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奔路而来，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沿着完达山盘旋的山路。春风撩起她的短发，她好像在云中飞翔。
弯弯的山路，好长好长，而它的发端竟是宽宽的北京长安大街。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65年11月初的那一天的傍晚，已经高中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并在外文书店工作了的郭文魁，神使鬼差地和三个女同学出来散步。她们从灯市口走到王府井，从王府井又走到长安街，那悬在头上的标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竟让她们心潮激荡。第二天，她们来到东华门街道办事处报名；第三天，竟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当火车在鞭炮声和锣鼓声中启动的那一刻，同行的知青哭作一团，而她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向北，向北！火车、汽车、马车，把她送进完达山怀抱中那弯弯山路尽头的云山农场。她和伙伴们住进了推开窗子能看见远处的山影和近处荒原的土坏房。她选择了让女孩子望而却步的岗位――当兽医。她的第一个伙伴就是那匹枣红马。她骑着它去场部取药，在山路上奔跑的时候，她对着大山唱歌和欢笑。在大山的回声中，她看见了天使般的自己。
然而兽医这活儿又脏又累又危险，连勇敢的男生都不愿意干不敢干。给有病的马作内诊，得把整个手臂都伸到马的肛门里，为此她呕吐不止，几天吃不下饭。她还要干过去只有男兽医干的活――劁猪。第一次她按倒一头公猪，累得满头大汗，而且羞红了脸，拿刀的手都在颤抖。经过好一番的磨炼，她终于炼就了一身好本事，她可以给奔跑的猪打针，给各种大牲兽治疗疑难病症，而劁猪是她的拿手好戏，队里的职工都信着她的心细手快。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女兽医。
弯弯的山路好长好长，又洒下她长长的泪水，这泪水是苦还是甜，她一时也说不清。那一年她２1岁，他２9岁。他是友谊农场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拖拉机手，来到他们队里搞“社教”。任务完成了，他要走了。队里舍不得这个技术能手，他们想留下他，惟一的办法就是在队里给他找一个对象。队里领导想到了郭文魁，当时队里岁数最大的女知青。
“小郭呀，岁数不小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队长来找她。
“不，我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她回答得很坚决。
“早解决好，对工作有利。要听组织的话！你看友谊农场来的高本琦怎样，人老实，又有技术。”
她想起来了，高本琦，那个拖拉机手，不爱言语，干活有一套。她还知道，他19岁从山东来北大荒，现在还抚养上中学的弟弟妹妹。心肠挺好。
“你还是考虑考虑吧！”还没等她回答，队长走了。
第二天一早，高本琦来找她，给她一封介绍信――介绍他俩到场部办结婚手续。她一看发火了，然后哭起来。
他不知怎么劝她。她在屋里哭，他站在门口等她。路旁停着送他们去场部的马车。一个小时过去了，二个小时过去了，半天过去了。他在等着，马车也在等着。她终于擦干眼泪，慢慢走出房门，和他一起上了马车。是同情他，是被他的真情打动，还是屈服于一种压力，她也说不清。山路好长呵，只有马蹄声声。大山默默地注视着这个愁容满面的姑娘。
在办登记手续时出了麻烦。办事人很认真：“你们互相还了解不够，怎么这么草率就结婚！”她哭了，他也哭了。男人的眼泪很少，但比女人更有力量。后来，场里的领导来了电话：“行也得办，不行也得办！”工作人员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郑重地盖上大红公章时，他笑了，她大哭起来！她为自己的命运大声地哭泣，她不知道末来的日子是什么样子。
平静艰辛的生活开始了。队里给了一间土房，他们自己动手建了一个家。两套行李，两个板凳，是他们最主要的家当。搬家那天就举行了婚礼，她买了两斤糖块招待知青战友。老高在地里收大豆，没有赶回来。那一夜，她躺在湿乎乎热腾腾的土炕了，流了一夜的泪。这一切都好象天方夜谭，可是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后来她怀孕了，含泪放弃了当了4年的兽医。再后来她随老高调到了场部，他在机务科工作，她在托儿所当所长。开始她教孩子唱歌跳舞，以后又教他们学英语。孩子们回家叽里哇里啦说个没完，家长不明白说的什么，去问郭老师。她说，放心吧，孩子们说的是英语，不是骂人的话。
“我们的孩子会说英语了！”家长们笑了，这大荒原上的孩子会说英语成了奇闻。她被调到场部中学当英语老师。这一来，郭文魁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她初中的英语老师在国外当过领事，她高中英语老师的母亲是英国人，郭文魁的英语是一流的。她成了场部中学的优秀教师、牡丹江农管局的优秀教师。1983年，她在场部中学教的高中毕业班有31个学生，当年高考30人被录取，另一个第二年也考取了大学。这是当地教育史上的奇迹，她成了当地教育的名师。这时，她才觉得真正的生活开始了。作为知青，她认为对黑土地的最大回报最大贡献，是给北大荒留下文化，这才是永久的财富。
已经成了农机专家的老高参加了开发抚远荒原的战斗。他们在人迹罕见的荒原深处建起了一个个垦荒新城。新城发展文化教育需要一流的教师。他们扣下了已经完成任务的老高，为了调来优秀的英语教师郭文魁。在她没调来之前，这里已为她家准备了一套新建的楼房。她到建三江中学工作一年就被评为全国农林系统优秀教师。她在努力地用自己的爱心和精湛的教学方法，把缺少文化渴望知识的转业军人农场职工和知青的后代培养成国家和垦区急需的人才。为了工作方便，她经常住在学校，节假日她的家里也挤满了学生。
在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北京的亲人在召唤着她，北京的同学也地召唤着她。1989年7月，她利用假期回京参加同学的聚会。在杯盏交错的时刻，有的同学说：“郭文魁是全国优秀教师是我们的光荣！”有的同学说：“我们不是全国先进，但我们在北京！”这话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她不肯在北京多住一天，她想北大荒，想老高，想自己的两个孩子，更想自己的学生！那一天，同学们都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本来同学们商量了，一定想办法把他们的团支书调回北京，可她谢绝了。在列车开动那一刻，大家都哭了。
那一夜，在建三江宾馆，我和郭文魁得很晚。第二天，我在建三江像长安街一样宽阔的大街上散步，又碰到了郭文魁，她去赶学生的早自习。她脚步匆匆。
我想起了她骑着马在山路上奔驰的身影。
（朗诵提示：其中颇戏剧性的对话，可安排男女声。男生的传述可比较平静。女主人报名下乡可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歌声。开始和结尾处的马蹄声要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