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历史是很容易遗忘的。回首往昔，曾经有过多少挺立潮头的风云人物和显赫家族，从时代的舞台上渐渐淡出，尘埃落定之后，最终为历史所湮没。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在天津，便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本不应被我们所遗忘的家族——正是这个家族，在中国的教育、戏剧、体育、宗教、慈善、外交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便是以张伯苓、张彭春等人为代表的张氏家族。
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知晓张伯苓这位为近代新式教育奉献一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了。但是他为国家与民族建立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小学、南开女子中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仍然造福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有为的青年人，而他的精神也并未因时光流逝而失去光芒。张伯苓是热爱教育事业的，为此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做一位海军军官的大好前途，投身严氏家馆和王氏家馆，从当“孩子王”开始，走上创立和发展新式教育的漫漫长路；张伯苓是爱国者，虽然他加入了基督教，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却主张中国人的宗教应该自作，并倡行“宗教爱国”的理念精神，成为近代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1]的前驱与领袖人物；张伯苓是善于学习的，他多次游历日本以及欧美等现代强国，向它们学习和借鉴促进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方法；张伯苓是融会中西的，他将基督教的隐忍、宽容、奉献与牺牲等精神融入南开学校和社会活动之中，并将仁爱、孝悌、忠信等儒家道德传授给青年学生；张伯苓是主张所有的受教育者“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他在努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之同时，也大力号召和组织同学们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从事文学创作，甚至登台表演，因而获得了“中国话剧第一人”等称号；张伯苓是坚强不屈的，南开惨遭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轰炸，但是这位61岁的老人硬是傲然地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张伯苓更是富于创造性的，当南开学校及整个华北地区都遭到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时，一所名为南渝的中学早已在重庆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南开学校生命和奋斗精神的延续。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张伯苓是伟大的，“从1898年南开中学前身严氏家塾的六个学生，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生达四千余人的一代名校，南开的发展是‘超常规’的。考虑到这几十年间战乱频仍，政治经济环境相当恶劣，张伯苓竟能开创如此辉煌的事业，后人很难不深表敬佩”[2]。
由张伯苓，我们也更多地走近了其胞弟张彭春，一位丝毫不逊色于兄长的中国现代戏剧家、外交家和教育家。他常说：当演员站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应该让自己在表演生活，而不是表演戏剧。张彭春本人将这一原则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以人生为舞台，凭借“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热心教育、长于辩论、钻研戏剧；回国之后，指导南开新剧团，成为南开新剧的灵魂人物，并由此被誉为“北方话剧奠基人之一”；他兄倡弟随，为南开中学发展建言献策，积极推进南开大学成立，还成为清华大学草创时期的重要人物。一人参与创办两所举世闻名的大学，古今中外能有几人？20世纪30年代，他成为梅兰芳京剧团出访美国、苏联的总导演，为把中国的国粹推向世界贡献良多；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游走于欧美各地，大力宣传中国抗日政策，积极争取国际支持，并推动美国政府废除《美日商约》；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活跃于联合国的舞台上，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起草者之一。在这由戏剧、外交、教育编织而成的五彩缤纷的人生舞台上，张彭春始终抱定一个信念，就是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他曾自言道：“个人有时致力于教育，有时从事外交，有时也研究戏剧，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所务太广。其实一切活动，都有一贯的中心兴趣，个人三十年来，时时萦绕在脑际的中心问题，就是现代化，也就是中国怎么才能现代化。”[3]
张祝春和马千里的婚姻不仅在津门唱响新式婚礼的号角，而且用相亲相爱、荣辱与共的生命历史写就教育家族的辉煌，为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发展呕心沥血，为新式教育的改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张伯苓、张彭春、张祝春和马千里之后，张氏家族的子辈锡禄、锡羊、锡祚、锡祜、新月及马桂官、马珠官，孙辈媛美、媛和、媛庆、媛贞、媛良、元敬、元龙等人又将张氏家族爱国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延续下来，至今仍有很多张氏族人在各自领域中贡献着自己的才华和智慧。走进张伯苓家族，我们似乎可以通过一代代张家人生命历程的跌宕起伏窥见近代中国历史乃至现代社会的兴衰嬗变，对“生命不止，奋斗不息”有更多的感悟。
有鉴于张伯苓在天津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全书以南开学校这一概念来表示对这几部学校的总称，以免造成混乱。抗日战争中，他又接办自贡曙光中学，将南开精神发扬光大。
张伯苓的生命历程，多年以来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们。不仅是因为这位将一生都奉献给近代教育事业的老人创办了南开学校，造福后世，令人感动，更是因为他身上体现的顽强奋斗、不屈不挠、服务社会、服务人群、一心为公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这些南开人。为了撰写这部书稿，我们有幸比较系统地探寻了张伯苓、张彭春及其张氏家族的历史发展脉络，难以自持地被这个家族的精神和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所吸引。
早在2003年7月至8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即现在的神学院举办了首届暑期密集课程，我率数名博士生、硕士生一道前往。其中秦方同学以“基督徒张伯苓研究”为题，继续我多年前指导日本留学生东幸司开始的研究工作。在港期间，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卢龙光、温伟耀、梁元生、苏基朗、吴梓明、李炽昌等教授的指导和温兆辉、林志辉等先生的鼎力相助，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中有关张伯苓等人的中外文资料。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的黄嫣梨教授、李金强教授和教育系的叶国洪教授或者给予了具体的指导，或者提供了实际的帮助，使我们得到了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的相关资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力教授也为该书的撰写工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信息，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2004年，即南开学校建立100周年、南开大学建立85周年，让我们不禁想起张伯苓校长的这段话：“南开之事业无止境，南开已发展无穷期，所望我同人同学，今后更当精诚团结，淬厉奋发，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怀勇往直前之气概，齐心协力，携手并进，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并驾齐驱，东西称盛。是岂我南开一校一人之荣幸，实亦我华夏国家之无疆之光辉也。”[4]为了衷心地祝福南开的明天更辉煌，早日使张伯苓校长和所有南开人的这个宏愿变成现实，我们潜心撰写张氏百年家族的历史，对张伯苓、张彭春及其张氏家族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张伯苓之孙、时任天津商会会长张元龙先生在百忙之中多次接受我们的访问，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照片和文字资料。此外，时任南开大学宣传部的李毅部长和丁峰先生、校史研究史主任梁吉生教授、王昊先生非常关心我们的研究工作，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历史学院资料室的江小敏、侯咏梅、王薇等老师为我们查找资料提供了许多便利。学生刘宇聪、李钊、姜海龙、林绪武、高冬琴、李纳、李德珠、李净昉、冯志阳、冢田和茂等人在各自紧张而繁重的学习和研究之余，也做了大量的辅助性工作。投考南开大学却入其他学府读书的杨静同学也为本书默默地收集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合著者秦方在搜集资料和撰写书稿的过程中，一丝不苟，严肃认真，表现出相当强的科研能力和写作能力。看到学生的迅速成长和团队精神的加强，深信南开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小女远思不论是在天津，还是在上海生活、学习期间对南开的关心与热爱，父母亲对执教于南开的儿子之宽容与无私帮助，让我把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去，同时也使我懂得了南开的成功凝聚了多少代人的期望与奉献。但愿天南地北的南开人都能够牢记自己曾在这里度过的青春岁月，并以此为荣耀，也都愿意将南开精神带到海角天涯，发扬光大，丰富生命，造福人群。以上是我在这部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写下的感怀。本书出版后，恰逢南开百年校庆，我们师生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对南开校史的学习和研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天津日报》《今晚报》等专版、专栏中发表，践行南开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精神。
如今，合著者秦方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远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并放弃在美国任教的机会，回国工作，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仍为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更多的学生，如刘黎红、蔡伟红、肖冰、陈静、麻涛、孙毅、周思远、常全喜、吴成娥、曾秋云、张红兵、胡伟、范氏银、王军、苏芃芃、黄景辉、王文斌、赵秀丽、李从娜、侯亚伟、汪伟炜、何睦、段文艳、李文健、董虹、朱文广、习晓敏、陈文君、徐世博、王兴昀、齐薇、王晓蕾、谢晓晨、王凤、师卓、赵天鹭、花少辉、李娜、傅懿、张培培、李贞玉、闫涛、常春波、王萌萌、孙巍溥、丛菁华、封磊、刘文慧、石兆含、王晓燕、杨林源、任启慧、王哲、赵超洋、王晓、郑羽双、刘煦、郑健超、马晓驰、赵硕、吴同、付中志、白中阳、于玥、张鑫雅、徐开阳、孟小强、庄钊滢、何晓同、周荣程、邢玮璈、杜卓阳、李厚超、丁睿、吴介楠、王宏嘉、白京麟、张昶、谢玉清、向亚军、陈华秋、岳思彤、李晋宇、廉贵锋等人在南开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博士期间，在学习和研究张伯苓、张彭春、马千里等人历史的同时，也在各地将南开精神发扬光大。爱女远思去年已经从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当年顺利执教于英国萨里大学，今年转到杜伦大学任教，假期返津为南开大学MBA讲授双语课程，一步一个脚印。老母至今仍替儿子关心着学生们的成长，每逢节日，也会得到早已从南开毕业，目前生活和工作在天南地北的南开学生们的衷心祝福。只可惜父亲再也无法听儿子给他讲述南开的逸闻趣事以及学生们的成长，唯以此书献给他。
十多年来，南开学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张伯苓、张彭春等人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无疑具有一定的现代启示意义和价值，受到政府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影视剧的制作、专题片的摄制，都有效地传播了张伯苓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公能”教育，成为南开大学的教育理念和追求目标。笔者不仅将南开精神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把“公能”教育引入天津市精品课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建设，而且还倡导建立“伯苓研读会”，并且每年都在南开大学MBA、EMBA开学典礼上，和来自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分享张伯苓、张彭春的生命历史，回味南开大学的过往，足迹遍及天津、青岛、沈阳等地。前年，龚克校长请笔者等到各个学院讲授南开校史，对新生进行入学教育。笔者将自己的感悟和心得与经济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旅游与服务学院、历史学院的新生分享，赢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受到极大鼓励。在赴海内外一些著名高校讲学的过程中，笔者应邀举办了多场专题讲座，出版专题报告。在国内外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也发表过若干篇学术论文。在张元龙支持下，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丛书》，收集、整理了许多有关张伯苓、张彭春、马千里等人的资料，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海内外有关张伯苓、张彭春的研究论文、著作和资料也出版了很多，包括周锡瑞、叶文心、梁吉生、孙平华等教授的研究著述，龚克、崔国良教授主编的《张伯苓全集》《南开话剧史料丛编》等，尤其是张锡祚的《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为进一步走近这一值得尊重与怀念的家族，提供了更多文本和解读。而香港学者李志刚会长、苏成溢主席不仅促成“何世明博士文化讲座”落户南开，为更多的海内外学者来南开讲学，分享研究成果提供了实际的支持和帮助，而且率先讲授自己多年的研究发现。来自美国的姚西伊，日本的随清远，中国香港地区的卢龙光、萧锦华、卢淑樱，中国台湾地区的卢建荣、习贤德以及大陆的李学通、侯杰、秦方、姜海龙等人纷纷与师生们交流研究心得，为张伯苓、张彭春研究的深入及南开精神的发扬光大，奉献各自的聪明才智。卢龙光、温伟耀、邢福增等教授继续邀请南开学子出席暑期交流课程和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使年轻人获得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不仅如此，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卢建荣、丘智贤和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郑羽双寄来的有关张伯苓、张彭春的中英文资料，也弥补了以往的某些缺憾。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和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校友总会等也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尽管如此，笔者仍然感到资料收集和作者能力有限，本书在撰写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恳望读者和方家不吝赐教。
祝福新的生命降临，祝愿南开生命之树常青，祝贺南开百年辉煌。
侯杰
2003年12月初稿于南开大学八里台中国近代史教研室
2017年3月末改定于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历史学院研究室
注释：
[1]以自治、自养、自传为宗旨的宗教爱国运动。
[2]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3]《公能报》，1946年11月。
[4]《南开四十年校庆纪念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