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润张氏算得上百年来有影响的家族，这个家族祖孙两代出现了像张佩纶、张爱玲这样的著名人物。
张佩纶是清朝名臣，光绪年间“四谏”之一。中法战争马江之役打了败仗，充军察哈尔，获释后当了相府贵婿。张佩纶与李鸿章爱女李菊耦的婚姻一时被传为佳话，《孽海花》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
张爱玲是张佩纶、李菊耦的孙女，她出生时已进入民国，前辈的光环早已褪色。她从小便显露过人才华，又早早逃出家门，年仅二十多岁便以一系列传奇故事震动文坛，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最红的女作家，后一度沉寂。20世纪60年代至今，在一浪一浪的张爱玲热里，她赢得了比李鸿章、张佩纶更高的声誉。
张爱玲说得好，封建时代的文人“是靠统治阶级吃饭的”，“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童言无忌》）丰润张氏、合肥李氏的先辈都是耕读人家，直到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才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张印塘病逝于镇压太平军的战场上，张氏家族一度中衰；随着张佩纶少年科举，官场一路顺风，家族又兴旺起来；马江之役失败，张佩纶第一个感触便是“家声道中堕”，幸而李鸿章与张印塘的交谊帮了他，联姻又为张氏家族注入新鲜血液。可见封建世家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朝政、科举、世谊、婚姻联系在一起的。
剧烈动荡的近代社会也在考验着世家大族，一部分家族顺应潮流走上中体西用的路子，合肥李家办洋务、在通商口岸置产业、让子孙学西文即是一例，张家自然亦步亦趋。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许多王孙贵胄遭没顶之灾，张氏、李氏的后裔只是断了入仕之路，仍能在租界当寓公。这便是民国初年遗老遗少多集中在上海等几个城市的原因。
张佩纶与李菊耦的婚姻使相府门风影响了张氏后人，他们的爱子张志沂（号廷众）与李鸿章一样饭后“走趟子”，能将古文、时文、奏章倒背如流，但时代决定了他不能成为第二个李文忠公。而只能当一个遗少。生活在十里洋场的遗少们从不拒绝西式的物质享受，住洋房、坐汽车；也不放弃祖辈的特权，抽鸦片、娶姨太太和家长威严。两者的结合，只能使这个家族更加腐朽。
终于有人向他们挑战了，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张志沂的妻子黄素琼（又名逸梵）、妹妹张茂渊走出家门，出洋留学，成为时代新女性。她们带回了西方文明，于是围绕着张爱玲的培养和教育，出现家塾和学校、闺秀和淑女、中学和西学之争。本书以张爱玲为线索来回溯张氏家族史，很大程度上便考虑到集中在张爱玲身上的家族矛盾，实质上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是时代的矛盾。张爱玲后来写的小说既传统又现代，也正是这个转型期中西文化相互冲撞和相互包容的结果。
张爱玲步入文坛时，进入她眼帘的是她周围的世家大族无一例外地走向没落。旧式世家大族没落的原因，首先是他们无法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做官无门、经营乏术是普遍的苦恼，而在他们身后站着有政治后台的新豪门，他们只能从世代传承的领地退出，李鸿章嫡孙李国杰将招商局让给四大家族即是一例。其次是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刺激了他们的欲望，而他们只能卖土地、卖房产，从根本上动摇了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张家是这样，李家是这样，任家（张爱玲六姑奶奶家）、黄家（张爱玲舅舅家）无不如此。第三是强烈的物质欲望造成家族成员的道德沦丧，维系世家大族的精神纽带彻底崩溃。第四是新思想的出现，家族中一代又一代人挣脱家族桎梏，走向新生。丰润张氏的几位女性——张爱玲的母亲、姑姑和张爱玲本人都先后离开家庭，成为旧家族的叛逆。
张爱玲知道，原属于她和她的家族的世界在破坏中，更大的破坏还会来，所以她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充满鸦片烟气味、没有希望的家。但她自幼年起受的教育和参差对照观察事物的方法，又使她在回首眺望时，产生了依恋和凄凉的身世之感。她写的小说，不管是上海故事或是香港传奇，都笼罩着苍凉的气氛。她同情在旧式家族中苦苦挣扎的男女，为那个时代写下了一曲曲扣人心弦的挽歌。
相府门风虽然影响了张家，但并不意味着丰润张氏没有独特的思想和性格的传承。从张佩纶到张爱玲，中国文化人的清高和孤傲都体现得十分明显，趋时和避世之间也掌握得恰到好处，这是与李鸿章一味热衷权势的最大的不同点。当然，祖孙两代人因时代不同、性别不同，表现也就有了差异。
张爱玲是张氏家族中最后的贵族。有人说，“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又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张爱玲一生留下了许多谜，为破释这些谜，无数“张迷”们千方百计走近张爱玲。本书就是从她豪华家族对她影响的分析中，打开一条能读懂张爱玲的新路。因此本书既是丰润张氏的百年家族史，也是从另一角度写的张爱玲传。
作者
2016年5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