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应特别重视“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对这百年左右时间里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工作的经验教训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必须认真地加以总结，珍视每一点已有的思想资料。不管是批判、是继承，是否定、是肯定，首先是清理、是研究。要作好“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工作，不妨化用傅伟勋的创造性诠释学方法。对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资料和成果，我们可以借鉴傅伟勋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五层次方法，进行创造性诠释，并区别精华与糟粕，找出对今天有价值的东西，使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发生积极作用。
在这四项工作的基础上，经过一代、以至几代人的努力，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的任务。现在我们所要着重所探讨的，就是有关第四项工作的一些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如何使我们所做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服务。
那么，如何研究和把握“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怎样准确抓住它的性质和特点？
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反复研讨。从总体上说，在以下方面基本达成共识。
以问题为纲
有人说，研究和撰写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可以借鉴黄宗羲《明儒学案》，以百年来重要的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文学批评史研究家、文学史学家等）为纲，写成若干学案；抓住了重要文艺学家的成就和特点，也就抓住了百年来文艺学学术史的基本内容、传承关系、性质和特点。有人说，研究和撰写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可以从目录学得到启示，以百年来重要的文艺学着作为纲；那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着作，可以作为文艺学学术史变化的历程标志，最能表现出百年学术史的发展脉络。
我认为这些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的提法是：以问题为纲；以学术范型为重要关节点。现在先谈“以问题为纲”。
所谓以问题为纲，是区别于以人物为纲和以着作为纲。以人物为纲和以着作为纲当然都能获得独到的研究成果，都能写出富有特色的学术史着作，我们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是，人物（文艺学学者）的成就和着作（文艺学作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他（它）们能不能抓住、提出和解决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文艺学问题。抓住了文艺学学术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就抓住了学术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内容和它的精髓；以问题为纲，提纲挈领，也就把那些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人物和着作分辩得清清楚楚。
文艺学学术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而是时代提出来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时代不同了，文艺学问题也会变化。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个问题又会出现。即使老的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时代也会提出新问题取代旧问题；而且，人们的关注点也自然会从旧问题转移到新问题上。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问题连着一个问题。譬如说，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梁启超们高喊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等，不仅是他们的思想革新、思想改良的一种口号，而且也是在当时的时代要求之下所提出的学术问题和学术命题；就如同稍后一点时间王国维从另一个层面和另一个角度提出《红楼梦》的悲剧性、文学的“写境”、“造境”、“理想”、“写实”、“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等等学术命题和学术问题一样。到了“五四”前后，学者们又应“五四”的时代要求，提出了文艺学的诸多新问题。例如，提出了“文学革命”的问题：时代旗手们高擎的“文学革命军”大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要革“文以载道”的命；要铲除“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钱玄同）。提出了“白话文学”（“文学工具革命”）的问题：“白话为文学正宗用语”，“死文字（文言）只能写出死文学”，“活文学当要活文字（白话）”，“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时代的情感和思想”（胡适）。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之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周作人）。等等。
到了后来、特别是四十年代以后，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问题被提了出来，如“革命文学”的问题、“工农兵方向”问题、“文艺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学术研究（包括文艺学研究）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到了1978之后的“新时期”，文学和文艺学的自身价值、学术的独立性等等问题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也许有人认为上述某些问题不象学术问题。其实，从一定的角度说，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和特定的阶段上，它们是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看待的，而且有的就是作为学术问题提出来的，虽然不那么纯粹。不同的问题表现了不同时代学术的性质和特点。问题的变换，表现了不同时代学术的变化和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学术史，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不断解决问题（有些问题虽不是一时或一下子能够解决，但总在不断努力解决、并在不断的解决实践之中）的历史。一般的说，这些问题之间有着继承与革新的关系。
学术问题的转换，常常通过学术范型的转换表现出来。
以学术范型为关节点
既然学术问题的转换常常表现在学术范型的转换上，那么，我们研究和撰写文艺学学术史，就应特别关注文艺学的学术范型。而且，我们研究和撰写的是文艺学“学术”史，不是“思潮”史、“观念”史、“思想”史。假如抓住学术范型，也就容易把“学术”史同“思潮”史、“观念”史、“思想”史区别开来。“学术”史当然不能排除“思想”、“观念”、“思潮”等内容；但“学术”史更着重考虑的是文艺学研究的“学术范型”问题，更多地考虑诸如学术对象的变化，哲学基础、思维方式、治学方法、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的变革，范畴、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外延的衍变，命题的确立及其陈述方式的变化，在上述所有方面前后不同时代或时期有什么样的继承或否定的关系，等等。再说得具体一些，譬如，不同的时代或时期，学者的关注对象有什么不同或变化；文艺学的某些命题、范畴、概念、术语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文化外在条件和文论本身的内在机制之下提出来的；这些命题、范畴、概念、术语是怎样演变的；新旧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相比较有什么不同，其内容有什么特点；它们是怎样被陈述的，陈述方式、方法、视角有些什么变化；学者进行了怎样思考和研究，不同学者或学者群（共时的和历时的）的思考和研究的方法、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哲学基础和世界观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变化；前后不同时期或时段的学者（学者群）在上述诸方面有怎样的师承关系（或否定关系），等等。
我想突出强调：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由古典文论的传统的“诗文评”学术范型向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转换的历史，是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由“诗文评”旧范型脱胎出来，萌生、成形、变化、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论在外力冲击下内在机制发生质变、从而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是学术范型逐渐现代化的历史（现在正处在这个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这是中国文论历史性的转变和发展。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危机中强制性的选择，同时也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选择。因此，应该紧紧盯住近百年来从古典文论到现代文艺学的历史发展中学术范型转换这个最显着的特点。
以“诗文评”作为其典型形态的中国文论，自先秦至清末，历时两千多年而走向终结。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对中国文论进行比较自觉、比较系统的学术研究，沿波探源，至少可以追寻到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小序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颁《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着，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短短几百字，勾勒出自魏晋至宋明的文论学术研究的大致脉络。最近有些学者沿着上述脉络从目录学的角度整理出这种“学术自觉”的大体历程：《隋书》将文论着作同《文选》等一起归入集部总集类（所谓“《隋志》附总集之内”，即与文学作品放在一起）；唐人则将其从总集中厘析出来别立“文史”之名（所谓“《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宋人又在“文史”之外另列“诗评”类，后又细分为“文章缘起”、“评文”、“评诗”；明代焦竑等人则明确列出“诗文评”类；清代，“诗文评”作为文学理论批评的专称得到普遍认可，并且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清代是传统文化学术包括文论的总结和集大成阶段，至此，古典文论（“诗文评”）显示出博大精深、周密详备、自成体系的特点。
然而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古典文论从先秦孕育到清代集大成，两千余年，虽完备了，却也僵化了；它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结构、观念、价值取向、哲学基础、思维方式、治学方法等等，至十九世纪末之前虽受到过怀疑和冲击却没有根本的质变。它在新时代面前，衰老了。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由于外部条件和内在机制的交合作用，发生了变化。必须从学术史的角度认清这不是量的变化，而是质的变换，是注入了新质之后的根本性质的转换，是两种不同学术范型的变换，即由旧的中国古典文论学术范型向新的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的转换。
具体说，从“诗文评”到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这两者之间，不但学术的思维对象发生了变化，而且更根本的是思维方式、治学方法，范畴、命题、观念、术语，价值取向，哲学基础等等发生了变化。譬如说，古典文论（“诗文评”）多以诗文等抒情文学为中心和重心；而现代文艺学则转而多以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为中心和重心。古典文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大多是经验的、直观的、体察的、感悟的，与此相联系的是其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等涵义模糊、多义、不确定和审美化，耐体味而难言传，在批评形态上也大都是印象式的、点评式的（眉批、夹批、文前批、文末批等等），因而也显得零散，逻辑性、系统性不强；而现代文艺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则转而大多是理性的、思辨的、推理的、归纳的，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都有严格的界定而不容含糊，在理论批评形态上也大都走向理性化、科学化、逻辑化，讲究比较严密的理论系统。古典文论的哲学基础多是中国传统的以“善”为中心的伦理哲学或“人生哲学”；而现代文艺学则多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以“真”为中心的现代形态的认识论哲学和进化论、阶级论、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古典文论多强调“征圣”、“宗经”、“道统”、“文统”、“以道统文”、“文以载道”（视文为道的附庸，为载道、明道的工具），强调文学“劝善惩恶”的道德内涵和“温柔敦厚”“思无邪”的诗教；而现代文艺学则更多地从现代哲学和世界观、人生观基础上关注文学与社会生活、人生价值的关系，关注文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关注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文学艺术的独立品格，文学自身的价值、规律。等等。
研究和撰写学术史，仅仅关注学术范型当然也还是不够的，而是还必须注意学术之外的维度。
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
不能仅就文艺学学术史本身来论文艺学学术史，而是要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要联系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整个文化的大氛围，甚至要联系那个时代世界历史的特点，来把握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它的运行轨迹。因为，学术活动，包括文艺学的学术活动，说到底，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细胞，是整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一个因子。
人类历史迄今已发生过三次大的转换：第一次，由猿变人；第二次，由原始状态到文明社会；第三次，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目前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是第四次大转换，即由工业经济文明向智能经济文明的转换。有的学者指出，第一、第二次转换是相互隔绝、彼此孤立、分别进行的，第三次则是在相互影响下相继实现的，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甚至伴着血与火：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地区和民族（大约五百年前开始现代化的西欧诸民族）向“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地区和民族（美、澳、亚、非）相继扩散、推行。
中国无疑属“后发外生型”，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欧美列强坚船利炮的强暴和思想观念的浸染下进行的。这个过程起始虽早在明末利玛窦等来华传播西方的思想观念、宗教、科技，但中西交合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运动则在十九世纪。至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经过积蓄和酝酿，终于在文论领域也发生了由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转换。因此，从更宏阔的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由“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是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经济社会转换过程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因素。当古典文论中大力宣扬“文以载道”，大谈“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关系等等时，它从哲学基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到命题、范畴、概念、术语，以及它所使用的一整套语码，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范畴，是“古典”思想的一个组成因子。但是，到了梁启超谈“欲新民必先新小说”，王国维谈《红楼梦》的悲剧意义时，文论就开始跨进新时代的门槛了，它们逐渐变成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到了后来的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再后来的朱光潜、周扬、蔡仪、胡风等等，虽然理论倾向可能不同，但都是“现代”的了，他们的理论思想和做学问的学术范型，是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