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就是月球探测计划的制订、论证中，眼见他在北京、贵阳间几乎猎犬般气喘咻咻地跑，有看着的人比他自己还要累，组织上又一次力促他调回北京。趁这个机会，为便于工作，他请国家天文台一次接受了李春来、邹永廖、刘建忠等几个年轻人，自己却仍是不迁户口，不迁工资。
此外，这十几年间，先后有江西、广东等方面联系，想聘请他为南昌大学、汕头大学等高校校长，他辞谢了。又有国内几个名声如雷贯耳的单位盼望他去，即使去不了，挂个名也成，一样给他丰厚的年薪和其他优裕的待遇，他也予以婉拒。
地化所让其如鱼饮水，或者如欧阳自远所说——地化所是我的根，人们可以理解。
倘若说贵州也常让他魂牵梦绕，这可能就有人怀疑了，这是不是他在作秀？
一日被蛇咬，十年怕草绳。难怪公众眼光毒啊，在嘴里对贵州一往情深，或是对其他地方的山山水水、升斗小民自称念兹在兹的人，被一副冰凉的铐子给铐走的还少吗？其中暴得最大名的，就是1993~2002年期间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刘方仁。
贵州多山，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全国人民在知道“黔驴技穷”这个成语的同时，也一般听说了这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
人口应有数百万的省会城市贵阳，坐落在群山之间促狭但还算规则的山间平地上，其他中小城市也大抵窃来一块巴掌大的飞地，寄寓于嵯峨山势之间。此外，无论是在飞机上俯瞰，还是在高速公路上张望，无论是在六盘水、安顺等地，还是在黔西、遵义城郊，触目所及，皆是千峰万岭，千沟万壑。
贵州省农业土地面积只有2.3%，主要集中在各种山间盆地、谷地或者洼地中，其耕地量少质差。为了达到农业生产和增产目的，建国以来许多地方被迫走上毁林、毁草开荒的道路，“坡耕地”和“大规模垦殖”耕地因此应运而生。过度垦殖却加剧了水土流失，也加剧了山林土地的石漠化。
石漠化为我国南方湿润石灰岩岩溶地区特有，是在脆弱的喀斯特地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荒漠化生态现象。喀斯特本系今克罗地亚伊斯特拉半岛西北一处石灰岩高原的地名，其岩溶地貌发育得十分典型，后世界地理学界逐渐采用“喀斯特地貌”这一说法。该类地质遇雨水后，易发生溶蚀化学反应，非常脆弱。若喀斯特生态再与人为因素相互作用，便造成植被退化、水土资源流失，导致岩石大面积裸露或堆积地表，而呈现出类似荒漠景观的土地退化现象，这就是石漠化。
石漠化严重的地方，石头一丛丛、一堆堆地窜出土壤，嶙峋而狰狞。一亩农田里，石头占了一半还多。在石头与石头的缝隙间，土层薄而贫瘠，庄稼疏且瘦弱。有的地方甚至不见片土，连沙漠都不如——至少沙漠里许多地方还能有些耐旱植物生长，这些地方却可以说是寸草不生。
据统计，贵州省石漠化的土地面积已达35920平方公里，占贵州省国土总面积的20.3g%，而且，土地石漠化还以每年9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
几年前去贵阳，晚上八点钟光景，在火车站对面的沿街马路上，便开始聚集三三两两的妇女，她们一见到外地旅客模样的人，就上前搭讪：“住旅馆吗？老板，带你到便宜的地方”；“小弟，来看录像吧，八块钱看通宵”……
这群招揽生意的妇女，有四成以上为中老年妇女。路边快餐店老板告诉记者，这些妇女多是从毕节、安顺这些地方来的，“也是穷得没办法，地里没有土可以种庄稼，山上山下到处都是石头，不出来怎么办，拉一个客人能提成三块钱，这么大年纪又能做啥子？”
据说，在全省八十六个县（市）行政区中，除五个没有石漠化现象，其余八十一个都非常严重。在这些县市，石漠化与贫穷紧紧相连。在飞雪奔雷的黄果树瀑布、醉倒神仙的茅台酒的显赫声名下，笼罩在石漠化阴影里的贵州大山里有着让外界难以想象的贫困一贵州省扶贫办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止，贵州省人均年收入低于620元人民币的还有320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十分之一强，而这320万贫困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七十四个石漠化县市地区。
在遭受石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人均年收入大约只有二三百元。人们大都住着近似于穴居的低矮潮湿的石头房子，屋内光线昏暗，最值钱的家当常常是床上一套已分辨不出颜色的棉被，如果说有什么家具的话，那可能只是几只木凳。一日三餐，有的地方还只有两餐，吃着的是唯有经年不变的土豆和玉米。大量失学、辍学的孩子，像无精打采的家禽一样游散在难见半点绿意的灰黄的苍穹之下。听人们说话的声音都是恹恹的，仿佛对生命与未来已毫无兴致……
不在石漠化影响的地区，许多大山里也把当今国内普遍的生活水准一下拉回去二百年。那里的房子依旧是传统的土木结构，那里的人抽的依旧是自制的水烟，那里的青年依旧唱着山歌传情示爱，那里的时针依旧是黎明的鸡鸣、薄暮的鸦噪，那里的通信工具依旧是马帮邮递……
在这样一个省，其主政者图强变革之心，与其求将征才之意同样迫切，它们可以说是一鸟两翼，一舟二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王朝文，向中央举荐邀欧阳自远出任贵州省分管教科文卫事业的副省长。他不想做官员，愿意一生做科学家。八十年代中，贵州省委再次推荐他出任副省长，他却当面向中组部考察组陈述，自己何德何能，难以担当此份重任。
九十年代初，贵州省推荐欧阳自远出任省人大副主任。他是人民代表，对于人代会的选举结果，他无法推辞。在深谙政界规矩的官员眼里，视人大为政治养老院，能不能进去还得看级别；他却看得比较简单，人大当然是民意机关，既然选上了，那就努力忠于其责，为贵州人民做点实事吧。
长期以来，他关注贵州人口一资源一环境的协调发展，他组织并指导他的学生、地化所副所长王世杰研究员的研究团组，进行了全省喀斯特地区碳酸盐岩风化成土与环境变化的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红土风化壳的定年方法与技术，深化了对贵州新生代地质演化历史的认识，为石漠化的成因研究和治理方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他不仅自己研究，还组织、带动起地化所一大批力量投入到这方面课题中来，除了石漠化治理，还有地方病成因、酸雨对贵州地区土壤的侵蚀、破坏及其对策等。
他还争取中科院的支持，在所里成立了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该室的指导下，贵州已在几个地方进行恢复植被和灌木丛的试验。其实，贵州雨水很多，日照也较充分，只有严格地封山育林，欧阳自远预计有个三四年时间，试验区里就能见芊芊青草。
为此，他荣获2003年度贵州省最高科学技术奖。在获得这笔五十万元的奖金后，他捐出二十万元作为地化所月球与行星化学中心的科研经费，另三十万元资助省里喀斯特生态科技研究。
他更想利用人大这个平台做点事。省人大副主任这个位置可能有点虚，但他还兼着省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财经委可是监督着全省财政的收入与支出。
上任之初，他就提出要求：第一，增加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并保证每年连续性地增加；第二，增加教育、科学技术的投资，不能因为贵州人均GDP全国最低，这方面的投入也长期甘于全国倒数第一；第三，缩减公检法部门的开支，目前这方面的投入已严重地超过贵州的财力。他还表示，如果达不到这三项要求，政府的财政计划不可能在人大通过。
他过去从未接触过财经，这方面的一些名词都听不懂。他赶快坐下来，请来省计委、财政厅、体改委等厅局的老领导，现在这些人大都是财经委委员，他向他们求教，也向他们讨主意。
俨然长缨在手，指日可缚苍龙。不久，修改后的财政计划交到了人大，大抵是按人大的要求办，虽然所列的举措还有不小的距离。他大为开心，谁说人大是橡皮图章，只要自己硬，这图章就是钢印！
只过了不长些日子，他就听到反映了，过去是怎样开支的，现在还是怎样开支。这份计划其实是假的，只是用来对付财经委的。政府部门能些许听进些民意机关的意见，不将此当成过耳秋风，这已经是时代的大进步了，或者说是给欧阳自远很高的礼遇了，你还真指望这“苍龙”变成一条人民手里牵着的哈巴狗？
他再把此份报告从抽屉里翻出来，端详良久，他发现那上面的一串串数字如一张张波浪般起伏的嘴，像是在嘲笑他：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大骨头、硬骨头搬不动，那就啃小骨头、软骨头。
身在其位，总要为老百姓做些事，哪怕一年做成一件事也好。
他是当时户口在贵州的唯一一位院士，他毫无争议地当选为贵州省科协主席。在他之前的各位主席，奔波了十年各方陈情：
科技馆是面向社会、尤其是面向青少年进行科学宣传、科技普及的必要设施，全国哪个省都有，就是贵州没有。就算还想不到大山里那些满是困顿之色、急需要改变人生道路的孩子，说近、说实际一点，这可也是省里的一个面子工程啊！
各方的反应说穿了，就是简单一句话：省财政连对付吃饭都困难，还谈什么面子？
欧阳自远决意要在自己任上办成这件事。思来想去，他觉得与其东找西找，不如直接去找省委书记刘方仁。
刘方仁主政贵州期间，曾经在多种场合誓言让贵州脱贫。他一次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的谈话，曾让贵州人民深受感动，他认为，对西部大开发“心要热，头脑要冷”。不能一阵风，不能赶浪潮，不能大呼隆，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第一是加紧修路，“要想富，多修路”这句老话对于贵州仍然十分受用。贵州有许多资源优势，矿产、能源、旅游、生物等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现在的问题是因为交通不便，外面的东西进不来，贵州的东西出不去。大举修路将使贵州从一个“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的“三不沿”省份，变成南北贯通、东西联网、两纵两横的通衢大省；
第二是退耕还林，也要实事求是。生态保护、退耕还林在贵州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实际工作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悉心解决：退耕之后，还什么林？种什么草？如果退耕之后，群众的生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过越苦，退耕就是一句空话，你一走，群众就会复耕。而且，退耕还林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究竟是由农民自主选择种什么树，还是由政府决定？在贵州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民对市场的了解毕竟有限，自主选择难免有盲目的成分；但如果一概由政府决定，也不一定看得准。因为市场是瞬息万变的，而且种草植树见效比较慢，其中的风险由谁来承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