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他写信告诉我的。他的信由一星期一封变成了一个月一封，文字依旧简洁，字里行间不见忧伤，只有贴心贴肺的惦念，细致入微的关爱。每次看完信，我总要默默地流一阵泪，似乎成了习惯，泪一流出来，绷紧的筋骨松开了，忧伤得打了结的心不再发疼，那一天就是我身体最舒服的日子。
我走进校园，几番打听，找到了他住的地方。是一幢简陋的五十年代的筒子楼，屋顶和墙面已经发黑，窗户的外栏上结着密密的蛛网，寒风之中，蛛网剧烈地抖动着，边缘部份却紧粘在木栏上，像一把张开的伞，牢不可破。
楼下有几个孩子在一张低矮的水泥台上打乒乓球，靠墙还站了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花布衫，头顶上扎着大红的蝴蝶结，手指含在嘴巴里，眉头紧皱，眼巴巴地看着那些玩耍的孩子，神情孤僻而戒备。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眼就认定她是那个领养的小女孩。她有跟他妻子很不一样的过早成熟的神情，却有着非常相似的娃娃脸。
果然，不一会儿功夫，他妻子从楼里走出来找孩子。他妻子面庞浮肿，蜡黄，走路很慢，摇摇晃晃，一看就是那种病入膏肓的人。但是她的眉眼是笑嘻嘻的，神情很放松，姿态也安详。她看上去很满意现在的状况，连招呼孩子的声音都是柔柔的，细细的，不慌不忙的。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从一条大路上向这边拐过来。我不等他发现我，逃一样地离开了，混进了一群背书包去教室的学生中。
我没有看清他的脸，因为我不敢看。
骆京生逼着我上街买衣服。他扯着我身上穿的一件咖啡色薄尼龙面料的拉链夹克说，你这穿的是什么呀？跟张纸一样，一走路哗嚓哗嚓响，像街上的……那个一样。他忍住没说出那个尖刻的词，可我明白他想说的是“小流氓”。那时候，很多自以为是的北京人都是这样，把时尚一点的年轻人称做这个那个，总之是看不入眼。
我买这件款式和面料都很超前的拉链衫，花了五分之一的月工资。事实上我穿它很合适，它把我整个的人衬托得挺拔而帅气，甚至有一点像模特。但是骆京生不喜欢。他很怪，不愿意看到我身上有任何化纤面料的东西。他喜欢纯自然，喜欢原始和野趣。
我不想在这样的小事上让他不开心，同意买一件新的衣服换下身上的这一件。我可以把这件衣服寄给我妹妹，虽然她长得太纤弱，穿这种风格的衣服未必很协调。
我出了门要找往王府井的车，又被他取笑一通。他说外地人才是出门就奔王府井，我们最好去西单。我说那好吧，我们去西单。
相处了一段日子之后，骆京生身上的这种刚愎自用开始让我不舒服。而且我们的很多趣味相左，他崇尚的事物未必是我的最爱。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些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比如老房子，古董，字画，瓷器，扎染，布鞋，中医，等等。他却着迷，不厌其烦地寻找，拍照。他身上也有一种自恋，跟唐仁的自恋不同，他沉迷于固有的习惯，不接受现代工业带来的方便、快捷、前卫和金属感。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能够继续相处多久。从前我和唐仁的关系，现在颠倒过来了，我成了他，唐仁成了我，我被他关照得像一个傀儡，事事处处都要按他的意愿办事。这样的状态，有时候令我舒适慵懒，有时候又令我愤怒忧伤。我对我自己也无所适从，不知道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最需要的一个不能得到，其余的便都是摇摆，彷徨，犹豫，可行可不行，可有可没有。
他在西单商场给我挑了一件藏青色的卡其布列宁装。我哭笑不得。满大街的北京女孩穿的都是这种衣服，我不知道北京人怎么会对列宁装情有独钟。而且这种过时的卡其布，穿久了会走形，洗几次就掉色，一点都不经济。
他怂恿我当场穿给他看。我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怎么都觉得别扭。我是南方女孩，缺少北京姑娘的泼辣和大气，穿列宁装不可能穿出气派和风格。犹豫良久之后，我还是脱下衣服，还给营业员。
他对我发了脾气，又一次扯着我身上的尼龙拉链衫，说我穿的这是什么呀，跟张纸一样，还亮闪闪的，就像那个……那个……他胀红了脸，嘴巴里含着那个想说又不能说的词，憋得额上的青筋都要暴出来。
我一言不发，扭头就走，让他一个人对着空气发火去。
他傍晚就过来了，敲我宿舍的门，小心翼翼，不像他一贯的风格。
我把门拉开，让他进来。我想，即便我们分手，我也要跟他说明白，我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不等我开口，一把就把我抱住了，用热吻堵住了我的口。他一边吻我，一边含含糊糊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专制独行，限制你的穿衣自由，我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了，你不管穿什么都是好的，你是我眼睛里最漂亮的。
我靠在门上，忧郁地望他。我说，我们之间有没有将来？我又说，爱情是脆弱的，经不起几次风吹雨打的。
他赌咒发誓，说他再也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然后他拿出带来的水果，到公用盥洗室去洗干净，殷勤地为我削皮，强迫我一块接一块地吃。他才说了不会把意志强加给我，转眼就在吃水果的问题上旧习重来。
我也许会习惯了他的专制，在他面前慢慢地养成奴性。
爱情也是会培养奴隶的吧？
跟骆京生父母初次见面，我为买什么样的礼物费心劳神。我每月的工资五十多块钱，扣除伙食费，再添置一些衣物用品，所剩无几，不可能买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他让我不要买，他父母是部队干部，不讲究这一套。可我觉得我不能空着两只手上门，我们家乡没有这样的规矩，母亲日后要是知道了，也会怪我不通人情。我缠住他，要他对礼物的事情做一个提示。他挠了半天的头皮，才勉为其难地说，要么，买几本军史一类的书吧？他父亲好研究这个。
我冲到西单和王府井的书店，到处搜寻，一共买到了六本，包括一本二战史，一本苏联国内革命战争史。我用单位里节日扎花用的深蓝色蜡光纸把书包扎成一个礼品包，找一条金黄色缎带系出一个漂亮的蝴蝶花结。我得意地拿给他看，一心要得到他的夸奖。他瞥一眼，十分惋惜地说，浪费了，你根本不明白我父亲这个人。
后来的事实是，我果然不明白他父亲。我们进门之后，老头儿用手指着我放在茶几上的漂亮纸包，眉头皱皱地问：是什么？花里胡哨的？骆京生告诉他，是我买给他的东西。老头儿狐疑地看看我，裤袋里掏出一把军用小刀，在纸包上捅一个口子，嚓地挑开，看见那几本书，神情马上柔和许多，抱着书上了楼，吃饭之前再没有下来过。我精心挑选的深蓝色蜡纸，那朵金黄色缎带扎成的蝴蝶结，垃圾一样被弃置在茶几上，最后还是由我收拾起来，揣进我自己随身背着的书包里。我舍不得让这些漂亮东西就此作废。
骆京生的母亲从始到终稳坐在沙发里打毛线，好像打的是一条米色围巾。她挑针运线的速度很慢，手上没有连贯的动作，平均半分钟完成一个过程，可见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消遣。我进门的时候，她没有舍得从沙发上起身。我告辞离开的时候，她还是不肯起身。她就像一个腿脚不便的残疾人，只能终日瘫在沙发上生活。但是我坐在她的对面，回答她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时，她盯着我的脸，看得很仔细，连我脸上的任何一个神情都不放过。她最后对我下了这样一个结论：“你的眼睛很聪明。”
骆京生还有个妹妹，长得跟骆京生同样三粗五大，穿一件没有帽徽领章的军上衣，楼上楼下来来回回地跑，不知道她忙些什么。有时候她把楼上的门打开，我听到从她卧室里传出来邓丽君的带颤音的歌声，是用那种最时髦的日本产四喇叭“三洋”录音机放出来的。她只在我进门的时候，站在楼梯半腰居高临下地看一看我，问了她哥哥一句：这就是你的女朋友？然后她就再没有跟我说话，进来出去对我视而不见。我不知道她是因为出身高贵而瞧不起人，还是天性就是这样粗疏随意。我认为以她这样的长相和脾气，她将来要是想找丈夫结婚，会比较困难。
饭菜是骆京生家的乡下保姆做的，我记得是很简单的四菜一汤：干烧带鱼，木须肉，西红柿炒鸡蛋，青椒土豆丝，榨菜肉丝汤。菜的口味除了咸就没有别的，比我母亲的手艺差得太远。他家里人丝毫没有为待客简单而表示歉疚，吃饭的时候也并不对我有什么照顾推让。老头儿是行军打仗的速度，我还没见他嘴巴怎么动，两碗饭就下了肚，然后筷子一丢，一声不吭地上楼。我看见他夹过两块带鱼，却没见他桌上遗下鱼刺，可见他是连炸酥的鱼骨头一起嚼碎咽下肚的。老太太吃得细巧一些，边吃边跟骆京生的妹妹议论隔壁一幢小楼里的事，好像是那一家的首长病逝，年轻的夫人想要改嫁，儿女们齐心关了她的软禁，诸如此类。她们两个人谈得非常起劲，老太太举着筷子，连饭都忘记了吃，一脸的义愤填膺，对那个要改嫁的女人非常不耻。她们完全忽略了我这个外人的存在。也或者在她们的眼里我的存在不足为惧，不构成对她们谈话的障碍。
只有骆京生不停地为我夹菜。他用目光示意我，让我赶快吃完了离桌。
饭后老太太让保姆端上来一盘表皮风干的东北苹果，要我自己动手削皮，吃。她有点像是要补偿饭桌上对我的轻慢。我客气地谢绝了她，说我下午还要回单位加班写一个材料，告辞出门。她坐在沙发上，对我微笑地摆一摆手。
我出门之后，骆京生从后面追上我，揽住我的腰，建议我们再去香山玩玩。我说我累了，不想再走路了。他笑着说，不是累了，是生气了。他说你不要为我的家里人生气，他们就这样，也不是故意的，没什么坏心。他还说，反正我们结婚之后也不在家里住。
我停住脚，转身望着他的眼睛，态度很激烈：我答应跟你结婚了吗？
他还是笑，不正面回答我的话，把我的腰揽得更紧，像是要把我抱着挟着往前走。
骆京生在报社里分了一间房，没有煤卫设备，但是面积不小，也敞亮，出门不远还有菜市场。拿到钥匙的当天，他骗我说是去看一个展览，结果把我带到了他的新房子里。他紧抓住我的胳膊，从门外的菜市场介绍起，一直介绍到这楼里的厕所水房怎么用，电费水费又怎么交，不容我不听，更不容我半路脱逃。最后他站到了空荡荡的房间里，以内行的口吻，描述了他近乎宏伟的装修计划：墙壁刷什么漆，窗户和门刷什么漆，地上铺什么颜色的化纤地毯，天花板装日光灯还是白炽灯，床、衣柜、写字台、书橱买什么样的，放哪儿最合适……他从背后拥着我，双手环过来绕在我腰上，下巴搁在我的右肩头，每说一句话，下巴的张合就把我的肩胛硌得痒，口鼻中热呼呼的气息把我耳后的头发吹得飘起来，来来回回拂着我的脸颊和眉梢。
亲爱的，你还满意吗？你有什么要做的指示吗？
他总是喊我“亲爱的”，喊得顺滑和自然。他嘴巴里说出这个词的时候，眉毛就会夸张地抬起来，眼睛虚着，脸上有一点坏坏的笑，因此我一直认为他这个昵称是半真半假，带着戏谑和玩笑，是对外国电影和小说里情节的仿作。他这么喊我，我从来不答应，我总是停下手里要做的事情，静静地看他，一直到他改口，喊我的名字。
他拥着我，催促我发表意见和看法。他说如果到了木已成舟我再说“不”字，那他就要气得跳黄河了。
无论他怎么催促，诱劝，哀求，我就是不说一个字。这房子是他分的，他怎么装修怎么伺候，我不想过问。我的人是站在这里，心却非常遥远，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和他的未来真正地联系起来。
一切都是游移和摇曳的，是疏离和暧昧的。也许在骆京生的心目中，我早已经是他的未婚妻了，他每天一下班之后就腻在我这里，跟我周围的邻居混得稔熟，跟我的同事也混得稔熟。他拿着我的饭盆去食堂打饭，用我的澡票去浴室洗澡，帮我处理一些小小的人事纠纷，甚至去见我的领导，征求他们对我的意见，请求人家多多地关心和关照我。只有成为我丈夫的人，才能够这样毫无障碍地入侵我的生活。
但是我心里还在反反复复地想，我爱他吗？他是我一直等待的那个人吗？
那一年的春天和夏天，气候都是令人惊奇的好。春天温暖湿润，夏天凉爽多雨，单位院墙上的蔷薇花开了一批又一批，浓郁的花香把整个街区的空气都熏得甜腻动人，柏油路上泛出的亮光使行人骑车和走路都舒服。七十年代的阴影已经彻底过去，生活正在一点点地多彩和富足起来。我买过一条蓝白色细条纹的连衣裙，束腰，大摆，领口有海军制服式的披肩和飘带。因为裙子的衣料是棉布的，骆京生很喜欢，他说棉布好，朴素，本份，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他这样毫无因由地喜欢前工业社会的产品，我实在搞不懂他遵循的是一种什么逻辑。
每个月拿了工资，我就去街边的食品店买一斤果脯吃。我最喜欢果脯中的杏，颜色是淡黄的，琥珀样的透明，咬在嘴里酸甜，柔韧，齿间有很好的快乐感。山楂条的暗红颜色也是我喜欢的，但是山楂太烂乎，咬一段在嘴里，没等牙齿开始运动，口水就把它化开了，没什么意思。我蔑视不经努力就得到的快乐。
夏天晚上，骆京生在我宿舍里磨蹭到十点多钟，看着我上了床，替我掖好蚊帐，把我第二天早上要用的饭盆和饭票准备好，才背上他的黄布书包走人。他骑车回到报社的时候，一身衣服已经又被汗水湿透了，还得再洗一次澡。
他从来没有留在我的宿舍里过夜。我们的关系已经亲密到在一起可以视对方若无物，但是我们没有上过床。如果我们拥抱和接吻，我们总是站着，最多在椅子上坐着，不会沾到床的边，好像彼此都守着一条底线，对“床”这个东西有所敬畏。
他是真的爱我吗？他对我的身体有足够的好奇和兴趣吗？我给自己设问，试着回答。我答不出来。答案总是模糊和迷离。
我开始醒悟到，男女之间相爱到了一定程度，是必须要用身体作许诺的，如果彼此的肉体没有撞击、交汇和渗透，没有大汗淋漓的缠绕，精疲力尽的付出，掏空一切的给予，没有喘息，吟哦和战栗，爱情就是空中楼阁，是水中月镜中花，虚幻到爱恋的双方都不辨真假。
秋天，骆京生受报社派遣去了一次西藏，拍摄一组宗教题材的照片。半个月之后他回到北京，长发零乱，胡子拉楂，眼睛里多了野气，脸颊上留着黑里带红的高原痕迹，如果穿上藏民服装，说他是拉萨八角街上的康巴汉子，肯定会有人信。
他一回北京就风尘仆仆钻进我的宿舍，把一个麻袋片裹着的物件小心搁到我的桌子上，满脸兴奋地搓手，唏嘘，要我猜里面的东西是什么？那东西巨大，连同麻袋片的外包装，整整占了一个桌面。我先猜是藏刀，又猜是弓箭，最后猜成了藏传佛教的文物。他的笑声越来越响，最后解开麻袋片，居然是一个带弯角的牦牛头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