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抱团取暖与若即若离：当代爱情观察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充满变革的中国，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也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了变迁。从二十世纪初的反家庭书写和对独立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期待，到中期对一切家庭的根本性消解，再到二十世纪末婚姻家庭乃至家族的重新回归，中国现代文学的家庭书写深刻而敏感地反映着共时性的社会变革。至二十一世纪初，动荡的社会环境渐渐平静，更为深层次的改革正潜流涌动，当下家庭文学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风貌。而爱情作为其中的重要主题，其内涵、外延乃至于叙事角度与表达方式，也产生了许多值得讨论的新质。去除爱情的象征意义与理想内涵，重新定义爱情的社会意义，真实地还原当下的两性关系，并在关系中观照自我，剖析自我，反思自我，是新千年以来爱情故事的主流。
新世纪文学爱情母题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悄然偏离了五四新文学以来一脉相承的道路。在近现代中国文学的爱情观中，相爱的两人首先要确认和坚持的，是自身思想和人格的独立，以及在相互关系中对彼此的尊重。无论在现实层面这种爱情准则是如何地受到阻碍与束缚，至少在文学层面，这种对抗式的、彼此势均力敌的两性关系始终是一种爱情的理想形式，或者说，以二十世纪整体而言，爱情是具有超越性价值的、精神性的。其实从古至今，爱情本就是很难下定义的一个概念，它具有多面性，更具有不确定性：“诚然，全世界语言中‘爱’的写法与内涵有许多类同之处，爱是全人类共同的话题。但不能就由此得出结论（正如爱情普世论支持者那样），在同一情况下爱的表现形式和价值观都是一致的，是没有文化界限的”。[3]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爱情叙事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侧重，二十世纪初启蒙主义色彩的新青年的爱情观，“文革”文学消灭个人隐秘情感的阶级感情观，新时期文学放飞自我、确认个人价值与自我存在的人道主义爱情观等等不一而足。而新世纪文学中的爱情是复杂的，是现实与浪漫交融的，是盘算与欲望共存的。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爱情叙事是日常化的、世俗的，这就是作家在新世纪对爱情所做出的新的定义与阐释。在这个时代，爱情的时效是短暂的，它的终点是未知的，甚至我们会觉得这种新的爱情是暧昧的、模棱两可的。这是因为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机能正处在“后现代”的理性化的、物化的变革之中，因此对待感情的态度使得爱情不太可能获得纯粹的、精神性的描绘：“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官僚化的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的日常行为以及我们在某种明确的情境下如何控制我们的情绪设置了规范。理性化的规则和规章已经渗透到我们内在机能的形式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情感生活，是我们在一般意义上向现代西方文化、特别是要向工作文化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4]在新世纪爱情母题中的人物是孤独而物质的，我们已经不能在当前的爱情故事中寻得支撑与依靠，每一个处在爱情中的人物似乎都是功利的、自利的。他们已不仅仅将爱情作为一份情感寄托，而更多地看作他们获得生存资料的砝码，或是他们寂寞无聊时的消遣，甚至他们早已经不愿以这种浅薄而即时的爱情作为自己的遮羞布，而将性爱赤裸裸地搬到台面上，并由此延伸出新的两性关系，乃至于更广泛的人际交往与交换关系。
首先，让我们从不同于以往的爱情形式开始谈起。在新世纪文学中，爱情的时效似乎大大缩短了。快餐式爱情、一夜情、周末爱情等等千奇百怪的短期爱情大大地蓬勃起来。这其中固然有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的因素，但作家对这种情爱方式的偏爱，其内涵更多的是通过这一主题，展现当代个人生活的孤独处境与个人命运无法把握的绝望。齐美尔将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生活中个人保持安全与掌控的范围缩至个人，亦即唯有封闭自我，感到孤独才是安全，这一点我们在新世纪文学颠沛流离的爱情场景中也不难发现。[5]城市生活的高度个人化，使得爱情不再成为扩展人际关系，乃至扩展亲密范围的手段，相反，新千年后的爱情叙事呈现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样态，爱情为个人服务，当个人不再需要时，爱情便退场，似春梦一般了无痕迹。王安忆的中篇小说《骄傲的皮匠》便是如此，男主人公根海是苏北来上海讨生活的小皮匠，在一处弄堂口摆一个修鞋的小摊，鞋摊背后屋子的女主人根娣同情他的辛苦，便每日与他方便，用自家的微波炉给他热一顿午饭。根娣的老公小弟是出租司机，常不在家。一来二去，将老婆孩子留在老家孤身一人来上海闯荡的根海与祖籍同是苏北，说话做事都耀眼嚣张的根娣有了恋情。这恋情有两处根据地，一处是弄堂口，是白天两人粗茶淡饭的相互依偎，二是根海城中村的出租屋，是夜晚男女情事的热辣与温存。然而一次性事后根娣离开出租屋时，被楼下居住的河南打工仔错认成妓女。根海辗转一夜，决定将自己的老婆孩子接来上海，以此委婉了断与根娣的情思，而根娣在听说此事之后，什么也没说，便转身回了家，小说至此戛然而止。王安忆的这篇关于婚外恋情的小说继承了她一贯的上海叙事风格，但又带有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小皮匠与根娣的爱情起时温情，浓时热烈，却在高潮时戛然而止，人物悄无声息地各回原位，他们从未想过离开各自的家庭，却也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场恋爱之中，两者互不干涉，这样反而令他们感到安全和依靠。根海与根娣之间似乎是有爱情的，但这爱情却是模棱两可的。根海需要根娣，是老乡的亲切，是中午热饭热菜的恩情，也是妻子不在身边的异性慰藉。根娣对根海，是弥补小弟常年出车的空虚，是填补无人说话的寂寞，也是遏制自己因为小弟不能人道而无法排遣的性压抑。总之，对于根海与根娣来说，要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爱情，显然太奢侈了，他们活得艰难，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资格享受，他们只是各取所需、抱团取暖，因此在一方结束时，另一方便即时离开。
这种临时性的、短暂的情爱关系，也构成了叶辛的《问世间情》的叙事主体。但相比王安忆尚且有些许浪漫与得体的克制描写，叶辛则选择更为直白和现实。索远与麻丽是同一间工厂的车间主任与女工，也是厂里人心知肚明的临时夫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依靠，是慰藉，也同样是背井离乡的打工仔对生活成本计算后的无奈选择。但索远的家乡遭受了洪灾，一夕之间村庄荡然无存，他的妻女千里迢迢前来投奔后，索远与麻丽不稳定关系的麻烦开始了。索远一方面对遭灾的、再无依靠的妻女有责任，然而又对朝夕相处了三年的临时伴侣产生了爱情，他腹背受敌，两个女人一个近身攻击，一个远程冷战，让他无所适从。在这部小说里，临时伴侣的强势入侵使整部作品与《骄傲的皮匠》南辕北辙，如果从现实关系看，索远、麻丽与但平平似乎纠缠不清，其实，在这场复杂的男女纠葛中，连人物都尚未意识到，爱情已悄然退场。如果说《骄傲的皮匠》着意刻画的是底层人内心的底线，那么《问世间情》展现的则是更为真实、也更为残酷的对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与情感资源的争夺与捍卫。两部作品的相通之处在于爱情主体的高度个人化。根海、根娣、索远、麻丽，这些人物形象无一不是从自我出发，从自身的需求与寄托出发，不论这需求是性，是安慰，还是生活成本的算计与生存资料的索取，都是当代人孤苦无依的例证。
东紫的《白猫》中，离了婚的单身男人将与自己有暧昧关系的女性根据他设计的各种“考验”分类排序，以便挑选出最喜欢他、最能懂他的一个：
以后我会不会有BCDE？我不知道。或许她们出现了，就会有吧。其实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对待感情，很多人的爱情都像选择题，有时觉得哪个都像，仔细推敲又觉得哪一个也不像。其实对A，我内心里一直有点愧疚，我知道自己不喜欢她，只是把她当做了人情冷暖里的一根稻草而已。但，一棵稻草的温暖也比没有强吧。[6]
这几句借人物之口说出的喟叹令人深思。这样的慰藉与短暂的相处究竟算不算爱情呢？根海等人的内心是否也曾发出过这样无奈的感慨呢？这便是新世纪爱情母题的复杂之处，这种临时性的关系看起来虚伪且敷衍，却又让人不能不认同在这短暂关系中的真情实意。这种奇特的爱情关系实际上是源自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剧烈变化。社会现代化与高度的城市化不断推进家庭个人化、原子化，城乡迁徙、异地生活也不断成为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马克思·韦伯认为：“一个城市的物质基础结构如果处在持续改变的状态，那么城市的文化情境也概莫能外”[7]，对于个人同样如此。如果生存的主题是颠沛流离的，那么个人对情感的选择也一定会是短暂的、世俗的、务实的。比如金宇澄的《繁花》有一半的篇幅讲述沪生、阿宝、小毛等人在当下的遭遇。沪生的妻子白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国留学，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两人之间无夫妻之实，只有一纸结婚证书维系法律上的关系；阿宝流连女人堆，却从来不谈婚姻与爱情；小毛青年丧偶，之后便鳏居一生，甚至给未婚先孕的X小姐做假丈夫。男女关系的随意，露水夫妻，单身家庭，包二奶，一夜情，在金宇澄的这些故事里，女性角色来来去去，没有定数，而男性角色则形容轻佻，内心懦弱。彼此之间都心照不宣，互不负责，每个人实际上都是孑然一身。在《繁花》中，家庭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职责几乎消解殆尽。社会结构已彻底原子化，仿佛每个人都是孤独来去，自己之外，便再无别人。作品看似热热闹闹，人物繁多，然而却是尤为孤独，尤为冷清的一部小说。
在通过务实的快餐情感慰藉漂泊的心之外，对精神恋爱、理想爱情的想象及失落也出现在作家的笔下。在魏微的《乡村、穷亲戚和爱情》中，“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城市姑娘，性爱、男人对“我”来说，都是暧昧和游戏，已经逐渐失去了趣味。而“我”和穷亲戚陈平子一天的爱情，只在两人的眉目传情和暗示中交换，没有表白，没有拥抱和牵手，说过的话甚至不超过十句。魏微在这一天中用足了笔墨，也无法描绘出他们爱情的轮廓，因为实在是太过缥缈和虚无，又是那么的苍白和乏善可陈。过了这一天，他们便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上，再也不会有交集。这一天的爱情会让他们铭记终生吗？虽然魏微想把它描述成一朵凄婉纯美的花朵，但却无法再增加这昙花在他们生命中的重量——这一天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方方的《树树皆秋色》则更为直白地戳穿了这种暧昧的游戏。知识女性、高校教授华蓉中年未嫁，醉心学术，却因为几通电话而恋上了一位未曾谋面的男生。然而最后男生不再来电，往日的点滴温存也灰飞烟灭，华蓉人生的第一次恋爱以她的自作多情与自取其辱而告终。她如此盼望一场精神的恋爱，她的地位与条件足以让她不在乎对方的物质基础，然而这一切对于对方来说却是调笑，是玩乐，做不得真的。金仁顺《彼此》中的黎亚非和周祥生是医院内的手术搭档，他们的婚外情是彼此不幸婚姻的慰藉，他们在专业上势均力敌，在经济上各自独立，相互吸引的本该是精神。抛开他们婚姻的束缚，他们的确是合适的灵魂伴侣。故事的最后，两人各自离婚，并在亲友的见证下结为夫妻，但在两人交换戒指的时候，周祥生的婚戒却奇异地滚落并失去踪影，温馨的结婚典礼变为满地找戒指的狼狈闹剧。最终戒指找到，可当他们站在教堂，面对神圣的婚姻时，几乎没有人能感受到愉悦和幸福：
神父合上了手里的《圣经》，分别打量着周祥生和黎亚非，自始至终，他的脸上一点儿笑容也没有，严肃地吩咐他们：
“您吻您的妻子，您吻您的丈夫。”
他们的嘴唇都是冰凉的。[8]
这些细节的象征是明显的，谁又能说他们对这爱情的结局是充满期待与希望的呢？他们的爱恋与激情，惺惺相惜与知根知底看上去都是真实的，但就是无法找到精神的证明，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感与归宿感。
相比较爱情的世俗化与务实倾向，性爱在新世纪家庭文学中则反而承担了更为复杂的使命。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中，性爱是爱情和婚姻的结果，只有确定了恋爱关系乃至婚姻关系，性爱才可能发生，并且连接着下一代的出生和新的代际关系：“生殖作用在人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种族的需要绵续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行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动的结果。这种生殖作用的文化体系是由各种制度组织成的，如标准化的求偶活动、婚姻、亲子关系及氏族组织。”[9]因此在传统的主流家庭文学中，性爱是水到渠成、不言自明的，是附属于恋爱关系与婚姻关系的，因此也是可以省略的，不会大张旗鼓地恣意渲染。但在新世纪家庭文学中，性爱却作为一种独立的人际交往被频频推到前台，在爱情变成一种轻质的、浅薄的、靠不住的感情之后，它已无法承载更多的意义，性爱反而变得语义丰富、意味深长。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传统家庭小说中的爱情负载被打包转移到了新世纪家庭文学中，毋宁说是作家们将新的语义植入了新世纪家庭文学的性爱之中，因为许多新的个体与社会功能只能由性来承载。而性爱也已不再完全与爱情和婚姻挂钩，也早已谈不上什么忠诚、贞洁等传统的性道德，它成了一种新的话语符码。一方面，一部分作家将性爱行为功能化，他们谈论的性只存在于物质和欲望层面，但对于另一部分作家而言，性所能负载的情感需求反而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爱情，它成为了一种隐秘的安慰，但这种安慰是自足的，甚至是自私的。当下文学作品中的性爱，与其说是爱对方，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爱，对自己的怜惜。在经历了1980年代热烈的个人解放与1990年代快速的个人物化之后，新世纪文学似乎已经将自我看作客体来描绘、呈现其所经历的压力、无助、绝望和窒息。在个人高度物质化的当代中国，精神恋爱，凭爱情走进婚姻，相敬如宾、白首偕老，这些命题似乎通通已经变成奢望。精神层面无法灵犀，个人命运颠沛流离，唯有做爱，也只能做爱。做爱是过程，是结果，是起点，亦是终点，它是快乐，是安慰，也是绝望人生的一剂吗啡。我们历经百年的新文学，似乎从未以这种角度谈论性爱。毕飞宇的短篇小说《相爱的日子》，就是新世纪性爱题材的一个典型。男女主角在酒会上相识，散场后他们便上床了。这段一夜情并没有随着白昼的来临而画上句号，它成为了两人之间的小小习俗。他们不谈恋爱，只是做爱，他们在性爱中感受彼此、称赞彼此，在性爱中获得短暂的自信与自尊。在城市中无业的、只能干些临时活计的两个人，连饭都吃得有一顿没一顿，自然也无钱约会，恋爱与一起“过日子”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们互称兄妹，以兄妹之名，掩盖着内心对彼此爱情的渴望，再通过性爱，饮鸩止渴般表达对彼此的迷恋与思念。性的慰藉作用，性与爱情、婚姻的脱离，在这篇短短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笛安的《圆寂》中，这种慰藉更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八零后的作家中，笛安已经非常出色地将这种慰藉深入到人性的层面，使这种时代性的性爱有了更为普遍的价值。作为残疾人、乞讨者袁季来说，普云给予自己的唯一一次性爱，不是怜悯，不是同情，而是对他作为一个人正常需求的尊重，并且是对一个无法自理的人的照拂与关爱；而对普云来说，那一次性事是自己妓女生涯唯一的救赎，是她不为钱、不为生存的唯一一次做爱。在两个底层人的内心，这一场性事所带来的，是他们一生都感念和珍惜的温柔。而在程青的《发烧》中，小陶作为大龄未婚男青年，接连相亲了好几个女子，他与这些对象没有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和渴望，却奇异地与她们保持着性爱关系。他们之间没有爱情，但他倾听她们的苦恼，抚慰她们的欲望，帮她们解决诸如不孕、堕胎这样的难言之隐，甚至帮她们照顾小孩。这错位的、临时的家庭关系就这样莫名建立，小陶也因此扮演着男友、丈夫、父亲这种错杂的角色。这可说是单身家庭描写的典型，男女双方不需要建立相对稳定的伴侣关系，仅通过性爱的隐约牵绊，便可以体验到家庭生活的全部滋味。
相对来说，小陶承担的还是太多了，如果换做魏微笔下的郭小海或是盛可以笔下的李喊，可能就会觉得这负累太重了。性爱本就是好时你情我愿，恼时一拍两散的关系，双方互惠互利，各自解决需求，只要自己满意便达到了目的，如果对方也在性爱中获得了享受，那便是额外的奖赏。至于感情或是对未来共同生活的承诺，是不在这样的性爱关系考量之内的，如果有一方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倒反而是逾矩了。在魏微的《异乡》中，文员子慧孤身一人在外地打拼，她与本地人郭小海曾有一段恋情。不过如果真说是爱情，郭小海是不认的：
如今这世道，上床本不是什么大事，这个子慧也知道，然而上完床以后的事，子慧就不得不看重了。那天晚上，郭小海把她搂在怀里，腾出手来点了一支烟，他有点累了，又不便马上睡去，只好迷迷糊糊地说了一些话，大意是：他不想结婚，也不想恋爱。她是个好姑娘，他不想伤害她，所以更要把话说清楚，他们的关系是哥们的关系，他们上床，是为了各自取暖。
恋爱不能独自界定，而取暖也同样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更何况这“取暖”其实不过是好听的说辞，安慰的是郭小海生理的空虚，和子慧没有半点关系。子慧在听过郭小海的话之后也表明了态度，大家好聚好散，自己从没想赖着他。这是被以取暖之名抛弃的女子最后的尊严，还是子慧的心底话，我们也无从得知。但从魏微的叙事口吻中，已经在这个时代参透了其中的虚伪与悲凉。盛可以的《手术》也同样如此。李喊对唐晓楠是温柔的、亲昵的，但却同样是陌生的。李喊虽然万花丛中过，却从不与那些女子上床，因为怕被要求负责，怕与她们走进婚姻。唐晓楠以此认定，李喊与她发生了关系，便是要与她结为夫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李喊之所以与她发生关系，只是因为她早年的不婚宣言，因为她方便省事，没有麻烦。所以李喊在无尽的敷衍塞责中并没有半分内疚，在他看来，唐晓楠反悔逼婚反而是不地道、不守约。在两位年轻女作家看来，将性爱说成是相互慰藉、抱团取暖，或者是一闪而过的暧昧情感，不如说是对欺骗和欲望的一种粉饰与遮掩。这种粉饰并不无性别之分，方格子的《像鞋一样的爱情》就抛开了女性主义的批判，转而探讨在一夜情、萍水相逢的性爱中虚伪的爱意。作者用大部分篇幅讲述陈小纳对伯年的想象，她与伯年不过是出差时的一面之缘，她所见的不过是伯年的热情温柔和一副好皮囊，但在回家之后，陈小纳便在自己的脑海中完整了伯年，并寄托了自己不甘于平淡生活的一份隐秘的激情。故事的最后，伯年和小纳真的疯狂了一次，而这唯一的一次也便成了终结，小纳终归还是回到了丈夫徐政的身边，决定为他生儿育女，好好过日子。这样的选择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在新世纪文学所描写的爱情生活中，究竟还有爱情的几分地位，人们愿意为爱情付出什么，牺牲什么，结论是：无。无论爱得多么深，无论小纳已经在想象中将伯年编织得多么完美，无论真实的伯年如何符合她的想象，结果不过是一次交欢，一滴眼泪而已。对于小纳的丈夫徐政来说，他从头到尾都毫不知情，他没有感应出小纳的变心，他只是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10]，仅此而已。与其说小纳与伯年谈了一次隐秘而轰然的恋爱，不如说是他们给自己的欲望进行了相当的美化，让它看起来纯粹和温柔一点而已。当然，更为极端的，也只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是对性爱的虚拟化，比如曹军庆的《云端之上》。无业青年焦之叶在现实生活中一无所有，全靠父母供养，但他在网络上的“云中之城”却是身份高贵的大人物，有七个妻子：
棋夫人住在第93城市。焦之叶在她那里是个海员，每隔上三五个月或更久他才能回来一次。回来的时间也极不规律，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深夜或凌晨。书夫人也在第93城市，她甚至还是棋夫人的闺蜜，她们经常在一起喝茶美容，夜里在网上下跳棋。她告诉棋夫人老公在国外，常年不回家，她没说在国外经商、做医生还是担任外交使节。等到老公回国度假，书夫人就把手机关上，不和任何人联系，安心地沉浸在两人世界。那种时候并不多，真到了那时候，焦之叶便和其他夫人谎称他出差了。画夫人在第78城市，她丈夫焦之叶是个黑帮老大，他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做黑帮老大在时间上更自由，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就不回来，说一不二。梅夫人在第34城市。竹夫人在第26城市。兰夫人在第88城市。焦之叶的夫人们都住在云中之城，分布在不同地区。[11]
他每日忙着编织自己的虚拟生活，甚至为了不混淆七个不同的身份，他还仔细列了表格，当然，他还要与七个妻子进行虚拟的性爱。但一旦这些妻子提出要线下见面，他就对她们立刻失去了兴趣。直到小说的最后，焦之叶的母亲假扮妓女约他去酒店开房他也无动于衷，并最终悄无声息地死在自己的房间里。如果连性爱也能虚拟，那么说明人类几乎已经到了连欲望都要退化的阶段。这无疑已经以一种终极方式触及到了当代性爱的重要问题：它究竟是属于一个人的感受，还是属于两个人的关系？不仅是爱情，可能连性爱人们也懒得经验。
事情就是这样起了变化。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性爱需要两个人配合完成，但在当下的文学描写中，作家显然更看重性的独立与个人化，即使双方存在恋爱关系、婚姻关系，性也只属于个人：“‘性’在今天得以被发现、开发和用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发展。它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或培养的东西，而不再是被个人视为注定的事物状态而接受的自然条件。在一种可以被调查的意义上，性似乎发挥着自我的一种可锻性功能，是身体、自我认同和社会准则的一个基本结合点。”[12]因此在新世纪家庭文学中，家庭关系与性关系并非共存，更多形式的性关系与性体验存在于家庭关系与家庭经验之外。正如齐美尔所言，当代人注重对自我的关注与消遣，因此对性关系高度物质化，甚至对性对象高度物质化，只有将性作为个人感受、个人需求乃至个人娱乐来看待，才能了解此类作品的内在伦理逻辑。[13]苏童的《香草营》中，梁医生与女药剂师产生了婚外情，为了维持各自家庭和社会地位的稳定，梁医生在外租了一间出租房，但当他们来到出租屋准备翻云覆雨的时候，却发现房东就住在窗外的鸽棚里，将他们的行为看得一清二楚。梁医生与女药剂师几乎没有纠缠，就立刻因为这个潜在的威胁放弃了这段婚外恋情，回归到了正常的同事关系。“梁医生心里清楚了，不是她不方便，是她不需要他了。他们炽热的私情已经被一阵风吹冷了，房东小马就是那阵冷风。”[14]刘玉栋《幸福的一天》中，菜农马全被撞死之后，过上了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而他的“幸福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去享受一次性服务。他很喜欢为他服务的女孩，觉得她漂亮可爱，但当服务结束之后，他们便再无瓜葛，他没有任何留恋，他更希望在享受之后，回到自己的家，守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更直接的如王手的《本命年短信》，妇科中医乐蒙遇到的一位病人柯依娜，她去乐医生处的看诊时间是私密的，一对一的，但这并不直接关乎男女情爱，乐医生更多的是一位倾听者。柯依娜向他倾诉着自己的婚姻与性，但她的谈话内容甚至不牵涉他的丈夫，她关注的只是自己个人的感受，她的自慰，她的高潮，她对自己身体的喜爱与欣赏。即使有伴侣，即使有婚姻关系与稳定的性对象，性的欢愉、困惑仍然属于私人，属于自我。
诚然，在高度物质化和功能化的性爱描写中，占比相当高的是对女性高度物化的反思和悲悯。潘向黎的《白水青菜》中，把爱情全部刨除，只剩性与占有。毫无疑问，将性作为一种占有，是将性与爱剥离的重要步骤，也是将性物化的证明，男主人公与年轻的女子有了婚外恋情，但人到中年的男主角爱的似乎更是年轻可人的肉体，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一个守旧怀古，充满烟火气息，另一个时尚前卫，唯我独尊。他们虽然有种仿婚姻的相处，但不过各取所需，除了性爱时间，他们各自煎熬。葛亮的《过客》中，女主角来到香港密会男友，男友身家富裕，带她住的是高级酒店，吃的是著名餐厅，甚至在公司上市的发布会上高调纪念他们相识的日子，然而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当黑夜过去，太阳升起，男友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家庭，而女主角作为情人，独自搭上离开香港的东铁。之前奢侈的吃喝玩乐高调表白，可以说是一次占有的价码和酬劳。毕飞宇的《睡觉》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物化的最高境界。主人公小美是一个“二奶”，而她的情人却没有与她同居，只是想利用她生一个男孩。他将她丢在郊外的别墅中不闻不问，如果不是按时打来的生活费，她几乎就是被丢弃的一个物件：
意外到底还是发生了，它发生在银联卡的内部，换句话说，是数字。小美在ATM的显示屏上意外地发现了一件事，先生打过来的款项竟然不足以往的二分之一。小美在ATM的面前愣住了，脑子里布满了泰迪的体毛，浓密、幽暗、卷曲。没有一根能拉得直。
小美至今没有完成先生的预定目标，对先生这种目标明确的男人来说，他的这一举动一点也不突兀。既然小美没有给他回报，先生就没有必要在她的身上持续投资。他会转投小三，再不就转投小四。他这样富有而又倜傥的男人又何必担心投资的项目呢。这年头有多少美女在等待投资。[15]
她没有朋友，没有工作，她所住的小区都是与她相同身份的女子。她们被厌弃的理由多种多样，而小美是因为生不出孩子。在庞大的金屋藏娇的社区里，感受不到丝毫爱的存在，她们与情人完全是一种交易，不需要感情。王手的《自备车之歌》从男性的角度描绘了这种交易背后的心路历程。崔子节有了一辆私家车后，便幻想着能在车上来一次“车震”，在每日进出车库的过程中，他结识了看车的女子李美凤，决定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与李美凤的一夜春宵。在他付了小费，给她的孩子送了课外书，并决定以解决孩子的幼儿园就读问题一举拿下李美凤时，她却被崔子节的情意打动，决定要与他私奔。不出想象，崔子节被这一举动震惊了，并当机立断离开了李美凤。因为在他看来，李美凤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如同妓女想同嫖客私奔。崔子节认为对来自以“浪荡女”出名的秦县的李美凤来说，花点小钱，不破费，便能做一次皮肉生意。在崔子节的眼中，李美凤的“商品”价值之低，甚至还不如一个真正的性工作者。
这样的描述是否可以见出新世纪爱情的样貌？个人生活的去尊严化，个人情感的去精神化，即时排遣式的抱团取暖，以及不可避免的物质与功利的考量，构成了如今新的爱情与性爱法则，也成就了新世纪爱情叙事独特的言说方式。如果稍作深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相互利用、各取所需，还是将女性作为提供性服务的工具看待，无论是慰藉，还是需求与欲望，背后站立的都是孤独、怯懦而又警觉的灵魂。在新世纪关于爱情与性的叙事中，我们无处不能觅得这种孤独、卑怯与防范。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家庭规模的缩小，亲族关系的疏远，宗族关系的坍塌，都是形成个人孤独状态的基础。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急速推进，以世俗生活与日常生活的成功作为个人价值的终极目标，传统中国人际关系的式微与乡土中国的不再，新的信仰又难以建塑等等，更是造成个人孤独化与个体物化的社会动因。所以，孤独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这竟然成为个体的选择，成为一个社会最本质的人的存在方式。所谓爱情叙事亮出的是这样的底牌，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第二节 消解神圣的誓言：务实的婚姻观
在新世纪家庭文学的爱情观里，我们已经看到临时性、功利性的特点，而在婚姻观中，这一特点依然非常突出。在经历了一百年为爱而婚的尝试后，新世纪的婚姻观和择偶观又重新变得世俗和务实起来。《家庭革命》一书中这样写道：“依传统，理想的配偶是从自己的伦理、社会阶级、宗教、人种或邻里团体中选择的，门当户对是起码的要求，也是我们平常经常说的‘同类婚’。十分明显，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仍然很有影响。”[16]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世纪文学中，所谓“门当户对”的择偶观重又出现。但这里所说的门当户对与传统并非完全相同，在过去，这种“般配”除物质基础之外，还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彼此和谐的亲属关系：“我国的家庭在结构形态上具有一种网络式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成员并不只限于生活在一起的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人。因此，只有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其实只是家庭网络上的一个纽结。就这个纽结本身而言，似乎不存在夫妻与亲子关系以外的其他各种亲属关系，但从整个网络来看，它与亲代或子代家庭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各种亲属关系。无疑，这些亲属关系的好坏，也会影响家庭的和睦与否。”[17]但我们在本节中所要讨论的“门当户对”，是新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与当代人的心理状态乃至欲望需求结合之后的产物，这种“门当户对”与上文中的爱情观相似，对婚配对象的考察，不仅是出身家世生长环境，甚至高度个人化的性格样貌身材收入都外化为了可以量化、可以对比挑选的所谓“条件”，而婚姻关系则是挑选出能够完美整合的条件，将两个人的组合收益最大化。
按照这样的择偶方式，爱情常常排到非常靠后的位置，在新世纪家庭文学对择偶的描写中，拥有爱情的情侣未必能终成佳偶，相信爱情，为爱赴汤蹈火走入婚姻的人物往往没有好的结局，反倒是这些“条件”支配着、甚至诱导着人们的婚姻。这一点似乎贯穿着中国新文学史的婚姻叙事，尤其是在女性作家笔下，但不同的是，在新世纪，阻挡相爱的人们组成和睦家庭的原因，远不是封建礼教与“吃人”的社会环境，而是对物质的需求，甚至可以说是对生存的基本需求。婚姻是生存的附丽，而物质条件成为决定生存状态的最重要因素，也因此成为了择偶与组织婚姻的重要条件。如毕飞宇的《相爱的日子》，男女主角虽然彼此依偎，有着若有若无的暧昧感情，甚至也有了实质性的亲密接触，但他们都没有经济实力来给自己的“爱情”一个“名分”，在每一场酣畅淋漓的性爱之后，他们都心照不宣地回到一般朋友的位置。在一次绝望而猛烈的做爱之后，女主角突然以一种向哥哥征求意见的口气，向男主角介绍了她正在接触的相亲对象，而男主角也似真的哥哥一般，为其谋划，这一幕真是荒诞极了：
她突然“哦”了一声，想起什么来了，弓着腰拽过上衣，从上衣的口袋里面掏出了她的手机。她握住手机，说：“哥，商量个事好不好？”他的双手托住了她的乳房，下巴搁在她的肩膀上，脑袋一抬，说：“说吧。”她从手机里调出一张相片，是一个男人，说：“这个人姓赵，单身，年收入大概在十六万左右。”她噼里啪啦摁了几下键钮，又调出一张相片，却是另外一个男人，说：“这个呢，姓郝，离过一次，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年收入在三十万左右，有房，有车。”介绍完了，她把手机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握住了他的手，她把她的五只手指全都嵌在了他的指缝里，慢慢地摩挲，“我就想和你商量商量——你说，哪一个好呢？”
他把手机拿过来，反复地比较，反复地看，最终说：“还是姓郝的吧。”她想了想，说：“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还是收入多一些稳当。”她说：“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商量的进程是如此地简单，结论马上就出来了。她就特别定心、特别疲惫地躺在了他的怀里，手牵着手，一遍又一遍地摩挲。[18]
可见无论是内心的情感，还是和谐的性爱，都无法将他们送入婚姻，他们甚至对这个问题全然回避，只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徐则臣的《居延》中，居延是停薪留职来北京寻找爱人的女子，而唐妥是毫无业绩的房产中介，两人在寻找居延消失的情人胡方域的过程中相互依偎，同吃同住，但很快唐妥被公司辞退，两人萌发的爱意又被现实打回了原处。裘山山的《野草疯长》中，“我”在美容院工作，收入不错，也渴望着爱情，但“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我得考虑以后了”[19]，以后就是婚姻，是稳定的生活，是依靠一个有物质基础的男人。纵观“我”的婚恋史，她过去挑选男人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有钱，条件好，她在知道第一任男友不是乡镇企业厂长的儿子之后便离开了他，而委身于比她大五岁的推销员。与推销员不得不奉子成婚的时候，对这个自己不怎么满意的结婚对象她自我安慰“虽然赵推销收入不太稳定，可他有房子，再说比我大五岁，总该有点儿积蓄吧”。但赵推销的房子是租的，没有积蓄，并在她生下了女儿之后一走了之。对物质已经不抱希望的女主人公遇到了松林，她试图谈一次真正的恋爱，她想要抛开经济条件，全心全意为感情恋爱一次，结婚一次，但结果也同样悲惨。面对爱情与婚姻，小城镇的打工女显然无所适从，以她的条件，她无法找到经济条件尚可的男人，她识人不清，看不出别人是否阔绰，但“谈感情”对她来说也同样是奢侈的，因为在和她谈感情之后，男人并不会选择她作为婚姻的另一半。作品结尾借网友之口说：“野草妹妹，不要沮丧。其实你也就是遇见了几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大多数男人还是负责的。”但事实上，将每个人都置于物质的天平上考量、平衡，作为个体的男女，其实是很难产生所谓的责任感的，无法在实用性上讨到便宜的人们，很容易抽身而出。裘山山此作不仅写出了底层女性的婚恋困境，更写出了这个时代每个人对情感和精神需求的无奈舍弃。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讲述的是乡村的婚姻故事，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下的“门当户对”观念与传统的不同。古菜花的母亲不同意这门亲事，是因为她觉得李富贵所在的桃花村较为贫穷，是从村落和家族的环境出发，认为两人并不般配，而古菜花被李富贵锲而不舍的追求打动，却是因为李富贵个人优越的条件，与他所在的大环境无关。但这门婚事中，北北反复渲染古菜花对李富贵的复杂情感，她享受着李富贵的钱财，过着相当滋润的生活，却始终没有爱上他。她为什么与木匠私奔，小说里没有交代，只有李富贵的百思不得其解。她的物质生活是全村最优越的，体力劳动是全村最轻松的，这样的生活古菜花还要离开，这让李富贵觉得难以接受。在他看来，只要有钱，他就应当是理想的对象，古菜花的母亲就应该满意，而古菜花也理所应当要与他产生爱情。
而王蒙老先生的《奇葩奇葩处处哀》则以调侃的笔调，描写老年丧偶的司局级干部沈卓然的相亲故事。连亦怜以其温柔的样貌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俘获了沈老，却在即将领证的光景抛出了要沈老将全部身家赠与自己及自己儿子的天价条款；教授聂娟娟则以渊博的知识和不凡的谈吐征服了沈老，却对沈卓然避而不见，最终化为一场骗局；歌唱家吕媛不请自来，迅速占领了沈卓然的房子和日常生活，却被沈卓然扫地出门；乐水珊靠着青春逼人的身体和粉丝一般对沈卓然的崇拜打动了沈老，却只是为了能够白吃白住，节约成本以便尽快实现自己事业上的抱负……虽然每段恋情的开始都是甜蜜而愉快的，但无奈结局总是刺刀见红。经验丰富的沈卓然也不免显得有些过于理想化，毕竟想要与他共结连理的，往往并不是出于对他的了解和爱慕，而是对他的金钱和地位虎视眈眈。在老年人再婚这个问题上，传统道德已经不再具有约束力，最大的阻力来自于经济纠葛：“按照我国法律有关规定，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有财产（包括房屋）的继承权。比如我国2001年颁布的婚姻法第24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老年再婚客观上就意味着父母的原有财产中的一部或大部要被新的配偶继承，作子女的自然有一种相对剥夺感。”[20]王蒙的这部作品，不仅写出了当代老年人的情感困境，更多的是展现了一个来自上一个时代的作家对当下时代择偶观的困惑与批判。同样描写老年人婚恋的，还有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父亲在遭遇骗婚女“碰瓷”被骗光财产后，不仅没有幡然醒悟，反而感到了无尽的迷茫。
不光是女性，男性也在婚姻关系中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俗语所说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展现的是传统女性角色的婚姻期待：“在这些社会规范和行为道德的约束和塑造下，男性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主人，而女性终身成为男性（父亲、丈夫和儿子）的附属品。从语义的角度来看，‘夫’的原意为扶持、主持的意思。从词源的角度看，古代的‘男’字，是由‘田’和‘力’构成的，而‘力’指的是一种古代农具‘耒’，这意味着男性的职责就是在田间耕作。古代的‘女’则是一个跪坐女子，双手温文地放在胸前，意味着温顺、听话。而古代的‘妇’字，就是一个跪着扫地的妇女的形象，妇女的职责就是操持家务。”[21]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男性对择偶的要求也变得务实起来，传统的操持家务已经不足以唤起他们的欣赏，夫妻间的权力天平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当代婚姻关系中，妻子不仅也要承担起赚钱养家的责任，更因为可以与娘家保持较近的关系，也能够利用娘家的资源为丈夫寻求更富裕的生活和更高远的发展。
程青的《最温暖的寒夜》中，宋学兵少年离家，寄人篱下，在舅舅的五金店内打工勉强度日，他除了努力工作，并包办舅舅家的大小家务事，还要努力为自己将来的终身大事操心。他内心有自己的女神刘冰清，朋友中有知冷知热的交际花顾正红，但他对自己未来妻子的定位却非常单纯，他只要找一个家境优越的本地姑娘，唯有这样的家庭和妻子，才能让他真正在这个城市落地生根。他最终挑选了本地苗圃大户的独生女樱桃，她长得不出众，工作没前途，性格强势有点“作”，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前男友，但这些都不能阻挡宋学兵。虽然在追求的过程中他对樱桃的爱意已经慢慢消退，但对宋学兵来说，婚姻关系对他的帮助，已经远远超过妻子本人对他的吸引。阿袁的《顾博士的婚姻生活》也是如此，博士顾言和妻子陈小美看起来并不相配，丈夫高大帅气风流倜傥，并且学术科研能力超强；而妻子娇小平凡，身无长物，也没什么事业心和成就事业的能力，唯独能做得一手好菜。这样的组合听起来有些互补的意味，两个特质不同的人的确有相互吸引的可能，但事实上他们的结合与魅力和爱情无关，只是一种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组合”。顾言虽然能力强，但家底并不丰厚，需要陈小美这样对物质没有要求，又能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女性，陈小美对顾言可能还有几分崇拜，但说到底，没有顾言，她便无法在大学任教，也无法完成高校的科研任务，她通过日复一日对顾言的照顾，对家务琐事的操心，换取了一份安稳的职业。顾言的两任前女友，说起来一个重物质享受，一个重精神追求，但说到底，顾言对她们不满，还是觉得“花得多”，将经济作为第一考量，将婚姻作为经济实体来经营，我们固然在阿袁的笔下感到这种让人心寒的精明，却又诡异地读出一种平和与安宁，在婚姻中看似被动的陈小美，也让人感到一份扮猪吃老虎的狡黠与镇定，婚姻经济化为这对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夫妇赋予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她的《鱼肠剑》中，孟繁心机算尽，只为了同时保卫自己的婚姻和事业，但丈夫却在她的眼皮底下与她的室友吕蓓卡暗度陈仓，而吕蓓卡所握有的最大筹码，就是能够给孟繁的丈夫通过关系获得一个大学的教职。葛水平的《比风来得早》中，吴玉亭与陈小苗的感情是小说中着墨不多却贯穿全文的一条线，虽然不比吴玉亭下乡时描写乡亲势利嘴脸的篇幅要多，但这条感情线却展现了一个“凤凰男”对待感情的典型心理。吴玉亭与陈小苗是师范同学，吴玉亭中年丧妻之后，有人便把离异的陈小苗介绍给了吴玉亭。原本一个离异一个丧偶，又是同学，工作职位也相当，这样的“相亲”可说是门当户对、般配极了，但吴玉亭却迟迟不接茬。他对这件事的犹豫与回避，并非是与亡妻鹣鲽情深，他在私下里对陈小苗是很满意的，只是他害怕妻子尸骨未寒他便另觅新欢，会让人说三道四，影响政治形象，甚至陈小苗来单位找他的时候，他也撇清关系，让陈小苗心寒。对于吴玉亭来说，婚姻、家庭固然重要，作为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他过去也向往浪漫的爱情，但现实逼得他只能务实，不能务虚，他新的婚姻最好能为他的仕途锦上添花，至少不能是拖了后腿。人到中年快要升任政府办主任的吴玉亭，将自我异化为了一个职位，活得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在他心目中，不论是亲情还是爱情，婚姻还是家庭，都排在事业，或者简单说升官之后了。在陈希我的《我疼》中，年轻的医生与主任的女儿恋爱，一方面是同情，一方面是出于对主任的尊敬，更多的却是一种门当户对。在主任尚未去世时，年轻的医生一直羞怯地站在主任的身边，主任的女儿未曾对他加以青眼，他也不曾妄图高攀。而他们恋爱关系的开始，不仅仅是因为主任去世后，女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女，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而小医生却是有“真才实学”，一路考学、考证，有能力的“潜力股”。年轻的医生将对方物化为家庭背景的产物，而女子本人如何已经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之内。而同样的，他对自己的自信与自满，也并非出于对自我的认同，而是建立在一堆证书与文凭之上，在这一过程中完成对自我的物化。在这些人物的反复琢磨中，我们看到的不光是算计、评估，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婚配过程中对自我、对彼此的不断物化。压抑自己的感情，忽视自己内心的渴望，而将婚姻看作市场，将自己看作商品，将自己的人生不断换算成可以展示的价值。虽然看起来这里的择偶是自主的，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即将完成自己人生大事的双方反倒是对自己的命运掌握最少、对自己的人生进程最无能为力的两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失去掌控，对私人情感与思想的难以捕捉，将所有人的人生都压进单一的标准流水线，这本就是后工业化、后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普遍处境。而通过将这种平面感与失控感与中国传统的婚配价值观的交融与冲突表现出来，新世纪家庭文学更为深刻地展现出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物质化的社会状态。
其实这种物质化倾向不仅展现在择偶观上，更渗透进婚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世纪家庭叙事所描绘的婚姻场景中，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已经从一地鸡毛的苦闷，转变为一种更为客观的、务实的书写方式。在婚姻关系的维持上，共同利益成为最主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一旦缔结婚姻，那么婚姻状态与婚后生活也将成为个人价值的一部分：拥有高水平的婚姻生活，时刻展现无瑕的婚姻状态，甚至成为个人成功的重要标志。瑞典学者奥维·洛夫格伦和乔纳森·弗雷克曼在《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中曾经这样概括一个人人称羡的家庭：“19世纪瑞典，发生改变的不是家庭和家户群体的组成，而是家庭关系中情感和心理结构的变化。这一时期，家庭开始从社会景观中脱颖而出，建立在一个三角基础之上——恩爱夫妻、慈爱父母、美好家屋。”[22]这与新世纪婚姻叙事中所展示的完美婚姻似乎非常契合，包含着安全的亲密关系和良好的物质条件。奥维和乔纳森在著作中也表明，家庭生活是神圣的社会活动，因此应当完全属于个人，但在新世纪家庭叙事中，我们却处处发现对私人生活的公开评判，令作家们感到残酷而冷峻的是完全公共化、标准化、展示型的婚姻关系，其中不论是情感还是物质，都带有空洞而虚假的表演性质。因此他们致力于挖掘出在这种人人称羡的婚姻关系下，个人所面临的巨大的情感虚无与足以令人发疯的窒息。
铁凝的《小嘴不停》中，包老太太可说是一位成功女性，事业有成，婚姻幸福，儿女孝顺，这使她面对早已离婚的小刘时底气十足，谆谆教诲她如何守住自己的婚姻。然而通过包老太太的叙述，她婚姻的真相也渐渐展开。她与丈夫并非恩爱有加，早在她丈夫三十岁时，便向她提出过离婚，她没有答应，之后她生命的每一年，都要收到一次丈夫户老先生的离婚申请，而她照例不同意，并在与所有人的交谈中，单方面塑造自己美满的婚姻，和对自己体贴入微、关爱备至的丈夫。她对自己的婚姻充满完美主义的苛求，她不断地粉饰自己的婚姻状态，并非她对自己的丈夫怀有多么深刻的感情，而是她“爱的是自己的婚姻本身”，她可以接受他的丈夫不爱她，但不能接受他要解体自己的婚姻。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她也没有在两个人的关系上做文章，试图修复和挽回他们的感情，而是在每一次户老先生提出离婚时，将这句话“扼杀在喉咙里”，并自己塑造、装扮出一个假想的丈夫来：
小刘又作感叹了：把一个人喉咙里的一句话扼杀四十多年，那该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和多么坚韧的神经。可见包老太太这两样全不缺少，三十岁那次的谈判若说是即兴的救急，三十岁之后的所有抵挡便可称作是持久的战略了。包老太太用多于常人千倍的话语灭了户老先生一条小小的喉咙。
户老先生学校的领导看望病中的户老先生来了，包老太太望着眼睛微闭的户老先生，跟领导讲述户老先生的美德，说户老先生为什么身体这么虚弱，都是为这个家所累。他的胃不好，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把细粮留给孩子了，自己尽吃些高粱米山药面。
儿女们回来了，包老太太跟他们说，你们五个人对我好是好，可你们对我的好，加在一块儿也抵不上你爸一个小手指头。
孙子外孙子一见面，包老太太又说了，爷爷可比奶奶疼你们，知道什么叫疼吗？就是打心窝儿里惦着呀！
……
谁也不知道户老先生怎么琢磨包老太太这些好话，也许他想，你说的那个人他不是我呀。也许他想，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也许他想……他想什么有那么重要么，再不是那个人，说了四十多年也被说成是那个人了，那个没有丁点儿瑕疵、根本不知离婚为何物的好人。[23]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即使户老先生已经瘫痪在床不能言语，他还是用最后的力气，写下了“我想和你离婚”的宣言。对于户老先生而言，这一生是痛苦的，他渴望离开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包老太太却不然，她不需要丈夫的爱意，她的婚姻甚至不需要一个真实存在的丈夫，只要假象和外壳不被戳穿，她便是胜利者，是幸福的。叶弥的《猛虎》中，妻子崔家媚人如其名，是一位妩媚动人而又宜室宜家的完美女性，她的婚姻看起来也很完美，丈夫忠诚，妻子美丽，女儿可爱，即使丈夫身患疾病，妻子也是不离不弃，侍奉左右。但这婚姻的内里却是一团乱麻，她的丈夫老刘“不行”，这种“不行”是生理的病痛造成的，但更多的是因为丈夫对强势妻子的心理拒绝。然而崔家媚对丈夫却有强烈的性需求。这种性需求与其说是出自于她对丈夫的爱意，不如说是她长期求而不得产生的强烈逆反。老刘越是希望她放弃婚姻，放弃他们的夫妻生活，她就越是贞洁，越是守身如玉，不给丈夫一点话柄，甚至连丈夫对女儿的喜爱，都被她看作乱伦。在她无法忍受无爱又无性的婚姻生活时，她也没有放自己和丈夫一条生路，她不惜在老刘发病时束手旁观，冷静地看着他死去，也不愿主动结束这错误的婚姻。盛可以的《白草地》中妻子看起来温柔贤惠、小鸟依人，丈夫在外拈花惹草也从不怪罪，但丈夫最后却发现，妻子每天早上在他出门前递给他的温开水里放入了小计量的雌激素，从根本上杜绝了丈夫有实质出轨行为的能力。
在上文中，我们曾经提到了“高娶”的择偶方式，也讨论了包老太、崔家媚等具有坚强意志与决绝个性的婚姻捍卫者，可见在新世纪婚姻母题中强势的女性角色已经越来越多。很多作家都关注到了当代婚姻生活中男性话语权的某种衰落，我们不能用男女平等、妇女地位提高等概念性的短语来涵盖这一现象的复杂性，虽然女性主义兴起已历经一个世纪，但“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构成仍然很难被撼动。在新世纪家庭叙事中，女性形象往往比男性更为复杂。在婚姻的方寸之间，作家们企图展示主妇在家庭与婚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将她们塑造为婚姻利益的持有者和经营者，婚姻制度的改革者与婚姻强权的反抗者。她们往往拥有比男性更为果决的气质和更为卓越的远见，成为婚姻生活的指挥家，然而她们所能够施展才华的，也只有在围城之内，这为她们的强势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使她们的目的变得虚无和软弱了。鲁敏的《方向盘》与《铁血信鸽》中，展现出两个强悍的妻子，《方向盘》中的叶春春，为丈夫刘开强的事业出谋划策，辅佐他挣得了跑长途带货的第一桶金，又在客运车运货政策收紧时及时指挥丈夫应聘成为政府机关的小车司机。而当机关车改来临时，她又积极筹划，力争丈夫不会在车改中被裁撤。而《铁血信鸽》中的妻子则是养生达人，她关照着丈夫的身体，仔细琢磨各种食物的食补效果，以便使自己和丈夫的身体通过饮食调理达到最佳状态。蔡东《断指》中的余建英，在丈夫因为经济问题与作风问题落马之后，她毅然挑起了支付欠款的担子，她非但没有愤怒地与背叛了自己的丈夫一刀两断，反而加倍地惯着他，宠着他，不让他吃苦；《木兰辞》中的李燕不仅为自己的职称奔忙，更为丈夫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鞍前马后，忙里忙外，不舍得他抛头露面受人轻贱，自己就算再苦再累，也要让丈夫能够悠闲地生活，保持那种艺术家的天真与纯粹。邵琴看似清心寡欲为人淡漠，但其实也是一生替丈夫操劳的糟糠之妻。她们以自身的努力满足了家庭的温饱，她们以琐碎的操劳维持了家庭的体面，她们更以一己的牺牲换来了丈夫的尊严。虽然难以摆脱传统夫妻关系中“夫为妻纲”的阴影，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女性形象对此不甚在意，并自认为达到了和丈夫平分秋色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她们决心抛弃夫妻间虚无缥缈的爱意，转而务实地将与丈夫的婚姻关系看作一种双赢的契约合同，她们现实而理智，果决而勤奋，她们将婚姻开成了一家公司。
因此她们可以如包老太、崔家媚一般将伴侣逼上绝路，也可以如叶春春、李燕一般鞠躬尽瘁，但总之她们将婚姻更多看作了公开的、个人展示的舞台，而无暇或是不愿触碰原本是婚姻核心的两性关系，正如前文所言，她们在这里有一种奇特的软弱。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中，芥子和桥北原是一对恩爱夫妻，生活条件也较为优越，但在一次入室抢劫案后，他们的夫妻关系却面临分崩离析。芥子无法释怀人高马大、看起来孔武有力的丈夫被两个只有一米六左右的歹徒轻而易举地制服，连歹徒意图猥亵芥子都能忍受。他窝囊的表现让芥子完全失去了安全感，更别说在她的不断追究下，还发现了丈夫粉饰自己形象的谎言。而桥北却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认为自己及时理智地分析了现场的状况，使这个家庭仅仅蒙受了一点财产的损失，而没有人身安全之虞。虽然我们在最后的留白里可以看到这段婚姻慢慢死亡的过程，但在芥子对丈夫的行为有不满和怀疑时，没有人支持她探究丈夫本性的真相，他们认为芥子在折磨自己，折磨丈夫，在折磨与这场事件、这段婚姻相关的所有人。他们认为这是傻，这是作，而不认为这是足以结束婚姻的条件，只要他们还能体面地生活下去，这一点苍蝇吃了也没什么关系。
潘向黎的《奇迹乘着雪橇来》看起来温柔雅致，讲述了一个中产阶级女性一天的奇特遭遇。女主人公生活优渥，丈夫多金帅气，公婆开明，自己工作稳定，可以说是十足的“人生赢家”，但她却无法沉溺在这样慵懒而平静的生活里，她渴望一场轰轰烈烈的、离奇的感情经历。她在圣诞节的前夕独自出门，化了妆，做了头发，买了衣服，而女主人公的丈夫却丝毫不关心她今日的奇遇，他甚至没有把过多的目光投向妻子的新造型。潘向黎善于塑造接近中年却在心灵上保有纯真的女性角色，《白水青菜》中的妻子，《永远的谢秋娘》中的谢秋娘，还有这一篇《奇迹乘着雪橇来》中的女主角，她们天真烂漫却又世事洞明，如此充满温婉魅力的女性，也不过是困在物质堆砌而情感缺乏的婚姻中，如温水煮青蛙一般，默默地承受着这样的婚姻现实，只在自己快要窒息时，做一点小小的、并不出格的反抗。在这些女性作家的笔下，女性角色可以杀死自己的感情，杀死自己的伴侣，但绝不会让别人看自己婚姻的笑话。在他人面前，她们仍然优雅、得体、漂亮，家庭幸福、美满、可靠。她们杀死了自己的婚姻中不想要的部分，而留下了光鲜的躯壳。
我们不能小看的，是在这样的粉饰之下对个人生活的标准化压缩，更不能忽略作为女性所面临的更为深刻的压力。正是女性社会活动空间受到的压缩，使她们不得不维持自己在婚姻中的面子和地位。在斯继东的《你为何心虚》中妻子在旅行归来时目睹了丈夫的出轨，她的婚姻与爱情瞬间变成了笑话，而更让她觉得荒谬的是，丈夫出轨已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成年累月，屡教不改，尽人皆知，唯独自己被蒙在鼓里。但所有人不是劝她放弃这段没有了忠诚与爱情的婚姻，相反，她的朋友、姐妹、姑姑甚至母亲都似乎将爱与性、婚姻与性分得很清楚，即便没有了性的忠诚，爱也依然存在，婚姻更不是依赖这两者构建而成，妻子要做的便是忍耐，等待丈夫回到身边，确保婚姻外壳的完整性：“男人再大，也还是孩子，总会时不时地犯糊涂。这个时候你得拉他一把，他头脑一激灵身体就回来了。我那时没脑子，不但没拉，还踹了一脚。你父亲就是这样被我撵出门的。”[24]小说以丈夫对妻子的强暴作为结尾，这更让我们看到妻子在婚姻中的尴尬地位，她本是丈夫错误的受害者，但她在强暴中对丈夫的接纳，使她觉得她成为了错误婚姻的同谋。
在许多关于婚姻的社会学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关于离婚率节节攀升的叙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0年之后，每年离异的夫妻对数以几何级数在增长。看起来离婚是一件过分简单的事情，然而落到每一个个体身上，便几乎成为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如何结束失败的婚姻，离婚后又该如何继续自己的人生，这一命题在新世纪几乎和鲁迅笔下的娜拉出走后同样重要。东西的《猜到尽头》中的妻子十分神经质，她盯梢，查手机，从丈夫外派过程中的各种蛛丝马迹对丈夫进行出轨的有罪推定，最终从各种不太站得住脚的证据中拼凑出了她自认为的真相，使她能够从道德的制高点谴责丈夫。叶兆言的《马文的战争》以马文与杨欣的离婚作为开始，杨欣与新的丈夫李义仍和马文住在同一套房子里，为了将马文赶走，杨欣与李义积极为马文介绍对象，但最终马文却与李义的姐姐李芹走在了一起。目睹马文新的感情生活，杨欣心中升起了满满醋意，她抛弃了李义，转而与李芹争夺起自己的前夫马文来。在四个人的排列组合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什么感情的存在，四个成年人如同过家家一般，将自己的婚姻与伴侣随意处置和更换，但核心却是为了能够在一套房子中立足。张怡微的《度桥》中，“我”的婚姻是失败的，但这失败“我”并不愿意多说，并与有点疯癫的前妻还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联系。这场婚姻隐匿在小说的阴影中，作者未着太多笔墨，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看到些许忧伤、不甘和难以启齿的意味。通过社会学中节节攀升的数据，看似已经非常普遍和简单的离婚，在新世纪家庭叙事中却仍然显得那么艰难。这让我们惊奇，这些“离婚案例”，或者是为了爱，或者是为了利益，或者只是为了一点不甘心、不服输的意志，但都百转千回，极尽复杂。似乎只有在文学中，在充满感性理解的世界中才能窥得新世纪情感与婚姻状态的心理样态。
因此，婚外情的描写也变了味道。既然离婚并不真的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新世纪家庭叙事中所描写的婚外情就更向着一夜情和性交易的方向发展，这种临时的情感状态既是上一节所描写过的速食爱情所产生的结果，也同样是对我们在这一节所讨论的“婚姻保卫战”的某种妥协。一个完好的、正常运转的婚姻不仅给人以情感的安慰，也同样是稳定的财富大后方，因此婚外情转正的几率大大降低了，为婚外情“负责”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从影响着婚姻与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化与转型开始，男人就大致把自己排除在发展着的亲密关系领域之外。浪漫之爱与亲密关系之间的联系被抑制了，而恋爱行为紧密地与接近行为纠合在一起：接近一个德性和声誉都受到保护的女人，至少要到缔结婚姻。也仅仅在引诱或征服的技巧方面，男人才容易成为恋爱专家。”[25]潘向黎的《白水青菜》中男主人公有自己的婚外情人嘟嘟，但他却从未想过离婚。他可以给嘟嘟买房，但是嘟嘟却让他住进了自己的房子。嘟嘟不缺钱，不缺品位，她之所以爱上男主人公，可能只是因为他衬得起她。既然相配，那么不管怎样也要得到。他喜欢嘟嘟，但他和妻子都默契地维持着这个早已名存实亡的家庭，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应该要拥有一个这样贤惠的、不显山不露水的妻子，一个众人口中的“白金家庭”。魏微的《化妆》则反其道而行之，许嘉丽在十年前的实习中与单位的科长产生了婚外情，而在实习结束离开时，她却终于发现他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吝啬的嫖客。十年后的许嘉丽光鲜亮丽，身家不菲，而她内心却为自己曾经贫穷的出身感到痛苦和自卑，觉得别人尊敬追求的不过是自己的外在，而真正的许嘉丽是不值得被爱的。就在这时，科长辗转打听到了她的电话，暗示她再续前缘。这个电话打在了许嘉丽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上，她认为科长才是爱着真正的、卑微的、如尘土一般的许嘉丽。她把自己装扮成落魄的样子，希望能唤起科长往日对她的怜惜，不料科长却将她视为妓女，恼羞成怒甩手离开。在科长的想象中，许嘉丽应当已经小有成就但夫妻不和，他们会有一场体面的聚会和好聚好散的一夜情。可见传统的“救风尘”戏码在当代已经不再适用，落魄的女郎再也不能激起男性的保护欲，婚外情也不过成了男性狩猎行为的社会化，门当户对、旗鼓相当的优秀婚外情对象才是值得夸耀的风流事。戴来的《茄子》则更为直白地展现了当代速食婚外情的样貌，拍得如胶似漆照片的却遍寻不到主人，证明这段婚外恋情早已结束，而彩扩店父子对费小姐恋爱生活的劝解也只能收到当事人“有病”的评价。大家明码标价，好聚好散，婚外情在新世纪婚恋主题的小说中再也不是真爱至上、唯爱是从价值观的代言人，而渐渐成为一场交易，或者是你情我愿的短暂游戏。而与之相对的婚姻也不再是爱情的升华，甚至不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是一件配置，结婚对象也是一件配置，就连婚外的情人也是可以被评估的项目，如同汽车、房子，是个人价格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能够在新世纪婚姻主题作品中读出的全新的内涵，是文学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给婚姻做出的新定义。
爱、婚姻与性的分离，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本认知之一，但在这种分离的背后，我们在中国的家庭文学中看到的并非是人性的解放，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延续。不论这些作品披着怎样的外衣，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婚姻生活中丈夫的主导地位——不论他在外有多少情人，只要他还肯回家，便是好丈夫。但我们也不能据此就否认新世纪家庭文学在婚姻关系上的创新与进化，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女性逐渐发展起来的主观能动性。她们不仅不再保守，更有了主动出击的意味。例如阿袁的《郑袖的梨园》，郑袖年少时父亲出轨，抛弃了自己的母亲，另娶了年轻貌美的陈乔玲，郑袖长大后，出于某种报复的心理，她不断地出轨那些抛弃原配另娶新欢的“成功男人”。她不爱这些男人，却施展自己的全副功夫，尤其是那一双保养得当宛如白莲的纤纤素手，将他们从二婚的妻子身边夺来，让他们为自己神魂颠倒。而郑袖报复的高潮，不是与成功人士双宿双飞、缔结良缘，而是在他们的妻子捉奸的那一刻。她乐于看男人的张皇失措，更乐于看那些撬了别人墙角的新妻看到自己已成旧人时目眦欲裂的扭曲表情。故事停止在郑袖的一次报复上。沈俞城府颇深，郑袖费尽心机才终于成功。而当她即将迎来她的“捉奸高潮”时，沈俞的妻子叶青却突然车祸离世。郑袖的一腔热血全部转成了茫然。没有叶青作为观众，她与沈俞的关系便完全没有了价值。郑袖的悲剧，在于她目睹父母的离异，继母的势利与伪善，从而对爱情与婚姻充满排斥。她的感情生活固然丰富，但却是技术层面的，她内心的情感世界则是一片荒芜，她恨这些男人，她更恨这些女人，最终她带着他们一起，为自己童年的创伤、成年的爱无能陪葬。阿袁的小说常常以一种夸张而极端的手段，描写当代家庭生活与男女关系中爱情的缺位。
但农村及农村出身的妇女所面临的婚姻状态则令人深思。在铁凝的《春风夜》中，一对相爱的夫妻因为要为生活和下一代奔波而不得不聚少离多，只能在同居者善意的避嫌时温存一刻，在小旅馆背风的墙根下说说体己话，之后便再次转身，各自投入为生存进行的奋斗中。孙惠芬的三部中篇小说《致无尽关系》《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天窗》分别描写的是农村婚姻的三种形式。《致无尽关系》中，贞子和大庆夫妇来自农村，但他们生活在城市，并在城市站稳了脚跟，脱胎换骨成了体面的城市白领。但我们可以看到，丈夫大庆对于婚姻的观念，对婚姻内夫妻二人身份地位与分工的看法与他的农村亲人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老家，他是完全的“大老爷们儿”，十指不沾阳春水，家务全部抛给妻子，并对妻子着急回娘家十分不满，也不愿意去给妻子的父母兄弟拜年。从大庆身上我们惊异地发现，在新世纪展现夫妻关系的作品中，男性的形象比二十年前，甚至六十年前更为守旧，他们不仅不再饰演对女性进行“解救”和“启蒙”的角色，反而是将走出传统家庭、婚内地位不断升高的女性压回受压迫的、低贱的、服务与奉献的地位与角色中。如果说《致无尽关系》中的大庆还维持着一点现代人的基本风度的话，《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天窗》中的丈夫角色与方方的《奔跑的火光》中的贵清，则展现出更为传统和愚昧的一面。《歇马山庄》中，丈夫是缺位的，他们在外打工，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回来一次，与留守在农村的妻子匆匆相聚，至于妻子在村庄内的生活，他们毫不知情，也毫不关心，因为全村的老老少少都代其行使丈夫的监督与观察职能，并对新媳妇的生活作全方位的指导与干预。《天窗》中，丈夫是说一不二的，从不聆听妻子的话语，动不动就拳脚相向，当挖地窖的工人死在地窖时，妻子竟不敢也无法将这天大的事情找机会告诉丈夫。而《奔跑的火光》中的贵清则是乡村丈夫传统男权婚姻行为的大集合，他吃喝嫖赌，不事生产，家暴妻子，只为了将美丽而能干的妻子踩在脚下，成为他俯首帖耳的全职保姆、赚钱工具与性奴隶。而让我们感到失望的是，在这样的身体暴力与语言暴力中，婚姻中的妻子也只能忍受，传统“夫为妻纲”的婚姻道德阴影还没有全部散去，现代婚姻将夫妻二人的经济利益与所有社会关系都相互捆绑的经营模式更让这些出身乡村的妇女在婚姻中受到进一步的束缚，面临更大的经济和精神困境：“受虐妇女必须在拥有一个家、获得经济保证与没有家、没有收入之间做出选择。由此可见，很多时候，妇女选择留下来，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而非喜欢受虐。”[26]
婚姻是躯壳，是面子，是条件，也是利益，是财富，是对外展示的窗口和判定人生价值的筹码，它对于个人来说重要极了。但这重要性是空洞的，量化的，标准化的。在量化和务实的婚姻中所有个人的体验，不论是好的、坏的，幸福的、不幸的，这些切肤感受反倒微乎其微、不值一提了。因此在这些作品所展示的婚姻关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分裂的状态，人物常常在个人需求与社会外在评价中游走，然而他们别无选择，努力维持住了自己优良的社会评价。但他们内心对婚姻又有多少敬畏与负责，又能否坚守住自己的感受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衷心捍卫的婚姻关系是虚假的，一败涂地的。
第三节 一点女性主义的补充
在家庭文学中，女性是非常经典的描写对象，女作家也常常会将自己的目光投注在这个题材上，但经过上两节的讨论，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困惑，经过了百余年女性主义洗礼的中国，女性形象是否还是困于家庭、困于生理结构所带来的天然身份如妻子、母亲，或是更甚，仍然被视作身体？那么女性作家在面对自身的性别处境时，又抱有怎样的态度，发出怎样的声音？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或者关注自身性别解放的女性作家。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商品经济给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时，我们却看到社会在女性主义上的某些倒退，或如第一节所说，对女性的物化和社会角色的固定化正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升温，在这里，我们针对这一章的主题，对“性”与“性别”对女性的否定与污名化，做一点补充。
首先，传统的贞操观仍然束缚着大多数女性，在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李平成为成子媳妇之后，小两口一直恩恩爱爱，但在与姐妹淘潘桃的交往中，李平将自己在城里做过“三陪”的往事告诉了潘桃，而潘桃又在一次偶然的对李平的嫉妒中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婆婆。可想而知，这“丑事”瞬间传遍了歇马山庄，在年底成子回乡时，也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于是，曾经的爱情，李平的体贴、孝顺、贤惠都化为乌有，成子将李平推倒在墙上，“后脑勺与墙壁砰地一声撞响之后，成子大喊，你给我滚——”[27]在方方《奔跑的火光》中，英芝是“三伙班”的台柱子，人长得好看，家境又富裕，原本是个好命的姑娘，然而她与贵清发生了性关系，并怀上了孩子，便“没办法”了，她只能什么都不要地嫁给了贵清，只因为“你是个女人，女人跟男人不一样。你自己也晓得，女人没结婚就大了肚子，脸面往裤裆里夹呀”？[28]而英芝“一想到自己肚子大了的消息行将满村满乡流传，一想到她走到哪里就被哪里人指指点点，英芝便不寒而栗”。[29]然而英芝在以低廉的聘礼嫁入贵清家之后，贵清的父母却没有想象中的高兴，他们反倒认为，英芝之所以要价不高，是因为她“不会是什么好货色”[30]。陈希我的《我疼》中也有一位将性视为堕落的医生，他以自己细水长流的爱情观为标准，把已经有过性经历的姑娘视为堕落和无耻，与他先进的技术，傲人的文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孙频的《丑闻》中，主人公张月如出身农村，家庭条件并不富裕，可想她的求学之路也应该并不是一帆风顺，但她博士毕业之后成为了大学老师、知识分子，虽然只是学术江湖中地位最低的小讲师，也已经非常不易，然而作为一个城市知识分子，熟读波伏娃《第二性》的女性主义者，她要求自己开放、自由，不要将性看得太过严重，正如她的好友解燕青所说，为什么只能是男人把女人睡了，不能是女人把男人睡了呢？但是农村出身的张月如无法像解燕青一样洒脱，她童年的乡村生活带给她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她对性与感情的尺度与要求是纯情而守旧的，同时是男权化的，她总是对男性采取臣服和讨好的态度。麦家的《两位富阳姑娘》则讲述了一位女子在参军时被检查出处女膜破裂，从而在单位的羞辱下，在家族的苛责下选择了自杀以证清白，但最终部队医院却发现，处女膜破裂的是另一位姑娘。故事虽然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但在新千年将其写出，则有另一番滋味。作品的留白之处，在于另一位姑娘，如果她最终被追查出来，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有过性生活的姑娘假报了他人的名字，是出于恐惧，被误解的姑娘的死去，同样也是源自恐惧，恐惧这集体无意识的对性的污蔑。作品哀叹了两个姑娘的遭遇，主人公“我”后悔自己没有给自杀姑娘申辩的机会，但却没有对这两个姑娘悲剧的根源作深入的探讨，即使姑娘的确是有了性生活，也不该算是什么错处。故事发生得久远，但三十年后作者的描写仍停留在命运的阴差阳错这样的层面上，只能说“女性必须守住自己的贞操”这样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当下的性别观念中。
虽然对女性的贞操还有着强烈而偏执的苛求，但由于色情业及色情影视的发展，女性身体商品化的程度增强，人们对女性又常常有着超乎常理的“荡妇推定”：一方面，她们自身的性需求仍然是不被主张，不被正视的，而另一方面，她们又被认为是假正经的，是随时随地能满足男性的性需求的，她们的一切举止，都会遭到猥亵的想象。在孙惠芬的《一树槐香》中，二妹子是一个爱美的女性，她很明白也很满意自己的魅力，也喜欢与充满雄性气息的男性交往。她在公路边开了一家小餐馆，这本是展示她魅力的梦想职业，小馆因二妹子而生意兴隆，二妹子因小馆而满足自己“好浪”的内心，她不需要和男人有什么实质性的接触，她更享受热热闹闹而又众星拱月的氛围。然而她的小馆遭到了全村妇女的抵制，认为她新死了丈夫就这么打扮，不守妇道，她在小馆里迎来送往，是将窑子开在了家门口。当然，来自异性的看法更打击了二妹子，她原本以为与自己相好的男性是为自己的魅力所折服，但他们最终却只是将她当作妓女，认为她那样的做派，就是为了“做鸡”。乔叶的《取暖》中小春也同样是开小饭店的。刑满释放的男主人公在大年夜来到了小镇，却找不到投宿之处，所有人都说让他去小春家，并带着暧昧、放肆的微笑说她家“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31]。而男主人公也就接受了这样的暗示，在小春的饭馆住下后，她所做的一切都被认为另有深意。但其实小春的丈夫也是服刑人员，他是因小春被强奸却上告失败，失手将强奸小春的男人打成了重伤而被判入狱。实施强奸的男人仍然逍遥法外，更可能在全城散布着小春淫乱的谣言，整个小镇却真的对小春做了“荡妇推定”，而对她受到的伤害视而不见，对她们孤儿寡母艰难的生活置若罔闻。
更进一步的，女性虽然在当代社会已经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闯出了自己的“半边天”，但社会却将女性所获得的成就，看作是她们通过身体交易所获得的收益。甚至真正逼迫或诱哄女性，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自己的资本，但在她们最终出卖自己的身体之后，事先的许诺又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可见即便将自己作为商品，将自己物化、商品化，在男性眼中，女性或是其身体也不具备成为筹码的交易价值。《白头吟》中的韩秋月在周老家做保姆，却被周家的儿女告上法庭，闹上电视节目，认为韩秋月勾引了年迈的老父，妄图将周老的遗产据为己有，她勤勤恳恳的工作得不到周家人的认可，却可以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将她认为是“狐狸精”。而这场闹剧中，知晓真相的周老并没有为韩秋月挺身而出，而是默许了儿女的行为，这说明在很多中国家庭的观念中，保姆，尤其是照顾空巢鳏居老人的保姆，是带有性意味，兼顾性工作的，她们从没有单纯地被作为家务劳动者来看待，甚至她们的自我定位也是如此。滕肖澜《美丽的日子》中姚虹原是卫老太从江西乡下挑回上海，为自己跛足的儿子预定的媳妇，但她在邻里面前给姚虹的身份却是保姆，姚虹不单要完成保姆分内的工作，忍受卫老太的挑剔，还要应付卫老太儿子的暗示与挑逗。余一鸣的《种桃种李种春风》中的大凤受到主家两次明显的性骚扰，但她却不得不默默忍耐，甚至自我安慰说没什么。然而当她们被推到前台时，却要承担全部的罪名，成为“不要脸”的“狐狸精”。
魏微的《异乡》中，女主人公子慧凭一己之力在外打拼，但她想要在当地安顿下来，却只能依靠与本地人的婚姻关系。恋爱被甩，相亲失利，工作又毫无前途，她最终只能回到故乡的小城镇。她没有想到的是，迎接她的不是亲人的安抚，故土的亲切，而是所有人针扎般的指指点点。她回来的那天晚上，全城便传遍了她在外市做妓女的流言，她的父母也完全不相信她，只是一味指责她干下丑事，是家门不幸。子慧做妓女，这样令人无法翻身的谣言压在一个年轻女性的身上，却完全不需要任何证据，她甚至不像《两位富阳姑娘》那样，需要被检查处女膜，而仅仅是在外地，这帽子便可铁一般扣在她头上。性爱在小城镇依然是耻辱的，甚至想要打扮得漂亮一点，也是“妖艳”的，这样深刻而诡异的性歧视出现在新世纪两性关系的作品中，而女主人公没有任何办法去反抗，去辩解，只有深深的无奈与麻木。方方的《奔跑的火光》中，英芝想要南下打工，但被贵清阻止，贵清之所以不允许英芝外出打工，是因为他认为出去打工的女性，都是“不干净”的：
贵清叫了起来：“你莫跟我开心哟，绕了半天，原来你是想出远门呀！我是个苕？你在家里挣挣我保证支持，到那边去？你休想。我还不晓得你们女人到了南方靠么事赚钱？”
英芝一下子就明白他说话的意思，她简直不知道应该对贵清说什么才好。英芝说：“你你你……你怎么是这么个人！”
贵清说：“我就是这么个人！我别的什么都可以马虎，可我老婆的裤带子我不能马虎，我就得管得紧紧的。到南方打工，恐怕没一分是干净的。”[32]
在范小青的《女同志》中，万丽不管做到多高的官，她与上级领导的绯闻都从未停止，她依靠身体上位的传闻始终伴随在她左右。孙频的《丑闻》中，张月如本是安安分分的小讲师，但当她被院长李文涛约谈时，内心却是雀跃的，她知道自己终于可以凭借让李文涛“睡一次”来换取些什么。然而即使她已经将他们之间的交易放到了如此物质的层面，却仍然没有估算到她在李文涛眼中物化的程度，李文涛没有给她任何好处，甚至没有去宾馆开房，仅仅是在办公室里把她“使用”了一次而已。在张者的《唱歌》中，当梦欣被宋总派到老板身边作为“联络员”时，老板和老板的学生，无一不将梦欣作为宋总送来的玩物看待，他们毫无顾忌地狎玩着她，认为她即使在宋总那边，也不过就是如此待遇。在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与陈金芳是旧识，是她窘迫过去的见证者，然而在陈金芳改头换面成为新贵后，我们却能在字里行间读出“我”对陈金芳的某种鄙夷，觉得她来路不正，面对她的示好，也立马撇清关系。但在对陈金芳的描写中，我们又能显而易见地读出某种流动着荷尔蒙的，肆无忌惮的审视与狎玩。虽然小说本身写得很克制，陈金芳也的确是空手套白狼的投机分子，但她之所以能选择投机，是因为她认为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女性身份就是自己的资本，她可以在男人中周旋，获得自己的利益，甚至能够将男人比如胡马尼踩在脚下，为她所用。然而她还是错了，在这场游戏中，男人全都全身而退，他们在收下了陈金芳的色相之后，将她推上了破产的风口浪尖。余一鸣《种桃种李种春风》中的大凤，先后用自己的身体与一中的食堂大厨和特级教师做交易，以换取儿子清华的入学名额，然而她付出了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一切也还是徒劳。
而在描写妓女的作品中，对女性商品化的描写更是登峰造极。巴桥的《阿瑶》讲述的是妓女的故事，阿瑶对客人的喜欢固然因为她职业的原因只能藏在心底，但阿瑶的朋友小群的男友也将她视为妓女，甚至这种看法是小群默许和诱导的，这让她难以忍受。性作为一种职业，究竟要承担多少道德谴责，作为性工作者的女性究竟要承担多少欺侮，短短一个中篇似乎难以盖全，但阿瑶最后的哀求“木头，戴个套吧……”[33]却已经让人感受到无尽的酸楚与逆来顺受。北川的《你们去卅城》这篇小说，像是对性工作者的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细致入微，客观冷静，差不多完全揭开了这个神秘行业的面纱，公司化管理，品牌化营销，标准化生产……看起来并不和别的产业有什么大的不同，只不过生产和销售的商品是女人的身体。但就是这样的产业化，让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失去了自己最后的人格和尊严。小说中并没有议论和抒情，只有完全的写实，只是这样的写实，却更让人觉得触目惊心：“能在这样规范的酒店里做桑拿，比起一些不知底细的桑拿沐足场，还有那些被桑拿行当淘汰的站街妹和发廊妹，真是好很多了，至少安全些，稳定些，至少公司还每月组织体检。”[34]英国散文家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将哲学与宗教列为解决当代人身份与阶层焦虑的途径，[35]但我们发现对于这些女性形象却很难适用，不论是农村青年，还是小镇居民，又或是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她们不仅要面对越来越固化的社会阶层，感受到外来者在城市游戏规则中的绝望与无助，还因为她们的女性身份而面临更多的拒绝与潜规则，同时这二者并非相互孤立，而是交叉融会，形成更大的恶意。时代女性究竟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她们何时才能真正从性别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获得性别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平等与平衡，我想这是一个太过宏大的命题，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女性在一个男女平等已成为政治正确的世界里，仍然在遭遇着苦难，在反抗，或是向男权妥协，迎合并臣服于时代的潜规则。但不论如何，她们身为女性即为弱势，不论她们家境如何，生活在哪里，受过何种程度的教育，都是束手无策的。可见我们在女性主义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