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话结束之前，她还给我看了她刺在胳膊上的一个阴森森的“恨”字，说是这一次被抓进来时刺下的。
我问她，你恨什么？她说恨母亲。也恨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恨母亲生了她，却遗弃她，不管教她；恨自己陷入这种生活不能自拔。她还对我说，她很后悔自己小时候太争强好胜，她应该体谅父亲的难处，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因为吸毒，她现在落下了难以治愈的骨髓炎。虽然现在在看守所里每天都打点滴，但效果甚微，很有可能会成为残疾。但她也庆幸自己没有传染上其他绝症，她说她一同共过患难的朋友中，有两个已经得了艾滋病，死了。
“母亲来看过你吗？”我问女孩。
“迟了！”女孩艰难地吐出两个字。
“我小时候成绩本来就好，如果我娘在家，我完全可以读书，有了好的家庭环境，我肯定不会走到这一步。”说到这，女孩痛哭不已。
懵懂少年误入“黑”“恶”
“父母平时怎么教育你？”
“不要在外面花搞，好点读书。”
“为什么想去上网？”
“家里冷清，没有一个人，心里面空。”
“上一次网一般多长时间？”
“有钱的话，就上一个通宵。”
“哪里来的钱？”
“父母给的，有时候有网吧结识的朋友请客。”
坐在我面前的小健，16岁，在初二时因打架、逃学，被学校劝退，现系重大犯罪集团成员。我见他时，他正处在羁押期，相关人士给我的案件资料上写着：“羁押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经××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两个月。”我们的谈话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
“父母经常不在家，反正家里没有人照顾，生活也没有人管，就和同样没有父母在家的两个同学经常一道去网吧玩，玩网络游戏，玩传奇盛大的网络游戏。还上QQ聊天。有时候得到的装备比别人好，就觉得刺激！装备好，就可以对更多的人产生威胁。就有快感。”
“有一天，一个请我们吃过两次饭的朋友打手机，问我在哪里，我们三个回答在网吧，他就过来了。他说，有点事找我们帮忙，要我们过去，我们想都没有想，就坐上他租来的车。四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一户人家，在朋友的授意下，把叫‘大瞎子’的家搜了一遍。回到客厅时，我看见朋友‘嗖’地从腰间掏出了一把寒闪闪的砍刀，逼着‘大瞎子’交出东西。当时我吓了一大跳。后来才知道，那个‘东西’就是毒品，是黑吃黑。他不愿交，我们便在朋友的暗示下，罚他跪、打他、拧他、踢他、踩他，就差没有砍死他了。看我们人多，后来，‘大瞎子’把毒品就交出来了，一个塑料小包、手机也交给我们了。朋友要我们把搜到的手机卡粉碎丢进厕所，用水冲。朋友说，‘大瞎子’经常黑别人的毒，得狠狠教训他。”
“后来我爸从邻居的电话里知道我总是跟外人在一起夜不归宿，怕我出事，就带我出门打工。父亲帮我办了假身份证，我没什么技术，他先是帮我在超市找了个上货的活，受不了那种劳动强度；后来又帮那种露天的大卖场看场子，但太阳太辣，辞了。后来找进了厂子，工作是接纱头，也挺累人。我们那个班的班长看我不顺眼，总是喜欢挑我的刺，一次把我惹急了，想都没想，拿了把水果刀就去戳他，他跑，我开始追，好在最后也没戳着。从此我不再做工，一个人整天在外面闲逛。后来又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对我也很好，隔三岔五地接我到惠州养生堂洗脚按摩，吃夜宵，还经常请我们玩蹦的，喝酒、唱歌。后来，我就常常跟他。
“第二次帮人忙，就是这个朋友。他打我手机，约我们一起吃饭。我去了。谁知道他也是要‘解决’一个毒贩，黑吃黑，找我们在一起好帮着他长‘士气’。我们来到城关镇政府门前一个僻静的地方，等那个人一露面就把他扑倒在地，狠狠地用脚踢，踢得他大叫救命，可能肋骨都被我们踢断了几根。刚好有一个路人经过，便打了110，不然，可能这个人就被我们打死了。”
“你根本不认识人家，就这样冲上去就打？”我问。
“是的。”
“没有想到这是犯法？”
“没有。在外面混世界，最重要的是朋友义气，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据该县公安局负责人说，与小健有牵连的这个涉黑团伙共有27人，除6名主要成员是成人外，其他协同作案的全部是涉世不深的流浪少年，现在除5人在逃外，大部分已被羁押。这也是该县破获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涉黑集团。
因为缺少家庭与学校温暖，孩子们一般都格外珍惜所谓的“朋友”之情，社会上一度绝迹的帮派势力有所抬头，与这些孩子的大量存在有相当的联系。大多数孩子主动、被动独立接触社会时，都还没有形成正确的是非观与价值观，只要有人施以小恩小惠，甚至仅是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慰藉，他们就认为自己应该生死相托。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他们这种心理，诱骗、胁迫孩子们协同作案。该看守所还有两个14岁少年被人买凶杀人。仅一条烟、两顿饭，就葬送了一条生命和这两个少年的前程。
前面曾提到对留守儿童的性犯罪。许多女孩的悲剧不仅是遭遇性侵害，还在遭遇性伤害后，自愿成为罪犯的帮凶。我所调查的一个学校，一年中先后有三四个女孩辍学流入社会，原因是这几个女孩中有一人曾被买“处”，后来在她以金钱相诱之下，有三个同学走上了跟她同样的“路”。
其实，没有不良的少年，只有不幸的少年。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亲情之爱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往往起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丧失父母亲情会出现许多始料不及的后果。孩子远离父母良好的教育，更多地暴露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便很容易偏离主流的道德价值观，在社会化过程中人性严重扭曲，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今年2月走访一个小山村，在村中小店歇脚时，小店老板告诉我说，有一段时间每天早晨烟摊的烟都会少几包，但总是抓不到人，最后还是孩子们自己“窝里反”才知道，是三个孩子联手做的“手脚”，为的是用烟换几个钱去上网。
一次在乘火车外出采访的途中，一个经常跑外地做衣服生意的河南籍中年妇女跟我聊，说这几年她每次坐火车从外地回乡，刚进入家乡地界，火车上都会有工作人员用广播提醒旅客注意钱包，说本地小偷最厉害。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她的内心都像有针在扎一样，“其实这些小偷也就是几个半大孩子。”就是这些无人管教的“半大”孩子，犯事了抓进派出所去接受教育，放出来又继续作案。让父母管，父母也没太管；告到学校，学校最多也就是罚站，还能怎么样。开除？开除更没人管了。这些孩子从小偷小摸开始，有的天长日久渐成大偷，甚至发展到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近些年来，少年违法犯罪越来越呈现出低龄化、多样化、集团化、手段成人化等特征。我所调查的一个县级市，2005年8月批捕的顺子等八人故意伤害案，仅一人因琐事与人发生矛盾，顺子等即结伙持刀持枪无故将四名受害者砍成轻伤，抓捕的八人中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16岁。《农民日报》2005年6月6日报道，浙江省苍南县破获的一个由农村未成年人组成的“五街帮”犯罪团伙，涉案三百余起，其中包括绑架、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活动。在《南方日报》报道《呼和浩特：少年缘何踏上不归路》中有一个13名青少年组成的特大抢劫团伙，连办案警察都称“出手如此毒辣的孩子还是第一次遇到”。无独有偶，新华社《新华纵横》记者陈淼、编辑张如仪以《少年踏上不归路》为题，报道的贵州某县留守孩子吴某涉嫌“杀人、放火、抢劫、绑架”等被当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事件。其中的吴某亦被当地警员称为“从警二十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丧心病狂的犯罪嫌疑人”。
“父母不疼我，疼，我就有心了。”吴某告诉记者，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几乎从来没有疼过他，看过的黄色影碟就随意扔在家里。吴某的爷爷后来对记者说，吴某自小时候起，就没有感受过多少家庭温暖，被父亲痛打是经常发生的事。父亲还因抢劫罪被判刑，母亲后来也离家出走，孩子只能跟他过，这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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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关注农村留守孩子报告文学作家第一人：阮梅（节选）
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人。开放空间，独家访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这里是CRI会客厅！我是主持人乔卫。
乔卫：说起中国，可以用“转型”这个词来概括转型期中国有各种各样转型状态的现象发生，其中一个现象就是留守。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在城市化这样一个发展趋势过程中，很多农村人口，他们进城，乃至出国，形成了庞大的留守人群，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更有孩子。今天我们就来和一个专门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作家对话。她曾经完成了《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这部专著，作者是阮梅。
解说：阮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从事农村中学生心理问题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查，曾出版多部作品。在《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和《汶川记忆--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两本书热销之际，主持人乔卫拨通了被媒体称为“中国关注农村留守孩子报告文学作家第一人”阮梅的电话。
乔卫：阮梅，你好！
阮梅：你好。
乔卫：这本书耗费了你很多心血，因为调查了很多在农村的留守儿童。说到这些留守儿童，你能不能用一个词来概括你调查的这些留守儿童在你心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用一个词。
阮梅：痛。
乔卫：痛，一个字。那说到留守儿童，我们可能很多海外的朋友就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多留守儿童？或者说留守现象在中国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带来了社会各种各样的影响，其中对于家庭的影响就是打工大军离开自己的家园，到新的区域去完成自己的生活使命，家里就会有老人，有孩子。2000万留守儿童，很庞大的一个数目，形成这个现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阮梅：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存在，有其特殊的背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改革的深入、经济结构调整不相适应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局限在农村城镇化实现之前仍然十分突出，农村与城镇人均收入的差距甚至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于是，“三农”问题日益突显出来。为解决“三农”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增加农民收入、减免农业税、免除农村中小学生学杂费等政策，不断加强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农民也切身感受到了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力度。但“三农”问题的形成非“一日之寒”中国人口总量众多，国情复杂，发展很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竞争之后，“三农”问题尤显突出，农业人口走向城市，减少实质意义上的农民，加快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的步伐，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降低农业风险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势在必行。在这体制转轨、改革阵痛的特殊历史时期，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
解说：上个世纪末，当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的问题一次次被提出、引起关注之时，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开始进入我们的视线。阮梅历时三年，跨越五个打工省份，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深层次问题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