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梁家
从1873年梁启超出生到1972年其长子梁思成离开这个世界，恰好是一百年。百余年来，由梁启超支撑起来的这个梁氏家族，经历了清王朝、民国和新中国的政治变动，沐浴了新的、旧的以及经济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化的、风俗的乃至战乱的洗礼，几多风雨，几度春秋，起伏不定，曲折发展，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和渴望了解的一个典型的新型知识分子家族。这中间，既有奋斗的欢乐，成功的自豪；也有失败的悲哀，挫折的苦恼；当然也少不了悲喜交织，叩人心扉的起伏。漫步梁家，可以感触到百年中国社会跳动的脉搏，录觅到梁家几代人生活的足迹，感悟出一些家族沉浮的哲理和治家的经验教训。
在近代中国，平民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有四条路可走：一是读书，通过科举，或进入大学，或出国留学，挤进社会上层；二是当兵，出生入死，因有军功成为军官；三是步入工商界，凭着自身的精明和运气，慢慢积累钱财，变为富翁；四是冒险造反，与现政权对抗，成者王侯败者贼。梁启超走的是第一条路，通过他的聪明才智，努力拼搏，逐步托起了梁家。1873年2月13日，梁启超呱呱落地的广东新会县茶坑村，是南国一个极普通的村庄，其父母也是极普通的平民。他的父亲梁宝瑛是个一面教书、一面务农的乡间知识农民，所谓“田可耕兮书可读”；母亲虽然识字，又很贤淑，但只是一位农家女子。全家基本上以务农为生，过着不贫不富的一般农民的生活。梁启超出生后，随着其不平凡的发展，梁家才走出数百年平静的普通百姓的生活，而渐渐显露风头，为世人所瞩目。可见，一个家族的兴盛，虽然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先出现一位足以将此家族推向全国甚至全球的大人物。有大人物，方有大家族；大人物灭，其家族亦渐为平常百姓家。梁启超这一代，同母所生共六人，启超为长，其下有弟弟启勋、启业，还有一个五岁夭折的弟弟；另有两个妹妹；此外，还有继母所生的梁启文和梁启雄。但只有梁启超睿智敏慧，其余皆才智一般。梁启超幼时，家人已经发现其聪明绝顶，尤其是其爷爷将梁家复兴的希望全寄托在这个长孙的身上，总是教导家人不可以“常人视之”。梁启超也特别争气，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成举人，二十五岁成为政治新星，二十九岁主编《新民丛报》，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并逐步发展为学术界的一位大家，是那时一代青年崇拜的楷模。民国初建时，他又不失时机地叱咤政坛——组党结社，并为之奋力搏杀，一度成为进步党的党魁，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币制局总裁、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等。参政失败后，则投入学术界，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任教，可谓桃李满天下，著述传五洲，西方学术界一度酝酿将其作为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人选，可以说梁启超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虽然梁启超于1929年英年早逝，仅活了五十六岁，但却留下了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著述，厚厚的《饮冰室合集》，满载着梁启超毕生智慧的结晶。纵观梁启超的一生，一手从政，一手做学问；能做官时就做官，不能做官就做学问。以官促学问，以学问带参政。“亦官亦学”，相得益彰。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启超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在中国，官长学问就长，单单做学问者，难成大气候。然而，官场险恶，单单为官者，总是险象环生，用官打开做学问的通道，以学问打牢为官的根基。官做大了，学问就有人买账了；学问做大了，官就奈何不得了，反而要拉拢利用你了。官学结合，是聪明的中国人最佳选择。但这条路不是谁都能走得通的，既能做学问，又能做官的人毕竟太少了。像梁启超这样，参政有能力，学问是一流，实在是微乎其微，少得可怜啊！梁启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正用在了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用得其所，用得其妙，在复杂多变的近代中国找到了最佳的生存方式。因此，从他的家族发展方面来讲，梁启超基本上获得了成功，成了托起梁家的“太阳”，成为梁氏家族兴旺发达的创始人和领头人。
有了梁启超所开创的基础，他的下一代就人才辈出了。梁启超有两位夫人，一为李蕙仙，一为王桂荃。李夫人1893年就为他生下了女儿思顺，二十岁的梁启超早早地当上了爸爸；后又生一子，不幸夭折；1901年生思成，1908年生思庄；算来李夫人生了两男、两女。王夫人1904年生思永，1907年生思忠，1912年生思达，1924年生思礼，还有思同，早夭，共5男；1914年生思懿，1916年生思宁，共二女。这样，除了未成年便已夭折的两个孩子外，梁启超的下一代就有五男四女，真可谓子女满堂。梁启超是性情中人，热爱家庭，喜欢小孩子，尤其对女儿情有独钟。他最喜欢大女儿梁思顺，现存的他给思顺的数百封厚厚的书信，字里行间洋溢着炽热的情感和无限的父爱。梁启超不仅关心儿女的学习、生活，而且对他们的婚姻、择业、性格修养等，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在他的精心培植下，儿女们个个成材，出人头地，再现了梁氏家族新的辉煌。
被梁启超看作其当然继承者的梁思成，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学家之一，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杰出代表。梁思成一生创办了两个大学的建筑系，即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是近代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以中国营造学社为学术平台，在开创性的古建筑调查与研究中，逐渐梳理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其多项研究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积极参与新政权创建工作，主持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参加审定国歌、国旗方案的工作，组织设计国徽。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梁思成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在北京城市规划、文物建筑保护、探索建筑的民族形式实现路径等领域表现出了一名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前瞻意识，并努力构建以“梁陈方案”为中心的北京旧城保护及未来发展范式。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首批学部委员。此外，梁思成还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并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还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虽说没有真正掌握过多大的权力，但颇有社会地位。遗憾的是，五六十年代他总是受到“革命者”的批判，最终没能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永远的不理解离开了他着力要美化的世界。
和梁思成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是他的爱妻林徽因。这是梁启超精心设计，思成和徽因又经过自由恋爱而形成的一桩婚姻。对此，梁启超颇为得意，多次坦言这是解决儿女婚姻最好的方法。其实，更让梁启超引为自豪的是儿媳妇的品貌和才学。林徽因是中国近百年少有的一位奇女子，她天生丽质，美若天仙，凡是见过她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会为她的美貌所倾倒。南开大学一位著名的数学女教授晚年曾在《今晚报》撰文，回忆其半个世纪以前偶遇林徽因的情况，她这样写道：“1930年春夏之交，我因病休学在香山脚下亲戚家的别墅休养，有一天同一位朋友上山游览，半山上一顶山轿下来，我看见轿子里坐着一位年轻女士，她容貌之美，是生平没有见过的，想再看一眼，轿子很快下去了。我心中出现‘惊艳’两字。身旁的人告诉我，她是林徽因。用什么现成话赞美她？‘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等都套不上。她不但天生丽质，而且从容貌和眼神里透露出她内心深处的文采和书香气息。我今生今世，认定了她是我所见到的第一美人。没有一个人使我一瞬难忘，一生倾倒。”[1]这位教授的观察非常准确，极富哲理。林徽因虽然一生多病，大半生与病床为伍，称得上是“病西施”，但以她少有的特殊才华，成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诗人、建筑学家、文学家以及话剧创作家。作为重要的成员之一，林徽因还先后参加了新中国国徽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她从1904年来到这个世上，到1954年过早地去世，在短短的五十年内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叹的。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共同将梁氏家族推向了另一种新的境界。
梁启超的其他儿女虽然略逊于梁思成，但个个也成就非凡，能看出梁家群英汇聚，根深叶茂。
梁思顺（1893—1966），文学修养甚好，于诗词、音乐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著有《艺蘅馆词选》，是难得的女才子。
梁思永（1904—1954），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是中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
梁思忠（1907—1932），留学美国学习军事，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因病早逝。
梁思庄（1908—1986），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特别在西文编目方面，贡献良多。
梁思达（1912—2001），经济学家和工商管理学家，长期在银行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任职。
梁思懿（1914—1988），早年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携全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曾任山东省妇联主席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1980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梁思宁（1916—2006），青年时期投奔新四军，是一位老革命。陈毅元帅曾戏言：“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
梁思礼（1924—2016），著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奖等。
梁启超的儿女中，有三位院士，这是非常令人骄傲的事情。不过可以明显地看出，梁启超的下一代，已经缺少他那样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和可以呼风唤雨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辐射面基本局限在学术领域，向外拓展的空间有限，梁氏家族的地位在下滑，而不是更上一层楼。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无法出现和梁启超相媲美或者超越梁启超的大人物。如果再往下一代观察，梁思成兄弟姐妹的后代，虽然也有值得称道的人物，但基本上已逐步走入了普通百姓的家庭。颇负家族责任感的梁思成，为女儿取名梁再冰，寓意再造梁家“饮冰室”时期的辉煌，但这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家族的兴衰，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是风水轮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台，即使再厚实的名门望族，也难维持百年以上。俗话称“人无三代富”，意思就是说再能干的人，也无法将一个兴旺的家族永远维持下去，能传三代就相当不容易了。其中的奥秘，非一般的因果得失所能解释得了。叹人世，终难定。家族的兴衰和人生一样，似梦非梦，永远是个谜。
似梦非梦
梁启超在解释历史时一贯坚持进化论和寻求因果、规律，但到了晚年则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历史的发展不完全是进化的，也有循环的一面；世上的事物也并非皆是有“因”必有“果”，更不可能都有特定的规律，许多东西都存在不确定的一面。他提出在讲进化、找规律的同时，还要注意人和事中不可知的一面，也就是他创造的“互缘”的一面，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人们经常讲的所谓“缘分”。梁启超的这种观点，应该讲比较接近于历史和现实的真谛。人生的演绎，家族的兴衰，国家的兴亡，有些是可以找到因果关系和一般规律的，另有一些则是非因果规律所能讲清楚的。其中的非智力因素、不确定因素是相当多的。“命运”和“宿命”论之所以有市场，其根本原因主要也在这里。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叫“人生如梦”，一般人将其理解为悲观厌世，其实并不全面和准确。实际上，将人生、家族乃至国家的上下起伏比作“梦”，也是颇形象而生动的。首先，梦可以用因果来解释，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很多梦能够找到它的起因；然而，许多梦又是不可解释的，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突然做了那种奇怪的梦。这和人生的演绎不是很相像吗？其次，人做什么样的梦，不是你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得了的。人生和家族的发展，同样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就像做梦一样，向着既定的目标拼命向前，但结果难以预料，所谓预知未来，也仅是一种猜测，事与愿违的事经常会发生，真可谓“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2]。最后，梦有美梦、噩梦，曲折离奇，不可名状。人生不也是有欢乐，也有痛苦，有坦途也有激流，其复杂多变，趣味无穷，唯有一个“梦”字能描绘其中的情愁。因此，这里用“百年一梦”来戏解百年梁家，应该讲是颇有哲理的。
梁启超的一生，有不少事颇具戏剧色彩，好像做梦一样。因拜师康有为，使他一夜间成了无人不晓的维新志士；戊戌政变，又一转眼使他成为政治犯，亡命天津。乘日本人的小船从海河逃跑时，追兵已将他的船包围，抓他犹如囊中取物，但由于追兵请示上级，而延误时机，使他得以顺利地登上了日本轮船。梁启超到日本后，与孙中山等革命党有严重的政治分歧，双方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关于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但他却无法料及，恰是他反对的辛亥革命才结束了他十四年的海外流亡生活。这究竟是报应，还是做梦？归国后，他认定袁世凯是“强者”，与袁在政治上相互配合，希望通过袁实现他大半生所追求的民主政治，但历史又和梁启超开了一个大玩笑。他拥戴的是一个大独裁者，所以不得不九死一生，挥泪反袁。梁启超是国内最早介绍和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但他却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而历史又出乎其料地宣布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他的子女中出现了梁思成、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四位共产党员，思懿和思宁曾为革命的胜利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对梁启超来讲，这无疑又是做了一个梦！梁启超一生讲自由，当他在海外遇到了自己倾心相爱的妙龄女子时，还是不敢爱，最终忍痛拒绝。日久天长，他却爱上了其夫人带来的贴身丫鬟，并将其认作他的第二位夫人。梁启超似乎又被“命运”所作弄了。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梁启超因病住进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协和医院之后，该院院长亲自主刀为其手术，但由于将X光片看错了，他有病的肾没有被割掉，反而把好肾给割掉了，造成手术失误，让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是天意乎，人为乎？其子梁思成，一生钟爱中国古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前更是远离政治，全身心从事学术研究，但政治却异乎寻常地“关注”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思想，他不知写过多少检查，最终经受不了“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亲切关怀”，在困惑中去世。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才貌双全，聪明绝顶，但和梁思成结婚不久就患上了重病。是生活条件不好吗？不是。是她不懂养生之道吗？非也。是没有长寿的遗传基因吗？也不好讲，林徽因的母亲在林1954年去世后，还活了二十余年。俗话讲“红颜薄命”，这种毫无道理的话，似乎用来阐释林徽因比较能讲得通。不过，这里所举的梁氏家族的一些较特殊的现象，还是用梁启超的话来加以概括最好。1925年7月10日，梁在给远在海外的孩子们的信中讲到对人生的体验时称：“其实我们刻刻在轮回中，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地狱。”[3]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不可一世的，妄图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又有几人实现得了呢？
人生或者家庭，除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之外，也存在不少可以用因果或规律来解释的一般现象。具体到梁家的沉浮，就有一些客观因素值得我们加以总结。这似乎又不是“梦”。梁氏家族主要是由梁启超托起来的，所以梁的思想、品格和个性，对其家族的影响就具有决定意义。仔细观察，有三点是很突出的。
一是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梁启超才学过人，但并非所有有才学者都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他的成功得益于刻苦奋斗。强烈的欲望是梁启超的人生支柱，他视希望为成功之母，总是对他所追求的一切抱有必胜的信念。他把“兴趣”看作事业成败的关键，总是对他所做的一切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不怕失败，往往愈挫愈奋。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使他灰心；和革命党论战的败北，反而使他进一步向前；进步党的不理想，也没有让他放弃追求民主政治；上了袁世凯的当后，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发动护国战争，打倒了袁世凯。从政的接连失败，从未使梁启超失去生活的信念。他晚年的文化活动，学术研究，成就非凡。有病住院，仍伏案著述。这种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使梁家充满活力，其后代没有出现混饭吃的纨绔子弟。梁思成对事业的执着，对建筑学的着迷，其献身事业的精神，比梁启超有过之而无不及。林徽因病中不忘著述，她的很多作品都是在病床上写的。其好友金岳霖在写给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的信中讲，要使徽因高兴，唯一的方法是让她忙起来。梁思永的考古研究，一多半是在病中完成的，这种院士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梁思庄无论遇到现实和社会给她多么不公平的待遇，她总是满腔热情投入她所热爱的图书馆事业，最终在学术上颇有建树。梁启超的后代，人人敬业，个个发愤，如此高涨的献身事业的奋斗精神，是少见的。
二是特别重视子女教育。梁启超一生主张开民智，呼吁提高国民素质，对教育非常重视。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首先从家庭做起，对子女的教育格外关注。这在中国的许多名人中是屈指可数的。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
1924年以后，五舅思达、五姨思懿、六姨思宁渐渐长大了。比他们大的哥哥姐姐们都先后出国留学，只有他们年龄小的一组孩子在身边，全家住在天津。但公公从日本回来后一直很忙，初期忙于政治活动，后又远行欧洲考察……所以在天津的时间不多，对子女直接教诲的时间不多。为了提高充实他们几个人的国学、史学基本知识，决定让他们从1927年下半年起，休学一年补课，特聘请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先生来做家庭教师，在家里办起了补课学习组。当时（1927年暑假前）五舅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初一，准备升入初二。
课室就设在老房子——原来梁启超所用的楼下的“饮冰室”书斋里。
据五舅回忆，补课的课程如下。
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的一些诗篇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月，写一篇短文。有时老师出题，有时可以自选题目。作文要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
史学方面：从古代到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
书法方面：每天要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张猛龙），写大楷二三张。
每周有半天休假，无所谓考试。作业由老师批阅、审定。
在短短一年多的补课的紧张学习中，五舅的国学、史学方面的知识有很大的充实和提高，受益匪浅。
补课学习结束，五舅回南开中学复学，跟上原班升入初中三年级一起学习。[4]
类似这样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家庭补习班，梁启超经常在家里举办。很多情况下，是他手把手亲自教子女们读书、写字、作文。梁启超本人就是一位最合适的家庭教师，在他的关怀下，其子女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梁思顺，在日本就读过女子师范学校。
梁思成，清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
梁思永，清华大学毕业，后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
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
梁思庄，先后毕业于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和图书馆学学士学位。
梁思达，南开中学毕业，进入南开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习，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学习。
梁思宁，早年在南开大学学习，抗战期间加入新四军。
梁思礼，留学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梁启超一家，是地地道道的高知家庭。
三是思想文化的先进性。在近代中国，所谓思想文化的先进性就是现代性。梁启超毕生追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献身维新变法，企望以非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形态的转换和政权的更替，面向世界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以现代的全新理念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呼吁提高国民的现代文化素质。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去观察他的思想主张，其先进性是多方面的。这种先进性影响到了他的下一代。梁思成关于北京城市布局的构想，关于北京城墙的处理方法，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无一不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理念。至于林徽因、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等，他们身上都充满了现代性，这就使梁氏家族形成了一种一般知识家庭较难具备的现代素质。梁家的独特之处主要在这里。但是，家庭的现代性只能和现代的社会相共鸣。在武装斗争年代，或者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梁家自然不会被人关注。即使被想到了，也是出于批判的需要。只有中国真正向现代化迈进，实行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梁启超所代表的梁家，才重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现实的变迁推动人们去重新寻求历史的亮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现实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历史。梁氏家族之所以如今又“热”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梁家蕴藏着的新文化创建可以挖掘比较丰厚的文化资源。我们在这里有理由做出肯定的预言：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梁家还会不断升温。待详细考察过这个家族的历史之后，则会进一步加深对这一点的理解。
注释：
[1]陈【受鸟】，《我见过的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今晚报》，2000年4月26日第10版。
[2]（清）曹雪芹、（清）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5页。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4页。
[4]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