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从高梁桥而又西，萦萦入乎偶然之中。岸偶阔狭，而面以阔以狭。水底偶平不平，而声以鸣不鸣。偶值数行柳垂之，傍极乐、真觉诸寺临之，前广源闸节之，上麦庄桥越之，而以态写，以疏密致，以明暗通。过桥，水亦已深，偶得汙衍，遂湖焉。界之长堤，湖在堤南，堤则北，稻田豆场在堤北，堤则南。曰西堤者，城西堤也。堤，官堤，人无敢亭，无敢舫，无敢渔，荷年年盛一湖，无敢采采。凡荷藕恶石及水，芊恶泥，蒂恶流水，花叶恶水而乐日，故水太深以流，泥太深浅者，不能花也。西堤望湖，不花者，数段耳。荷花时即叶时，花香其红，叶香其绿，香皆以其粉。荷风姿而雨韵。姿在风，红羽摇摇，扇白翻翻。韵在雨，粉历历，碧琤琤，珠溅合，合而倾。荷朵时笔直，而花好偃仰，花头每重，柄每弱，盖每傍挤之。菱砌芡铺，簪之慈菇，鹭步鶂投，浮鹥没凫，则感荷而愁鱼矣。堤行八九里，龙王庙，庙之傍，黑龙潭，隔湖一堤，而各为水。又行一里，堤始尾，湖始濒，荷香始回。右顾村百家，上青龙桥，即玉泉山下也。万历十六年，上谒陵还幸湖，御龙舟。先期，水衡于下流闸水，水平堤。内侍潜系巨鱼水中，处处识之，则奏举网，紫鳞银刀，泼剌水面，上颜喜。
这样的文章算得现实主义的作品吗？我们认为是的，它写出了生活，它是健康的，它确实给人以美感，它确实示人以汉语的美。
从浪漫主义的《九歌》牵连到古文，由古文又不能不提到明代刘侗的文章，因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不讲一讲是不行的，问题是讲得清楚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是以生活为源泉，这两样的创作方法（包括两结合）包括了美。形式主义的东西最容易鱼目混珠，我们对它必须善于鉴别。
关于屈原的美，我们还没有讲完。屈原在《离骚》里有两句：“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这本是很明白的话，刘安《离骚传》所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正好做了注解，司马迁在《屈原传》里也是这样说的。而从古以来解《离骚》者，仿佛讳言屈原的“国风好色而不淫”这一点似的，他们不知道这样就否认了生活。“闺中既以邃远兮”就是思慕女子，不但《离骚》里有许多形象，《九歌》里更是整篇的描写。屈原的生活证明他是爱国诗人，这是丝毫没有疑问的，而他的“求宓妃之所在”，“见有娥之佚女”，也确实表现他“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孔子对“棠棣之华，偏其反尔，岂不尔思，室是远尔”的诗表示他的反对的意见，他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对女子有真实感情的人，是“其室则迩，其人则远！”这才是《诗经》里抒情的佳句，这是白描。屈原的想像则太美丽了，然而他的美丽仍只有“修辞立其诚”足以说明之，就是生活的真实性的表现。后代的曹植，阮籍，陶渊明，都是如此，各有其“闺中邃远”的感情，陶渊明的《闲情赋》更是别开生面，其特点是细节的刻划。总的说来，还是以屈原为不可及，“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如果把屈原的美给歪曲了，那就无视了美和生活的关系。汉儒、宋儒对《诗经》的美每每是歪曲，对屈原的美也是歪曲，王逸谓“闺中既以邃远”的“闺中”为“君处宫殿之中，其闺深远”，朱熹虽说“闺中深远，盖言宓妃之属不可求也”，然而他又认为“美女以比贤君，求美以比求贤”，这都是抽象的说教，抽象的说教势必歪曲艺术形象。屈原的艺术形象是不可歪曲的，屈原的艺术形象分明影响了陶渊明。陶渊明的《闲情赋》曰：“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云我先！”他不是记得《离骚》的“凤凰既受贻兮，恐高辛之先我”吗？当然，这种相似，是主题思想方面的证明，都是“求美”。而“求美”的形象都是各人自己的，不可相同。而生活面毕竟有相同的，所以有屈原的《九歌》，有陶渊明的《闲情》一赋。中国的美学，从古以来就是和宗教不相关的，一直到《聊斋志异》，虽是志异，还是属于美的创作方法的问题，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不是宗教的迷信鬼神。中国美学的障碍在于形式主义，在于抽象的说教。王逸、朱熹等之说“楚辞”，每每是对了解屈原的障碍，在美学上必须要讲清楚。和形式主义不同，和说教不同，我们的方法是分析形象。我们的原则，形象的具体性是从生活的具体性来的。从艺术标准说，屈原的《离骚》有一个缺点，他把“闺中邃远”和“哲王不寤”放在一个题目里，换句话说，《离骚》里爱国的词句和“求美”的词句混在一起，是物理学的结合，不是化学的结合。我们读毛泽东同志的《蝶恋花》，在这一首词里，毛泽东同志是把“我”字加了进去的，“我”在整个艺术形象里有作用，这一点和屈原相似，但整个艺术形象里没有政治的字面，只有“忠魂”的“忠”字，而“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正是政治和艺术的化学的结合。屈原的《九歌》便和他的《离骚》不同了，艺术形象是统一的，如《东君》取得了政治和艺术结合的完美形式。因此，我们要具体地指出屈原的“求美”的形象，最好是从《九歌》里选择，我们读《湘君》：
……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这真是“兮”体的好文章，空前不待说，也可以说绝后，它显示了屈原的创造性。这个在文学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美，又多么地表现出它的乡土性，它的自然环境决定在湖南。“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屈原如果不有长期的“行吟泽畔”的生活，不能画出这个“屋”。我们读《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下〔兮〕木叶下。……
这个自然环境决定在湖南，并不因为字面上有“洞庭”。再读：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皋。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
这个水中之室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因而美丽。屈原既然用语言写出形象来了，那么，我们给它来一个插图，“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完全是可能的。这也无非像陶渊明在《闲情赋》中用的许多“愿在”的想像，愿与女子同居处罢了，哪里有王逸、朱熹所说的“将托神明而居处”的空气呢？再读《少司命》：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与女（汝）游兮九河，冲风至兮水扬波。与女（汝）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
这所写的，感情何其真挚，想像何其美丽，在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起，“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现实主义的抒情是很多的，像屈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确实难得。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也只能说明李白的诗是替旁人写的，等于“为他人作嫁衣裳”，想像力当然有限。“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从古以来引起共鸣，如果不是从生活中来，能有这种盛大的感情吗？美和道德的格言没有共同之点，美和宗教的虔诚观念没有共同之点，美和政治概念也没有共同之点，美只能是具体的生活美因而有具体的艺术美。
我们讲屈原的《九歌》，连及到陶渊明的《闲情赋》。我们认为中国从古以来的诗人都有“求美”的一面，这是生活的真实反映。《离骚》中“闺中邃远”的感情说明屈原生活的多采，《闲情》一赋说明隐士陶渊明生活的多采。我们应该注意，不同的诗人产生有不同的艺术形象，不同的艺术形象，正是从各自的生活来的。屈原的作品可以证明屈原的生活，我们认为没有疑问，现在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陶渊明的艺术形象。陶渊明的艺术形象反映陶渊明的生活范围只在田园之中，以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而经常有耕种之事。“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田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描写，这反映他异于所有的诗人过的生活，同时他又不是农民，是知识分子。在《闲情赋》里有一个美丽的形象。“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这反映陶渊明对树的感情，这个感情也决定是陶渊明有的，没有第二个诗人和他相同。为什么呢？因为在农村中的人，尤其是农民在耕作之余，最喜欢在树荫下歇凉。陶渊明因为是知识分子，所以较之一般农民多了幻想，和爱树荫相随而来的是人影在地这一图画，因之他有《形赠影》，又有《影答形》。《形赠影》曰：“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陶渊明的意思是说：“形体是第一性，不能离开形体而有别的，懂得这个道理，莫过于我的影子了。”因为影子决然相信有形体才有它的。《影答形》曰：“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这四句和我们在上文所引的《闲情赋》的四句采自同样的“模仿”（按照亚里斯多德的意义），没有生活上树荫这一回事，就不会有陶渊明这个艺术美了。屈原的美多是模仿水，模仿山，而且是行动的，陶渊明的美则多在静态的树，所以他作了那么一个好比喻，把自己比做一位女子的影子，愿总在身边，一旦又没入于无何有的树荫之乡了。这必然是从灵魂深处来的东西，也就是生活的习惯使之然。陶渊明爱树的诗很多，不必多举。我们再举他的《读山海经》的一首：“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这也不愧称之为伟大的形象，反映了陶渊明的生活，表现了陶渊明的性格，正同屈原的《东君》反映了屈原的生活，表现了屈原的性格。屈原的生活是奔走的，性格是战斗的，陶渊明想像的夸父则确乎像一个老农，和太阳竞赛，渴死了，扔了自己的杖，愿它变成为树林，让后人乘荫。
在生活和美的关系上，李商隐的诗也是一个突出的方面，把李商隐的诗的问题指出来，对我们了解生活和美很有帮助。有人把李商隐的诗代表形式主义，或者把它归入唯美派，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问题不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的形式主义，如古文，那是一种，另外如西昆体的模仿李商隐，那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和艺术美的反映生活是相反的。李商隐的诗正好为我们做艺术美的反映生活的一方面的例证。至于唯美派，那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一派，属于反动性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也有近乎唯美派的情形，我们以后也要谈一谈，但李商隐的诗不属于唯美派。即如他的《贾生》一诗，讽刺极深，“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表示了书生的愤慨，不得过问朝政，怎么是“唯美派”呢？李商隐的诗，主要的是“闺中既以邃远”的感情，它不是屈原《九歌》的表现方法，也不是陶渊明的《闲情赋》的表现方法，这两种方法都带有普遍性，通过艺术的特点即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其工具是语言。李商隐于以语言为工具的共同点之外，更利用了汉语的特点，就是他的词汇大量采自典故。然而李商隐的诗还是反映生活，它的形象性应该说是生动无比的。我们举他的一首绝句，题目叫做“东南”：
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
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
这首诗一定是李商隐在徐州作幕僚时写的，他的爱人不在徐州，在长安，从徐州望长安，故曰“东南一望”。其余就都是利用典故，相传日中有乌，羲和是驭日者，罗敷当然是指爱人了。其实这首诗的典故也是普通的，那么它的形象确乎生动，它是写，夕阳西下时，想着自己的爱人，千里迢迢，欲归不得，于是由夕阳而换一轮朝阳，每天早晨照着她起来吧。我们看冯浩对这首诗是怎么解释的，他说：“叹不得近君，而且乐室家之乐也。”这个“君”的形象在诗里哪里有？这就是离开诗的形象而说教，这种说教当然是没有用的。根据科学的美学才能说明美，根据科学的美学首先要说明美和生活的关系，要分析形象。
李商隐有一首《月》，我们抄下来：
过水穿楼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
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