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看似有效的手段，实际效用有限【43】。当然，资本主义为求发展需要人口过剩，以便能在劳动力市场用低价雇到人工。这样庞大的“劳动后备军”有时确实有利于量的扩大，然而却有碍于其质的发展，特别是会对转型为劳动密集型经营形态有所妨害。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并不是一回事。单从量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会随着薪酬无法满足生理需求而下降，长此以往将导致最有违“适者生存”的后果。如今，在同一时间内，一个普普通通的西里西亚人即便竭尽全力也只能收割一个波美拉尼亚人或梅克伦堡人所收割土地的三分之二多一点儿，后两者不仅报酬高，营养也好。而越是靠近东边的波兰人，其体力活的成果就越赶不上德国人。单就生意而言，举凡产品制造都需要某种熟练的劳动，或是要使用价高且易损的机器，或是一般而言需要某种程度的敏锐专注力与创新精神，而在此时，低薪制根本无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支柱。低薪不仅不划算，而且会事与愿违。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有高度责任心，而且工作时不能分心去计较怎样才能最悠闲最省力地赚到同样的薪水，还得把工作当作绝对目的本身，即“天职”来做。然而，这样一种心态并非自然形成的，也不是通过高薪或低薪刺激出来的，而是长期不断的教育的结果。如今，资本主义已经占据支配地位，在所有的工业国家以及各工业国的所有产业领域，都能较为容易地招募到所需劳动力。而在过去，无论何种情况下都是个大难题【44】。即使在今天，要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帮手的支持，资本主义也难以所向披靡。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期间，这个帮手一直伴随左右。对此，我们可以再举一例加以说明。今天人们常常以女工，尤其是未婚女工，来呈现落后的传统主义的劳动样式。雇用少女，特别是德国少女的雇主，常常抱怨她们不仅毫无能力和意愿放弃传统的、业已学会的劳动方式来使另一种更为实用的方法得以采用；而且也缺乏能力和意愿去学习和适应新的劳动方式，去集中或只是运用她们的才智。再怎么分析和说明如何能使其工作更加简单易做一些，更容易忍受一些，她们通常还是完全无法理解；提高论件计酬的标准碰到她们的习惯之墙也只能是徒然。只有那些有着特殊宗教教育背景，尤其是从虔敬派信仰流传的地区来的女孩子，会有所不同，这一点对我们的观察来说颇为重要。我们时常听说并且统计调查也证实【45】，这个群体最有可能接受经济教育。集中思考的能力，对工作的绝对专注的责任感，在她们身上往往与苛刻的节俭、自制结合在一起。节俭的品德会使人考虑到获利的多寡，自制会大大提高生产能力。所有这一切正是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以劳动作为目的本身，以工作为天职的观念，在她们身上找到了最有利的土壤，加之宗教教育的背景，这些都为战胜传统主义的慵懒散漫创造了最大的可能。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这层观察【46】再次表明，有必要问一问：适应资本主义的能力与宗教之间的关联在资本主义的成长期是如何形成的？从许多个别现象中可以推断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就已与现在大致相似的形式存在了。例如18世纪时，卫理公会的工人遭到工友的厌恶与迫害，绝不只是或主要是因为其宗教的异端观点——英国曾有过更多更偏激的教派——而是由于他们有着今天所说的特殊的“劳动意愿”，当时许多关于劳动工具一再遭到破坏的记录也表明了这一点。
还是让我们回到当代，回到企业家身上，以便弄清“传统主义”在企业家身上到底意味着什么。
桑巴特[16]在讨论现代资本主义起源时【47】，把左右经济史走向的两大动因区分为“满足需求”和“营利”。前者致力于满足个人需求，后者则超越了个人需求的限制，致力于获取追求利得与获利的可能性；这两者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形态与方向。乍一看，他所谓的“满足需求型经济体制”似乎与我们此处所表述的“经济传统主义”并无二致，要是把“需求”的概念等同于“传统的需求”，也确是如此。然而，如果需求的概念并不限于传统需求，那么按照桑巴特在其著作的另一处【48】对“资本”所下的定义，依其组织形式应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众多经济类型就会被划出“营利”经济的范畴，归诸满足需求型经济的范围。换句话说，那些由私人企业家经营的，利用资本（包括货币及具有货币价值的物品）周转、购买生产资料并出售产品达到营利目的的经济类型，亦即确定无疑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类型，其自身可能同时具有传统主义的特性。这在近代经济史上非但不是个别现象，而且经常发生，尽管由于资本主义精神愈益强烈的侵扰，这种状况一再中断。一个经济的“资本主义”形式与引领此经济的精神之间，总的来说确有相互适应的关系，不过并非“法则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尽管如此，我们在此还是暂且使用“（近代）资本主义精神”【49】一词来描述这种我们在富兰克林的例子中看到的把工作奉为天职，系统性并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心态。一方面，这种心态在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与其相适应的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也在此心态上汲取了相应的精神动力，这已成历史事实。
然而，这两者也很可能分别存在，互不相干。富兰克林浑身充满了“资本主义精神”，当时他的印刷工场在形式上与任何手工业企业毫无区别。下面我们还将看到，那些身为商业贵族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既不是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心态的独一无二的载体，也不是主要承担者；承载那种心态的乃是那些正在崛起的产业界中产阶层。【50】即使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代表也非利物浦或汉堡等地的那些继承了祖上商业资产的举止高雅的绅士，而是来自曼彻斯特或莱茵兰—威斯特法伦，出身寒微，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的新贵。其实，早在16世纪就出现了类似情形，当时新兴的工业企业大多是由这样的新贵创办的【51】。
像银行或大出口商、大型零售业，或者以出售家庭手工制品为业的大型商行，确实只有采取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才可能经营下去。然而，他们也完全可能是在非常传统主义的精神下运营管理：发行货币的大银行根本无法以其他方式来经营，各个时期的对外贸易全都建立在具有强烈传统性质的专卖权和法定特权的基础之上，至于零售业（这里所说的可不是那些规模小、资本少，整天喊着要政府救济的小商贩），一场旨在终结古老传统主义的革命正在全速进行。正是这样一场变革，导致旧日的批发体系分崩离析，而近代的家庭劳动和这种包工体制不过是在形式上与旧体系有类似之处罢了。这些情况早已司空见惯，但这场革命的经过及意义究竟如何，还是要举个实例来说明。
直至上个世纪[17]中叶，批发商的生活，至少在欧洲大陆纺织工业的某些部门里【52】，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悠闲的。其生活情形我们大致可以做如下想象：农民带着他们的纺织品（比如麻布，常常大多或主要是由农民自产的原料制成）来到批发商所居住的城镇，经过仔细的、多半是官方的品质鉴定之后，按常规价格领取货款。批发商的主顾是外地来的中间商，会将纺织品贩运到远方销售。中间商多半并不根据样品选货，而是按照习以为常的品质要求直接从批发商的货栈中购货，抑或在交货日期之前早已向批发商下了订单，然后再由批发商向农民下订。主顾亲自前来的情况很少，即使来也是隔很久才来一次，书信往来足以解决问题。后来，寄送货样的做法也渐渐时兴起来。批发商工作时间不长，一天也就五六小时，有时还会更少，有市集的时候营业时间则会长些。他们收入不多，但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年景好的时候还可以存点钱。竞争者之间对买卖规则一致认同，因而关系相对融洽；每天都到小酒馆开怀畅饮，消磨时光，志趣相投者还会相伴燕游，这真是舒适悠闲的生活。
上述情形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无论是说企业家的纯属商业性质的活动，还是说资本在商业活动中反复周转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抑或经济过程的客观面向和簿记方式，皆是如此。然而，从激励企业家奋发的精神即可看出，他们所从事的仍是传统主义的经济：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利润率，传统的工作量，传统的经营方法，传统的劳资关系，还有基本上传统的顾客圈子，招揽顾客和销售产品的办法也是传统的。这些支配着企业家的经营，也可以说是这群企业家的精神气质的基础。
有一天，这种舒适惬意的生活忽然受到干扰，而且是在组织形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比如从工场向封闭的工厂转变、从手工向机织过渡等都还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新情况常常不过是这样的：某个出身批发商家庭的年轻人从城市来到乡下，精心挑选符合其需要的织工，逐渐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和监督并施以教育培训，使他们从农民变成工人。此外，他也尽可能直接接触终端客户，将零售业务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还会亲自招揽顾客，每年照例一一走访；更重要的是，他会因应客户的需求和愿望来调整产品的品质，以迎合客户的“口味”，同时开始实行“薄利多销”的原则。这样一种“理性化”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都会一再产生这样的结果：若不跟进，就会落后离场。在刚刚开启的激烈竞争的压力之下，田园牧歌的景象土崩瓦解，荡然无存。财富大量聚集起来，却并没有用来放贷赚取利息，而是不断用于商业再投资，昔日闲适安逸的生活态度为严苛的讲求实际的态度所取代。迎头跟进的人之所以发家致富，乃是因为他们克勤克俭，不愿消费，只想获利；而仍然保持旧有生活方式的人则不得不节衣缩食【53】。在这些事例中，至关重要的是，这场变革的发生通常并不是由于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据我所知，从亲友那里筹借几千马克就足以启动整个变革过程——而是由于新的精神，亦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注入并发生了作用。至于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来自何方这样的问题，首先并不在于追究可供资本主义利用的资本量从何而来，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凡是资本主义精神觉醒并能发挥作用之处，它便会筹措到所需资金作为其施展的手段，反之则不然【54】。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一般来说并不一帆风顺，怀疑，憎恶，尤其是道德上的义愤，会如滔滔洪水般涌向最初的革新者，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捏造有关他们个人生活隐私的流言蜚语，我本人就听到过这样一些事例。很少有人能坦率地承认：正是异常坚毅的性格才使得一个“新式”企业家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自制，从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灭顶之灾。新式企业家目光敏锐，行动力十足，尤其具有坚定和高度突出的“伦理”素质，所以才能在进行这些革新时赢得客户和工人不可或缺的信任；正是这样的伦理素质使他们保持着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的力量，尤其是肩负起当今时代对于企业家的要求，他们必须承担起与日俱增的繁重工作，而这是与安逸的生活享受格格不入的。这样一种伦理素质与适合于传统主义的伦理素质是完全不同的。
这种伦理素质通常并不显眼，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渗入经济生活却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推动这种伦理素质发展的并非经济史上任何时代都常见的那些厚颜胆大的投机者和经济冒险家，也不是那些唯有钱而已的大金主，而是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既精打细算又敢作敢当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无不稳健节制、诚实可靠、敏锐精明，带有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