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里奇蒙街的一头是死的，除了基督教兄弟会的学校放学的时候，这条街一向非常寂静。在街的尽头，有一座无人居住的两层楼房，它坐落在一块方地上，与周围的邻居隔开。街上的其他房屋，意识到里面住着体面的人家，便以棕色庄严的面孔互相凝视。
以前我们这房子的房客是个牧师，他死在房子的后客厅里。由于长期关闭，房间里都散发出霉味，厨房后面废弃不用的房间里，满地扔着陈旧无用的废纸。我在纸堆里找到了几本包着纸皮的书，书页卷起，而且潮乎乎的：一本是瓦尔特·司各特的《修道院长》，另两本是《虔诚的圣餐接受者》和《维多克回忆录》。我最喜欢最后一本，因为它的书页是黄色的。房子后面荒芜的花园里，中央长着一棵苹果树，周围有几簇蔓延的灌木丛；在一簇灌木丛下面，我发现了已故房客留下的一个生了锈的自行车气筒。他是个仁慈宽厚的牧师；在他的遗嘱里，他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把房子里的家具留给了他妹妹。
昼短夜长的冬天到来之后，我们还没吃好晚饭就已是黄昏。我们在街上碰头时，房子都变得黑乎乎的。我们头上的天空是千变万化的紫罗兰色，路上的街灯向上擎着光线微弱的灯笼。寒气袭人，我们一直玩到浑身发热。我们的呼喊声在寂静的街上回响。我们玩的游戏使我们跑到了房后泥泞的小巷，在那里我们遭到一帮从小房子里出来的野小子们的夹击；于是我们跑到昏暗潮湿的花园后门，那里从灰坑中发出一股股臭气，然后我们又跑到阴暗而难闻的马厩，那里马夫在为马梳理，或是敲着带扣的马具发出悦耳的乐声。我们再回到街上时，从厨房窗子里射出的灯光已把这一带照亮。如果看到我叔叔正拐过墙角，我们就藏在阴影里，直到我们看见他走进家里。或者，如果曼根的姐姐[6]出现在门前的台阶上，呼唤她弟弟回去喝茶，我们就从阴影里注视她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情景。我们等着看她是呆在台阶上还是转回家去，如果她不走，我们就离开阴影，无可奈何地跟着曼根的脚步走过去。她在等着我们，灯光从半开着的门里射出，她的身影清晰可见。她弟弟在听从她之前总是先逗她一番，所以我便站在栏杆旁边看着她。她移动身体时，衣服摆来摆去，柔软的发辫左右晃动。
每天早晨，我都爬在前厅的地板上，注视着她家的门口。我把百叶窗放下，留不到一英寸的空隙，免得被别人看见。她出门走到台阶上时，我的心便急促地跳动。我跑到过道里，抓起书跟在她后面。我的目光一直盯着她那褐色的身影，等快到我们分开的路口时，我便加快脚步超过她。天天早晨都是如此。除了偶尔随便打个招呼，我从未跟她说过话，然而她的名字总使愚蠢的我热血沸腾。
甚至在最不适宜浪漫的地方，她的形象也陪伴着我。星期六晚上，我姑妈到市场去的时候，我不得不替她去拿些东西。我们走过灯光闪耀的大街，被醉汉和讨价还价的妇女们挤来挤去，街上熙熙攘攘，劳工们咒骂，守立在猪头肉桶旁边的店伙计尖声吆喝，街头卖唱的人用带鼻音的腔调唱着关于奥多诺万·罗萨的《大家一起来》之歌[7]，或者唱着关于我们祖国动乱的民谣。这些声音在我心里汇成一种独特的生活感受：我想象自己捧着圣杯，在一群敌人中安然通过。在我进行自己并不理解的祈祷和赞美时，她的名字时不时地从我的嘴里脱口而出。我眼里常常充满泪水（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有时一股热流似乎从心里涌上胸膛。我很少想到将来。我不知道究竟我是否会跟她说话，如果说，我怎么向她说出我迷惘的爱慕之情呢。然而，我的身体像是一架竖琴，而她的言谈举止宛如拨动琴弦的手指。
一天晚上，我走进牧师在里面死去的那间后客厅。那是一个漆黑的雨夜，房子里一片静寂。透过一块玻璃破了的窗户，我听见密密麻麻的雨滴落到地上，不停的细雨像针一样在湿透的花坛上跳跃。远处某盏灯或者亮着灯的窗子在我下面闪烁。我庆幸自己看不清什么。我所有的感觉似乎都渴望模糊，当我觉得快要失去感觉时，我紧紧地把双手合在一起，直合得它们颤抖起来，口中反复地喃喃自语：“啊，爱情！啊，爱情！”
她终于和我说话了。她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慌乱不安，不知该如何回答。她问我去不去阿拉比。我记不清回答的是去还是不去。那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市场，她说她非常想去。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我问。
她说话的时候，不停地转动手腕上的银镯。她不能去，她说，因为那星期修道院里将做静修。她的弟弟和另外两个男孩在抢夺帽子，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栏杆旁边。她抓着一根栏杆的尖头，把头低向我这边。从我们的门对面射出的灯光，照出她脖子的白白的曲线，照亮了她脖子上下垂的头发，并向下照亮了她在栏杆上的那只手。光线落在她衣裙的一边，照亮了她衬裙雪白的滚边，她随意站着时正好可以看见。
“你倒是真应该去，”她说。
“假如我去，”我说，“我一定给你带点东西。”
那晚以后，不论白天黑夜我都胡思乱想，我是多么地如痴如狂呀！我恨不得那几天插在中间的沉闷日子一下子过去。学校的功课使我烦躁。不论晚上在卧室里还是白天在教室里，她的形象总在我尽力阅读的书页上出现。“阿拉比”这个词的音节透过沉寂向我回响，我的心灵沉浸在静寂之中，在我身上投射出一种东方的魅力。我请求允许我星期六晚上到阿拉比市场去。姑妈大为吃惊，她希望那不是为了“共济会”[8]的什么事。我在课堂上几乎不回答问题。我看到老师和蔼的面孔变得严厉起来；他希望我并不是开始变懒。我无法集中思想。我几乎对生活中的正经事没有一点耐心，既然它阻碍了我的欲望，我就觉得它像是儿童游戏，而且是令人讨厌的、单调的儿童游戏。
星期六早上，我提醒我姑父说，晚上我要去阿拉比市场。他正在衣帽架旁忙乱地寻找帽刷子，随口回答说：
“去吧，孩子，我知道了。”
由于他在走廊里，我不能到前厅去趴在窗边。我觉得房子里气氛不好，便慢慢地向学校走去。外面空气异常寒冷，我的心也已经忐忑不安。
我回家吃晚饭时，姑父还没回来。其实时间还早。我坐下盯着时钟看了一会儿，它的嘀嗒声开始使我心烦意乱时，我就离开了房间。我登上楼梯，走到楼上。楼上那些高大清冷、空敞阴郁的房间使我觉得自由，我唱着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从楼上的前窗，我看见我的伙伴们在下面的街上玩耍。他们的喊声传过来已经变弱，隐隐约约可以听见，我把前额贴到冰冷的玻璃上，眺望她居住的那座黑乎乎的房子。我可能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有看见，只有在我的想象中看见了她那褐色的身影，她那被灯光照亮的弯曲的脖子，她那放在栏杆上的手和她衣裙下面的滚边。
我又回到楼下时，发现默瑟尔太太正坐在炉火旁边。她是个爱饶舌的老太太，一个典当经纪人的遗孀，有收集旧邮票的嗜好。我不得不忍受她在茶桌边的唠叨。晚饭拖延了一个多小时，可姑父仍未回来。默瑟尔太太站起身要走：她抱歉不能再等下去，但已过了八点，她不愿在外面呆得太晚，因为夜晚的天气对她不宜。她走了以后，我开始攥紧拳头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姑妈说道：
“天哪，我恐怕你今晚去不成阿拉比市场了。”
九点钟的时候，我听见姑父用钥匙开过道的前门。我听见他自言自语，还听见他挂大衣时衣帽架晃动的声音。我知道这些声音意味着什么。当他晚饭吃到一半时，我向他要钱去市场。他已经把这事给忘了。
“人们已经上床，现在都睡过头觉了，”他说。
我没有笑。姑妈有力地对他说：
“你就不能给他钱让他去吗？说实话，你让他等得够晚的了。”
我姑父说他把这事给忘了，真对不起。他说他相信那句老格言：“只读书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他问我去什么地方，我又告诉他一遍后，他问我知不知道《阿拉伯人告别骏马》这首诗。我离开厨房时，他正要向我姑妈背诵那首诗的开头几行。
我手里攥着一枚两先令的银币，迈开大步沿白金汉街向车站走去。街上挤满了买东西的人，煤气灯照耀得如同白昼，这景象使我想起了此行的目的。我在一辆空荡荡的火车的三等车厢里找了个座位。过了好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延误之后，火车终于慢慢地离开了车站。它缓慢地向前爬行，越过倾圮的房屋，穿过闪亮的河流。在威斯特兰地区车站，一群人挤上了车门；但乘务员让他们退下，说这是开往市场的专列。我仍然只是一人坐在那节空荡荡的车厢里。几分钟之后，火车停靠在一个临时用木头搭成的站台旁边。我下了车，走到马路上，看见灯光照亮的一个大钟，已经差十分十点了。我前面是一座大型建筑，闪烁着迷人的名字。
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六便士的入口，但又唯恐市场关门，所以便匆匆穿过一个旋转门，将一先令递给面容怠倦的看门人。我发现自己进入一间大厅，周围是一圈半墙高的货廊。差不多所有的货摊都已关闭，大厅的一半都黑乎乎的。我辨识出一种静寂，它像是做完礼拜之后弥漫在教堂里的那种静寂。我有些胆怯地走进市场的中心。有几个人聚集在一家仍在营业的货摊周围。在一块上面用彩灯拼成“音乐咖啡厅”字样的布帘前面，两个人正在往一个盘子里数钱。我听着硬币落下的声音。
我好不容易才想起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于是便匆匆走到其中一家摊位，端详那里的瓷瓶和有花卉装饰的茶具。在这家摊位的门口，一位年轻女郎正在和两位年轻的男士说笑。我注意到他们的英语口音，面无表情地听着他们谈话。
“啊，我从没有说过这样的事情！”
“啊，你肯定说过！”
“啊，我肯定没说过！”
“她真的没说过？”
“说过，我听见她说的。”
“啊，这简直是……胡扯！”
那位年轻女郎看见我，便走过来问我是否想买什么东西。她的口气并不像鼓励我买；似乎只是出于责任感才对我说话。那些大的瓷瓶像东方卫士似的直立在摊位黑暗入口的两边，我谦恭地望着它们，喃喃地说道：
“不，谢谢。”
那年轻女郎把其中一个花瓶挪了挪，然后又走回两位男士身边。他们又谈论起同一个话题。有一两次那年轻女郎回头瞟了瞟我。
我在她的摊位前徘徊不定，仿佛我对她的货物真有兴趣，尽管我知道我在那里逗留毫无意义。然后，我慢慢地离开那里，穿过市场的中间走去。我让口袋里的一枚两便士硬币和一枚六便士硬币撞击作响。我听见从货廊的一头传来灭灯的喊声。顿时，大厅上面的部分完全黑了下来。
抬头向黑暗中凝视，我看见自己成了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嘲弄的动物；于是我的双眼燃烧起痛苦和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