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鲁瑞：孝顺中的反思
一
要论鲁迅一生跟哪个女人的关系最为长久也最为纠结，大概非他母亲鲁瑞莫属。从时间上看，鲁迅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而母亲鲁瑞则生于1858年，卒于1943年。换言之，鲁迅出生时，母亲已是二十三岁，而鲁迅逝世时，母亲七十二岁。在鲁迅逝世后，母亲又在这人间生活了七年。鲁迅的一生，可谓都包含在母亲的岁月中。数量上的包含也许还算不上什么，更重要的是，母亲对鲁迅一生的影响可谓巨大，甚至超过了父亲。具体说来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这首先是因为鲁迅父亲早逝。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官员，周家在周福清时代日子过得很好。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周福清的大儿子，读书至秀才，但考试总是不中。老爸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想用非常手段来助儿子一臂之力——这非常手段就是贿赂考官作弊。1893年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正好遇上儿子赶考。而这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恰好是自己同科进士，老同学好帮忙，周福清便在殷如璋抵达苏州时，派家人陶阿顺登上官船，递上一封密信和一万两银票。而此时殷如璋正在与副主考周某聊天。他明白来者用意，便收下信件示意陶及时退下。这陶阿顺是老粗，不知随机应变，见这大佬收了银票不给收条怕回去不能交差，就大声叫了起来：“怎么只收银钱不开收条？”这一叫，殷如璋怕自己牵连其中，不敢再装蒜，立马翻脸，连人带信一并拿下，押送苏州府查办。这下周家惨了，先是还在考场等结果的周伯宜现场被拘。其时周福清在上海，听说儿子被抓就迅速回到绍兴，主动向会稽县衙自首，这样周伯宜被放归。在清代，考场作弊是死罪。好在当时清朝已气息奄奄，法制自然也就看在钱的面上可松可紧，于是周家变卖资产，向官府层层送礼，几经波折，周福清由死刑变为“监候斩”，也就是说，周福清的命可以暂时保住，但每年行刑的时候他仍有被处斩的危险。于是家里人为保全他的性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钱财去送礼，去贿赂官员。这无底洞六七年填下来，周家遂由小康转入了困顿。而鲁迅父亲周伯宜因遭此难，不仅被拘捕审讯，又被革去秀才，在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忧郁恼怒，肝失疏泄。日久郁怒成积。加上忧愁无处发泄，借酒浇愁，酒后常甩筷扔碗，大怒伤肝，酒精对肝脏损害更大。周伯宜爱用水果作下酒物，鲁迅常去街上买鸭梨、苹果、花红之类给父亲下酒；根据绍兴人的饮酒习惯，凡用水果作下酒物者多饮的是白酒（烧酒），白酒含酒精浓度大，因此对肝脏损害尤为严重，而他在生病期间照样喝酒，从不忌口。故造成病况每下。这个时候，鲁迅只有十三四岁，他每天都要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花了无数的钱，父亲的病仍未医好，周伯宜于1896年10月鲁迅十五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十五岁正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时候少年失去父亲，就好比船失舵、车失辙，人生下一步该往何处去，顿成迷津。幸运的是，鲁迅有一位明智决断的母亲鲁瑞，也因此走上了自己那条“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民族魂”道路。
鲁瑞是绍兴乡下安桥头人。她没有正式上过学，幼时，塾师给她的兄弟上课，她只能站在门外偷听。不久，连这个权利也被剥夺了。她就自己找些书看，遇到不认识的字，问问别人，终于以自修获得看书的能力。从这件小事上，我们不难看出鲁瑞的决断与明智——不妨就这方面将她和她为鲁迅挑选的媳妇朱安做个比较：1901年4月3日，鲁老太太在没有征得大儿子鲁迅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一个叫朱安的女子家中“请庚”，为自己儿子定下一门亲事。鲁迅对那既不识字又缠脚的女方当然是一百个不满意，可不愿拂了母亲的好意，只好通过母亲，向朱家提出了一些要求：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鲁迅的这一要求，明显是为了万不得已跟朱安在一起生活留下些许余地。可朱安最后以年纪已大为由，拒绝放脚，也拒绝读书识字，结果这唯一一点双方在一起生活的可能也因此失去，间接造成自己跟对方的婚姻悲剧。
也就是仗了这样的决断与明智，在家道中落、丈夫生病、孩子尚小的窘境之中，鲁瑞没有退缩，而是咬着牙坚强挺住。为了给丈夫治病，她拿出了自己的首饰和所有值钱的衣物，让长子鲁迅到当铺里换了钱再去给父亲抓药，母子因此受尽屈辱。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回忆这段生涯时这么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鲁迅是坚强的，可在坚强的鲁迅背后，不是还有一个更加坚强的母亲在支撑着这个家么？也因此，在经历了中年丧夫之后，鲁瑞仍能泰然处之，沉着应付，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虽家庭破落，生活贫困，但她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一心要把三个儿子培养成才。所以，当鲁迅提出求学要求时，她顶住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变卖首饰，送鲁迅去南京的洋务学堂读书，以后又让鲁迅东渡日本去留学，接着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也一一走出了家门。
其次，则表现在鲁瑞对鲁迅性格品质上的影响。跟父亲比，在品格上，似乎母亲对鲁迅的影响更大。这除了因为父亲患病，脾气又大不易接近外，还因为在性格上，鲁迅跟母亲更接近，更容易彼此影响。比如，鲁瑞待人和蔼、宽仁而富于同情心。她时常把自己不多的零用钱，送给急需的人。家里人有时对佣人说话不和气，她总是说：“不要大声小气说他们，即使他们做错了，可以同他讲么！”据1901年4月到1929年8月在鲁迅家做工二十九年的王鹤照回忆，鲁瑞不仅为他做鞋、袜、衣服，还热心教王鹤照识字，并说：“我就苦得不会写，你学起来，可以记记账。”王鹤照因此到街上花了三十个铜元，买了一本《实用杂字》，书上有文有图。鲁老太太除了教王学《实用杂字》外，还讲《水浒传》《封神演义》等。由于老太太耐心教导，慢慢地王鹤照也认识了好几百个字，豆芽小菜账也会记了。后来，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等他也能看懂了。而这种对穷人的态度，显然也影响到了鲁迅：不但在作品中鲁迅对弱势群体（如孔乙己、祥林嫂、阿Q）充满悲怜同情，在现实中，他也对诸如车夫、穷人、青年学生能帮就帮。这当然是由他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的，但这其中能说没有母亲的影响么？又比如，在疾恶如仇上，鲁迅显然也继承了母亲的品质。青年女作家萧红，有次跟鲁迅母亲聊天，老太太这么对她说：“大先生太劳苦了，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之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所以，他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其实，她自己何尝不是这样？鲁瑞被接到北京后，每天开始学习看报纸。清早起来，抢先把儿子要看的报纸拿过来，戴起老花镜细看一遍。遇到不平之处，大有慷慨激昂、骂倒一切之状。反而惹得儿子好笑起来，说：“娘，何必这样的气呢？”周作人曾在文章中提及鲁瑞乐观、开朗。有时，媳妇们因生气不吃饭时，她便说：“你们每逢生气的时候，便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用周作人的话来说：“这虽然一半是戏言，却也不难看出她强健性格的一斑。而这显然也跟鲁迅主张的‘壕堑战’一脉相承。”鲁迅曾对朋友感慨：“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岁，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
此外，鲁瑞思想开明，容易接受新事物。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人扬言：“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这话，不屑置辩：“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1902年，鲁迅在日本给母亲写信，要她放足、剪发，她回信说：“老大，我年纪已大，头发以后剪，足已放了。”后来鲁瑞又剪了头发。绍兴光复后，她还劝有的男人把辫子剪掉。在她七十多岁时，看到青年人织毛衣，她也要学，织得不好就拆掉重织，一次又一次，日日夜夜，坐下就拿着织针，终于，连复杂的花纹都给织出来了，衣服也编织成功了。这显然也跟鲁迅主张“拿来主义”大有渊源。
当然母亲对鲁迅最大、最直接的影响还在于硬给他找了一个其实是母亲自己喜欢的妻子——朱安。此事的前因后果在《鲁迅与朱安：决绝中的眷顾》一文中涉及，此处不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事对鲁迅一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不但影响了鲁迅半辈子的生活，也影响到他对社会、人生和女性的评价。鲁迅曾对许寿裳说：“朱安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的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可以说，母亲给鲁迅的这个“礼物”，成为鲁迅一生这局“棋”的“棋眼”，所谓“牵一发而动其全身，着一子而改其全局”是也。
二
因为深谙母亲抚育自己的不易，更因为自己在品格上与母亲的一脉相承，使得鲁迅在对自己母亲的态度上可以说是百依百顺——这除了表现在对那份自己万分不愿领受、母亲却硬塞给自己的“礼物”默默接受外，还表现在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孝顺上——晚年鲁迅曾感激地对许广平地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我只爱你一个人！”可见，鲁迅一生最爱的人是母亲，其次才是妻子。
雨果在《九三年》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上面，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对鲁迅而言，可以说是“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上面，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母亲”。所以，就有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1903年秋，鲁迅加入光复会，积极参与反清革命活动。既然入了会，就得按会规办。当时的光复会，可是热衷于搞暗杀的组织。于是，光复会领导人就找到鲁迅，打算派他回国暗杀满清要员。鲁迅没有反对，只是提了一个疑问：“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领导始料不及，生气地说：“不用去了，你算了吧！”这事足见领导对鲁迅的欣赏与信任，不然这样的重任也不会派到他身上。可他没想到的是：平时慷慨激昂的鲁迅，关键时刻竟以母亲为由推卸光荣使命。由于这件未遂事件，鲁迅在当时激进革命者中广受诟病，给他一生留下了洗刷不净的“污点”。二十多年后的1925年，他致友人赵其文信中还说：“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在鲁迅心目中，母亲的分量与地位至高无上，什么革命，什么推翻满清，都不应该以牺牲母亲的利益为代价！
为了母亲，鲁迅愿意做一切：比如娶一个自己不爱的“妻子”，又比如做自己死去弟弟的模特——鲁迅曾有一个四弟名叫椿寿，六岁时就患病夭折了，母亲当然不胜悲伤，时刻缅怀。为了缓减母亲的思念之苦，鲁迅想请画师为四弟画一张遗像，可惜没有参照的照片，画师感到为难。鲁迅说：“四弟的面容很像我，照我的脸画就行！”李霁野在《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中回忆说：“鲁迅的书房兼卧室的外间一角，挂着一幅儿童的画像，他原有一个弟弟，母亲极为钟爱，不幸六岁时害病死了，母亲伤心难过，久久不能忘怀。就为死去的弟弟画了这样一张像，母亲聊以自慰，一直很珍爱这张画。”有趣的是，画师按鲁迅的面貌画出来的小孩，结果不伦不类，一点也不像四弟。俞芳疑惑地问：“这幅画像有大人脸、孩子身的缺点，太师母会看不出来么？”鲁迅回答说：“我至今没告诉过母亲这像是怎么来的，既然画像是为了安慰她的，只要她满意，精神有所寄托就好了，何必一定要告诉她像是怎么来的呢！”——只要能安慰母亲，自己做死去弟弟的模特又有什么关系呢。
也就是因为这份孝顺，才有了鲁迅刚在北京站住脚，就张罗着把一家人都搬到北京团聚，实现其大家庭团圆的梦想。在理论上，鲁迅是十足的反传统主义者，他说自己在赴日本留学之前即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之徒”；等到新文化运动起来，更写下了《狂人日记》，“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然而，正像钱钟书调侃的那样“理论是为不实践的人而制定的”。在实际生活中，鲁迅仍然躬行传统的孝道，讲究“修身、齐家”，宁可自己吃许多辛苦，也要把母亲服侍好，一切顺着她的意思来，又要对两个弟弟以及他们的家小，全心全意地尽到一个大哥的责任。于是，在1919年，鲁迅购下八道湾住宅，年底就回绍兴，接母亲和眷属返京。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却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安顿母亲一行在旅馆住下，他就跑到街上买来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孝敬老人家。定居北京后，家里大小事务全由鲁迅一人操持，不需母亲为家务而操心。每当节假日，并不喜欢旅游的鲁迅，在百忙之中，还是陪母亲到香山、碧云寺、钓鱼台等地游览。鲁迅生怕母亲没钱用，每月另给二十六元零花钱，让母亲自由支配。1924年5月，因为跟周作人闹翻，鲁迅携妻子朱安与母亲搬离八道湾，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鲁迅知道母亲喜欢花木，精心修整了一个小花圃：在院子南端，栽种了紫、白丁香各两株；母亲居室的窗前，栽了碧桃一株，榆叶梅两株，让母亲隔着窗户就能看到花卉——鲁迅考虑得多细心、周到啊！由于居室不够宽敞，鲁迅把最大的房子让给母亲住，旁边的中房给朱安，自己则蜗居在后屋狭长的小房里，还形象地称之为“老虎尾巴”。每天外出上班，鲁迅还像小时候一样跟母亲道别：“阿娘，我出去哉！”回家时，必向母亲说声：“阿娘，我回来哉！”晚餐后，不论多忙，他都要挤出时间陪母亲聊一会天，然后再回书房写作。曾借住在鲁迅家的许羡苏回忆说：“大先生大概每月从北大领薪水的时候，要路过一个法国面包房，他就买两块钱的洋点心，一块钱二十个，上面有用奶油堆成的各种形状的花，装在两个厚纸盒里拿回来。一进门，照例叫一声‘阿娘！我回来哉’，接着把点心请老太太自己选择放进她的点心盒里，然后他又把点心拿到朱氏房里请她也选留，最后把选剩的放在中屋大木柜内，也把一小部分放在朝珠盒内留作自己用，这是每月一次，平常则吃点小花生或者别的一般的点心如‘萨其马’之类。”鲁迅对母亲日常生活可谓关怀备至。
前面讲到过，鲁瑞靠自修获得看书能力。因而，为母亲找适合看的书，也成为鲁迅孝顺的一个内容。鲁迅母亲爱看的不是儿子参与创立的“新文学”作品，而是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比如《再生缘》《广陵潮》《今古奇观》《古今奇闻》之类。虽然鲁迅对张恨水那些言情小说毫不赞赏，甚至语含讽刺，但因为母亲爱看，鲁迅还是无条件地顺从老人的阅读兴趣，积极为她提供丰富的书源。胡风在回忆录《鲁迅先生》中记载道：“一天，他偶进鲁迅房间目睹，他正包扎好了几本预备付邮的书。他告诉我，这是《啼笑因缘》，寄给母亲看的。又补了一句，‘她的程度刚好能读这种书，’接着笑了笑，‘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鲁迅所谓“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是玩笑话，也多少是实情：比如，《金粉世家》《美人恩》两部共十五本书，鲁瑞不到三个月就全看完了，于是鲁迅又张罗着给她买书。1934年8月21日他写信给母亲：“张恨水们的小说，已托人去买去了，大约不出一礼拜之内，当可由书局直接寄上。”8月31日又在信中说：“小说已于前日买好，即托书店寄出，计程瞻庐作的二种，张恨水作的三种，想现在当已早到了。”这次寄出的五种小说书，总共定价二十元，鲁瑞觉得太贵而过意不去。鲁迅为了让母亲安心，又两次写信解释说，上海的一些书籍，若是托熟人直接去书店买，价格和别的门市上是不一样的，可以打六折甚至对折，所以那些书只花了十元钱，这样一来其实就不算贵了。鲁迅非常理解：老太太寂寞地过日子，没有人陪她出门看戏、看电影，只有看看言情小说消遣光阴。
鲁迅这种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孝顺，我们还可以从他给母亲的家书中看出来。鲁迅在离开母亲去广州、上海时，几乎每月一封家书，从不间断。从1930至1936年秋鲁迅逝世，六年间他共给母亲写了一百一十六封书信！在殷勤的家书里，鲁迅不仅向母亲报平安，还经常把近照，尤其是海婴的照片寄给母亲，以慰相思。母亲收到孙子的照片，看过之后放在枕边，想念时又拿出来看。鲁迅给母亲写信的格式与称谓，简直客气得近于迂腐。信的开头一般是：“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信末一般写“恭请金安”“男树叩上，广平及海婴随叩”；信中的内容，也是刻意用母亲能理解的半白半文的特殊语言。你看，被誉为“新文化主将”的鲁迅，给自己母亲写信，竟然采用如此传统的格式、烦琐的称谓——足见他对母亲多么虔诚、多么孝敬！在信中，鲁迅对母亲自然是关怀备至。一次，母亲来信谈到修绍兴祖坟之事，建议所有开销，三兄弟共同分担。鲁迅立即回信说：“此项经费，已由男预先寄去五十元，大约已所差无几，请大人不必再向八道湾（指周作人）提起，免得因为一点小事，或至于淘气也。”鲁迅情愿独自承担全部费用，也不愿让母亲受一丁点气。鲁迅身体不好，经常得病，但怕母亲操心自己的健康，影响身体，就一直瞒着她。譬如，他从青年时起就患了肺结核，但一直没告诉母亲，直到临终前，鲁迅知道瞒不过去了，才写信道出实情：“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生了二三十年。……男自己也不喜欢多讲，令人担心，所以很少人知道。”为防母亲担忧，还故意把病情说得无关紧要：“肺病是不会断根的病，痊愈也不能的，但四十以上的人，却无生命危险，况且一发即医，不要紧的，请放心为要。”为了孝顺，为了免除母亲担忧，鲁迅不惜编造善意的谎言——这也正是他在《我要骗人》一文中所谓：“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的有的罢。”他对母亲的孝心到了无私无求、无怨无悔的地步。然而，事实终究是瞒不过的，1936年9月22日，鲁迅发出了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男近日情形，比先前又好一点，脸上的样子，已经恢复了病前的状态了，但有时还要发低热，所以仍在注射。大约再过一星期，就停下来看一看。”在北平的家人正为鲁迅渐趋痊复而甚感欣慰，却未料10月19日凌晨他溘然长逝。
三
鲁迅对母亲的孝顺无微不至，让人感动，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对因为这种孝顺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的不幸（比如接受朱安）鲁迅也是有深刻反思的——毕竟，鲁迅拥有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沉痛最深刻的灵魂。
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她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可见，在思想上，鲁迅对母亲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并不因为她是自己母亲，孝顺就不讲是非原则。
而更毋庸讳言的是，鲁迅对母亲硬塞给自己的那桩婚姻，是一直痛苦在心反思再三的。我们不妨就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来看个究竟。这篇文章，虽然题目是讲怎样做父亲的，但其内容更像是在教训老妈怎样做老妈的——所以这样曲径通幽，当然还是因为大先生孝顺，不愿直接跟硬把“礼物”送给自己的老妈冲突，毕竟，“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上面，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母亲。”但文章中的论点却处处跟母亲有关。我们不妨来看个究竟。比如“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绝对悟不过来。……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这几乎就是对母亲只顾自己喜好，不管儿子感受，硬将儿子不喜欢的女人娶为其妻子一事的强烈抗议！又比如这段：“‘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力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需‘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这讲的是“父子之间”，可我们读出的不更是“母子之间”么？毕竟，“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太像鲁瑞在鲁迅婚姻一事上的独断专行了。而鲁迅不就为这样的独断专行而过了二十年古寺僧人般的生活，感受着“没有爱的悲哀”“无所可爱的悲哀”么？
在文章中，鲁迅还专门写了这样一段：
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朝》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吗？”
欧：“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亲！”
欧：“正为那个。”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欧：“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这一段，不仅直接引用母亲所作所为给儿子带来的伤害，而且鲁迅还加上了这样的评论：“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说的虽然是“父亲”，但其抱怨母亲照自己意愿，“昧了良心”，硬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娶为妻子，让自己“受罪”的潜台词，还是不难读出来的。
在文章结尾，鲁迅语重心长地写道：“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从中，我们自不难读出鲁迅对母亲的希望，以及对这种希望的渺茫感——也的确该感到渺茫：母亲不连他的小说都不感兴趣么？更何况这些言论呢？“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
由于自己特殊的经历，对“母爱”一事，鲁迅可以说反思了大半生。1918年挚友许寿裳丧妻，幼子失去母爱，鲁迅于同年8月20日致函开导他。其中说道：“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从这里不难看出，他对母爱是有所保留，并非无条件赞同的——事实上，他自己不就是因为母爱而痛苦了一辈子，连带朱安也因此而痛苦了一辈子么？因此说出“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的绝情话，也算是有感而发了。当然，这样的话只能私下对自己好友讲，不敢宣之于众，这不仅有关于自己的“孝道”，更有关于大众的接受水平。鲁迅自己就说过：“伟大，也需要有人懂。”1932年12月，黎烈文出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时，长子出生两周后夫人因产褥热病逝。于是黎烈文于1933年1月25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一文，悼念亡妻。黎烈文的爱妻叫严冰之，两人在法国留学五载，于1931年结婚，不幸为沪西某医院美国庸医所误。黎烈文在文章中认为婴儿失母是一个“终身莫补的缺陷”，并表示：“等到孩子能够说话时，我便会教他每天早上起来对着你（指妻子严冰之）的照片叫一声：‘Bonjour，Petitemaman！’（早安，亲爱的妈妈！）每天晚上临睡时叫一声：‘Bonne-nuit，Petitemaman！’（晚安，亲爱的妈妈！）我要教他思念你，教他爱你。”黎烈文特意给孩子取名为“念之”，就是要他终生怀念母亲。鲁迅读了这篇文章后，不以为然，便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表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
许广平在1926年11月22日致鲁迅的信说道，“我将要说：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份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利，我们没有必吃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为了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信中所谓“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就是指鲁迅为了对母亲的爱牺牲掉自己婚姻一事。对此，鲁迅在六天后的回信中这样的反思：“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料是活不久的。后来预料并不确中，仍能活下去，遂致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动的巨变而失力量。”“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我觉得现在H.M.比我有决断得多……”一个多月以后，他更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指许广平。显然，此时的鲁迅已经挣脱了母爱的束缚，走上了自己该走的道路——只是，这其中真正牺牲的不是母爱，而是那个没有能力和机会走自己人生道路的朱安。
鲁迅与朱安：决绝中的眷顾
在鲁迅一生中，有一个人是他无从回避而又绝不愿提起的——这就是他的原配妻子朱安。按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中的定义：“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至庶人，其义一也。”这原配妻子鲁迅当然无从回避，可是，鲁迅却对这个女人不愿提及，公开场合固然如此，便是私下与人通信或者记日记，不得不涉及到自己这个“齐体”的人时，也简单以“妇”代之，好像对方就是个一般的妇人，跟自己没多大关系。有人因此感慨：一代文豪留下一千多万字的文字，而“朱安”二字从未写过，即使以别的称谓代之的，也不过这几次，真令人心生悲怆，为鲁迅，更为朱安！那么，他跟这个“妇”究竟是种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有多少“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酸甜苦辣呢？
一
1878年6月，浙江绍兴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跟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她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因为朱安的祖上曾做过知县一类的官，而鲁迅的祖父也做过京官，后来因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两家算是门当户对。当时在周家做主的鲁迅母亲鲁瑞（当时鲁迅父亲已逝）觉得这个叫“安姑”的女孩子听话顺从，一手好菜尤其受老太太喜欢。对此，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朱夫人是很细心的，他煎炒的蔬菜，切得很均匀，老太太要和她生活在一起才觉得舒适，看来不仅由于习惯的相同，她做的饭菜味美可口，总也是个原因。”再加上绍兴斯时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老太太认定朱安是自己大儿子鲁迅（此时还叫“周树人”）的佳配。于是，通过亲戚的介绍，1901年4月3日，老太太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朱家“请庚”。定下了这门亲事。
对这门亲事，鲁迅是知道的，开始也曾拒绝，但后来却无可无不可地拖了下来——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那个时代，没有婚姻自主一说，结婚嫁人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娘定下的媳妇，自己没有选择余地；其次，因为父亲早死，鲁迅对把自己和两个弟弟拉扯成人的母亲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深厚感情，而自己又是家中老大，不忍强拂母亲之意；此外，鲁迅对自己身体状况一直持悲观态度，又身处革命时代，自以为死无定期，也因此对自己的婚姻状况采取一种不那么认真严肃的态度——所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是也。当然，他也通过母亲，向朱家提出了一些要求：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斯时的鲁迅，大概也还希望通过一些后天的努力，缩短二人之间的距离，为以后万不得已在一起生活留有余地。然而，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合理的要求，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不啻是异想天开：女子缠足，乃天经地义。女子缠足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财富、权势、荣耀的表征，为了表示是出自上层的富贵人家，为使女儿能嫁入豪门，家家户户争相为女儿缠脚；此外缠足也是官宦世家的淑女必备的美容术，是中下阶层少女走入高阶层家庭的晋身之阶。在那个时代娶妻托媒人探听女方的重点，除了对方的家庭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一双脚的大小，只要拥有一双傲人的小脚，必然成为争相说媒的对象；在新婚过门的时候，众亲友聚集争睹的焦点，也是新娘的脚。在新娘下轿的刹那，要是伸出一对尖生细小的金莲，能立刻换来众人的赞叹；要是一双大黄鱼脚，恐怕难免遭人讪笑。至于让朱安读书，也是多此一举，“女子无才便是德”，还读什么书？所以，朱家对鲁迅的“不情之请”，置之不理。
转眼到了1906年，此时鲁迅已二十五岁，而朱安更是二十八岁的大龄女青年，更要命的是，当时还在绍兴城风传鲁迅已经在日本私下娶了日本女人，还生了小孩，都有人看到他带着日本女人和杂种小孩在日本街头散步了！这下，朱家不干了，便到周家讨说法。鲁瑞百口莫辩，只好定下逼婚奇计。于是，这年7月6日，还在日本忧国忧民忧自己，“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接到家中打来的电报一封：“母病速归！”这几个大字让大孝子鲁迅别无选择，马上启程回国。结果一回到绍兴就傻了眼：这儿哪有因老母病危而弥漫的悲伤之情、抽泣之声？有的倒是张灯结彩、欢天喜地！鲁迅知道自己是掉进陷阱里了——自己一直拖着，家里一直催着的婚事，迫在眼前！怎么办？一走了之么？自己倒是可以逃到日本去，可送上门来的新娘怎么办？那个年代，新娘送上门，新郎却溜之大吉，结果只能是大家以为那新娘准有什么“七出”之过，是会闹出人命来的。而无辜的新娘要出了人命，那主持这一切的老母亲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于是，一向做事果决的鲁迅犹豫了，接下来，就像他在后来的小说《孤独者》中描写的魏连殳一样，“什么都可以的”，不吵不闹，装了一条假辫子，穿上了新郎服，乖乖地走完了所有的婚礼流程。
然而，接下来看到的更让他绝望。为了这场婚礼，朱安的娘家人也是费心费力，知道鲁迅不喜欢缠足的小脚女人，所以在上花轿之前给朱安换了一双大的绣花鞋，为了能穿得合脚，便往鞋子里面塞了很多棉花。然而，在花轿到的时候，由于花轿比较高，朱安一时踏空脚没踩到地面，绣花鞋却掉了出来，这下就露馅了：原来她拥有的是一双不折不扣的小脚——鲁迅嘱咐朱家人，让这女子放足的要求并没有被当回事！而当新娘从花轿里走出来时，那矮小的身材，松垮的新娘服，更让鲁迅对她的体态失望。进入新房揭开新娘红色的头盖，看到她那脸型修长、面色黄白、上额突出、下颏尖的形象后，新郎的绝望已接近顶点。不用说什么读书之类，这个新娘更不会照办了。鲁迅三弟周建人后来回忆说：“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
希望完全落空的鲁迅表现得十分决绝。据从十三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的王鹤照回忆：当时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鲁迅新婚第二天早上，他就发现，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两三天后，鲁迅住到了母亲的房间里，然后便匆匆携二弟周作人返回日本。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这段“人生大事”，只是对自己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同为鲁迅好友的孙伏园在回忆鲁迅这段经历时，有这样一段话：“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业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这里的“勇猛”与“厚道”，恰好可以作为鲁迅性格中“决绝中的眷顾”的注脚。
二
生活还在继续，人物性格也在生活中继续展现。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任教。翌年七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后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这段时间，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却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星期日白天，他有时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鲁迅有意不与朱安接触。从日本回国后的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三十岁。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汇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可见，这一时期的鲁迅对朱安，基本上是不闻不问不接触的。
1912年初，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南京教育部工作，后来随着临时政府前往北平，鲁迅也孤身一人前往赴任，开始了长达十四年在北平的生活。朱安只能留在绍兴老家，照顾周家老太太，这段时间长达七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是这么描写这段经历的：“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这里，有对人生的决绝，当然更有对自己婚姻的决绝。
转机出现在1919年。这年11月，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置了一套院子，共花了三千五百元钱，来源主要是他向朋友借的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和卖了老家房子凑起来的。经过一番装修，鲁迅回绍兴将一大家人都搬到了北京的新家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新家是一个三进院，分为内中外三院，内院住了两个兄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中院留给了母亲和妻子朱安，而鲁迅自己则住在了外院。从住房的分配来看，他住的是最差的房子，而把最好的房子留给了母亲和朱安——这其间，我们或许也能多少看出他对朱安的些许暖意，当然，些许而已。事实上，他对朱安的态度依旧冷漠，两人平日里除了必要的交流以外听不到任何亲密交谈，更谈不上夫妻之间的情趣依偎。鲁迅还时常冲朱安发脾气，嫌她做的饭菜不合口，缝的衣服不合身，反正就是怎么闹腾怎么来。
1923年，巨大的变故降临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大家庭中。这一年的7月19日，周作人致信鲁迅，表示从此断绝兄弟情谊。具体原因是什么，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可以说是鲁迅一生经历中最沉痛的一次打击。他必须要搬出八道湾，但问题是朱安怎么办？于是，他给了朱安这样的选择：“你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如果要回，我一定按月给你寄钱的。”这两种选择都是朱安无法接受的。留在八道湾，兄弟失和，丈夫搬出去，自己留下来算怎么回事？回绍兴朱家，结婚十六年，无缘无故被送回去，那不是同被休了一样，怎么面对娘家的亲人？朱安虽然软弱，但是并不糊涂，她明白自己的位置，也清楚丈夫的真实想法，她只能带着恳求的语气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太师母）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绍兴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不知别人怎么样，反正我看到这名义夫妻二人的这段对话，甚觉悲凉。就鲁迅而言，他对朱安是决绝的——只给了她这样的选择：要么留在八道湾，要么回绍兴老家。根本就没有给她与自己一起生活的选择。然而，这其中也有眷顾，因为他同时还表示，“如果要回，我一定按月给你寄钱的”。而朱安的回答更是悲苦，对这个名义上的丈夫给出的两种选择她都不接受，她希望的恰恰是这个名义上的丈夫不愿给她的：“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对此，鲁迅无法拒绝——这当然也是鲁迅的厚道之处。于是，在这年8月2日的日记上，鲁迅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俞芳在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评述：“当时大师母的唯一希望是拽着大先生，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者……实际上既害自己又害了大先生。”然而，我们设身处地地为朱安想一想：她当时除了这样的选择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选择？而她所以能做这样的选择，也是因为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也唯有这个其实并不爱她的“大先生”还可以供她“拽拽”，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幸运。
不妨看看他们搬家后，邻居俞家三姐妹中的俞芳眼中的朱安是个什么形象：“大师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至于她跟鲁迅的关系，友人荆有麟有这样的回忆，“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鲁迅常年四季，除例话外，不大与太太谈天。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还有许多细节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冷淡决绝。比如，俞家姐妹经常来看鲁迅，鲁迅也很喜欢她们，就教她们做些简单的运动（鲁迅当年上过海军学校）。姐妹俩很漂亮，又年轻，做起运动来让鲁迅十分赏心悦目。朱安看了也想学学，让鲁迅也高兴高兴。于是也在一旁做了起来。可是，自己裹着小脚，年纪又大，做起年轻人做来赏心悦目的动作就不免淮南之橘化为淮北之枳，鲁迅见了不仅没有高兴，倒心生厌恶。又比如，一次和母亲吃饭，鲁迅乘兴谈到某种食品很美味，朱安为了能多说上几句话，就附和道自己也吃过，确实很好吃。没想到鲁迅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因为这个食物是日本的，中国没有。而鲁老太太同情这个自己一手娶进来的儿媳妇，难免对她讲你要是有个儿子，他（指鲁迅）就会对你好一些。对此，朱安只能苦笑：“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鲁迅母亲曾对人说过：“他俩（鲁迅和朱安）既不吵嘴也不打架，但是没有感情，不像夫妻。”老人曾问过鲁迅，为什么总是这样。鲁迅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没趣味，不如不谈。”
当然，毕竟住在一起，相互的关照与眷顾还是有的。这方面朱安更主动。她很关心鲁迅的身体，她知道鲁迅的烟瘾很重，经常深夜听到对门房间里传来咳嗽的声音，心里也万分不好受，等到天明鲁迅走后，朱安会偷偷地看一看鲁迅留下的痰迹里的血丝有没有增加。后来，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唯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鲁迅上街回来，总要买些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房里，请母亲挑选，再送给朱安挑选，剩下的自己留吃。但朱安每次挑选，总是挑最次、最小的两三块。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彼此的眷顾。而当朱安生病的时候，鲁迅也会雇人力车送她到医院，还扶着她上下车，带她去看病住院。1925年9月29日，鲁迅在给许钦文的信中就写到：“内子进病院约有五六天（现）已出来，本是去检查的，因为胃病；现在颇有胃癌嫌疑，而是慢性的，实在无法（因为此病现在无药可医），只能随时对付而已。”这里的“内子”即是指朱安，她因严重胃病在山本医院住了五六天。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年的八九月正是鲁迅和许广平定情热恋之际，而这显然是朱安致病的原因之一。许钦文是鲁迅的同乡和学生，与朱安的关系较好，所以鲁迅在信中提到妻子的病。其实朱安这次生病很可能是病由心生，她得的也不是胃癌。朱安于1947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鲁迅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病情，并在信中和朋友谈起，他的心里也是相当纠结的。
三
许广平的出现，的确使得鲁迅与朱安之间死水一潭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的关系平添波澜。
其实，朱安对此应该不是毫无准备。据说，在1923年8月2日，鲁迅携朱安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前一天，钱玄同、刘半农等几位好友到鲁迅家做客，正叙谈间，朱安突然闯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当着众人的面痛哭流涕地说：“我是配不上大先生，大先生要娶妻纳妾，全凭他自己；但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老太太活着一天，我服侍她一天，老太太百年以后，我吃斋念佛，决不离开周家……”面对此情此景，鲁迅愕然，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诸位好友耐心劝朱安回自己房里，有人还责怪鲁迅。不过，这种心理上的准备跟已经出现的事实还不是一回事——就跟担心自己患上疾病跟确诊自己的疾病不同一样。
应该说，鲁迅接受许广平也不是没有顾虑，这其中有年龄代沟的顾虑，有社会舆论的顾虑，也有师生恋不伦的顾虑……当然，更大的顾虑还来自于鲁迅已经成婚，朱安是他哪怕是名义上却也名正言顺的妻子这一事实。然而，鲁迅到底是决绝的，所以他很快抛弃了这些顾虑和犹豫，跟许广平结合在了一起——在1927年1月1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这么写到：“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在《两地书》的序言中，鲁迅又说：“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却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对鲁迅的这一选择，有人质疑：鲁迅要追求自己的爱情没错，他跟自己心爱的人结合也没错，但他不该在还没跟朱安离婚时就跟许广平结合——这不脚踏两只船么？还有人因此斥责鲁迅为“渣男”！这种指责站在今天的角度不无道理。问题是，这放在鲁迅、朱安那个时代就成了空话。试想，鲁迅当年如果真的一纸休书跟朱安离婚，朱安这个没有文化、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谋生本领又是离过婚的弱女子将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这不是将她推向死亡么？有人也许会说，徐志摩当年不是为了跟新欢结合而与原配张张幼仪离婚么？我们且不说张幼仪父亲张润之行医为业，家境殷实，她的二哥张君劢早年留学日本是著名教授，四哥张公权，从事银行业二十二年，历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副总裁、中央信托局长等职。这些都不是朱安能比的。单单就受过的教育与自己的谋生手段而言，二人也不能相提并论。可以比较的倒是胡适的太太江冬秀，1923年，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恰逢婚礼上的伴娘曹诚英。这曹诚英又年轻又漂亮教养又好，胡适对她一见钟情。于是二人躲在杭州过起了神仙眷侣般的小日子。不久，曹还怀孕了。于是胡适鼓足勇气，向自己不喜欢的老婆提出了离婚。江冬秀的选择也不是现在这些时髦青年所谓“只要曾经拥有，何必天长地久”而友好分手。而是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把裁纸刀，奋力向他掷去。还撂狠话一句：“要离婚可以，我先杀死两个儿子，然后自杀！”胡适闻言，抱头鼠窜，从此不敢再提离婚话头。其实，相同的一幕在当初鲁迅从八道湾中搬出，要朱安在留在八道湾跟回绍兴老家中做选择，朱安当着鲁迅朋友跪在地上表示自己“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时，不也上演过么？只是，因为性格关系，朱安不可能演得像江冬秀那么生猛。
深谙世情的鲁迅对此当然也有深切的认识，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娜拉出走后》的讲演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所以，当女子在社会上没有获得平均分配权时，昌言离婚，只能把“娜拉”们推向深渊。1919年初，鲁迅拆阅来稿，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来的题为《爱情》的散文诗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忍不住写道：“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他知道：“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定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鲁迅坚决地跟许广平结合，但他对朱安仍一如既往地负责，不仅按时寄上生活费，而且也默许了她在家中是自己名义上妻子的身份。也因此，有了这样的事：鲁迅逝世后，其好友许寿裳为撰写《鲁迅先生年谱》，写信给许广平说：“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关于弟个人婚事，弟拟依照事实，真书‘以爱情相结合……’”云云。许广平则回信表示：“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旧的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也不用写什么“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了，直接写成“……与许广平同居”。最后许寿裳在“许广平”之前加了个“番禺”，在“许广平”之后加了个“女士”！也就是说，鲁迅跟许广平的关系，只是“同居”，而与朱安的关系，才是夫妻。这应该也是鲁迅对朱安的眷顾之处。也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眷顾，朱安才会有这样的说法：“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四
朱安指望“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然而，事实上最先走的却是鲁迅，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
消息传回北京，听闻之后的朱安悲痛不已，几次想要南下给大先生料理后事，毕竟她是正室。然而事与愿违，当时周老太太已经年逾八十，身体也一直不好，需要朱安的陪伴和照顾。最后朱安选择在南屋给鲁迅设置了灵堂，为鲁迅先生守灵，南屋曾经是鲁迅的书房，有鲁迅在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她穿着白鞋白袜，并用白带扎着腿，头上挽着一个小髻，也用白绳束着，眼泪盈眶，哀痛之意流露无遗”。
鲁迅逝世后，朱安的生活成了问题，以前都是鲁迅照顾接济，如今斯人已逝，朱安的生活费用则由许广平接济，每月汇款至北京。朱安对此心存感激，她多次对人表示：“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但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在上海的许广平遭监禁，生活费一度中断，在生活濒于绝境的情况下，朱安打算“卖书还债，维持生命”。消息传出，鲁迅的学生宋琳带着从上海赶来的唐弢与刘哲民，一同去拜访朱安，希望能妥善地保管这些遗物，但朱安一时情绪激动地说道：“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朱安没有文化，然而这话说得何等之好，是啊，朱安才是鲁迅遗物，鲁迅最大的遗物，在她身上，负载了鲁迅一生无尽的哀怨、悲愤决绝与眷顾，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据说，此言一出，当时目睹每天只能吃点窝窝头、青菜寡汤，然后再吃点自己做的腌菜的朱安，宋琳他们不禁热泪潸然。可是，在大家的劝说下，尤其是获悉许广平在上海受到的严刑拷打之后，朱安的心就软了下来，此后也就不提卖藏书之事了，同时还把这些遗物的继承权全部交给了周海婴。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回忆说：“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父亲的遗作。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拒绝提供我父亲的任何文稿字迹。”同月里，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也断然婉谢：“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没有朱安的悉心呵护，我们很难想象今天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能保存得这么完好！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的住处去世，前一天的时候，鲁迅的学生宋琳去看望朱安，那时的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道：“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然而，就是她这个最后的卑微要求也不可能实现，朱安最后被安葬在西直门外保福寺的一片私地里，没有墓碑没有题字，仿佛这个世界，她不曾来过。
朱安去世前一日，对前来探访的南京《新民报》记者还有这么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话：“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人有各人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对鲁迅的决绝，表示“原谅”，对鲁迅的眷顾，表示感谢，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而“各人有各人的人生”一句，又是何等的见道省悟，鲁迅知之，亦当欣然！鲁迅生前曾多次对友人说：“她（指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将朱安视为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这跟朱安表示“我也是鲁迅遗物”相对应），表现出鲁迅的“决绝”甚至某种冷酷；而其表示自己对她“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则又表现出自己对她的“眷顾”。鲁迅就是怀着这种“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我俯瞰脚下，有火焰在”的“死火”心态，走完了自己跟朱安的一生。
鲁迅与许广平：热恋后的寂寞
鲁迅的最后十年是在许广平陪伴下度过的。这一方面可以说是鲁迅生活中最为安定与温暖的十年，有了女主人的照顾，他的生活可以更有规律、更丰富（尤其是有了海婴之后）。我们只要读读萧红回忆鲁迅的文章，就不难发现，结婚后，在家里忙碌的总是许广平：来了客人，许广平下厨房，菜食丰富，鱼肉齐全，少则四五碗，多则七八碗。鲁迅喜欢北方口味，许广平就提议请个北方厨子，十五元的工钱鲁迅觉得贵，请不得，此后依然许广平下厨。鲁迅生病，在楼上单吃，许广平每回送菜上楼时，都是在楼下仔细挑选，要拣嫩的菜，只要叶，不要茎，鱼肉拣烧得软的，没刺的。鲁迅不陪的客人全由许广平代陪。许广平带孩子，帮鲁迅抄写稿子，打毛线衣。在鲁迅深夜写作时，她则在一边躺下睡了，之所以早睡是第二天要早起忙家务。有了这贤内助，鲁迅算是彻底结束了得过且过的单身汉生活，可以在激扬文字之余，享受一下人生余闲，体会一番生活趣味了。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1934年12月9日，鲁迅购得《芥子园画谱三集》后十分喜欢，便将其赠送给许广平，并在上面题诗一首：“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家庭生活在给鲁迅温暖平安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家庭烦恼与创作上的短板。鲁迅的挚友孙伏园在《哭鲁迅》一文中曾写到过这么一件事：成名后的鲁迅极其简朴，穿的还是留学时的裤子，鲁迅的母亲让孙伏园劝劝鲁迅穿新做的棉裤，鲁迅的回答是：“一个独身的生活，绝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裤，也是多少年没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换。你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从来不愿意换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然而，与许广平成家后的鲁迅，大概免不了要穿棉裤睡棕绷床吧？当然，更重要的是：由心仪走进同居，或许都难免会产生实现后的悲哀、热恋后的寂寞吧？
一
其实，他们能走到一起并不容易。这不仅因为二人在年纪上相差十七岁，一个青春年少，一个却已近中年，无论相貌气质，都存在不少的代沟。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许广平对鲁迅的第一印象中看出来——在许广平笔下，她第一次看到的鲁迅是这样的：“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遮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眼耀人。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也许有人这么想。讲授功课，在迅速的进行。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著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著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的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了一口气回转过来了。”课是讲得不错，可讲课人的落拓与难以接受，也是一目了然的。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二人相识之时，都在情感上受挫，可谓身心憔悴。
许广平跟鲁迅一样，险些受“父母之命”的戕害。在她出生后的第三天，父亲许炳枟就在外面的宴会上“碰杯为婚”，将她许给了姓马的绅士家。马家是典型的土豪劣绅的行径，照那时的眼光看，马家与许家结亲很是门不当、户不对，何况马家横行乡里名声很坏。好在许广平对父亲的独断专行，不像鲁迅对母亲的独断专行那样唯命是从，而是愤加反抗。她懂事之后，知道婚姻不是儿戏，也不是可以用来显示孝心的方式（这点她比老师鲁迅强），所以就坚决反对这门亲事。马家还真没办法，最后一纸诉状将许广平告到了官府。官府还真认可了马家的“冤情”，硬要许广平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马少爷——许广平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有“官府之催迫，皂隶之临门”之语。后来，许广平的三哥出面，不知经过怎样的周折，总算退掉了这门亲事，许广平才北上来到天津的姑母家，并于当年考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
许广平进入女高师不久，就结识了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广东青年李小辉。他们原有表亲的关系，在异地他乡，从相互关心，到往来密切，逐渐产生了感情。许广平称他是“一位热情、任侠、豪爽、廉洁、聪明、好学”的青年。好事多磨，甚至好事多伤。1923年春节前几天，许广平因照料在天津求学时的同学常瑞麟的两个相继患病的妹妹而患病。随后到常瑞麟在“医专”的校医室去诊病，医生诊断为扁桃腺炎，给吃了些普通的消炎药。因校医室没有病房，就住在瑞麟家里。不料广平高烧不断，喉痛加剧。李小辉打听到许广平患病住在常家，就焦虑地前来探望，一连探望三次，第三次探望时带来了西藏青果，说是可以清火治喉痛，他自己也留了一点，因也有一点喉痛的感觉。到患病的第六天，也就是春节初五，许广平竟由昏迷而进入弥留状态。这时常瑞麟的父亲请来了外国医生，诊断为猩红热。经过治疗，许广平的病情一天一天地好转起来，但始终没有见到李小辉，问周围的人，他们总是支支吾吾地说：“小辉也患病了，但已好了。”或说：“等你全好了再去看他吧。”直到许广平身体康复才得知李小辉已在正月初七夜里去世了。这是许广平的初恋，也是她第一次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她好长时间都沉浸在悲痛中。事隔十八年，许广平还这样回忆着：“到了第十八年纪念的今天，也许辉的家里早已忘了他罢？然而每到此时此际，霞的怆痛，就像那患骨节酸痛者的遇到节气一样，自然会敏感到记忆到的，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净的心，永远没有苏转。”
而鲁迅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如前所述：硬被母亲塞了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当“礼物”，“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二
然而，该来的终究会来——天地虽然离得远，不也有雨丝连接其间么？
1925年，在听了鲁迅一年多的课后，3月11日，许广平忍不住向这个能让人在“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的暖气”的“乞丐头儿”写出一封信。原因除了这个老头讲课有趣、名声大外，还因为当时学校里有些动荡，加上再一年她要毕业了。她有一些问题和苦闷，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指点。这事她与同学林卓凤说了，林君为她壮胆，很赞成她写。信的开头这样写道：“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课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所以向先生陈诉。”对于学校中的种种现象，她认为是教育的失败，是青年的倒退。她写道：“先生！你放下书包，洁身远引的时候，是可以‘立地成佛’的了！然而，先生！你在仰首吸那卷着一丝丝醉人的黄叶，喷出一缕缕香雾迷漫时，先生，你也垂怜、注意、想及有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么？”她“希望先生收录他作个无时地界限的指南诱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对于这些责问和要求，先生或许不会恼怒，但他很忙，他会允许收下这么一个“无时地界限”的随时加以诱导的学生么？她还认为，“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不像嚼苦果、饮苦茶，还有一点回味。信中她竟提出：“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大概，对这样的信，尤其是女学生写来的信，所有的老师，尤其是男老师都愿在第一时间回复吧？所以，在两天后的3月13日一早，许广平就收到了鲁迅的复信。信的开头是“广平兄”三字——这“兄”字有些触目惊心，好像写信人一下从老师辈就降成了同辈的“哥们”。就这么通过称谓的你来我往，将各自的言外之意表露无遗。此信鲁迅写得很长，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校中的事，又着重谈了他的处世方法。关于“加糖”的问题，鲁迅也写到了：“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
好的开头等于成功了一半。在接到鲁迅这封连夜写成的长信后，许广平立即写第二封信。信的开头当然是要弄清啥叫“广平兄”？于是，她写道：“先生吾师，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配当‘兄’吗？不！不！……绝无此勇气而且更无此斗胆当吾师先生的‘兄’的。先生之意何居？”除此之外，自然还对教育现状、学校情形和人生道路提出种种看法和疑问。鲁迅也很快复信，自然也先得就“广平兄”称呼进行解释——“旧日或近来所认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其余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鲁迅的意思当然是许广平属于“直接听讲的学生”，所以被称作“兄”。也许是顾及许广平的面子，鲁迅还在信中表示这是“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五四前夕钱玄同就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一文中这么写道：“书札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弟个人之意见以为除家族及姻亲中有称论者外，其余皆可以‘先生’‘君’‘兄’三名词称之。大抵文执、师兄、年高者、学富者，我所崇敬者，可称‘先生’。年若相者、道相似者、不客气之朋友、泛交、后辈，可称‘君’或‘兄’。”初次通信的许广平属于“泛交、后辈”，当然可以称“兄”了，这应该是很正常的。换言之，鲁迅称许广平为“兄”，倒并非像现在那些“倒鲁者”所谓“先生提笔的时候，不单对她灵魂，对她的肉体也并不无充满觊觎之心的”。
当然，事情是发展的。提笔之时没有，不等于以后也没有。随着通信的进行，双方感情也在增进。差不多一个月后，许广平于4月10日信上署上了“（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小鬼许广平”之名。语云“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于是便有了紧接着4月12日许广平拜访鲁迅在西三条的住所，在16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她这么写道：
“秘密窝”居然探险（？）过了！归来的印象，觉得在熄灭了的红色的灯光，而默坐在那间全部的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偶尔出神地听听雨声的嘀嗒，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枣树发叶结果的时候，领略它风动叶声的沙沙和打下来熟枣的勃勃，再四时不绝的“个多个多”！“戈戈戈戈戈”的鸡声，晨夕之间，或者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这其中定有一番趣味，是味为何？——在丝丝的浓烟卷中曲折的传入无穷的空际，升腾，分散，是消灭！？是存在！？（小鬼向来不善推想和描写，幸恕唐突！）……
小鬼许广平
这封信在《两地书》中公开发表时给改成了这样：
“尊府”居然探检过了！归来后的印象，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晨夕之间，时或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盖必大有一种趣味，其味如何，乃一一从缕缕的烟草烟中曲折的传入无穷的空际，升腾，分散……是消灭！？是存在！？……
细味这改动，除了“秘密窝”代之以“尊府”；“探险”“变成了”“探检”外，文字显得更加简洁生动，然而也少了许广平初次到“阎王”家探险的惊喜敏感和那么一丝丝的自得——如果不是对“阎王”有特殊的好感，大概不会有这么细微的体验吧？细读此信，的确没有了师生之间的严肃与庄重，倒多了一种亲昵与无拘。
此后，感情就更近了。不妨再看看鲁迅4月28日给许广平的信。
广平兄：……割舌之罚，早在我预料之中……近来整天的和人谈话，颇觉得有点苦了，割去舌头，则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岂不舒服。所以你们应该趁我还未割去舌头之前听完《苦闷之象征》，前回的不肯听讲而逼上午门，也就应该记大过若干次……窃闻小姐之类，大抵容易“潸然泪下”……但这次试验，我却可以自认失败，因为我太过大意，以为广平少爷未必如此“细心”，题目出得太容易了。现在也只好任凭占卦抽签……装作舌头已经割去之状。惟报仇题目，却也不再交卷，因为时间太严。那信是星期一上午收到的，午后即上课……一经上课，则无论答的如何正确，也必被冤为“临时预备夹带然后交卷”，倒不如拼出，交了白卷便宜……鲁迅
这其中文字上的放浪形骸、泼辣大胆，确实已渐渐超越师生界限，而有了情人之间的亲昵。再后来，就更“海阔天空任我飞”了，彼此出题“考试”；在鲁迅“即称之为‘少爷’，刺之以‘细心’”，在许广平则“敬领，骂好”；以至鲁迅因“小鬼何以屡次诚惶诚恐的赔罪不已”而不安，而“辟谣”，而声明“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虽是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虽是太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异性间相愉悦、相亲爱，而唯恐产生误解以至相离异的微妙心理，实已入木三分、跃然纸上了。而到6月25日这一天，是旧历端午，鲁迅请许广平、几位女师大学生和俞氏姊妹（俞芬、俞芳、俞藻）吃饭，她们向鲁迅劝酒，鲁迅因高兴而稍多喝了一点，于是“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拳骨”，又“按小鬼之头”，于是许广平等以为鲁迅喝醉了而“逃”走。当天晚上或次日早晨许广平给鲁迅写了封信，大概很做了一番文章。鲁迅27日上午收到此信，于28日写了回信，前半赫然是一篇“训词”（编入《两地书》时已删去，只存于原信），反复申辩：“又总之，端午这一天，我并没有醉，也未尝‘想’打人；至于‘哭泣’，乃是小姐们的专门学问，更与我不相干。特此训谕知之！”王得后先生指出，这篇“训词”最大的价值，大概是足可以证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已经相当深厚，别致的格式、轻松的笔调、无拘无束的谈吐，都是亲昵的表现，从这以后的书信，是真正的一般人所谓的“情书”了。至于这之后有一年多没有通信，并非感情有变化，而是两人定情后的相互信任。
三
当然，他们的结合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毕竟，有那么多距离。更何况，鲁迅还有那么多的论敌。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消息传出后，各色人等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令人难堪的非议与指责，有人说，元配夫人朱安才是鲁迅先生的合法“佳偶”，许广平不过是一个姨太太；也有人说，鲁迅与朱安破裂，是因为许广平从中作梗。连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公开表示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不予以承认。在《两地书》的序言中，鲁迅说：“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却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这其间，还穿插了一次让人啼笑皆非的“高长虹事件”。高长虹与许广平同岁，1925年5月，许广平曾给高长虹去信，欲购买其诗集，两人从此开始通信。以后的几个月里，双方通信七八次。或许彼此表示过倾慕之情，或许许广平仅仅表示过欣赏高长虹的文采，高长虹却以为许广平已经爱上他。1925年7月，高长虹在鲁迅家里见到许广平，凭着诗人的敏感，他知道许广平已经中意于鲁迅，因此决定停止与许广平通信。妒意加醋意，使得他在鲁迅与许广平南下不久忽然撰文声称，他对鲁迅感到“瘟臭”，甚至想为之“呕吐”。还写了《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把鲁迅热心支持青年创办文学刊物，说成是为了“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到后来，则“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对于高长虹的突然攻击，鲁迅开始稀里糊涂，不知所为何来。直到1926年11月底，高长虹在《狂飙》上发表一首题为《给——》，其中有“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的句子，韦素园告诉当时远在厦门的鲁迅，这里的太阳是高长虹自喻，黑夜代表鲁迅，月亮就是许广平。鲁迅恍然大悟，原来，高长虹谩骂鲁迅的真正原因不是想过河拆桥，也不是因为《莽原》的内部纠纷，而是因为认为鲁迅对他横刀夺爱。鲁迅立即给在广州的许广平去了一信，说：“《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这才明白高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了，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后来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奔月》中，写了善射的后羿打猎回来后，遭到了徒弟逢蒙暗算的故事，不言而喻，故事中的逢蒙就是影射高长虹。
1929年5月26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韦）丛芜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而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鲁迅这番转述，有对高长虹的调侃，也不乏对他《给——》一诗的回击，意思是：你看这个人，到处找“月亮”，结果他的大作只能被“月亮”们找人抛入大海水葬而已。也有人，比如陈漱渝，也质疑鲁迅的这种说法，理由是：首先，冰心是1929年6月15日在燕京大学临湖轩跟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鲁迅5月26日写此信时，冰心的婚礼还在筹备阶段。其次，冰心婚后回上海和江阴省亲，途经杭州，游了一天西湖，还到莫干山住了几天，又匆匆赶回北京。其间根本没有漂洋过海，因此绝不可能将高长虹的一捆情书陆续抛入海中。第三，冰心与吴文藻于1923年8月17日相识，婚前热恋了将近六年。婚后的五十六年，他们风雨同舟，感情坚贞不渝。所以，冰心和高长虹之间完全不可能发生真正的绯闻。如果这种质疑有道理的话，那么更可以看出鲁迅对高长虹的厌恶，自然也可以看出他对许广平的爱。毕竟，伟人也有常人一样的感情。
应该说，他们婚后的感情是不错的。在许广平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鲁迅伏案写作时，许广平会坐在旁边看报或做手工，当鲁迅感到疲倦时，两人也会放下手头的事，一边饮茶，一边谈天。空闲的时候，一起外出散步，有时去看画展，有时去看电影。所以鲁迅常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许广平生海婴时，鲁迅在旁边守了整整一天一夜。当医师产前检查出婴孩的心律不太正常，甚至流出了濒死前的污便时，问鲁迅：“留小孩还是留大人？”“留大人！”鲁迅不假思索地说。幸好只是一场虚惊，一会儿婴孩就呱呱坠地。鲁迅微笑着对许广平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许广平还曾这样记述两人的生活：鲁迅因工作太忙，没有多聚谈的机会，每每赎罪似地在我睡前陪几分钟；临到我要睡下了，他总是说：“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好的。”这时，他会躺在旁边，很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或友朋往来，或小孩与家务，或文坛情形。谈得起劲，他就要求说：“我再抽一支烟，好吗？”同意了，他会谈得更高兴。……这么温馨的场景，看不出一点不爱的痕迹。
四
然而，生活毕竟是严峻的，而做一个文学家的妻子也实在不容易。进入家庭生活后的鲁迅与许广平，也自有其凡人的寂寞与分歧。
比如，在职业的选择上。虽然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旗帜鲜明地表示过：“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但理论归理论，在与许广平定居上海后，他不再允许许广平出去找工作。许广平曾托朋友找到一份编辑工作。然而，当她把寻工之事告诉鲁迅后，鲁迅放下笔慨叹地说：“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许广平没争辩，干脆地放弃了。当然，鲁迅虽然反对妻子找工作，但对她的前途还是认真考虑过的，鲁迅想让妻子做点翻译工作，并亲自教她学日语，还亲自编校了《尼罗河之草》作为她的启蒙教材，选了一本口语文法及日文版的《马克思读本》做参考，并且付诸行动，每晚教读妻子一小时，大约坚持了一年半时间。后来，因许广平忙于家务，无法坚持，尤其是海婴出生后，理想即告泡汤。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两人晚年时，常常发生冷战。鲁迅一面不满于她甘于平庸的变化，一面又对她为自己做出的牺牲怀有负罪感，这种矛盾的纠缠使两人时常爆发“冷战”。许广平是这么回忆他们之间的“冷战”的：“他可以沉默到一句话不说，最厉害的时候，连烟也不抽，茶也不喝，像大病一样。或者在半夜里大量地喝酒，或者走到没有人的空地里蹲着或睡倒。有一个夜晚，他就睡到阳台的暗处，年幼的海婴起来撒尿，发现了躺在一角的父亲，就一声不响地并排睡在父亲旁边……”每一次冷战后，鲁迅都会抱歉地说：“我这个人的脾气真不好。”许广平也说不出责备的话。
由于年龄、智力和性情上的差异，鲁迅与许广平的隔膜也日益加深。电视剧本《中国文豪》的作者谷白回忆了这样一件事：鲁迅去世前不久想迁居租界，由许广平和胡风陪着去淮海路一条新式里弄看房子，许广平看到房子的三楼天花板上有一只挂蚊帐的铁钩，非常满意。出了门，鲁迅跟胡风说：“这么好的房子，她就只看到一只钩子。”这一细节极富意味，反映两人审美情趣上的差距。鲁迅曾就“结婚然否问题”复信李秉中，道出了自己的婚后感受：“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
这种热恋后的寂寞曾预言般出现在鲁迅此前写的小说《伤逝》之中。小说写到处处情投意合，在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的年轻人涓生与子君，同居后却因子君的满足于家庭生活、不思进取，而让涓生慢慢觉得“就连最初的那点温情与默契也不复存在了。她不再是那个纯真，坚强，透彻的子君了，柴米油盐抹去了她的灵气，只剩下一个‘为我而活’的躯壳。那个家中冰冷的躯壳还是我爱的子君吗？不是了，那个女人陌生的可怕，慢慢的，我也不再回家，我不想再留守那个冰冷的牢笼。我知道，我不爱她了，因着她的改变。她对于爱情的执念令我心生厌烦”。
有时，甚至一些细微的事情也会引发彼此的不满。1936年8月23日，病重中的鲁迅写了《这也是生活……》，其中就有这样的文字：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为了不给我开电灯，我对于广平很不满。
可见，病危中的鲁迅，精神失去了弹性，再没了以前的那种理解与包容。两人关系既有亲密的关爱，也有难言的隔膜。对此，许广平在回忆录中也有反省：“自己多限于起居饮食之类，而对一个精神战士的心路历程，尤其晚年的状况几乎一无所知——完全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
1936年10月19日，婚后的第十年，鲁迅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寓所。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握着许广平的手，对她说：“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然而，她终究是违背了他的遗愿。许广平以后的人生，一直为鲁迅活着，自己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她早已不在乎了。
鲁迅的寂寞是有道理的。
鲁迅与海婴：期许中的现实
父子关系也许是人伦关系中最为期许最为焦虑最为骄傲也最为矛盾的一组关系。之所以如此复杂，乃是因为父亲一方面可以从儿子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另一方面又在儿子身上寄托了自己对未来的希望——儿子连着自己生命的两头，而自己则不过是这两者之间的“现实存在”，或者，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中间物”。因为在儿子身上寄托着自己对未来的希望，所以最为期许最为骄傲；又因为在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所以也最为焦虑最为矛盾。鲁迅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一方面，对自己唯一的儿子海婴有作为父亲对他的期许甚至骄傲，因而对他充满爱与赞赏，“儿子是自己的好”；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与深刻的思想家，他又对自己儿子的天生素质与成长环境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对他的未来也有冷静的观察与现实的考量——这或许就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儿子不一定就是自己的好”。我们不妨就此对鲁迅与海婴的关系做一些粗略的观察。
一
鲁迅开始是不想要这小孩的。之所以不想要并不是因为他不爱小孩，讨厌小孩；倒是相反，他是太爱小孩把小孩视为人间希望了。
关于鲁迅对小孩的爱以及将孩子视为人间希望，例子很多。1917年周作人来北京，鲁迅就打算在北京买房子，把整个大家都接来北京团聚。他在北京看了好多房子，最后选了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选择这个院子除了因为它有三进，正好供兄弟三个居住外。一个根本原因是这个院子空地很大，便于孩子玩耍——虽然那时他还没有孩子，但已很自觉地为自己两个弟弟的孩子们考虑了。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记载：“还记起他曾经说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我们从自传色彩极浓的小说《孤独者》的主人翁魏连殳对小孩的态度中，也不难看出鲁迅对小孩的爱：“门外一阵喧嚷和脚步声，四个男女孩子闯进来了。大的八九岁，小的四五岁，手脸和衣服都很脏，而且丑得可以。但是连殳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连忙站起，向客厅间壁的房里走，一面说道：‘大良，二良，都来！你们昨天要的口琴，我已经买来了。’孩子们便跟着一齐拥进去，立刻又各人吹着一个口琴一拥而出，一出客厅门，不知怎的便打将起来。有一个哭了。‘一人一个，都一样的。不要争呵！’他还跟在后面嘱咐。”在鲁迅的开山之作，号称“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狂人日记》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孩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这篇小说的结尾是短短两句话：“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从中，我们自不难看出作者对那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的希望，以及对他们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还能不能保持纯洁的担心。
正是因为担心自己如果不小心把孩子带到这样一个不仁不义的社会会对不起他，鲁迅对一个父亲该为自己孩子担负的责任有很清楚的认识。在1919年10月写就的《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就明言：“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原因是“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因此，父亲的职责除了“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外，“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而在当时的中国，要做到这点，显然不可能——在《随想录二十五》中，鲁迅曾引用严复的话：“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鲁迅佩服严复是十九世纪末中国感觉敏锐的人。鲁迅接下来说：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地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势娇声娇气地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地在社会上转，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他因此把男人分为“父男”和“嫖男”两类。“父男”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有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中国多的是孩子之父，缺少“人”之父。
鲁迅有没有担心自己做了父亲却不能像自己倡导的那样把孩子放在阳光中自由地做人？应该还是有吧——因为要做到这一点，不光取决于自身的见解立场，还要看这个社会的性质。在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的信中，鲁迅就感慨：“生丁此时此地，真如处荆棘中，中国人竟有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愤叹。”4月15日的信中又如是说：“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身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也许，这就是所谓“先驱者的悲哀”了：他们不是不知道在一个正常合理的社会中，该如何做父亲做长辈，然而当时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正常合理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选择？恐怕就是不要孩子了。鲁迅就在给友人李秉中的信中表达过：“我不信人死而鬼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
其实这种“无后主义”在那一代先驱者中，是一种普遍心理。譬如，另一位先驱胡适也曾是这样的“无后主义”信奉者。胡适十七岁读中国公学时，于1908年10月5日在第二十九期的《竞业旬报》发表了一篇时评《论继承之不近人情》，该文论述的是，鉴于他儿时眼见三哥出继给珍伯父家的痛苦情景，认真地“从一个真问题上慢慢的想出的一些结论”。那么，他得出怎样的结论呢？“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永远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你看那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的名誉，万古流传，永不湮灭，全社会都崇拜他们，纪念他们，无论他们有子孙没有子孙，我们纪念着他们，总不少减。”“一个人能做许多有益于大众有功于大众的事业，便可以把全社会都成了他的孝子贤孙。”换言之，与其求绵延子孙而不朽，还不如贡献社会而不朽。1914年，留学美国的胡适著文《家庭的个人主义》，批判中国封建家族嗣续传统的六个流弊，公开提出“无后”和“遗产不传子孙”的主张，推崇英国大哲学家培根的“社会为妻为子”“无后者乃最能传后”的“无后”主张，又从《左传》（鲁襄公二十四年）的叔孙豹“立德、立功、立言”的对话中获得启发，确立了“三W的不朽主义”（“三W”即Worth、Work、Words）。1918年11月，因为母亲逝世，胡适于次年2月15日发表《不朽——我的宗教》一文，提出：“‘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会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故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恶，也都永远不朽，这便是社会的不朽。”
二
然而，“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先说胡适，他不仅跟和自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江冬秀在1917年12月30日结婚，还在一年多后的1919年3月16日生下长子胡祖望，在这个儿子出生四个多月后，胡适无不解嘲地写了一首新诗《我的儿子》：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
花落天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是呀，人是感性的存在，不可能一直生活在理性之中，“无心结子”的观念敌不住“儿子要来”的现实——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而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开头是这么写的：“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父亲和母亲商量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最后还是保留下来了。……由于我母亲是高龄产妇，生产的时候很困难，拖了很长时间生不下来。医生问我父亲是保留大人还是要孩子，父亲的答复是留大人。这个回答的结果是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而许广平在1939年回忆海婴出生时，又是这么说的：“1929年9月25日夜，鲁迅先生因为工作过度之后有些发热，但仍然照常工作。到睡的时候已经不算早，他刚睡熟不久，正是26日晨三时，那腹中的小生命不安静起来了，有规律地阵痛，预示了他的将要‘来到人间’，我忍耐着痛楚，咬住牙齿不使他惊醒，直到上午十时才告诉他，事情是再不能拖延下去了，冒着发热，他同我去办妥住医院的一切手续。护士通知他马上要生产了，预备好了小床，浴盆，热水；一次又一次，除了回家吃饭，他没有片刻离开我……9月27日大清早，经过了二十七八小时的阵痛，狼狈不堪的我，看到医生来了，觉得似乎有些严重……终于赤红的小身体出来了，呱呱的哭声向这人间报了到。之后，鲁迅先生带着欣慰的口吻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见《鲁迅与海婴》）！
但无论如何，孩子生下来后，鲁迅是很兴奋的——毕竟，不论前面有什么样的坎坷与苦难，孩子都是希望与寄托。所以，当周建人去看海婴时，鲁迅将孩子抱起来，让他看。其他朋友来看，鲁迅也是一样，将孩子抱起来，像展示自己的作品一样。有时候海婴睡着了，鲁迅也照旧抱出来给人看，孩子便醒了，大声哭闹一番。而在给母亲和友人的信中，鲁迅又兴致勃勃地写道：“平于九月廿六日午后三时腹痛，即入福民医院，至次日晨八时生一男孩。大约因年龄关系，而阵痛又不逐渐加强，故分娩颇慢。幸医生颇熟手，故母子均极安好。”
“我们有了一个男孩，已一岁另四个月，他生后不满两个月之内，就被‘文学家’在报上骂了两三回，但他却不受影响，颇壮健。”因为关心与疼爱，在产后第四天的早晨，鲁迅跟许广平闲谈时，就有意问她有没有想给孩子起个名字。许广平还来不及回答，他就说出了自己心中酝酿已久的腹案：“想倒想起两个字，你看怎样？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他海婴。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绝不会雷同。译成外国名字也简便，而且古时候的男人也有用婴字的。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个名字，自己随便改过也可以，横竖我也是自己再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名字取得平常，但颇用心，也独具一格，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海之子”，其中大概也不乏胡适所谓“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的期许吧。
正是因为有了对儿子的期许与希望，做了父亲的鲁迅忽然多了很多对家庭生活的热情，也不大看书写文章了。专心钻研做父亲这件事情。善于读书的他当然主要还是靠购买阅读那些如何抚养孩子的书来养儿，难免犯本本主义的错误。比如哺乳，因为许广平乳水不足，原先医生建议雇一位奶妈，并劝告说在医院找奶妈检查身体更方便。但鲁迅不放心奶妈，要自己来喂牛奶。夫妇俩按照听来的和在育儿书上看到的知识，每两小时一次，每次花费五分钟来给海婴喂奶，谁知行不通。过了两个多月，孩子的体重只有两三个星期的婴儿大。后来在医生指导下，采用了母乳加牛乳加米汤，间隔定时喂养，孩子才慢慢胖起来。又比如给孩子洗澡，在住院期间，是由护士洗的。回家后，夫妇俩亲自动手，且特别小心，先把水烧开再凉成温水后洗。10月的上海秋风渐起，洗澡水很快就凉了，海婴冷得小脸发青、身体发抖，随后就感冒发烧。此后几十天，他俩也不敢为孩子洗澡，虽然每隔一小时观察小海婴的尿布，但屁股还是脱皮了，只得再请护士帮忙洗，一直持续到孩子七个多月大。
海婴三岁前，身体不是很好，鲁迅夫妇经常定期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打防疫针。海婴三岁后还多次去医院洗肠，四岁后，服用开胃的药丸和纯鱼肝油。医生提出孩子要经常晒太阳，这样皮肤可以结实，冬天不至于受寒感冒。鲁迅夫妇认真照办，每日上午让海婴裸晒太阳一小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日光浴。上海的夏天闷热，那个年代没有空调，人们往往会生痱子，唯独海婴痱子很少。鲁迅请保姆带孩子，是以对孩子好不好为主要标准。1934年，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谈到，带孩子的女工“人虽固执，但从不虐待小孩，所以我们是不去回复他的”。据周海婴晚年回忆，他叫许妈的这位女工是江苏南通人，健壮、勤劳、善良。有一时期海婴犯哮喘病，不能平卧，许妈就把他扶抱在胸前坐着，直到天亮。1935年春季的一天，许妈准备去求神拜佛、访友探亲，便找了一个替工。那天，她们俩都在家，却误以为对方会管孩子的，结果两人都不管，任凭海婴奔进厨房去玩耍，不慎被开水烫伤了脚。鲁迅见状颇镇定，立刻从楼梯边的柜子里取出外伤药水，用纱布替海婴包扎，并不怎么责怪保姆，反而觉得对于孩子来说，痛的经验是应该有一点的。鲁迅认为，海婴幼时身体欠佳也许与住所的朝向有关。他们夫妇到上海后，开始住在横浜路景云里，1930年迁至北四川路的北川公寓。公寓朝北，按照鲁迅的说法，空气虽不太坏，但阳光照不进屋，很不好，孩子的病特别多，令人发愁，决心要搬个朝南的房子。经过五个月左右的寻找、奔波，1933年4月迁居至施高塔路（今山阴路）近北四川路的大陆新村。新寓光线和空气较旧居为佳，鲁迅高兴地说：“于孩子似殊有益。”到新居后，鲁迅充分利用新环境，尽量让海婴“常在明堂里游戏，或到田野里去”。明堂就是大陆新村寓所进门后用矮墙围起来的露天小院子，那是海婴玩耍的好天地。那时的山阴路，走不了多远就是农村。因此，每天除了上午按照父母的要求“裸体晒太阳”一小时外，其余的时间，海婴都是自由玩耍，即使是夏天遍体流汗，依然嬉戏不停。鲁迅夫妇还常常陪着海婴玩，有时领他到公园去，有时带着他散步，甚至还有一次，在夜间携海婴坐摩托车去江湾兜一转。当时摩托车是很稀罕的交通工具，江湾也还是典型的郊野，这应该是颇为时髦的玩法了。过不久，海婴的身体也确实好得多了。
这种爱不仅表现在对海婴成长的关怀上，更体现在鲁迅对海婴一言一行的观察理解与满怀兴致的记载上。在鲁迅笔下，海婴是个“真难办”的家伙。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每天很忙，专门吵闹，以及管闲事”。（1934年9月16日致母亲）鲁迅不胜其“烦”，却又无可奈何：“要吃东西，要买玩具，闹个不休。客来他要陪（其实是来吃东西的），小事也要管，怎么还会胖呢。他只怕男一个人，不过在楼下闹，也仍使男不能安心看书，真是没有法子想。”（1934年8月21日致母亲）“搬家以后，海婴很健康，但更顽皮，在家时常有暴动之虑，真难办。”（1934年2月12日致增田涉）上幼稚（儿）园后好些，可一放假又家无宁日了：“海婴是够活泼的了，他在家里每天总要闯一两场祸，阴历年底，幼稚园要放两礼拜假，家里的人都在发愁。……他只怕男一个人，但又说，男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1936年1月8日致母亲）遇到海婴以不肯吃饭消极抵抗的时候：“这时我也往往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来没有这样屈服过。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那就是一个孝子，可上‘二十五孝’的了。”（1935年3月19日致萧军）于是，只好这样希望：“孩子也好，但他大了起来，越加捣乱，出去，就惹祸，我已经受了三家邻居的警告……但在家里，却又闹得我静不下来，我希望他快过二十岁，同爱人一起跑掉，那就好了。”（1935年6月7日致萧军）
三
因为对孩子的期许与厚望，鲁迅对孩子的每一处有趣与每一点进步，都念念不忘形诸笔墨——或许，鲁迅是现代作家中为自己儿子留下最多“传神写照”文字的作家。譬如他说：“海婴这家伙反而非常顽皮，两三日前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1934年8月7日致增田涉）后来又补充：“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1934年12月20日致萧军、萧红）鲁迅还因此幽默道：“过了一年，孩子大了一岁，但我也大了一岁，这么下去，恐怕我就要打不过他，革命也就要临头了。这真是叫作怎么好。”（1935年1月4日致萧军、萧红）但小家伙已经学会欺负妈妈了：“男孩子大都是欺负妈妈的，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非但不听妈妈的话，还常常反抗。及至我也跟着一道说他，他反倒觉得奇怪：‘为什么爸爸这样支持妈妈呢？’”（1934年7月23日致山本初枝）
小家伙对父母还有这样的不满：“……还发牢骚，说没有弟弟，太寂寞了，是个颇伟大的不平家。”（1934年7月30日致山本初枝）“他同玛利很要好，因为他一向是喜欢客人，爱热闹的，平常也时时口出怨言，说没有兄弟姊妹，只生他一个，冷静得很。”（1936年9月22日致母亲）
除了对海婴这些有趣的想法说法津津乐道外，鲁迅对孩子在学习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满怀欣喜：“惟每晚必须听故事，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等等，颇为费去不少工夫耳。”（1933年11月12日致母亲）“海婴仍不读书，专在家里捣乱，拆破玩具，但比去年懂事得多，且较为听话了。”（1933年12月19日致母亲）“他现仍在幼稚园，认识几个字，说‘婴’字下面有‘女’字，要换过了。”（1935年10月29日致萧军）“他什么事情都想模仿我，用我来做比，只有衣服不肯学我的随便，爱漂亮，要穿洋服了。”（1935年11月15日致母亲）知道钱的用处了，这是上幼稚园的收获。“海婴的顽皮颇有进步，最近看了电影，就想上非洲去，旅费已经积蓄了两角来钱。”（1935年2月17日致增田涉）“孩子从上月送进幼稚园，已学到铜板是可以买零食的知识了。”（1935年10月25日致增田涉）“他学到的宝贵知识是铜板有多么重要。因为看到同学在买各种东西吃的缘故。”（1935年12月3日致山本初枝）而海婴如果在幼儿园的学习有所进步，鲁迅也会为之欣然。他在1936年1月18日的日记里就这么郑重记载：“上午海婴以第一名毕幼稚园第一期。”三天后，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考了一个第一，好像小孩子也要摆阔，竟说来说去，附上一笺，上边是他自己写的……他大约已认识了二百字，曾对男说，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只要问我就是。”在1936年7月6日给母亲的信中说：“海婴已以第一名在幼稚园毕业，其实亦不过‘山中无好汉猢狲称霸王’而已。”虽然是自谦，但是也看得出他内心的喜悦。
有时，鲁迅还能从孩子的表现看出某些宏大主题来。譬如，他说：“海婴是好的，但捣乱得可以，现在是专门在打仗，可见世界是一时不会平和的。”（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真是暴行累累！这怎么行呢？父亲要引导啊教育啊，结果适得其反：“但我这里的海婴男士，却是个不学习的懒汉，不肯读书，总爱模仿士兵。我以为让他看看残酷的战争影片，可以吓他一下，多少会安静下来，不料上星期带他看了以后，闹得更起劲了。真使我哑口无言，希特拉（即希特勒）有这么多党徒，盖亦不足怪矣。”（1935年2月6日致增田涉）
海婴五六岁开始，爱看电影了，夫妇俩经常带他去看电影。在鲁迅的日记中，记载最早的一次是1935年4月2日，“携海婴往上海大戏院观《金银岛》”；最后一次是1936年10月6日（先生逝世前十三天），“携海婴往南京大戏院观《未来世界》”，其间观看了米老鼠儿童影片、米老鼠影片等十余部。据许广平回忆，鲁迅看儿童片也很高兴，说他“是随时都保存着天真的童心的”。1933年秋天，海婴被送去幼稚园，但去了三四天，说老师不好不肯去，鲁迅认同海婴的说法，不勉强他去。因为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幼稚园，直到1935年8月才再次送去。鲁迅对独生子女进幼稚园的心得是：“其实各种举动，皆环境之故，我的小孩，一向关在家里，态度颇特别，而口吻颇像成人，今年送入幼稚园，则什么都和普通孩子一样了。”在家里，夫妇俩教海婴识字的同时，更注重他的自主阅读。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各几十册，买来给海婴。许广平让海婴读较浅的《儿童文库》，海婴反复读后向母亲索取较深的《少年文库》，母亲则坚持要等他长大些再读。争论声被鲁迅听到了，先生便请夫人收回成命，把《少年文库》也放进海婴的专用柜里，任凭他选阅。
难得的是，鲁迅对小孩有一般成人难以拥有的尊重与理解。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给我们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是不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是不新鲜的。鲁迅先生说：“‘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这让人不禁想到鲁迅在1934年海婴四岁八个月时写的一篇童书评论《看图识字》中的一些话：“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不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对小孩个性人品的尊重，或许也是一个作家伟大与否的标志罢。
鲁迅这些对孩子的期许赞赏与理解放纵，在“父为子纲”的传统社会人们眼里看来，简直就是对孩子不折不扣的“溺爱”了。为此，鲁迅在1931年写了一首《答客诮》来回答这一指责：“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里有对儿子的期许，也有对自己教育方法的自信。1932年，他还写了这么一首题为《自嘲》的七律：“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更是将自己“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子行为与“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斗业绩相提并论，凸显出鲁迅对自己儿子的爱与期许。
四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对海婴充满爱、充满期许与厚望的同时，鲁迅有别于一般望子成龙的家长的地方在于：他同时也看到，海婴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世界，而是一个“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的世界，是一个“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世界，小孩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求生尚属艰难，何况成龙成凤？所以，对自己的爱子，鲁迅既有跟一般家长一样的期许厚望，也有作为思想家的现实考量。这点，集中体现在他的遗嘱当中。
1936年初，鲁迅肺病复发，5月中旬，一度濒危。鲁迅请在上海开医院的日本须藤医师为他诊治，每天注射荷尔蒙，病情稍有缓解。5月31日，史沫特莱请美国的邓恩医生来给鲁迅做检查。邓恩检查完后说，如果是欧洲人，则在五年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在1935年底，史沫特莱和茅盾商量，想请鲁迅到苏联去疗养，但鲁迅拒绝了。1936年9月，鲁迅写了一篇《死》的杂文，其中留了一份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这其中的第五条“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可以看出鲁迅对海婴未来的现实考量。
据鲁迅好友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确实曾希望海婴能继承自己衣钵成为文史方面的学者，可一则因为上面提到的社会环境的缘故，再则海婴在这方面似乎也乏天分——前面提到过，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海婴写到他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而且，他出生时不仅鲁迅年纪偏大，母亲也是高龄产妇，生产的时候很困难，拖了很长时间生不下来。以至医生问鲁迅是保留大人还是孩子。海婴还接着说，“由于属于难产，医生是用大夹子产钳把我夹出来的，当时也许很疼，但是没有一个孩子会记得自己出生的经历。据说当时我的头被夹扁了。有人说难产的孩子脑子笨，不知道这对我今后的智力有没有影响？至少在我小时候，背诵古文很困难，念了很多遍，还是一团糨糊，丢三忘四。而我父亲幼年时，别的孩子还在苦苦地背书，他已经出去玩了。”而作为资深作家和学者，鲁迅知道一个真正有成就的作家或美术家除了自身努力与社会环境外，天分（也就是鲁迅文中所谓“才能”）是很重要的，没有才能而靠其他歪门邪道硬要去做就只能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什么是“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发表在1933年8月26日《申报·自由谈》上的《各种捐班》一文中的“捐班学士文人”和“捐班文学家”“捐班艺术家”就是——“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钱。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容易办了。譬如，要捐学者罢，那就收买一批古董，结识几个清客，并且雇几个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书，名之曰‘什么集古录’或‘什么考古录’。李富孙做过一部《金石学录》，是专载研究金石的人们的，然而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们可以一续再续，并且推而广之，连收藏古董，贩卖古董的少爷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的收进去了，这就叫作‘金石家’。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
值得鲁迅欣慰的是，他的这条遗嘱得到了完全的执行，鲁迅唯一的儿子海婴的确没有依仗父亲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而顺理成章地成为空头的“文学家或美术家”。海婴在《我学无线电》一文中写道：“1945年，我又因气喘病发辍学，这时虽然抗战已达七年多，胜利曙光就在眼前，但孤岛的生活环境也愈加紧迫。这一年我已十六岁，马上要迈入成年的门槛了。母亲便和我商议：虽然我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但老是在家里闲着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不如趁机去学习些什么为好。上海的短期学校有好几类，还是寻个夜校去读，比如簿记、会计之类，这样好歹也能有个一技之长，将来可以找个吃饭的去处。但我去试听后觉得与我的兴趣大不相合。还有一种是无线电技校，分电讯班和工程班，有三极无线电学校、中华无线电工专、南洋无线电工专等等，晚上也可上课，并不影响我白天复习中学的课程。这倒是我的爱好所在。至于学费的筹措，我曾在两年前利用压岁钱等私蓄买了架照相机，可以把它卖掉。母亲想想也同意了……”看到没有，海婴和他母亲一心想的是“还是寻个夜校去读，比如簿记、会计之类，这样好歹也能有个一技之长，将来可以找个吃饭的去处”——在这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他们母子俩根本没有想到利用鲁迅在文坛上的巨大影响来为自己谋利益；而且，所有的人生设计都只顾及自己的兴趣、学业和理想，只字未提文学美术。为什么？就是因为鲁迅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在他们心目中是又分量的，是值得屦及剑及地实行的。也因此，海婴后来成为了一个踏实本分的无线电专家，而没有靠父亲的福荫做什么文学家。
海婴生前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曾说过一段话：“‘不做空头文学家’，我想父亲的这句话至今还有其社会意义。现在这个‘家’、那个‘家’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到底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所以我建议大家，特别是年轻人，不要急着成‘家’，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心里面最踏实。”反观一下我们今天的社会，不是出现了诸如一些作家、主编之类的人物，在他们子女成为“天才作家”“文坛新秀”的同时，自己却在文坛上消失再无作品问世的奇怪现象么？这其中，是不是有这些所谓“天才”“新秀”的父母们在背后推波助澜、拔苗助长乃至代子操刀？这样炮制出来的“天才”与“新秀”较之鲁迅所谓“捐班作家”恐怕都不如，又如何逃得脱“空头”二字呢？
鲁迅毕竟伟大，海婴也无愧于这种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