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七十周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荣毅仁对1949年5月25日这个战火纷飞的晚上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一晚，荣毅仁通宵未眠，孤身一人待在上海康平路的住宅内，夫人杨鉴清和四个孩子都去了香港，家里空荡荡的，寂寥无比。他衣冠整齐地待在书房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重要客人的光临。他时而坐在沙发上喝着茶，静静思考着，时而起身在地毯上踱来踱去。他头脑极其清醒，丝毫没有睡意。他感到有些兴奋、也有点紧张，甚至稍稍有些惴惴不安。他清楚，这个晚上，上海的历史正在发生巨变。这个圣约翰大学历史学学士，有自己对历史和投资的双重敏锐和洞察力，并毕生受惠于此。但他并非没有精神压力，因为像他这样的大资本家，留下来的毕竟不多。也毕竟不是身边微末之事的变化，而是一场狂飙。他艰难地作出了留下来的选择，这选择对与不对，他自己都没有肯定的答复，但有点是确凿的，这是他深思熟虑和审时度势的结果。
璀璨的霓虹灯已熄灭，万家灯火已剩下寥若晨星的几盏。黄浦江的外国军舰和商船已撤退到吴淞口，江面一下显得空旷和萧瑟。苏州河里的小舢板和木船在微漾氤氲中无声无息，大上海从未像这一晚这么幽暗。那些平时灯红酒绿，裙裾飘逸，舞客穿梭的夜总会、舞厅已早早闭门，即使开门，也门可罗雀。没有人还能在这样的时刻贪图享乐。像荣毅仁一样，大多数上海人都在等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有的是兴奋不已和热切期盼，有的是无奈和迷惘，有的是恐惧和恐慌。
紧闭的门后、窗帘后，在暗处有一双双惊疑不定的眼睛在闪亮，有一双双竖起的耳朵在听着外面的点滴动静。
在战火中苦苦挣扎的饱尝了乱世辛酸的上海市民对于战争有种本能的恐慌。他们不了解共产党，但他们了解国民党政府，这个政府早已恶名满贯，人们憎恨这个无道的、腐败的、对民间疾苦冷若冰霜的政权。而共产党会比国民党好多少呢？他们说不上来。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却说过这样一句话：不会有比国民党政府更坏的执政者了。
荣毅仁同意父亲的判断，爹爹断事一向稳重、透彻，举重若轻，对大格局和大方向的事拿捏得住。他和伯父荣宗敬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危害有切肤之痛。所以，这一判断不仅仅是一句气话，一句诅骂，一句牢骚，而是荣家这些年所经历的惨痛遭遇的血泪体验和心头留下的肉红疤痕阵阵作痛的呼喊。
这些年，荣毅仁和他的家族就像身处动荡咆哮、茫茫无际的海洋，海岸是如此遥远。可今晚过去，新的一天来到时，能看到他所渴望的海岸吗？他希望能看到。
他的家乡无锡已在一个月前解放了，几乎没有打上什么像样的仗，国民党的城防军就溃不成军了。在这之前，荣家在去留问题上争执不一，父亲荣德生铁了心要留下来。他的几个儿子、侄子走了、荣氏家族的多年的合作伙伴、执掌福新面粉系统的王禹卿走了。老人说：“脚生在你们身上，你们要走，我拦不住。反正我不走。”
在无锡解放前几天，有谣言说，申新的荣老板荣德生逃到香港去了，荣德生听说后，断然乘上黄包车在无锡城兜了一大圈，在车上，年过七十的荣老先生笑眯眯地和遇见的熟人打招呼，后面跟着几个无锡商界的头面人物。谣言不攻自破。荣毅仁知道后，对夫人杨鉴清说，要是我在无锡，也会跟着爹爹出去兜圈子的。这叫父唱子随。那个时候，荣毅仁就决定留下来了。他和爹爹一样，不顾许多人的劝阻作出了留下来的决断。
解放军接管无锡后，爹爹安然无恙，受到了礼遇。虽然电话不通了，但几天前父亲还请人带来了口信，嘱他不用担心。他目睹的解放军是支仁义之师，他接触到的共产党官员简朴淳和、礼贤下士。他们保护和支持民族工商业，无锡工厂和商铺从解放之日起从未停工停业，市面繁荣，人心稳定，原来笼罩在工商业人士心头愁云惨雾一扫而光。
外面激战正酣。清晰地传来隆隆的炮声、有的炮声像低沉的雷鸣。枪声密集、急促、猛烈，夹杂着巨大的爆炸声和铿锵有力的号子声，震天动地，惊心动魄。他时不时拉开窗帘，看一下窗外，五月的花园黑漆漆的，花木森森，宿鸟静寂。花园外的马路人烟稀少，但有时会有急促的脚步声、车轮辘辘声掠过他的耳鼓。目力能及的深远的夜空是通红的、红得有点诡谲。可以看到一大坨一大坨乌黑的雨云般的硝烟在艳红中升腾。
到后半夜，枪炮声稀少了，骤然间戛然而止。大上海安静了下来。安静中有种尘埃落定的气息。有种激荡以后的静气。
有件事让荣毅仁感到焦虑和犹豫，一个多月前，因为一起所谓的霉粉案使他受到了起诉。国民党军方因为东北战场惨败，将原因之一归结荣家面粉厂加工的面粉发霉变质，致使部队拉肚子而影响了战斗力。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荣家历来视信誉为生命，“戒欺”是他们的信条。每天早晨，荣德生、荣宗敬兄弟都要以一碗用自己工厂产的面粉做的面疙瘩汤作为早餐，用自己的舌尖来检验粉质，口感稍有欠缺，马上通知厂家找出原因，加以改进。荣氏兄弟将这个抱朴守拙的习惯坚持了好多年，并在第二代得到了传承。
销售霉烂的面粉，欺诈客户，投机取巧对于荣家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是无端的指控。这显然是有人蓄意加害于荣家和经办这笔订单的荣毅仁，是彻头彻尾的诬赖。上海高等法院送来了传票，荣德生的四少爷荣毅仁作为被告站上了被告席，出庭了几次。这消息传遍了上海的街头巷尾，登上了上海多家报纸的头版新闻。非常凑巧，明天一早他又要到庭继续受审，并接受法院判决。这虽是场闹剧，但内幕复杂，牵涉到宋子文等大人物，事出国民党上层的内讧。虽然有口难辩，但荣毅仁不想逃避，他要据理力争，他要用事实洗刷这无中生有的揑造和污蔑。
他犹豫着，打不定主意，不知道明天要不要去法院？也猜不透战事是否会影响法院开庭？最后他考虑下来，决定准时去法院，共产党不一定马上会接管法院，他不能不去。后来，他反省这件事坦率地说：那时候我政治上其实很幼稚，法院是国家机器，共产党岂会保留旧政权的司法机关？不马上捣毁它，反而还会让它继续开庭呢？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我那时却还不怎么懂。
子夜过去了，上海破晓了，曙光初露，迷雾蒙蒙。上海外滩的石砌建筑在晨曦和雾色中显得朦朦胧胧，错落有致。一面红旗破天荒地在海关钟楼屋顶飘扬。海关大楼的钟声在浦江两岸震荡。有轨电厂叮叮当当地行驶着，但车厢里只有稀稀落落几个人。这座东方大都市一片沉寂，偶尔在某个地方迸发出冷枪，划破雾气笼罩的天空。
荣毅仁没有开汽车，拎着公文包，西服外面着米色卡其布风雨衣，茫然而狐疑地在硝烟雾霭中踽踽独行，脚上的皮鞋纤尘不染。三三两两的行人盯住他看，风度翩翩，身高一米八四个子的他在人群中总是那么令人瞩目。此时此刻，他格外引人注目。
他一生不管处在什么情况，总是衣冠楚楚、精神饱满。他注重仪表，每天晚上，他都会将鞋楦撑在皮鞋里，保持鞋头的饱满；再将西装挂起，保持肩线和裤线的笔挺，一直到晚年耄耋之年他都会这样做，从未马虎过。
荣毅仁在破晓的上海大步走着，这个繁华离乱幽曲浮沉的上海，一切是那么熟悉，可一切又是那么陌生。突然，荣毅仁愣怔怔地站住了，他看到一个他从未看到的景象。成片成片的解放军露宿街头，他们抱着枪，枕着背包，沉沉入睡。这惊鸿一瞥，使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见过不少军队、日本兵、美国兵、国民党军队，租界的万国商团，可睡在马路上的军队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爹爹说得对，这是一支秋毫无犯、纪律严明的军队。一支仁义之师。
有几个战士在一旁站岗，和善地看着荣毅仁。战士一脸的淳朴，诚恳地提醒他：先生，还有国民党的散兵在打冷枪，请注意安全……
荣毅仁点点头，他脚步有些踌躇地来到浙江路上海地方法院门口，有两个解放军战士持着枪站在门口。法院的大门紧闭着。
哨兵问他：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荣毅仁有些拘谨地问：法院里的人呢？他们还来上班吗？
哨兵回答说：他们全部逃掉了，解放军接管了法院……
荣毅仁呵呵地笑起来。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出庭的传票，撕得粉碎，往空中一扔，纸片纷纷扬扬地飘着。
破晓了。天空蔚蓝，金灿灿的光线自天而落，照耀着楼宇、树木、街道。一个晴朗的一天。空气里还充满着火药味和枯焦味。到处是国民党军队留下的沙包堆叠的工事和铁丝网，被击坏的坦克、军车和火炮。一片狼藉、触目惊心。但那些布满欧式建筑的林荫街道和石库门弄堂房子完好无损。后来，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陈毅告诉他，上海这一仗，我们是瓷器店里抓老鼠，打得小心翼翼，轻手轻脚，我们可不想抓老鼠而把瓷器砸烂，我们要交给人民一个完整的上海。
一扇扇门打开了，一扇扇窗打开了。街上欢腾的人群越来越多。荣毅仁小跑起来。荣毅仁在心里欣喜地喊道：“上海解放了！我荣毅仁解放了，解放了……”
在集结令的号声中，解放军已列队集合，整装出发。秧歌队、腰鼓队载歌载舞。成群结队的上海民众挥舞起纸旗和红旗，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震撼人心。
荣毅仁夹在人流中，几个学生在发放小红旗，荣毅仁接过一面，欢快地挥动起来……
四十年以后的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在建国门那幢大厦荣毅仁那间宽大办公室里，荣毅仁隔着办公桌接受我这个小老乡的访谈，他身材高大，器宇轩昂，花白的头发微微卷曲，梳得整整齐齐，剪裁合身的双排扣枪驳领深色西装，皮鞋锃亮。作为中信公司的掌门人，他实在太忙了，每天一上班都是一头沉入浩瀚的各种事务和会议中。只是在繁忙的间隙，打开唱机，听上一曲他所喜爱的外国古典音乐，喝上一杯咖啡。这就是他的休息。
他秘书陪我进来时，房间里正回荡着钢琴与长笛透亮的旋律，那欢快的声音和节奏，充满着郊外空气新鲜、阳光灿烂的春天的感觉。
荣毅仁破例抽出一个半小时接待了我。他用浓重的无锡口音徐徐地对我谈着荣氏家族和他自己的一些事，他主动提到了1949年5月25日晚上的经过，精准的时间、生动的细节，起伏的情感，不假思索地从他的记忆深处浮上来，脱口而出，仿佛不是在谈那个久远的晚上，而是在说一件刚刚发生在昨天的事。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北京冰冷的冬天，色彩单调，但充满生气。他俯瞰着建国门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说：你看，改革开放仅仅十年时间，中国就脱胎换骨了。那天，我傻乎乎地拿了传票去法院出庭，解放军战士对我说，军管会接管了法院，我知道上海真正变了。历史的任何改变，都有它的合理性。国民党退败台湾，共产党成为执政党，1949年5月那个晚上发生的一切，我至今历历在目，我明白，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不断在选择和抛弃，这是不可阻挡的。周公吐哺，天下所归啊！
我豁然开朗，在和荣毅仁对话时，我一直有个梗在喉间的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荣毅仁留了下来？像荣毅仁这样的人物，是共产党“剥夺剥夺者”理论中的典型“剥夺者”，而且还有官司缠身，他有足够的理由逃之夭夭。可是他却没有去抢拾起一张在许多人眼里不可放弃的船票和机票，在纷繁的取向中，选择留了下来。这到底为什么？
此刻我明白了，1949年5月25日晚上那个独自坐在书房里通宵不眠的荣毅仁就已经具有一定的历史洞察力了。他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充满痛苦和矛盾的过程，它像一个渐渐收窄的闸门，将湍急的水流汇聚成最后的能量，越过了大坝，进入了一段宽阔从容、气象万千的河面，生命的重中之重，就像风正高悬的帆篷，简洁而挺拔地站立起来了。
他从来没有为他的选择后悔过。十年浩劫中，他挨斗被整，一只眼睛差点打瞎。父亲荣德生的墓园被掘开、墓碑被砸碎，遗骸被扬弃。夫人杨鉴清被打得浑身是伤，她委屈地说，早知今日，我们那年何苦要留下来？荣毅仁厉声说，我不后悔，永远不后悔，我不同意你这看法，这是我和你的原则分歧。
琴瑟相和的夫妻生活中，荣毅仁从未这样对妻子怒叱过。
这个荣氏家族的第二代的一个普通继承者，在五十年代初那个民族资本家的黄金时期脱颖而出，成为举世闻名的红色资本家。在民族资本不复存在的年代，由毛泽东提议，已调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赶回上海为他拉票，他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分管纺织工业。这一年他四十一岁，风华正茂。两年后，他进京任纺工部副部长。改革开放后，由邓小平点将，他一腔热血地组建中信公司，他担任董事长，他似乎回到了原点，重新当上了大老板，生意之大远超于当年的父亲和大伯。不过，这家公司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国家的。中央政府赋予他可以突破国家设定的原有经济体制的框架、自己去决定航向和目的地的探索权。荣毅仁帆起桨落地大展宏图，他成了中国走向新时代的一个标志。晚年，他当上了国家副主席。去世时，他享受国葬，他的遗体上覆盖了共产党的镰刀锤子的党旗，这是曾经和他对立的一个阶级的图腾。
讣告中褒扬他为“民族工商业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
对一个大资本家如此高的评价，世所罕见。这时，关于荣毅仁秘密入党的事也披露了出来。原来，在二十年前，即1985年7月1日，荣毅仁经邓小平特批，加入了中共，但要求严格保密，对外不公开宣布。入党介绍人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分管统战工作的习仲勋。荣毅仁当时自嘲说，我荣毅仁这个党员是地下党了。邓小平笑着说，不错，我也当过地下党。共产党很长时间里是地下党嘛。你荣老板吃香啊，暂时不宣布为好，委屈你啰。从此，荣毅仁守口如瓶，对任何人都不提入党的事，对夫人杨鉴清、儿子荣智健都未吐露过。
如果当时公开宣布荣毅仁入党，肯定会引起许多人的惊愕和振奋。但邓小平出于他的政治智慧，继续让荣毅仁以非党人士的身份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这是很有策略的。荣毅仁有他特有的形象符号和身份特征，保留他的特征和符号，会让合作伙伴更自然，更自在。荣毅仁本人也会一如既往地潇洒自如。
荣毅仁无疑是青史留名的伟人，他的一生，尤其是“留下来”后的大半辈子有过风浪，摔过跟斗，但总的来说曾迸发出华丽的非凡的爆发力。他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资本家，解放前是民族资本家，解放初转化为红色资本家，后来是国家的资本家，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之路与共和国变幻莫測的时代风云紧密相连，他的功绩散发灼灼光芒。但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一个源头：即1949年5月那个春天的夜晚。
头顶的苍穹日升月落，只有那个五月之夜，那个奔腾急流下的闸口天荒地老，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