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讲《红楼梦》和别人不同，因为他既是教授又是作家。因此他讲的既有对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背景介绍，又有严格的史实的征引和证实，这些均与融个人创作经验于其中的论析结合，举凡从构思、情节乃至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等等，他都有新颖独特的分析。
我最后一次看吴先生，是他在北医三院的病榻上。吴先生已经不会说话了，他正艰难地、也是最后一次与死亡搏斗。我感到痛苦，因为我心中的吴先生是不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去年，我和北京作协的朋友们一起向吴先生庆贺八十五岁生日，那正是吴先生经历一次大的手术后胜利归来。他对生命充满信心。他给我们讲“歪墙不倒”的道理。他自喻“歪墙”，因为在他的兄弟中，唯有他体质较弱却活得最长。
那次谈话已成了永久的纪念。那时我感到吴先生对人生有一种彻悟的透明。他讲每个人的存在都只是一次偶然，那只是一次千万个精子与卵子的偶然中的结合，但形成生命的这个结合体却是幸运的胜利者。吴先生这番话是渗透生命奥秘之后发出的。我想，他的意思是长者对我们的劝勉：每个人都不必把这种“偶然”的获得和失去看得过重，但每个人又应当十分珍惜这种“偶然”的胜利而要把它发挥到极致。
现在，吴先生已经不在了，我再一次感到了生命如芦苇般脆弱。吴先生执著而勤勉地度过了他的一生，但他还有很多事来不及做。80岁以后，吴先生曾立志要写一部《吴批红楼梦》。但死亡的钟声却无情地敲响了，留给我们的却是永远的遗憾。
那素朴和平易让人敬畏
我心目中的季羨林先生
在北大校园里我可以比较放松地与之晤谈的长辈，只有少数的几位，首先便是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是东语系教授，有段时间还担任北大的副校长，而我认识他时只是中文系的普通学生。从学问、人生阅历到年龄，我和季先生之间都隔着长长的距离，但我却有幸亲近了这位忠厚长者。
有一次和季先生闲聊，谈及季先生弟子满天下的事实。经季先生认定，认辈分，
我该是季先生的第五代弟子。但上述那些“距离”，却不妨碍我和季先生比较不那么拘谨地交往。在中文系，直接为我授课的教授很多，包括我非常熟悉、也非常敬重的一些老师，我和他们的接触，大体还是相当拘束的——至少是和季羡林先生的接触有些不同。季先生的魅力，来自他拒绝一切装饰的平易和素朴。
有几次我和季先生一道外出开会，为了省钱，我总是搭乘先生要的车。一般的道理，作为晚辈，最起码的礼节应当是，我事先随车出发，前往迎迓先生。但每次提及，他总是说，从朗润园到你那里顺路，还是我前去接你吧。这样，就造成仪礼上的失序，但先生却视为平常。从这样小小的事情，可看出先生为人的一贯。这是一位非常本色的人，一切的虚华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尽管他博古通今，学富五车，是当今学界享有荣誉、受到普遍景仰的大学者，却始终保持了北方原野那份质朴和单纯。
季先生不论是漫步在燕园的湖滨，还是出人庄严的场所，始终都是一身朴素的衣着。他是那样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深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由此我悟到：一切的伟大只因它来自平凡，并由平凡所构成；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正是由于这样不可辨认的一般和平常，却生发出逼人的辉煌。我从季羡林先生的身上，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在我有限的人生阅历中，见闻说不上丰富，却也是和各样的人都有过交往。一些人拥有权势，一些人拥有金钱，更多的人拥有学问和才气。那些拥有者，也不是都乐于炫耀他们的拥有。他们中也有人体现出良好的素质，但我依然能够从他们“不以为意”的修养中，看到他们对那种“拥有”的“在意”来。而季先生则不，他是极为单纯的，单纯到不染毫纤的自然。我心目中的季先生，只是一位极普通的长者，在极普通的状态下说话、做事、写文章。
我曾在一篇纪念师长的文章中说到这座校园中单纯的人际关系：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平时都忙着各人自己的事，对于枝枝节节往往不甚经心。师生、朋友的情谊都简化到最平淡处。我和季先生的交往，也如同这校园中所有的人那样，平时无事不相往来，路上相遇，颔首致意而已。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断地从他那朴素、平淡和普通中感受到那种崇高人格具有的震撼力。
对于一般人而言，都是年龄与精力成反比，年龄增长了，学问自然更为丰富成熟，但他的创造性的投人则往往日见衰落，这是一种规律。但这种规律在季先生身上却不适用。他愈到晚近，学问愈做愈大。他连续主持了几个大得让一般人瞠目的学术工程。一般人到了季先生这样的高龄，往往表现为力不从心，而季先生却是愈战愈勇，仿佛是重新获得了一次青春。所有的人都想倚重先生的名望，于是有了频繁的拜访和频繁的邀请，这几乎构成了先生日常生活的常态。我们于是也看到了许多场合先生的出席以及他的切实而精彩的讲话。季先生从哪里获得这么旺盛的精力与热情，他的存在真是一个奇迹。
更让人惊叹的是，在极度繁忙中他近年的散文创作也创造了一个巅峰状态。被诗人牛汉谑称为“老生代”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季羡林。我们在不断获知季先生学术上不断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例如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他首创一人获得两项巨奖的例外），还不断读到他的随笔和艺术散文的华章丽句。在当前散文界，季先生的创造力完全不低于比他年轻几代的作家。
最近韩小蕙主编了一本散文集《永久的悔》。她在序中说了如下一段话：“我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赋得永久的悔》，这篇文章从我发出约稿信，到季先生寄回文稿，前后一共只用五天时间，不需屈指，4000字的文章，耄耋之年的季先生只用了一天一夜！”韩小蕙最清楚，她的同样的约稿信在我那里是如何的遭遇：一拖再拖，拖到不能再拖！所以，她的表扬季先生，我收获的却是加倍的愧疚，为我的懈怠和慵懒！
季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最慈祥、最宽厚、最和蔼的师长，同时也是最严格、最让人敬畏的师长。不是由于他的严词厉色的鞭策（他从来没有），而是由于他的这种无言的垂范！北大的图书馆藏书之富世所闻名，我惭愧的是，进图书馆还需别人指引。而我听说，八十高龄的季先生日日埋首其中，风雪无阻！
世上有人除了炫耀他们的财富和学识，还炫耀他的权威。他们以为摆开阵势，做出吓人的样子，便能震慑他人。其实不然，如季先生者，他只是极普通地说话、做事、写文章，用他的平常心、平常态、平淡至极的无言，却让人从中照出了自己的渺小、浅薄和虚华，从而生发出深深的敬畏之情！
金克木先生的文采
我和金克木先生同在一个校园里，却是不常见面。一则是这校园太大，不同系的人经年难得见上一面，我晤见金先生有限的几次都是在校外的某些会议上；二则是北大的人一般交游都很淡，我这人又一向疏懒，不仅对师辈如此，对同辈亦如此，但对师辈尤甚，因为老师年龄大了，不好打扰他们。这样，我执弟子礼主动请安的时候就少，而多半是老师们有事垂询“召见”的时候居多。此种“召见”的事例，远的一次是大约四十年前冯至还住燕东园时，他约我前往谈诗（那次谈话涉及冯先生的《十四行集》，我已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述及），最近的一次则是前不久陈占元先生托人带口信约我见他（此次见面，他谈及也是将近四十年前计划写作的《巴尔扎克评传》，陈先生还让我看了他写于50年代的部分草稿）。而我于金克木先生，则是我不主动请安，他亦不主动召我的“特例”。
但我对金先生却是时常想念的。不仅由于同属一个学校；也不仅由于他是诗人，与我的专业有关；更由于他文章多，我经常通过阅读获得他的教益。所以，虽不常见面却相当的熟识。说来也是若干年前的事了。那年台湾的作家王拓来访，中国文化书院借此举行一个规模不小的座谈会，金先生和我均被邀请。多时不见，只见他步履矫健、神采飞扬，完全不像是年近八旬的人。谈及写作，先生告诉我最近写了很多杂文小品有几本书都出来了，有的用的还是笔名。看来，先生对自己的创作状态很是满意。
又过了几年。那时在一片沉寂中我忽然想，这一片广大的国土怎么又只剩下一种声音了呢？于是在大家都缄默的时候想起开一些会。开会自然想起邀请一些能坚持自己见解的纯粹的学者和作家来。于是便想请先生出马。电话里传来的依然是先生充满乐观精神的声音：“不行！我现在是除了嘴巴在动，其他都不动了！”他的调侃说明他依然有着活泼的思维、充盈的生命力。先生年事高了，出门不便，我当然不敢劳烦他。后来，我让一位博士生专门前去拜望了他。就是那次拜望，先生赠给我一系列他的著作，其中有《中国新诗库·金克木卷》、《难忘的影子》、《艺术科学丛谈》、《文化的解说》、《文化猎疑》、《金克木小品》以及译作《印度古诗选》等，均是80年代以后出版的。每本书先生均亲笔题签，时间是1993年。这些书涉及的文体有诗、散文、小说、文化和科技随笔、研究以及译作。论及学科的广博，先生的博学真让人吃惊。即单从文体看，足足说明先生是集学者、作家与诗人于一身的，能够得心应手地用各种文体进行写作的多面手。
我们不妨从译作《印度古诗选》来看金先生的写作。入选的作品是从印度最古老的吠陀语、梵语和巴利语文学作品中译选的。这一点就很不简单，因为国内已经很少能够做这工作的专家了。再以《艺术科学丛谈》一书列举的篇目看，诸如“信息论美学”、“实验美学”、“建筑美学”、“符号学”、“民俗学”、“人类学”、“语义学”等，这些学科及其知识，在80年代的中国都具有前卫的性质，金先生是老学者，他能够站在这些学科的前沿发言，便是非常可贵而动人的。
至于作为学者兼诗人的金克木，这种双重身份给他的散文创作带来了有异于人的特点，则是明显的。他的散文综合了学者的冷静和诗人的灵动的不同性格，从而拥有理性和感性相融合的特征。诗人的想象力和灵感使他的散文充满了动感和机趣，学者的求实和思考性则给予他的散文以沉稳和厚重。金克木很少在散文中作纯粹的抒情。不是他不擅长，恰恰只是由于他的这方面的特点都奉献给他的诗了。他说过这样的话，“写的诗，都是自己写不成文的；能用文表达，就不写成诗了；文中有诗意还可以，诗中有文意似乎就不大好”可见，他对诗文不同文体的特征极为重视，他十分严格地不让诗中“有文意”，在这方面，他坚持了诗人最重要的品质；但他还是“宽容”地让他的文中保留了适当的诗意。读金克木的散文，即使是那些理论气息很浓的散文，也时时感受到诗意的光辉。
晚年的金克木很少写诗，人们对他的诗人的印象，多半还是和施蛰存、戴望舒、徐迟等交游的青年时代得来的。当时，他属于非常先锋的现代派诗人的营垒。过了青年时代之后，金克木甚少写诗。但每次写诗，总有精彩之笔让人惊喜。这就是作为诗人对于诗性的矜持。记得1980年，为纪念戴望舒逝世30周年而作的《寄所思》二首，就给了读者极大的激动。其中的《夜雨》：
悠长的一瞬，无穷无尽的呼吸。
喧嚣的沙漠。严肃的游戏。
西湖，孤山，灵隐，太白楼，学士台。
惆张的欢欣，无音的诗句。
迷细雨中的星和月；
紫丁香，白丁香，轻轻的怨气；
窗前，烛下，书和影；
年轻的老人的叹息。
沉重而轻松，零乱而有规律。
悠长，悠长，悠长的夜雨。
短促的雨滴。
安息。
写的是夜雨中对故人的怀想。这种思念不借外在的描绘，而是纷繁的思绪和纠缠不清的感觉。那短短诗行所传达的矛盾和复杂，说的是人，也是诗，是艺术，更是人生。金克木作为成熟的诗人，他能够熟练地运用现代技巧，通过借助和再现戴望舒诗的意境和韵律，表达他对已故友人的思念。他的“悠长”、“丁香”、“惆怅”，都让人联想到戴望舒那首著名的《雨巷》。写这诗时金克木已人晚年，但他诗中却充盈着青春活力，仿佛有无尽的诗的矿产可待开发。可惜，他已无睱顾及多情的缪斯，他的注意力已集中于他长期从事的学术研究方面。
引人感兴趣的是，在80年代以后，他的散文创作却进入了高潮。他的随笔小品的文思不断流涌，使人对这位学者的积蕴莫测高深。当然，作为学者，金克木散文体现的最主要特色乃是这种学者的气质和禀性。他通过轻松而不板滞的文笔，在散文中存贮和承载了丰富的知识和学养。读他的文章，一方面感受到诗人所具有的想象力和情感的有节制的发扬，更主要的，则是展示出学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缜密的思考。这些特点，即使在那些学术性著作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序文都称得上是优美严密的散文。这些文章，除了给人以文学性的浸润，还涵容了相当丰富的学识。这是一般的散文作家所难以到达的。读这样的文字，一般散文容易有的轻浅感自然地消失，使人不能不以自然的心境感受学院特有的那种厚重。
当然，读金克木的这类文章，首先是接受他的广闻博识的陶冶。例如这样的讲述：“史诗是印度蜚声世界的大著作，有著名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十八部作为历史的‘往世书’。这里只收了《摩诃婆罗多》的一个著名神话。《罗摩衍那》已有全译，‘往世书’与史书类似，都没有选。这一插话在印度传诵最广，地位最高，大概是因为它宣扬了‘三从四德’性质的封建道德，同时，也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这些文字，朴实、平易、不事喧哗，看似信手拈来，如道家常，却是毕生修养学问炼出的精华。朴素不加文饰的文风，表现出学者的严谨，但它又是文学的，它没有故作惊人之笔的矫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