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湖“五七干校”回眸与反思
过去其实并没有真的过去，过去就活在今天。
——[美]威廉·福克纳
许多时候，历史真的就是一种缘分。
谁也不曾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三角湖，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中突然跃出地表，引起世人的关注与凝眸。
这是一个位于湖北咸宁市北部的三角形湖泊，系斧头湖的一个湖汊，而斧头湖则属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想那远古之时，云梦泽与洞庭湖相接，一片汪洋恣肆、烟波浩淼、茫茫无涯的水面，带给人们的，该是怎样的壮阔与遐思？大禹治水，河流改道，水患甚烈的云梦泽消失了，后人只能在那发黄的古籍中搜寻、凭吊它的丰姿与身影了。原属湖北省辖区的古云梦泽虽然不见了，但它的悲壮离去却给后世留下了影响至今的无数遗迹与“残骸”——那就是星罗棋布、数不胜数的大小湖泊，湖北也因此而得了个“千湖之省”的美誉。
古云梦泽偏远闭塞，雾瘴弥漫，在统治者眼中，自然是一片适宜于流放者的土地。当年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受诬遭黜，出楚都，入云梦，过武汉，进湖南，自沉汩罗，虽无确切史料记载，但当他与长江相通的斧头湖擦肩而过时，想必也曾光顾并有所留连。直至北宋时期，距斧头湖东北约两百公里的黄州，还接纳过遭排挤受贬逐的一代文豪苏东坡。
于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流放是炼狱，逆境是动力，苦难是财富。屈原正是在流放的苦旅中，感受古云梦泽的遗绪，那大江大河的波诡浪谲、云蒸霞蔚与瑰丽迷幻，感知普通民众的艰辛，对天地万物大胆质疑，胸间鼓荡翻卷着一股丰盈的想象、浪漫的诗意与“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热烈情怀，才如凤凰涅盘般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一首首想象奇特、感情奔放、文采华美、风格绚丽的优美诗篇。苏东坡因有流放黄州的自我“突围”，化痛苦为酵母，仰观俯视，探天地之本源，究人生之大义，才完成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广为传诵的千古绝唱。
自南宋始，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逐渐南移，原古云梦泽的地盘，已是繁荣昌盛的九省通衢之地。专制统治者认可的流放之地，要么一再南移，要么选择西北、东北等遥远的边塞所在。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于苏东坡贬谪黄州九百多年之后，历史再次“青睐”这块“风水宝地”，选中了三角湖作为一处新的规模宏大的特殊流放地。
千百年来，三角湖幽幽地、静静地躺在僻静的鲜为人知的角落，哪怕翻烂史书，也寻不到它的名字，见不到它的惊艳。唯有一次，三角湖差点卷入喧嚣的三国纷争，相传赤壁大战时，关羽曾在这里屯兵驻扎、引军据守，所以当地人又叫它关阳湖。当然，一场改变历史的大规模血战不可能在一个难以周旋的湖汊展开，因此载入史册的就只能是离它仅只几十公里的长江赤壁。
寂寞惯了的关阳湖似乎并未感到冷落，可是，在那“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风暴席卷中华大地的特殊岁月，“与世无争”的它怎么也逃脱不了“接受改造”的宿命。湖汊宜于垦荒造田，将关阳湖拦腰截断，与斧头湖“隔离”开来，抽干湖水，裸露而出的黑色湖泥，就是片片肥沃的良田了。1968年冬，4万多民工浩浩荡荡地开进关阳湖，风声猎猎，红旗招展，不到半年时间筑起了一道长达28.3公里的围堤，堤内垦区面积4.83万亩。
尽管如此，关阳湖仍只在有限的区域范围内绑缚在时代的车轮上滑行。然而，车轮一旦转动就无法停止，帷幕一旦拉开就难以闭合，1969年，关阳湖在因缘际会的历史背景下，终于完成了实质性的突变与飞跃，成为举世闻名的特殊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五七干校”校址，选定在围湖造田工程刚刚结束的关阳湖垦区！
于是，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如潮水般从北京涌来，涌向咸宁关阳湖。
这是一场罕见的文人大迁徙，一种带有改造与惩罚意味的下放，更是全国轰轰轰烈烈的“五七干校”运动的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统计，共有6000多名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先后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思想改造。当时有首流行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唱道：“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花儿磨盘大。不怕风吹和雨打，我们永远不离开它……”为表示人心向党向太阳，意志坚定跟党走，关阳湖“与时俱进”，更名为向阳湖，昔日的“三角湖”、“关阳湖”就此“退居二线”。于是，进入世人与历史视野的，便是向阳湖“五七干校”。与此同时，向阳湖周边的一些地方也相应地更名为向阳中学、向阳塔、向阳路、向阳桥……
这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放浪潮既与古代官员的遭贬流放有着某些相同之处，同时又打上了特有的时代烙印。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五七干校”作一简要回顾与概述。
1966年5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给副主席林彪写了一封信，此信便是影响中国“文革”发展进程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又强调工人、农民在以工、农为主的同时，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学生在以学为主的同时要学工、学农、学军；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看得出来，“五七指示”有两个重要的基本点：一、共产党依靠人民解放军取得全国胜利，尽管执掌政权十多年，毛泽东仍一以贯之地施行“战时模式”，以军队统慑一切，此后的“五七干校”便交由各军区统一管理；二、其落脚点在于“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毛泽东心之所念，就是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改变颜色，因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反修防修”盛行一时，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时，毛泽东的威望已达至峰巅，并逐渐神化，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函被抬到了无与伦比、无以复加的地步，说成是“光辉的‘五七指示’”，被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新高峰”、“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1968年5月7日，即“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组织141名省直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并命名为“五七干校”。可见“五七干校”其实就是农场，不过换了一个适于当时形势与需要的语汇而已。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介绍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黑龙江庆安县柳河“五七干校”的新经验，在“编者按”中特别强调：“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于是，“五七干校”作为“文革”中的一种“新生事物”受到热烈“追捧”，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各行各业创办“五七干校”蔚然成风。这也是继延安整风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再次遭受大规模的阉割与“洗脑”。
当时全国约有1000万名各级干部，而进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即达500多万人。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全国中央一级机关开办的干校有106所，各省开办的共计1497所。咸宁向阳湖能在如此众多的“五七干校”中“脱颖而出”，知名度最高，不仅在于它是全国当时规模最大的“五七干校”，更在于下放这里的，是一支由中国文化部系统（包括机关、出版、文物、电影口）以及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组成的文化大军，他们中既有文化界的高级领导，如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原文化部副部长、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原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等，也有作家、诗人、画家、导演、书法家、音乐家、摄影家、翻译家、出版家，还有编辑家、文物专家、语言学家……其中不乏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大家与名家，如作家沈从文、冯雪峰、冰心、萧乾、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诗人张光年、臧克家、郭小川、李季、绿原、牛汉，剧作家孟超、陈白尘，翻译家金人、孙用、许磊然、文洁若，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冯牧、阎纲，画家刘继卣、邵宇、李平凡、秦岭云、卢光照、许麟庐、林锴、曹辛之、范曾，书法家李长路、刘炳森、谢冰岩、佟韦，出版家陈翰伯、王子野、金灿然、史枚、陈原、王益、王仿子、范用，文博专家吴仲超、唐兰、单士元、王冶秋、龙潜、徐邦达、史树青、王世襄、罗哲文，学者宋云彬、赵守俨、陈迩冬、王利器、顾学颉、傅振伦、周绍良、周汝昌、舒芜、程代熙，电影工作者司徒慧敏、吴雪、马彦祥、唐瑜、洪臧，等等。
迫于当时情形，京城文化干部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势在必然，而选择咸宁关阳湖，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偶然之中也包含着必然因素，如果没有远离京城的偏僻寂静，没有前期的民工围垦，没有足以接纳数千人的空间地盘，无论怎么偶然，也不会凭空“整出”一个闻名遐迩的向阳湖“五七干校”来。
偶然与必然相结合，历史老人就这样“锁定”了咸宁，选择了向阳湖。于是，一段闪电般掠过的特殊日子，就此载入史册，成为人们不断咀嚼、不断回味、不断反思的永恒话题。
一声令下，属于文化部系统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电影公司、新华书店总店等单位以及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大部分文化干部的命运便无可逆转地与咸宁向阳湖“绑”在了一起。当然，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一锅端”地全部遣送，京城所有文化部门不可能完全停止运转，咸宁接收、“消化”也需要一个过程。留下的“根红苗正”，下放的是有“辫子”可抓、“尾巴”可割的改造对象。根据“轻重缓急”，他们分期分批地离开京城。1969年4月12日，先遣队抵达向阳湖；9月26日，第一批“人马”离京遣往咸宁；12月19日下放第二批；1970年5月18日，又有第三批来到向阳湖。有孤身一人前往，有夫妻同行，还有拖家带口全家迁移的。离京之时，他们不知道何日才能返回，心头充满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离绪别愁与凄凉怅惘，许多人做好了今生今世终老咸宁的准备，下了“把骨灰撒在向阳湖”的决心。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在《牛棚日记》中就写道：“如今一去，恐怕真个永不再来了。”
第一批学员刚到咸宁，真可谓“百废待兴”。没有房屋，只有借住在向阳湖周边地区的老乡家中。不待喘息调整，就开始白手起家地修建宿舍，因陋就简地填筑道路、加固围堤、开荒造田。昨天还在手握笔杆舞文弄墨，今天就得改弦更辙，开始脱胎换骨的体力劳动改造：拿镢头，握锄头，举榔头，挥铁锹，舞镰刀，打赤脚，挑重担，风里雨里，摸爬滚打，肩头磨破皮，双手长老茧，头上落尘土，浑身是稀泥……几乎一夜之间，就得以一种全新的面貌与生活方式生存于世。这对农村出来的少数文化干部而言自然算不了什么，而对大多数从小吟哦诗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市子弟来说，不啻于一种折磨与受罪。特别是那些生长于北方的文人，走不惯南方的泥泞路面，一不留神就会摔个仰面朝天；更受不了南方的酷暑炎热与阴冷潮湿，腰疼，关节疼，胸口发闷，简直难受得要命；此外，还要对付草中的毒蛇，水中的蚂蟥，夜晚的蚊虫……
体力劳动容易使人麻木，在全身疲惫与腰酸背疼中，思维的活动降到最低点，一有空闲只想休息放松，呼噜呼噜睡大觉。而最要命的是，伴随沉重的体力劳动，还有人为的革心洗面的思想整风，将松弛的神经激活，从思想到灵魂进行深刻的反省。劳动间歇，要开斗争会，批斗那些所谓有历史污点的“走资派”、“右派”与“反革命分子”。雨天或晚上则安排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理论学习活动，不间断地开展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政治运动。著名诗人郭小川说他白天“经常泡在膝盖深的沼泽水中，到晚上还不断开会”。除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干校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讲用、搞运动、搞大批判、搞思想改造、忆苦思甜、访贫问苦、表决心等。特别是将一些在原单位进行的运动带到干校，其中最令向阳湖文化人寒心与痛心的就是清查“五一六”分子，年老的动不动被打成“走资派”和“叛徒”，年轻些的则被说成是反革命的“五一六”罪犯，“有的连队榜上有名的‘五一六’分子竟然达到百分之三十”。所谓的“五一六”分子，指在政治斗争与群众运动中，受“怀疑一切”的狂热鼓噪，欲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的一批造反派。不久，“五一六”被严重扩大化，成为一个反党组织与反革命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层层揪斗，被这一莫须有的组织与案子冤枉的人数超过1000万。关于“五一六”的情形，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实际是造反派的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到最后把年轻的造反派差不多全打成了‘五一六’。证据罪行，什么也没有”。后来虽然都予摘帽平反，但在当事人心头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与隐痛。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针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而写给林彪的信函，应运而生的“五七干校”自然而然打上了浓厚的军队色彩。向阳湖“五七干校”先由北京部队分管，后委托给武汉军区代管，编制也以部队的行政建制为准。下放的6000多人中，其实包含了随行家属，真正的干校学员4000余人，设有26个连队，比如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为一连，中国作家协会为五连，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十四连等等，连以上为大队，连下设排与班。干校学员“定格”在军事网络的某一点上，一举一动受到严格控制，不许单独外出，有事得自下而上向班长、排长请假，向连部请示，待批准后方可与他人同行。既为军事化体制管理，就要随时备战，除白天参加体力劳动，晚上开会背毛主席语录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外，早晨还得像军人一样出操、跑步，有时半夜突然听到哨声，得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整装待发，像正规部队那样进行一种特殊的训练——“拉练”。据萧乾回忆，在咸宁期间，他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圆，因为月圆时分军宣队会突然吹响口哨“拉练”，而他往往是最后一个跑来列队的，一边向队友看齐，一边还在系鞋带。于是，月亮一圆，他就只好和衣而眠，“梦中还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起的哨子”。
关于当时的劳动及“洗脑”情形，干校部分学员在后来的访谈与追忆性文章中有所提及，但多属概述性文字，唯有著名诗人，《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张光年的《向阳日记》以及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所叙最为具体翔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