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应确定的路德意义上的“职业”思想【86】，就我们迄今所见来说，对于我们探索的问题充其量也只有不明确的重要性。但这绝不是说路德在宗教生活秩序上的革新对我们的考察对象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恰恰相反，只是这样的意义不能从路德及路德派教会对世俗职业的态度中直接推导出来，而且也不像基督新教的其他教派所秉持的态度那样显而易见。因此，我们最好先从其他教派的一些形式研究起，毕竟在这些形式下生活实践与宗教出发点之间的联系要比在路德教派那里更容易探知。先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加尔文教派和新教的其他教派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所起的显著作用，正如路德在茨温利[23]身上发现了完全不同于自身的“另一种精神”，路德的精神继承人也在加尔文教派那里发现了不同于他们的“另一种精神”。而天主教会一向甚而至今仍把加尔文教派视为真正的对手。之所以如此，起初是纯粹的政治原因所致：若是没有路德个人的宗教精神的发展，宗教改革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从精神上来说，宗教改革也受到他的人格的长期影响。要是没有加尔文教派，路德的事业也不可能持续发扬光大。然而，无论是天主教，还是路德教派，都厌恶加尔文教派，其原因就在于加尔文教派的伦理特点。单从表面来看，加尔文教派在宗教生活与世俗活动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天主教和路德教的，这一点在宗教主题的文学作品中也都看得出来。例如在《神曲》的结尾，诗人但丁伫立于天国，无欲无求，默默思考上帝的奥秘。而在被称为“清教神曲”的弥尔顿的《失乐园》的结尾，在描述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的情节后是这样收尾的：
他们回望伊甸园的东面，
片刻之前那里还是他们的幸福家园，
如今烈焰熊熊，火剑冲天；
孔武的身影，手执火器，
站在门前。
他们的眼泪夺眶而出，
又随即擦去。
广袤的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
何处栖息，有神意指引，
他们缓步向前。
手挽手，穿过伊甸，踏上寂寞旅途。
此前一段中，天使米歇尔曾对亚当说：
……你有知识
只要加以力行，
再加上信仰、美德、忍耐和节制，
加上爱，加上被宣扬为基督之爱的博爱，
此乃其他一切德行的魂灵，
你就不会不乐意离开
这乐园，而你的心灵会因此
有更幸福的美景。
任何人看到这些诗句都会立即感觉到，这里强烈地表达了清教徒对尘世的严肃关切，把尘世生活视为一项任务，而中世纪的作家不可能写出如此有力的文字。但这种表达与路德教派，比如路德和鲍尔·格哈德[24]的赞美诗所表现的意向迥然不同。所以，现在我们应以较为精确的逻辑思想来取代这种模糊的感觉，并探知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有人将这种差异归之于“国民性”，那不仅等于承认了自己的无知，而且在我们这种情况下也是站不住脚的。若有人认为17世纪的英国人有着统一的“国民性”，那根本就是个历史错误。无论是“骑士党人”，还是“圆头党人”，[25]不仅都认为各自分属两个党派，甚而觉得彼此是根本不同的两类人。仔细体察，不得不说这样的说法是对的。【87】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发现英国的商业冒险家和古老的汉萨同盟[26]商人之间有什么性格上的对立，也没有发现中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在性格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若有，不外乎是以双方政治命运的差异来直接加以解释【88】。今天我们所意识到的差异乃是宗教运动的力量造成的，这是首要力量，但并非唯一的力量。【89】
如果我们在探讨早期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展之间的关系时，从加尔文、加尔文教派以及其他“清教”教派的成就出发，那就不能理解为，我们期望在这些教团的某位创立者或代表人物身上发现有谁是被我们此处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唤醒，并在某种意义上视此为自己毕生事业的目标。我们实在无法相信，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将追逐尘世财富当作目标本身，并认为这件事是具有伦理价值的。我们尤应永远牢记的是：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从没有哪个宗教改革者，诸如门诺、乔治·福克斯和卫斯理[27]等人，会把提出伦理改革纲领当成自己的核心任务。他们并非为“伦理文化”而结社的社团创建者，也非人道主义的社会促进团体的代表人物或文化理想的倡导者，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唯一支点乃是灵魂的救赎，也只有灵魂的救赎才是他们的人生和事业的基础，他们的伦理目标以及教义的实际影响全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而且只是纯宗教动机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对以下情况有所准备：宗教改革的文化影响有很大一部分，就我们这项研究的特殊观点来看，是改革者们不曾料到的，也不是他们希望出现的后果。这些影响往往同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下面的研究也许会对我们了解“理念”是如何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有些微帮助。不过，为了避免各位从一开始就误会我们此处主张纯粹理念具有历史作用的用意，或许有必要在这篇绪论的讨论结束前稍加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此项研究并非试图对宗教改革的某种意义上的思想内涵进行价值判断，无论是从其社会政治方面，还是从其宗教方面。为本书的研究目的考虑，我们常常要与宗教改革的方方面面打交道。就纯正的宗教意识而言，发生影响的往往是那些边缘的和表层的方面。在这里所要做的，不过是弄清楚在我们这个由不计其数的、一个个的历史因素中生发出的现代特有的“此世”取向的文化发展网络中，宗教动机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只是想探知这种文化的典型内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作为历史原因的宗教改革的影响。为此，当然要摆脱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宗教改革这个“历史的必然”结果可以从经济变革中推衍出来。无数的历史场景，特别是纯粹的政治进程，既不可能嵌入任何“经济规律”，也无法以任何经济观点加以解释，它们必定是共同参与其中发挥作用，从而使新创立的教会得以存续。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意主张一种荒谬而教条的论点【90】，比如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暂时按照前文使用的意义）只能是宗教改革特定影响的结果，甚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众所周知，早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经营的某些重要形态就已经存在了，这个事实是对上述说法的驳斥。而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宗教影响是否参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使资本主义精神的质得以形成并推动其在全世界进行量的传播；此外，奠基于资本主义之上的这种文化到底在哪些具体层面上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的力量。在宗教改革文化时期的物质基础、社会与政治组织形式以及精神内涵之间有着极为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鉴于此情，我们只能这样处理：首先，研究宗教信仰的某些形式和职业伦理之间是否有并在哪些点上有清晰可辨的“亲和性”。同时，尽可能弄清宗教运动如何通过这些亲和性影响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式以及大方向是怎样的。只有在对这些情况基本明了之后，我们才能试图对现代文化内涵的历史起源做出评估，看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宗教动机，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