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蔡元培（孑民）的塑像，坐落在未名湖南岸的春风中；大理石奠基，汉白玉砌座，青铜铸身；说是身，只是自腰而上，端肃凝重的一尊胸像。先生背倚土山，坐北朝南；左临六角钟亭，当初选址的时候，应是考虑到了他黄钟大吕般的人格气韵；前面是一方草坪，柔柔的，嫩嫩的，空气般清新，晨梦般飘逸，铺出一行行的绿诗、绿歌、青波、青浪，即使在冬季；右侧是挺拔健美蓬勃向上的杂木林，那该是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在承领先生的耳提面命。记不清已有多少次了，从去年金秋开始，为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这个挥之不去却之复来的情意结，我打老远老远的城里跑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在这方净土穿梭寻觅，缅怀俯仰。偶尔停下脚步来瞻仰塑像，先生之于我，是永远不变的温柔敦厚，慈祥恺悌；诚如罗家伦的赞语：汪汪若万顷之波，一片清光，远接天际……
今天情形略微有异，也许因为今天是五四，恰值北京大学九十九周年校庆，它使我想起了先生当年眼底的烟云，所以，不管如何变了角度端详，总觉得先生的目光微含忧郁，抑或是期待；淡淡的，淡淡的，像是壮士闻鸡，又像是英雄凭栏……
想想也是，蔡元培诞生于1868年1月11日，按农历，属兔，到他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满打满算正好五十岁，站在五十岁的高度上倚风长啸，苍茫四顾，自他的双眸中射出的，是一股澳澳的心灵之光，它犀利似剑，泠然有声，凝聚了无穷的历史感悟。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蔡元培投身教育，始于他三十二岁，也就是1898年。在那之前，他是十七岁的秀才，二十三岁的举人，二十六岁的翰林，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中国文人历来最看重官运，他们生命的冲动大都是围绕着一官半职转，转上去就意味着飞黄腾达，转不上去就只有落魄潦倒；即使落魄疗倒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丝痴念，也仍旧围着考场呼悠悠地打转。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流传在陈独秀家乡安庆一带的这句俗谚，勾勒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悲哀的然而又是无可逾越的价值取向。但是，在1898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变法维新是以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的善良愿望为基础的，结果，却以顽固派复辟、六君子喋血、康梁狼狈远逃告终。徒将金戈挽落晖；变法的失败像一声警钟，敲碎了许多士人的迷梦，也使蔡元培猛然惊醒。就在这一年的秋冬之交，他突然解缆南去，头也不回地驶出了宦海一先是就职绍兴中西学堂，继而改教上海南洋公学；从此天涯轻舟，愈驶愈远。
1916年底，蔡元培旅欧归来，飘然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过南北两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因此，比较起他的前任内阁大员的身分，北大校长自然算不上一个显赫的位置。何况，这所结胎于戊戌维新的大学堂，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摧残下，已是一片乌烟瘴气，北大校长的座椅，也就成了一块烧红的烙铁，谁坐了都要烫得跳。举例说，1912、1913两年，校长就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依次是：严复、章士钊、马良、何燏时、胡仁源；其中，章士钊根本就没有到位。现在，蔡元培来了。蔡元培对这个新职位显然情有独钟，尽管同党中有很多人反对，包括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他还是决意就任。蔡元培的抉择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理解蔡元培，我们说，有这一票，就足够了。追究蔡元培的生命曲线，他多年来外搜内求、梦寐以寻的，其实也正是像北京大学这样一个舞台。人是离不开舞台的，和他先后挂冠南下的张春、张元济，如果不是分别抓住实业和出版业，又岂能在民国的地平线上再树起一道瑰丽的风景！蔡元培瞩望于北京大学，就像阿基米德眼中那个能撬动地球的支点，它的价值，不在于多么抢眼，也不在于多么崇闳，而在于顺天承势，得心应手，把一己的才情抱负，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最大限度。
蔡元培是带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八字方针进人北大的。不要小看了这八个字的分量，它上承着诸子百家纵横捭阖的春秋战国，外映着欧洲大陆飙发电举的文艺复兴，下启了四十年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后一点是我的姑妄之论。我总觉得，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上述口号，多少有蔡元培振兴北大的影子；考虑到毛泽东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对当日龙腾虎跃、万马奔驰的景观有过直接的感受，这猜测至少也有一点历史的依据吧。言归正传，前面说到，北大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摧残下，已成了旧思想旧文化的营垒。蔡元培如今要来拨乱反正，思想自由也好，兼容并包也罢，当务之急，就是要物色一位新学的领军人物，给北大一阵狂飙，给文化一道闪电，给社会一个震撼。环顾天下，谁能当此大任呢？
蔡元培把目光投向正在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陈独秀，安徽安庆人。生于1879年10月9口，小蔡元培整整十二岁，也属兔。若以年龄划分，他是蔡元培的晚辈，若以功名计算，他在科举的台阶上只走到秀才这一级，比蔡元培要低得多，但在民主革命的资历上，却堪与蔡元培媲美。陈独秀在二十刚出头的浪荡年纪，就以《国民日报》、《安徽俗话报》为阵地，宣传反帝爱国，启迪民智；三十出头，便出任民国政府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擂鼓助威。20世纪早期，陈独秀的大名是带有电闪雷鸣的，那个时期青年人对他的崇拜，远远胜过近来的追逐港台歌星，因为，那不仅仅是一种青春的骚动，更是一种灵魂的苏醒，人性的张扬，生命的呐喊。
云从龙，风从虎，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遇合，常常给人适逢其时的美感。蔡元培这里正要找陈独秀，陈独秀那边厢已在北京等候了。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从上海进京，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其时，陈独秀为了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业务，也到了北京，住在前门外一家旅馆。蔡元培得到消息，就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的做法，再三再四地前往拜访，礼聘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那时电话没有普及，不能预先通知，为了确保抓住对象，蔡元培每次总是很早就从家里动身。有一回，蔡元培到了旅馆，独秀先生犹自作卧龙，酣睡未起。茶房欲上前叫醒，蔡元培不让，兀自掇了一张小凳子，坐在房门外苦等。如此诚心诚意的邀请，陈独秀显然被感动了。但他仍有犹豫：我来北京，《新青年》怎么办？他问。按，陈独秀对《新青年》是相当看好的，他自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当然要抓住刊物不放。对这一点，蔡元培予以充分理解，爽快地说：那没有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一件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就这样一银定音。人们看到，蔡元培把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从上海接到北京大学这个煌煌上庠，等于是把他从草莽状态推到时代舞台的前沿。历史再一次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一个人或一个刊物的生命被激活，是如何最终影响了一个时代。
陈独秀一入最高学府，注定了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也即将循踪而至他就是胡适。
胡适这时候正在美国留学。他生于1891年12月17日，小陈独秀十二岁、蔡元培二十四岁，巧得很，也属兔。若以年龄划分，他该是未来北大兔子党的第三梯队了（除蔡元培、陈独秀外，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等名教授也都属兔）。这也是一只不安分的小兔。他属于庚子赔款的第二批留美生，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农科、文科，主修哲学，兼修英国文学、经济还有政治理论等等，研究来研究去，此君突然越出专业，对故国的白话文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胡适认为中国古文是一种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已经失去了生长前进的力，要创造出新文学，必须采用新鲜活泼的白话语言；1915年9月，他在噌友人梅光迪的诗里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请注意，胡适在这儿率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在异域，在华人留学生这个小小的圈子里，引来的几乎都是讥讽。胡适被激怒了，自尊与自傲迫使他奋起反击；1916年4月12日，他作了一首《沁园春》自励，并在词的下半阕大声疾呼：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