他一次。那年有哪个电视台的人找到我，说要拍当年红军远征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的电视剧，要我领着在打过仗的地方走一走。走到柳园，我们顺道参观了一下敦煌，在月牙泉边，我见到了他。
他在那里拉骆驼。
那天，电视台的人就给我雇了一峰骆驼，他们不坐，年轻人，说说笑笑爬沙山，热闹。拉骆驼的显得消瘦，戴着一个破草帽，好长时间没刮过脸了，络腮胡子已经花白，看上去年纪在六十上下。他不爱说话，扶我上骆驼的时候，小声说了一句“坐好，甭怕”，就拉着骆驼上了路。后来就不再说话了。
那时是夏天，我骑着骆驼爬鸣沙山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红得像个大火球。有一点风，吹到脸上舒服得很。驼铃丁丁当当地响着，我坐在骆驼上一摇一晃的，像坐在船上，漂在水里，舒服得很。一面沙坡上，红男绿女们大人娃娃们手里提着鞋，光脚插进沙子里，大声吆喝着，嬉笑着，互相招呼着往山顶爬，我不由想起了当年我们爬雪山的情景，我觉得现今年轻人真是赶上了好世道。
拉骆驼的汉子在我前头一声不响地走着。我看见他不停地撩起衣襟来擦脸上、头上的汗，我有些坐不住了。我对他说，站住歇一歇吧。他说，不歇，不累。我说要不我下来。他说你下来咋办？一步也挪不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直在走路、擦汗，没有回头。看着满世界的沙子，我想也是，我是老了，不服老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