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昆仑》1989年几篇报告文学
当报告文学创作站在整个文学创作的前台，以其特有的性格与魅力不断地掀起读者的心绪、赢得读者欢呼的那些日子里，《昆仑》的报告文学作品尽管偶有表露，如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如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等，但是好像还没有真正走到舞台的中心。1989年，当不少人意识到报告文学创作将会出现严重危机，报告文学创作自身也表现出某些退坡趋向的时候，《昆仑》的报告文学创作却开始了默默的然而却又是十分明显的跃动。继中夙的《侨乡步兵师》之后，1989年间，《昆仑》连续发表了郭高民的《错位的星群》、杜守林的《瘦虎雄风》、王友齐的《脚踏着祖国的大地》、中夙的《大势》、张嵩山的《星辉》及李荃的《中华之门》等作品。
用“跃动”一词来评判《昆仑》报告文学的成果，意在表明它的进程与幅度。也许用“律动”一词更准确一些。这些作品不是因分明强烈的创造行为、以特别的新颖性格使人刮目，而是因作品的蕴含与整体的律动情形引人注目。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有致的律动现象才使人感到它似乎是有章所依，有迹可寻。产生窥探的欲望根源于对象的诱惑。《昆仑》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存在着诱惑力的。因之，它成为我窥探的对象。
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业已十分清楚地表明，在报告文学创作产生危机苗头、阵脚出现某种迷乱的时候，《昆仑》显然未被这种创作的态势所干扰，从而也对自己的选题、自己的编辑计划做出某些看似灵活机智实则盲目轻率的调整，去抓什么冷僻的题材，去选某种缺乏更多社会性的社会问题，去找那些可能赢得低层次读者好奇、兴趣的题材对象，去自觉地把作品汇入商品化的潮流中。在这种情势下，《昆仑》真可以说表现了一种坚定不移、浑厚沉雄的精神和风格。
《昆仑》近年来的报告文学比较突出、集中地以军队的生活为报告对象，以军叭的现实生活状态和军人的心灵为报告对象。这在《昆仑》来说似乎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坚定的追求目标。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昆仑》向所有的军人敞开自己博大的胸怀，逐一地报告了陆军、海军、空军、导弹兵、测绘兵、边防武警等军兵种的生活，向读者打开了军队的大门，也向读者启开了军人的心灵和情感之门。这种题材相对集中的情形不仅仅是一外观的现象，它实际上反映了对自己刊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意识。当然，对于任何一家文学刊物来说，文学创作本身对谁也不存在亲疏关系；谁也无权如跑马占地似的为自己圈定一块私土。然而，土分五色，人各有异，谁更适合在哪一块土地上耕耘却是应当选择和可以做出选择的。事实上，正是这种自觉而又适当的选择造就了不少各具风格特点的作家和刊物。《昆仑》的报告文学之所以出现跃动之态，首先的原因正在于它没有轻易地追波逐流，跳动式追捕，而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题材范围内做出比较，深入开掘，实现有致律动。跳动的行为或许可以不断创造出夺人眼目的特写镜头，但律动的行为却有利于产生某种分明的整体特性。
报告文学不同于小说、诗歌，是作家深入地感受过众多的客观生活，经过反复地咀嚼后再以分明的主观性色彩表现出来，而是要求作家在真切地接触并感受生活之后，更加确切地描绘与表现客观的真实。在这里，作家的主观性尽管不会是全然被动的，可它始终都在受着客观性的制约。正因为这样，报告文学作家在题材的选取方面，远不能与小说家、诗人的那种灵活性相比拟。报告文学的选题阶段之所以被编辑、作家们格外看重，其原因就在于它是报告文学成功的始点和基石。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不少的编辑和作家并没有为自己的报告文学选择到理想或合适的题材，使之从一个好的始点出发，最后走向成功。前两年，有人视报告文学为热点，这从当时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看确实是这样。但是，随着这一热点的出现，一种无形的趋热风潮逐渐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生起。一时间，报告文学的田地里到处都是抢种抢收的人，都是那样的焦急，都是那样的匆忙。结果，在一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围内竟也产生了小小的题材危机和题材保密的怪现象。开初是专找热门话题来写，不久似乎什么都变成了热门话题，后来又不知如何地一变，专找冷僻怪异的题材写，又似乎愈是生僻的题材愈具有热度。纷纭熙搛，喧腾之极。可是，并不是任何一个问题都具备普遍的社会性意义，也不是任何一个看似热点的现象都具有内在性的社会热点。可恰恰是在这些地方，我们不少编辑、作者把问题弄含混了，以致使不少的作品流向芜杂，流向浮泛，影响了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严肃性，也危害了报告文学着力对真正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发现与报告。在报告文学的题材表现出多样花色的风潮时，《昆仑》以一种持久的冷静和耐力专心设计着自己的营垒。结果在纷攘过去之后，他们却从军队生活这一面走向了社会生活的中心，走到了生活现实的真正热点，最终完成了对现实生活近距离的、同时又是深层次的描述与报告。
像《错位的星群》、《瘦虎雄风》、《大势》及《星辉》、《中华之门》这样一些作品，若是一般地看，反映和报告的不外是今天军队的常规生活，似乎不会蕴含多少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为人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现象而已。真正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内容或热点问题往往正包容在大量的常规生活之中，发生在那些人们习以为常可能视而不见的生活现象之中。《昆仑》之所以能持之以恒地盯住军队的现实生活不放，其用心也许就是要从这平凡的常规生活中发现并报告其中的矛盾和问题，使人识得平凡中的新奇来。尽管这些作品在选材时依然未能褪掉从某一个面上区分认识题材的套路，可显而易见地却是对于军队生活“新思维”的捕捉和对于军人情感灵魂波动的把握。与那些更多着眼于冷僻问题和突发性事件的题材相较，选取并处理好这类具有平凡性质的题材是需要一定的功力和勇气的。用心于平中求奇，在常规生活中寻异出新，这无疑反映着他们执着的精神和进取的性格。
报告文学的特性在于它以报告真实的生活为手段，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神经直接介入与感应。因之，能不能准确迅速地把握现实生活，实在是关系到报告文学生命力强弱的大问题。我们的军事文学表明，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历来深为作家们认识与看重。军事文学的历虫几乎从一开始就有报告文学伴随。在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中，报告文学这一种形式先后为许多卓有才华的军队作家所运用，对宏扬和歌赞我军的精神与品格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之，也可以说，报告文学的历史有不小的一块也是构成我们军事文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当我们认识和分析这一批新的反映军队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时，是不应忽略这个优秀的文学传统的。
然而，时间毕竟推移了几十年，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人所共知。在这种变化和推移中，我们的军队、军队的生活自裱也处在一种不断的变化更新之中。在这新的环境形势下，如何使报告文学这种形式继续伴随军队的发展步伐，也渐渐地成为一个新鲜而敏感的问题了。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异军突起。在这种突起的过程中，军队作家对于报告文学的贡献十分显着。但是，一个不可避讳的现象却多时未能得到完满的解决。这就是如何利用报告文学这种形式不只反映军队生活中那些光彩炫目的方面，同时也借用它来反映军队生活中事实上存在的那些矛盾冲突乃至阴暗的部分。几年来，有不少军队作家选写地方题材的作品时所表露的沉思和锋芒令人激赏，可他们在表现军队生活的作品时，这些特点却总感不够充分和有力。自然，我们曾有过《奔涌的潮头》、《在这片国土上》、《百万大裁军》等报告文学佳作，可这些作品单方面的异彩却无法掩饰它们作为群体出现时所存在着的欠缺。正是反映军队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存在着这方面的欠缺，因之，当报告文学出现较大发展时，军事题材的报告文学就给人以落伍之感了。
值得明确的是，人们希望报告文学反映军队生活的矛盾冲突，并不是要把它作为歌赞军队生活作品的背反而存在，而实在是为了更加全面深刻地报告生活的全貌，使之更有益于人们认识我们的军队和官兵。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功能应是自由灵活的，简单地将其归囿于某个具体的范围内，既是对它的误解，也是对它丰富功能的扼制。前些时，有一种观点简单地把报告文学的功能划定在批判性一方，固执地强调唯有批判性才是发挥报告文学功能的有效途径。论者不应该人为地局限报告文学的手脚，同时也不应该这么轻率地放弃了报告文学的颂赞与其它功能。报告文学功能的发挥并不简单地表现在歌颂或是批判上，而在于是否适应了对社会生活对象作全面准确的报告，歌颂那些应当歌颂的，批判那些应当批判或否定的。我在这里抱怨反映军队生活的报告文学接触军队生活内部矛盾冲突较少，绝不是要否定那些对军队生活采取了歌颂态度的作品，而是期望它不致因为长久的忽略而继续偏执下去。可喜的是，军队生活在改革的道路上不仅更新着自身，也在无形地推动着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的发展。在《昆仑》编者和作家们的协作努力下出现的这一批报告文学，自觉或实际上已正在弥补、修正着此前的偏失。因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大势》、《星辉》、《瘦虎雄风》、《中华之门》及《错位的星群》为伍的这些作品，不仅发展着军事题材报告文学的传统，而且重要的还在更加深广的层次上变革、开拓了报告文学创作的新领域，把一种新的风气吹进了文坛。
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矛盾，这是生活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但是，生活中的矛盾又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笼统地把矛盾冲突仅看成是人与人之间权力、利害的关系，以为写矛盾冲突就一定要写人与人的斗争，是一种绝对化的、偏颇的理解。思维的差异，习惯的区别，爱好的不同以及对事物认识程度的不一，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等等之间，都会产生矛盾并发生冲突。因此，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矛盾及冲突情形既是必要的，而且也应是非常灵活多样的。回避矛盾，掩盖冲突，是对社会生活缺乏直面精神的表现，也同时表现着作家对社会生活认识理解的贫弱。
以中夙的《大势》和杜守林的《瘦虎雄风》为代表的这几篇报告文学可能是勇于直面现实生活的开创之作。尽管它们还没有把军队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冲突报告到与实际生活相适应的程度，但它们已从不多接触走到较深的接触层面上来了。《大势》是作家中夙带着喜悦和钦佩之情对许多将军们的新思维及进取行为的报告。作者借助于将军们的心迹和脚步，几乎是毫不回避地对种种传统的治军方策和国土防域战略构图实施了积极有效的冲击。它使我们看到，在大量的军队日常生活背后，正有一些巨大的空缺和矛盾存在着，而这种带有战略性的空缺和不适应世界新趋势的矛盾的存在，对军队、民族的未来将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这种从较深层次、更广阔角度发现并报告军队生活矛盾的作品，《大势》之前似乎还没有过。难能的还在于，作家把这么重大的矛盾现象报告得深入浅出，具体形象。透过一个个将军那急迫、沉思、探究、果决的心境和行止，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矛盾感受的强烈，也因为他们在矛盾面前表现出的清醒与气魄感到慰藉。一次令人沮丧的演习深深地触动了何道泉将军的心灵和感情神经，使他久久不能安宁。然而，从这种令人悲伧的失败中，他最后得到的却不是泄气消沉，而是追求和更新。他对全集团军自动化网络指挥系统的执着，对迅速建立一支雪地快速反应部队的热情，都令人钦佩而神往。军事科学院的大门过去对地方、对外人都是极其密闭的。然而，这密闭虽说不无道理，可它同时也把人们的思维、把里面与外面的有效联系隔断了。在世界局势已经大变了的今天，在地球村的观念已变得愈来愈现实的今天，再继续孤守下去，将会成为弃儿。可是，这是一扇极其沉重的大门，推开它并非容易。正是因为如此，当王诚汉、郑文翰将军果敢地提出打开这道密闭了许久的大门，并迅速得到总部首长们的肯定支持时，我们就不能不为将军们的攻击性格感到高兴了。真没想到，一个巨大的矛盾一下子得到了解决。从此，中国的军事科学研究同地方、同别的武装集团沟通起来，汇入世界潮流的行列。另外，《大势》还报告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军队管理、军队训练、生产经营、国土防御等领域存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矛盾情形，以及将军们的认识和解决方案，使军队严峻的现实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景报告。张嵩山的《星辉》与《大势》有着相近的发现与思考，但它不像中夙那样着重“谋略”的思考和全局的观照，而是把理性同军队的基层生活、同军人的具体动作紧紧地结合起来。因之，军队生活的诸种矛盾在这里被报告得更为具体和细腻。看到一位教导员退伍后找不到工作时的痛苦情形，看到一队战士为了弥补经费不足扛着爆好的玉米花在武汉街头叫卖的情形，看到一位师长违背上级命令多发炮以维护战士生的举动，看到水兵们在南沙的惆怅心境等描写，我既为辉耀于军人身上的精神而感动，也深深地为他们的困惑、痛苦而怅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