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1987
像是一阵风
像是一场梦
蠢蠢欲动的时代里
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声音
情歌、摇滚、翻唱、原创
年轻的音乐人们
各自寻找着自己的路
1983 港乐一夜春风来
1967年11月19日，一家免费收看的电视台在香港开播。
当时，香港已经有一家电视台，叫作“丽的映声”，它就是今天“亚视”的前身。那时候的“丽的”是有线电视，最初每户每月收“电视费”25港元。这点钱在今天勉强够吃一顿中饭，但看看统计数据我们就会知道，有线电视在当时的香港算得上是奢侈消费：1971年，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数[1]为708港元。
免费电视台的好处就是架起天线就能收看，不用交钱，因此香港人都称这家电视台为“无线”，它就是今天的TVB，正规的称呼应该叫作“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的创始人有三个，一位不为人知，一位广为人知，还有一位是2014年离去的传奇。
不为人知的那位是祁德尊爵士。他是个英国人，因为服役到了香港，“无线”开张时他还是“和记洋行”的老板。1975年“和记”由汇丰银行接管，1979年转售给了李嘉诚。
广为人知的那位是利孝和。他的父亲利希慎是早年间港澳有名的“公烟（鸦片）大王”。后来香港政府宣布禁烟，利希慎打算投资建厂的铜锣湾的地皮只能转向经营，因此，留给儿子利孝和的是地产生意。利孝和是“无线”创办初期的董事会主席，“无线”搞台庆等大型活动时经常请出来做嘉宾的“利太”，就是他的夫人。
1980年，利孝和因心脏病去世，“无线”的主席换成了第三位创始人，他就是那位2014年离去的传奇人物，人称“六叔”的邵逸夫。
邵逸夫以前是玩电影的，所谓“邵氏出品，必属佳片”说的就是他的邵氏影业王国。不过，这时的六叔已经把主攻方向转向电视业。对这个转型，当时很多人说六叔不务正业，但现在看起来，他是一位相当精明的商人。
当时全港总共只有90家影院，如果纯粹依赖本地市场，一部电影能收回成本就算不错了。以当时的条件，投资电影盈利的方法一是发行海外，二是在本地搞垄断，说白了就是控制院线。不过，院线这东西有钱就能玩。1985年，杨紫琼的前夫——富豪潘迪生的德宝公司接手了邵氏影业的在港院线，立即与嘉禾、新艺城并肩成为香港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电影公司，可最后怎么样？1992年就歇业了。可以说，邵逸夫在邵氏院线还值钱的时候找到了有钱的接手人——顺便说句八卦，杨紫琼和潘迪生结婚的时候，邵逸夫是主持人；而他们离婚的时候是1991年年底，所以历来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德宝公司简直就是潘迪生为了追求杨紫琼建的。
在众多关于邵逸夫的传记作品中，无一例外地提到了他一生的两个关键词：眼光和精明。
邵逸夫的眼光在于他经常能提前10年看到未来的市场。别人投资电影的时候，他买地、建片场；别人建片场的时候，他在培养导演和演员；别人卖电影的时候他在全球各地建院线，他的电影王国还没走到巅峰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进军电视业了。
若说邵逸夫的精明，就在于他太懂传媒和香港本地市场了。
香港的娱乐产业，观众喜欢什么，投资人就玩什么。当年邵氏影业的两大王牌导演李翰祥和张彻，一个拍风月，女主角个个都是肉弹女星；一个搞武侠，主演的衣服动不动就被对手抓破，对手太菜就只好自己主动撕开。总之，导演要想方设法让主演露出各种肌肉，说白了都是对准观众的口味。
精明的邵逸夫自然明白香港本地的电视观众想看什么。1978年郑少秋与赵雅芝版的《倚天屠龙记》改拍了结尾，为什么？这是“应观众要求”。到了1979年的《网中人》，玩法更高级了，让观众投票，“顺应民意”地让欧阳佩珊被利斧劈死，成全周润发和郑裕玲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甚至让观众们欣赏到了香港电视剧史上惊世骇俗的一个镜头：周润发和郑裕玲长达35秒的热吻。
到了1980年，“无线”与“丽的”有过一次电视大战。当时，“丽的”的几部电视剧收视率奇高，为了和“丽的”抢观众，“无线”的做法简直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将正在播出的电视剧《轮流转》腰斩，并立即启动新节目。“腰斩事件”开了香港电视史的先例，也使《轮流转》成为唯一一部没有结局的剧集。但这部电视剧成全了几个人，演员阵容就不必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5个编导里，有一个叫杜琪峰；13个助理编导中，有一个叫王家卫，还有一个是鞠觉亮[2]。
争观众、抢市场是个砸钱的行为，以邵逸夫的精明，分蛋糕不如做蛋糕。在1971年，他这边当着“无线”的股东，那边又用自己手中的邵氏影业和“无线”合作，创办了艺员培训班；1973年，“无线”又开始举办“香港小姐”竞选活动。两项投资下来，“无线”不仅把娱乐圈做大了，还培养了一大批日后香港影视圈的“天王”“天后”。
邵逸夫在“无线”的操作手法，实际上和他玩电影的时候差不多：抓住观众口味就抓住了客户，“造星”就有了票房保障，两下结合，造出来一个巨大的娱乐市场，也造就了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期。
香港资深音乐人黄霑有篇博士论文叫《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1949~1997）》。在论文中，他将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1984~1997年被他称为“滔滔两岸潮”时代，而之前的10年（1974~1983年）则为“我系我”时代。“我系我”是黄霑的名作《问我》中的一句歌词。这首歌当年很红，和它有关的事物几乎都可以载入香港文化史。比如，它出现在1976年的香港电影《跳灰》中，这部电影被视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先驱，还有人说它是香港电影史上首部真正的警匪片。但《问我》再红，也只能屈居《跳灰》电影的插曲位置，因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香港文化史上的经典——《大丈夫》。
《问我》的演唱者陈丽斯也是一位传奇人物。现在所谓一夜走红的歌手，若是细究起来大多有蛰伏多年的龙套生涯。说起来是科班出身，可当时刚初中毕业的陈丽斯是在酒吧玩票的时候，被《跳灰》的投资人萧芳芳选中的。大部分人误以为她是1979年从“丽的”的艺员训练班出道的，忘记了她在进入娱乐圈之前三年的这段经历。有一首《问我》垫底，她也没必要把精力放在当歌星上，刚二十出头就退出娱乐圈了。可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唱了几年，竟然又唱出一首名作——1976年，前一年获得“香港小姐”冠军的张玛莉主演了一部电视剧，并唱了它的主题歌，叫《当你见到天上星星》；转年，陈丽斯翻唱的时候改了歌名，1981年又被叶德娴翻唱——这首《明星》，后来成为悼念张国荣活动播放歌曲的不二之选。
《问我》的歌词现在经常被媒体用来缅怀黄霑，因为它与黄霑个性中的豪气、洒脱相合，是其一生风骨的写照。但黄霑用“我系我”来定义1974~1983年的香港粤语流行乐坛，并不是说其时的香港乐坛有多自信、多豪迈。相反，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在这10年才刚刚起步，更准确地说，它在这个阶段才有了“我系我”的独立性。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乐坛根本没有粤语流行歌的位置。
这与香港地区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是典型的商港，社会阶层泾渭分明，上层大部分是外国人，还有少量的华人富商，下层则是本地的佣工、劳工。且不说社会地位、教育背景，就说这两类人各自的文化、生活中所用的语言都是没法调和的。上层听的是欧美音乐，个把贵族兴许还欣赏一下歌剧；而下层人的音乐娱乐形式是现在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
2001年，第二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白雪仙，虽说这种奖项的得主都是功成名就、家喻户晓的老前辈，但很多资深影迷、乐迷还是摸不着头脑。在骨灰级粉丝的提示下才弄明白，她就是张国荣十分喜欢的“任白”组合中的白雪仙，她和任剑辉珠联璧合，是风云一时的粤剧名伶。如果不是张国荣在1999年纪念任剑辉逝世十周年的活动上开腔唱过几句《帝女花》，大部分人也许这辈子都很难听到这种地方戏曲。
那个年代很多歌手都学过粤剧，唱《上海滩》的叶丽仪就是学粤剧出身，罗文后来更是唱过粤剧。张国荣的歌迷能听出他早期的唱腔有些“板”，不如后期那么随性洒脱，还以为是录音条件或者唱片监制的问题，其实，如果联想到罗文、叶丽仪那种字正腔圆的唱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受到粤剧粤曲唱法影响的——黄霑说，粤剧粤曲的唱法，是要把曲词每个字的首韵、腹韵和尾韵全部清楚地唱出，它和日后出现的非常注重咬字的“广告歌”，一起影响了粤语流行曲的唱法。
粤剧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式微，这与香港人口激增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有关。
抗日战争之前，香港人口只有22万左右，但在抗战打响后，大量避难民众涌入香港，1941年的人口数字暴增至160万，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时快速下降为60万；1950年，人口数字又飞速上升为220万。显然，以上的人口数字像蹦极一样蹿上蹿下，是和内地的局势有关。10年后的1960年，香港人口达到301万，有统计说，这其中有100万的偷渡人口。1970年，香港人口接近400万，到了1979年，香港人口达到510万。
大量的外来人口中，除了偷渡的就是避难的，他们可能来自五湖四海，对本地的粤剧粤曲没有兴趣。在1950年前后，大上海的娱乐产业逐步搬迁到香港，姚敏、陈蝶衣等音乐创作人到香港定居，同时而来的还有白光、姚莉等歌星。这批歌星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她就是“上海滩五大歌后”之一的“电台女王”张露，也就是杜德伟的母亲——在1996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好多那个时代的超级巨星集体亮相，做了颁奖嘉宾。
这样，国语流行曲进入香港，占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半壁江山。
另外半壁江山，则是欧美流行曲。尤其是1964年The Beatles（披头士乐队）巡演到香港后，迅速在年轻一代中掀起了英文歌的热潮，罗文、许冠杰、谭咏麟、林子祥都组建或参加过唱英文歌的乐队。1983年入选第一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的，就有关正杰和黄露仪合唱的《常在我心间》，这首歌其实就是猫王的《Always On My Mind》。在那一代听惯了欧美流行音乐的港人心中，虽然是填了新词，但曲调却是耳熟能详的，所以，《常在我心间》很有人缘地获得了这一届的“季选最受欢迎奖”。
资深的歌迷尚能知道关正杰是谁，但对黄露仪实在陌生。其实，这个名字在那个时代已经非常红了，1979年黄露仪的英文专辑就获得了香港唱片业协会的金唱片奖，日后她的英文唱片竟然超越了外国歌手，在台湾创出外语唱片发行纪录。对很多不习惯听外语歌的歌迷来说，唱英文歌的黄露仪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恐怕没有人不知道1987年的《雪在烧》、1990年的《哭砂》的演唱者黄莺莺——黄露仪就是后来的黄莺莺。
许冠杰、黄莺莺这样的老牌唱将都是唱英文歌起家的，这至少可以说明，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在起步时就很艰难。但是，变化很快就来了。这种文化上的变化也是必然要来的，因为在香港人口暴增的背后，香港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大转型。
仔细分析一下1950~1979年的香港人口数字，我们就能发现另一个问题：1979年香港人口510万，除去罗文这样的100万偷渡客，还剩410万，而1950年的人口则是220万。
这意味着什么呢？
很简单，1979年比1950年多出来的人口，除去经偷渡途径外来的，剩下的都是生出来的，其中偷渡客们也在生孩子，刨除死亡人口，那么，战后自然出生的香港新增人口至少有200万。这就是说，1950年后出生在香港的人口数量，几乎等于1950年香港原有的人数。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1950年出生在香港的孩子，到了1978年的时候，也进入了生育年龄。也就是说，1950年结婚成家的香港人，到1979年时都可以当爷爷奶奶了。
这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看另一组让人吃惊的数据：有统计表明，1979年时，2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香港总人口的39%。
顺着这个思路再想下去，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经济腾飞，绝不是不可预见的，这将是一个多么年轻、多么有创造力和活力的社会呀。
社会人口的构成不仅影响经济，还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繁荣发展，也会与人口结构产生关联——以上的所有数字隐藏着一个诱发香港社会结构转型的根本因素：在香港人口总量中处于中坚位置的青少年群体，与父辈甚至个别爷爷辈的偷渡、避难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如果说以前来香港定居的人经常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漂泊感，心中存有“外来客”的身份焦虑，从而与香港本地有文化隔膜，那么，新增的这一大批人口天生没有这个心理负担，对他们来说，自己就是“香港人”，香港就是“家”。父辈的文化来自五湖四海，搞得五花八门甚至格格不入，可对他们这一代来说，从睁开眼睛起就接受了这种多元文化的格局，并会很自然地认为香港这个“家”本来就是这么丰富多彩。
很多学者曾经分析说，这批香港人在迫切地寻找着属于香港本地的文化，寻找着自己的声音，由此粤语流行音乐开始起步。
其实，真实情况很可能恰恰相反。
这些人年轻、活跃、富有激情，而这样的年轻人又占了社会总人口的四成，他们像鲶鱼一样在多元的香港文化中窜来窜去，必然会迅速填平以往香港社会各种外来文化之间的沟壑，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批年轻人要做的不是“找”一种并不存在的本地文化，而是由他们作为主力军“创造”本地文化。
很快，本地文化的声音就唱响了。
1974年，也就是“我系我”时代的第一年，“无线”投拍电视剧《啼笑因缘》。在以往的很多年里，电视剧有主题曲，但没有主题歌。《啼笑因缘》的编导是王晶的父亲、老戏骨王天林，他想弄出一首主题歌来，于是找到了作曲人顾嘉辉。
当时，王天林和顾嘉辉希望用粤语填词，创作一首粤语歌曲。填词人很好找，著名的粤剧编剧、曾经和白雪仙合作整理《帝女花》唱片版本的叶绍德自然是不二人选。可演唱者让他们犯了难，担心观众不能接受“老土”的粤语歌。选来选去，他们选中了仙杜拉。
仙杜拉是个中英混血儿，本名叫梁玉姬，曾与一位高山族歌手阿美娜（Amina）成立过女子组合“The Chopsticks”，通常被称为“筷子姊妹花”，主要演唱欧美流行曲，但这个组合在1973年就解散了。选择仙杜拉的理由是她以前唱英文歌，而且衣着打扮非常前卫，用这种“洋化”的歌手搞一搞平衡，观众不骂就算不错。
这或多或少说明了当时的音乐人对粤语流行歌没有信心，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首歌马上流行了起来。同一年，许冠杰的《鬼马双星》也红到爆棚，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迅速认同了香港本土的音乐文化，这两首歌也奠定了粤语流行歌曲的文化地位。
《啼笑因缘》的旋律结构是AABA，A和B就是现在娱乐节目里经常会提到的“主歌”（Verse）和“副歌”（Chorus），这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流行的曲式，从《啼笑因缘》后便成了香港流行音乐创作的标准曲式。顺便说一句，《啼笑因缘》这部电视剧中有位演员叫周吉，他就是香港电子乐大师周启生的父亲。
现在有媒体说，1973年“无线”播出的郑少秋版《烟雨濛濛》是香港史上第一部带主题歌的电视剧，这恐怕是个讹传。1972年“无线”的《星河》才是第一部，但它的主题歌是国语歌曲。而1973年的《烟雨濛濛》只有主题曲，电视剧播完之后，郑少秋要出唱片，这才填词让他唱了，由此才出现了粤语歌曲《烟雨濛濛》，这其中有个先后顺序，不是电视剧与主题曲的关系。这样说来，仙杜拉的《啼笑因缘》才是香港音乐史上第一首粤语的电视剧主题歌。
从这首歌开始，影视剧开始成为粤语流行音乐传播的重要途径。当时没有CD，没有MP3，更没有现在商业街上这么多高音喇叭，有条件的家庭使用的是留声机。但对年轻人来说，一是得花钱买唱片，二是唱机不能移动，使用不方便，三不“个性化”，开了机器总归要受父母管制，因此，大多数年轻人听歌的途径无非就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电台的传播方式比较简单，1978年香港电台能够开办“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显然是时代的必然。但是和电台相比，影视剧对歌曲的流行起到的作用似乎更大一些。一方面，电视剧一播就是半个月，只要旋律不那么复杂，剧演完了，歌也就很有传唱度了；另一方面，电台毕竟是针对香港听众的，而影视剧集却可以在东南亚发行，这也在客观上扩大了粤语歌曲的知名度和传播范围。
由此，早年的“金曲”中大部分是影视剧主题歌就不足为奇了。比如1978年第一届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中有7首歌是电视剧主题歌或插曲，其中不少还是“无线”的剧集，而前5届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50首歌里，粗略算起来有五成是电视剧主题歌，这还没算电影插曲。
“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办了5届后，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就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我系我”时代。在这10年中，电视媒介捧红了郑少秋、汪明荃、关正杰、罗文、叶振棠、甄妮等歌手，而新一代歌手也在蓄势待发。
这不得不说回邵逸夫“造星”的手段。“无线艺员培训班”和“香港小姐竞选”两个活动，给影视界培养了大批的演员和幕后精英，但邵逸夫又把眼光瞄在了刚刚兴起的香港流行乐坛上。1972年，“无线”就成立了华星娱乐有限公司，最开始只负责办演唱会，顺便为“无线”代理唱片发行。到了1982年，“华星”成立了唱片部和经理人部，签下了第一位歌手陈美龄，她就是1983年第一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愿你继续醉》的演唱者。
之后的一年内，“华星”连续签下了罗文、陈洁灵、甄妮等成名歌手。现在看来这都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华星”签下了两位当时并不出名，但日后如日中天的巨星，一个是张国荣，另一个是刚刚在“新秀歌唱大赛”中夺冠的梅艳芳——这个比赛就是“无线”举办的。说起来邵逸夫其实还是在“造星”，只不过他培养的不是演员，而是歌手。
手中拥有“华星”这样的唱片公司，拥有“无线”这样的电视传媒，恰逢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经过“我系我”时代的十年淬火，已经成为香港娱乐文化的主流，那么，以邵逸夫惯常的手段，在1983年推出“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这第一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中，有一首歌似乎可以为这场流行音乐盛典命名——《迟来的春天》。
《迟来的春天》在谭咏麟的众多金曲中，传唱程度并不是很高。但细想起来，他最早在内地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国语版本，拗口的粤语版在当时还不被大部分内地听众接受，像《水中花》《爱在深秋》的粤语版多少还有人能唱出来，但像《夜未央》的粤语版《梦仍是一样》、《像我这样的朋友》的粤语版《争气》、《难舍难分》的粤语版《今夜情为证》，又有多少人记得住歌词呢？
其实，《迟来的春天》这首歌谭咏麟也唱过国语版，但那要到1991年了。内地歌迷最早接触这支旋律的国语版，是在1984年。当时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盒带销量达到180万，据说这标志着内地第一个真正的流行歌手诞生，唱这首歌的人叫周峰——2013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陈明又一次翻唱了周峰的国语版：《梨花又开放》。
而这首歌还有个英文版，收录在1978年的专辑《Day Dreamin'》中，歌名叫《Good Morning Sorrow》。不了解这张古老专辑的人也许会哑然失笑，这个比谭咏麟早唱了5年的人，正是张国荣。
这一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中，谭咏麟仅有《迟来的春天》入选并得奖。对他来说，1983年是“迟来的春天”，多少还有点儿春寒料峭的意思，下一年他爆发似的入选10首歌曲，凭着3首歌横扫5座奖杯，立即一片春意盎然。而对香港乐坛来说，1983年更是“迟来的春天”，虽然比香港电台的“香港中文十大金曲”晚了5年，但这个迟来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将香港流行音乐带入了一个以电视传媒为主题的时代，暗示着香港流行音乐的春天。
说1983年是个春天，对另一个人来说恐怕有点儿哭笑不得，因为，这一年他破产了。
这个人绝对是个狠角色，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目睹过父亲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可以说“东山再起”这4个字他完全不陌生，简直就是他的人生基因。
等他用短短3年的时间爬起来后，香港娱乐圈便迎来了今天的大鳄——他就是杨受成。
1983年十大劲歌金曲获奖名单
1.《今宵多珍重》陈百强
2.《渔舟唱晚》关正杰
3.《倦》叶德娴
4.《激光中》罗文
5.《愿你继续醉》陈美龄
6.《一段情》钟镇涛 彭健新
7.《赤的疑惑》梅艳芳
8.《交出我的心》梅艳芳
9.《迟来的春天》谭咏麟
10.《常在我心间》关正杰、黄露仪
劲歌金曲季选最受欢迎奖：《常在我心间》主唱：关正杰、黄露仪
作曲填词人投票最受欢迎奖：《一段情》主唱：钟镇涛、彭健新
AGB观众抽样调查最受欢迎奖：《今宵多珍重》主唱：陈百强
1984 情爱听来太赤裸
1984年发生了一起事件，几乎可以肯定，它会被载入香港流行音乐文化史。
别猜这件事是什么，就算资深歌迷也未必猜得出来，因为这件事很“小众”，更因为那两年里香港流行乐坛发生的大事件太多。
比如，梅艳芳刚一出道就到日本踢馆，1983年在东京音乐节上获得“亚洲特别奖”，甩掉了“徐小凤第二”的帽子，唱片《飞跃舞台》为她打造了东方麦当娜的形象，隐约露出了“天后”的面目。
再比如，和梅艳芳几乎同时出道的是叶蒨文——必须得说的是，她名字中间的字是繁体字“蒨”，而不是“倩”，简化过来就会写成奇怪的“叶茜文”——这位未来的歌坛“天后”根本不识谱，而且当时的中文水平相当可怜，会说，但不认识，看张报纸都费劲儿。她唱粤语歌的发音方法是林子祥教的，而林子祥的方法看起来很不靠谱——把英文字母当音标，拼注在汉字上来发粤语的音——说穿了，这是个笨小孩学英语的法子，向来要被老师批评的，可这样的人硬是当了歌手，刚出了一张唱片就获得了1984年第二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林子祥尝到甜头后，很可能又教了一位学生。1984年，也是杨紫琼初到香港的年份，拍入港的第一部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据说电影台词是用英文标在中文上生生背下来的。几乎可以认定，这招也是林子祥教的，因为他正是这部电影的主演之一。
还比如，这一年，和梅艳芳、叶蒨文一样迅速奠定了巨星地位的是张国荣，他的《Monica》一夜之间红遍全港。1984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的整个舞台就是让《Monica》给掀翻的。平心而论，“哥哥[3]”在颁奖礼上唱的这一版《Monica》，很难说是这首歌的LIVE（现场）版本中最好的。因为现场简直没法好好欣赏他的声音，每一次唱到“Monica”的时候，台下都是一片女孩子的尖叫，并引来此起彼伏、根本踩不到拍子上的女声合唱。从张国荣的现场表现来说，当年的唱腔还有点儿紧，造型还太青涩，怎么看怎么像是歌手版的宋子杰[4]，激情和不羁多了些，成熟与洒脱还不在他的脸上，所以，这时候的他不是“哥哥”，而是“荣少”。
若说1984年对以上几位巨星来说是崭露头角的一年，恐怕并不合适。当时的梅艳芳虽说刚二十出头，但她四岁半就开始登台演出了，算得上是歌坛老江湖；叶蒨文在这一年发行了第一张粤语唱片，可她4年前就在台湾做过歌手，来香港后又拍过几部电影，严格来说不算新人；张国荣就更不用说了，其实前一年的第一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中，他便有《风继续吹》和《一片痴》入围，只不过没获奖。若说他的出道，则可追溯到1977年，当年张国荣获得“亚洲业余歌唱比赛”亚军，冠军就是《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参赛学员钟伟强。
相比之下，下面要介绍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崭露头角——1984年，一位年轻人在“全港十八区业余唱歌大赛”上夺冠，在当时，他被称为“关正杰接班人”。
被称为某人的接班人，要放在体育界，一般指的是某个后辈有天赋，却总没前辈那个能耐。媒体炒作出来的“马拉多纳接班人”，加起来少说也有一个巴掌了，马拉多纳本人亲口御封的就有好几个，如果不是梅西出现了，都不知道老马能不能活着交班；篮球方面更甚，将近17年过去了，乔丹的接班人依然难产。但不管有没有人接班，能让大众操心“交班”问题的前辈，一定是当时的王者。
关正杰正是那个时代香港流行乐坛最重要的实力歌手。在1983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创办之前，他已经在1979~1983年的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领奖典礼中拿奖拿到手软，共有8首作品得奖。他那一把温厚的唱腔，可以把中式小调唱得温情款款，也可以把外国改编歌唱得充满诗意。但很搞笑的是，关正杰并不是娱乐圈的人，唱歌属于玩票。他的本职工作是建筑师，据说现在是西雅图的地产发展商。
关正杰身上没有流行歌手那么多花哨的东西，外表是老派的风格，整整齐齐的中年男士发型，着装不是领带就是领结。和娱乐圈更加格格不入的是，无论走到哪儿，他都是一副严肃正气的样子，稳重端庄得像是一个政府发言人，怎么看都和娱乐圈不搭界。如果和罗文站在一起，关正杰倒像是罗文的长辈，实际上呢，罗文比他大了4岁。
关正杰就是这样一个人品和形象都超级正气的人，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正气杰”，与现今的娱乐圈明星相比，当年的“正气杰”绝对是老少通吃，不仅引来年轻粉丝的追捧，连街上卖鱼蛋粉的阿伯都知道他的花名。他的歌和他的形象倒是十分搭配，作为1982年的“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关正杰的歌曲主题大多是正义、和平、希望，相当地正能量，放在今天恐怕没几个人爱听，但在当年的香港却是脍炙人口的金曲。
1984年“全港十八区业余唱歌大赛”的冠军，唱的就是关正杰的名作。这位“关正杰接班人”后来被称为“歌神”——他就是张学友。
对张学友来说，1984年夺冠固然是他个人音乐生涯的里程碑，但文章开头说的那桩“大事件”却不是张学友签约“宝丽金”唱片进入娱乐圈这件事。客观地说，张学友出道，这在喧闹的1984年香港流行乐坛并不重要，哪怕他是日后乐坛的标志性人物。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他唱的那首歌《大地恩情》，它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这部电视剧是“丽的”制作的，在1980年掀起了“丽的”与“无线”的电视大战，因为《大地恩情》收视率超高，直接导致“无线”的《轮流转》被迫腰斩。
电视剧《大地恩情》背后隐藏着这段电视业商业化的“腰斩”往事，而作为歌曲的《大地恩情》，也是流行音乐商业化的一个标志性坐标——在此之前，香港流行乐坛尚有大量类似的民歌型作品，而此后，爱情成为了流行歌的主题。1984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谭咏麟总共入围10首歌曲，除了《傲骨》，其他的全是情歌；获奖的10首“金曲”中，除了梅艳芳的《似水流年》、关正杰的《天籁》和下面要说的这首外，又都是爱情歌曲。这与前些年武侠影视剧歌曲占据主流地位完全不同，我们似乎可以用1984年的一首“金曲”歌名为这种流行音乐题材的变化命名——《无敌是爱》。
说起来，《无敌是爱》还真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励志歌曲。词作者许冠杰是那个时代的偶像，他在这首歌里呼吁社会爱心，其中的一句歌词写道“若是人人储爱于心内，世间将会更加可爱”，这和1989年内地流行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真心没什么两样。
《无敌是爱》的演唱者甄妮在同一年还有一首“金曲”——《再度孤独》，歌词非常直白，甚至有“此刻找不到生的意义，人活但如死”这种如今看起来肉麻的词句。但说句公道话，这就是当时甄妮的心声。1983年7月，甄妮的丈夫、功夫片影星傅声驾着甄妮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辆保时捷跑车与人飙车，发生车祸，英年早逝。《再度孤独》其实就是一首悼情之作，在傅声、甄妮夫妇天人永隔的故事背景下，歌词越直白越感人。
但是，没有甄妮夫妇这样的背景故事，“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歌词也在这时泛滥开来。1984年谭咏麟入围但没获奖的《夏日寒风》中有这样的歌词：“狂呼我空虚、空虚，怒骂是她不对，强忍眼泪，从此我愿独在痛苦中活下去”，如今看起来相当恶俗，可在当年，这样的歌词比比皆是，好像不这样写就不会填词似的。
对于这样的流行音乐文化现象，有一位词作家相当不满，于是，他发起了“非情歌运动”。
这位词作家叫卢国沾，他就是《大地恩情》的词作者，他的名作还有《人在旅途洒泪时》《万里长城永不倒》。看到这两首歌名就知道，这是从“我系我”时代走过来的老牌创作人。
那个时代的歌曲可谓“三驾马车”，一驾是大气的家国题材，一驾是正义的武侠题材，还有一驾就是社会题材。所谓“社会题材歌曲”，有些类似如今的“公益歌曲”，可以针砭时弊地写一些社会现象，也可以呼唤真善美，唱亲情、友情和人生哲理，最不济的也得抒发个人远大的理想抱负。除了这些，在香港本地还有一种独特的类型，那就是强调“香港意识”的，比如罗文的《狮子山下》和许冠杰的《铁塔凌云》这一类歌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内地歌迷都把这种不涉及男女情爱的歌曲统称为“励志歌”。
“励志歌”的概念当然是不准确的，难道社会题材励志，武侠题材和家国题材就不励志了？不过，这个概念准确与否并无所谓，爱叫什么叫什么好了，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是，“非情歌”道路在香港是否能够走得通。
以前，香港流行乐坛是有过“非情歌”现象的。在“我系我”时代，香港流行音乐受台湾影响很大，很多音乐文化现象都和台湾乐坛有关。1974~1976年，胡德夫、杨弦、李双泽等人开启了台湾现代民歌运动，1977年台湾开始举办“金韵奖青年歌谣演唱大赛”，1978年举办“民谣风”大赛，几年内就涌现出齐豫、蔡琴、包美圣、潘安邦等歌手，并发掘出李宗盛、陈秀男、李子恒、马兆骏、梁弘志等日后流行乐坛创作领域的大腕儿。在这些人里，需要提的是当时才14岁的黄韵玲，她就是2013年《梦想星搭档》里顶替李泉与古巨基临时搭档的那位歌手，也是2014年《我是歌手》第二季里为曹格伴奏《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老师，其实，这首歌就是她的作品，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她才24岁。
受到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影响，香港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民歌时代，其中的标志性人物就是区瑞强。1979年，当时还是电台DJ的区瑞强唱了一首民歌《陌上归人》，一举成名。而香港电台紧随台湾流行音乐文化风向，在1981年、1982年主办了两届“城市民歌公开创作比赛”。可惜的是，香港的民歌运动昙花一现，留到如今的经典歌曲只有《问》（新曲新词冠军）和《昨夜渡轮上》（旧曲新词亚军）。但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城市民歌公开创作比赛”中，有一位20岁的小姑娘参赛了，她就是日后郭富城的经纪人梁美薇（小美），1982年的参赛者还有当时19岁的古倩敏[5]和刚从大学毕业的潘源良[6]。
香港民歌运动是“我系我”时代尾声中的一个短暂的音符，到了“滔滔两岸潮”时代，香港流行乐坛迅速进入商业化轨道，题材内容上的革新显得不那么重要，娱乐工业越来越多地将目光盯在了市场上。1983、1984两年，更为重要的乐坛事件就是，众多大牌歌星纷纷跳槽，这比他们唱了什么更让人津津乐道。徐小凤率先从“CBS”唱片跳槽到新成立的“康艺成音”，许冠杰、关正杰也紧随其后，离开“宝丽金”加盟进来；林子祥和罗文则从“百代”出走，分别投奔“华纳唱片”和“华星”旗下。
前辈们纷纷改换门庭，给后辈新人提供了良好的出头机会，也迅速推进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商业化进程。这一推动，从好的一方面来说，是刺激了歌星包装和唱片营销等一系列娱乐工业的发展，造就了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期；从不好的一面来说，竞争的加剧也导致了娱乐传媒的畸形发展。
香港流行乐坛的高速商业化，影响的不仅仅是传媒，更直接的是歌曲创作的质量。词作为了迎合听众口味，写法、用词越来越低劣，再走下去早晚会出现“神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卢国沾发起了“非情歌运动”。对这样老牌的词作人来说，习惯了“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的文雅表达，类似“狂呼我空虚、空虚”这样的歌词在他们眼里实在太空洞无味，让曹雪芹写二人转，实在没法下笔，自己写了都觉得寒碜。
作为倡导者，卢国沾率先为“非情歌运动”做出了尝试。1984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入围的40首候选歌曲中，甄妮的《梦想号黄包车》与谭咏麟的《傲骨》就是出自他的笔下，可惜都没有获奖。《傲骨》的歌词比较浅显，意境上稍显劲力不足，而《梦想号黄包车》就不那么通俗，卢国沾用了高度象征化的笔法，把歌词搞得讳莫如深，绞尽脑汁读上两遍也未必能把整首词读通。
1986年的时候，内地有一个小姑娘出版了一张叫《梦想号黄包车》的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很有那个年代的特征：所有歌曲都是翻唱。其中有谭咏麟的《朋友》《爱情陷阱》和麦洁文的《莱茵河之恋》。
这张国语专辑的封面设计极为大胆，演唱者穿着当时社会观之色变的泳装，要知道1978年中国银幕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泳装镜头，恐怕年轻影迷想不到，这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竟会是电视剧《任长霞》的主演刘佳。到了1983年年底，全国彻底取消布票，1984年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更是直观地反映了老百姓对“服装改革”的迫切要求。可呼声归呼声，没几个敢公然穿泳装。1984年央视播出穿着紧身衣的《健美5分钟》，都被很多人批评为“不正经”。这位大胆地将穿着泳装的照片用在专辑封面上的小姑娘，当年的名字叫安琪，两年后的1988年，她参加了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以《黄土高坡》和《我热恋的故乡》获得通俗唱法第二名——她就是杭天琪。而同届的冠军也是内地流行乐坛最早的巨星之一，他叫陈汝佳。
在那张国语翻唱的《梦想号黄包车》专辑中，《朋友》《爱情陷阱》《莱茵河之恋》这几首歌除了个别字词，几乎就是将粤语原词唱成国语，但主打歌《梦想号黄包车》的歌词改动比较大，虽然主题和意象脱胎于卢国沾的原词，可词句根本不一样，等于重填了新词。这似乎也说明，卢国沾的粤语版歌词太过晦涩，“非情歌运动”固然要避免创作上的恶俗化，但通俗歌曲嘛，歌词还应该是通俗流畅才好，如果走向了纯文艺的小众之路，也难免让人觉得矫枉过正。
其实，《梦想号黄包车》并不是“非情歌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首部作品，真正公推为“非情歌运动”代表作的是麦洁文演唱的《螳螂与我》，这首歌也是卢国沾“非情歌运动”中的第一首作品。
关于《螳螂与我》的创作，卢国沾后来回忆说：“我决定冒险走一条被人劝喻不要进去的路，因为这是死路，过去的歌词历史，证实了这个说法完全对。但是我决定走。”他为了推销自己的词作理念，先是在唱片公司造舆论、搞渗透，让唱片公司心甘情愿跟他冒险，大胆地接受了这种小众的歌词。
对于《螳螂与我》的歌词，黄霑则充分肯定。他撰文说，“《螳螂与我》的创意与意境，粤语流行曲中仅见，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创作”，“这首歌在流行曲史上应有地位，因为它在尝试闯开一条时人没有走过的路”。
而“非情歌运动”还出现了一个“副产品”，1984年香港电台搞了一个“非情歌填词比赛”，夺冠的是梁伟文。这个人我们好像很陌生，但他的笔名我们都知道——林夕。这首夺冠作品就是钟镇涛的《曾经》，从此，这位日后以词作人的身份获得“金针奖”的填词大家走上了创作道路。
“非情歌运动”没坚持几个月就消亡了。“励志歌”虽然不再吃香，却也并非没有市场。一方面，歌星们总得树立自己健康正面的偶像形象，爱情歌曲唱多了显得不够阳光，总得有一两首正能量歌曲代表作，遇到赈灾义演啥的也好拿得出手；另一方面，唱片公司和词人们也清楚情歌泛滥的后果，尤其是词人们，几十首情歌写下来都审美疲劳了，总要换换口味填几首“高雅”的方显品位。
“励志歌”在1986年有过一次小小的回头热潮。这一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上，《几许风雨》《有谁共鸣》《无言感激》这几首经典正能量歌曲全都获奖，其中《几许风雨》还获得了同年度的另一个颁奖礼“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填词奖”。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们的词作出于一人之手——曾在1981年“城市民歌公开创作比赛”中参赛的梁美薇（小美）。
小美此时已经在“无线”工作了，1984年，纽约出现了一首走红的舞曲：Shannon Brenda Greene的代表作《Let The Music Play》，这首歌相当经典，如今有多少个改编版本数都数不清楚。这样的作品，香港流行乐坛没有理由不改编，但当时约好的填词人忙得没空，DJ无奈地把任务交给了在“无线”当助理的小美，小美填上了中文词，这就是麦洁文的《爱跳舞的少女》。据说这就是小美正式出道的经历，这一出道，便一发不可收拾，当她创作出《几许风雨》后，便一跃成为著名填词人了。在韩国版的《我是歌手》舞台上，金范秀曾经演绎过《几许风雨》的韩国原版，听了我们才知道，敢情它是一首悲伤的情歌，但在小美的填词下，改编为激昂坚韧的励志歌。除了给罗文的《几许风雨》、给谭咏麟的《无言感激》、给张国荣的《有谁共鸣》《由零开始》，小美还有一首“非情歌”的经典之作：Beyond的《真的爱你》。
几首歌写下来，小美的歌词成了香港流行乐坛“励志歌”的标签，但她之后，“励志歌”回归了它本身应有的位置，香港流行乐坛真正进入了“无敌是爱”的阶段。
以现在的角度回顾30年前的故事，“非情歌运动”注定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一厢情愿。如果“励志歌”成为流行音乐的主流，又或者歌手们清一色地只唱这类歌曲，那么，这个乐坛一定是出问题了，要么是思想意识上畸形，要么是迫于某些社会压力或社会情绪。
在商业化的通俗文化市场中，情歌几乎一定会占据流行乐坛的主流地位。“非情歌”不会大行其道，更不可能因为某些人的呼吁而成为主流；但“非情歌”也不会消亡，我们要相信，社会上总有一个群体在坚持着小众文化的探索与推广——就在1984年，香港的一支乐队推出了他们的第一张唱片。
这才是本章开头所说的那起“必定被载入香港流行音乐文化史”的大事件，它和卢国沾的“非情歌运动”几乎同时发生，对照起来看，相映成趣。
这张唱片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但它被香港媒体评选为“港产50大经典唱片”。乐队的名字叫“黑鸟”，是一支不折不扣的专门和政府唱反调的“无政府主义者”乐队，其灵魂人物叫郭达年。“黑鸟”鲜明的立场和态度，使它被公认为香港独立乐团的鼻祖。
郭达年和“黑鸟”的音乐，恐怕很难归入通俗意义上流行音乐的范畴，但郭达年本人对香港流行乐坛非常重要。他当时是《吉他》杂志的主编，希望挖掘志同道合的香港摇滚分子，于是顺理成章地搞了“香港吉他大赛”。在1983年的比赛中，他发掘了几个年轻人，这就是早期的Beyond。
“香港吉他大赛”办了几届就宣告结束，但就在这几年里，郭达年从中发掘出了几位音乐人：其中一个叫包以正，是日后香港爵士乐的扛鼎人物；另一个叫刘以达，1985年和黄耀明组成了“达明一派”，他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周星驰电影《食神》里的“梦遗大师”；此外，郭达年还发掘了一个叫“David Ling Powerpak”的乐队，它就是“太极乐队”的前身。
“非情歌运动”虽然昙花一现，但“非情歌”一直存在于Beyond、太极乐队、“达明一派”以至现今林一峰的音乐中，当年搞成仿佛不大声疾呼就无法控制局势似的“运动”，显然是太过杞人忧天——这才是“非情歌”本该有的位置，它就像摇滚一样，不会大红大紫，却绝不会死，它会倔强而妖艳地开着自己的花。
1984年十大劲歌金曲获奖名单
1.《零时十分》叶蒨文
2.《爱在深秋》谭咏麟
3.《似水流年》梅艳芳
4.《天籁》关正杰
5.《再度孤独》甄妮
6.《无敌是爱》甄妮、许冠杰
7.《偶遇》林志美
8.《Monica》张国荣
9.《爱的根源》谭咏麟
10.《幻影》谭咏麟
最佳作曲奖：《爱的根源》作曲：陈斐立
最佳填词奖：《爱在深秋》填词：林敏骢
最佳编曲奖：《爱的根源》编曲：卢东尼
最佳唱片监制奖：《爱的根源》监制：关维麟
最受欢迎男歌星：谭咏麟
最受欢迎女歌星：甄妮
金曲金奖：《爱在深秋》
劲歌金曲荣誉大奖：徐小凤
1985 雅痞隐者林子祥
1985年的第三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只能用四个字形容——波澜不惊。
获奖歌星的阵容怎么看怎么正常。谭咏麟携上一届狂揽三项“金曲”的余威，本年度又上演了帽子戏法。伦迷[7]将《爱情陷阱》专辑和前一年的《雾之恋》《爱的根源》专辑合称为“爱情三部曲”，但仅就曲风而言，这更像是个混搭，和后两首的深情款款相比，《爱情陷阱》的风格太过劲爆。
如果说深一点儿，从文化意义上看，劲爆的曲风一定和当时的迪斯科热潮有关。和日后演变为老太太的晨练广场舞不同，当年的迪斯科是年轻人的时尚。
香港迪斯科的开端，要追溯到1978年，美国电影《周末狂热》和《油脂》在香港上映后，立即掀起了一股跳舞热潮。尖沙咀有一家很出名的迪斯科舞厅，叫Hollywood East（东方好莱坞），1985年，它的DJ将欧美的流行舞曲重新混音播放，这种新鲜玩法迅速成为流行时尚，并风靡东南亚。两年后它传入内地，便有了一个成为内地流行文化标签的名字：荷东[8]。
受迪斯科舞曲时尚的影响，当时的香港流行音乐也扑向了这个市场，很多歌曲在创作技法上偏向4/4拍、结构简单、多次重复的舞曲风格，以迎合酷爱迪斯科的年轻听众。1985年谭咏麟的另一支获奖金曲《暴风女神Lorelei》就是典型的例子，它在编曲和配器上就刻意强化了舞曲的特征，后来更是推出了一个混音版本，长达10分钟，完全就是为跳舞准备的。
若说起迪斯科舞曲，跨越不过去的就是张国荣的《Monica》，有评论说正是这首歌开启了香港的迪斯科文化。这样的说法未免太高估《Monica》的地位了，如果这是粉丝的盲目崇拜言论，那还好理解，但若是正经的乐评，几乎就是倒因为果的糊涂逻辑。迪斯科迟早都会风靡，哪里是个别巨星能左右这个时尚大势的？张国荣只不过恰逢其时地唱了一首《Monica》而已。客观地说，这歌谁唱都会红一阵子，能成为巨星，绝不是靠《Monica》这么简单。
尝到舞曲的甜头之后，“哥哥”趁热打铁地以同类风格的《不羁的风》再次获得1985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项。这首歌收录在《为你钟情》专辑中。现在看来，这张专辑的慢歌经过岁月的洗涤已经沉淀为经典，快歌好像不受人待见，在多次演唱会上，“哥哥”也只是以串烧的形式唱那么一两句，可看过2013年《继续宠爱十年——张国荣纪念演唱会》陈慧琳的现场版后，公平地说，这些快歌真心不好唱。
另外必须八卦的是，《为你钟情》专辑封面上，“哥哥”戴了一只卡地亚三色金戒指，当年他特意嘱咐摄影师陈幼坚一定要拍到这枚戒指。多年以后，陈幼坚明白了，它是唐先生送的。
和张国荣、谭咏麟一样走劲歌风格的是梅艳芳，《坏女孩》获得一项“金曲”奖。它不仅是一首劲歌，也是一首相当著名的禁歌，因为它，梅艳芳在内地遭遇7年封杀，解禁后终于拿到2004年北京演唱会的批文时，她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坏女孩》专辑的销量相当惊人，据说在香港本地达到了八白金[9]，直到目前也只有张学友打破过这个纪录。这张专辑的所有歌曲都堪称经典，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心听完压轴的那首慢歌：《孤身走我路》。
谭、张、梅的三足鼎立之势已经形成，新人们的表现更值得一提。1984年出道的张学友凭着《情已逝》顺利地跻身“十大”，相比1983年出道的吕方来说，这个成绩似乎说明张学友后来居上、更胜一筹，但事实上是不好这样比的，两人作为“宝丽金”和“华星”各自力捧的新人可谓不分轩轾，都是第一张唱片即获奖。看看其他新人处女唱片的命运，就能清楚这样的成绩多么不容易——1985年，林忆莲、周启生、刘德华都发行了进入歌坛的第一张唱片，前两者反映平平，而刘德华唱功太稚嫩惨遭媒体批评，还因为和“无线”的合约问题，有3首歌被封杀了。相比之下，1985年邝美云的处女唱片《再坐一会》有双白金的销量，表现相当突出了。
若论唱功，吕方是可以在香港流行乐坛占据一席之地的。他和梅艳芳一样在“新秀歌唱大赛”上出道，是第二届的冠军。
1984年第三届的冠军实力也不俗，他其实在1982年第一届就参赛过，据说张国荣还帮助过他，可惜止步在前三十强。1984年他重新参赛，击败了戴思聪[10]的女儿戴蕴慧获得冠军。但他的歌唱道路却没有梅艳芳和吕方顺利，苦熬了8年才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然而此时他已经成了一名喜剧演员，他就是张卫健。
在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上，又有一批新人出道了，冠、亚军分别是杜德伟和苏永康，但有两个没有名次的新人却不得不提，一个是李克勤，另一个是周慧敏。李克勤很快又在同一年的“全港十九区业余歌唱大赛”上夺冠。周慧敏出道后的男友就是参加张卫健那一届比赛（1984年）的陈德彰，1986年他与黄耀光合作组成了“Raidas”乐队，《吸烟的女人》是他们的代表作，乐队火过一阵子就解散了，却捧红了它的填词人林夕。周慧敏的绯闻男友不少，可要说起最出名的那位，要等到1987年第六届“新秀歌唱大赛”才会出来：亚军刘锡明。
1985年的“新秀歌唱大赛”是最出人才的一届，除了杜德伟、苏永康、李克勤、周慧敏外，同时崭露头角的还有吴国敬、草蜢、梁雁翎，加上下一届的许志安、黎明、关淑怡、袁凤瑛，这两年为香港流行乐坛贡献了一大批人才。
但不是所有新人都可以唱出来的。1984年，香港出现过一支组合，当时的成员是16岁的胡渭康、17岁的林利和21岁的孙明光。其中，孙明光是吕方那届（1983年第二届）的亚军，林利和胡渭康则是梅艳芳那届（1982年第一届）的参赛者。其实，这支组合最早都是由第一届新秀组成的，不过排练时，当时的成员蒋庆龙扭伤了，无奈退出，只好让第二届亚军孙明光顶班加入，由此固定了组合阵容——这支乐队就叫“小虎队”，和几年后台湾“小虎队”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网络上还有歌迷在问“无线”剧集《新扎师兄》的主题歌《伴我启航》为什么没在台湾“小虎队”的专辑中出现过，就是因为不知道香港也短暂存在过一支“小虎队”。《伴我启航》是粤语歌曲，怎么可能是台湾“小虎队”的作品？
如果说张卫健苦熬8年已经很不走运了，那么，这支香港“小虎队”简直就是惨不忍睹，他们仅仅存活一年就解散了，只留下了不多的几首歌。但内地的早期歌迷应该不会对他们的歌陌生，当年有部很火的香港电影叫《霹雳情》，其中的主题歌就是香港“小虎队”原唱的，他们还唱了一支插曲，恐怕老歌迷还能哼唱出来，这首歌叫《请你等等我》。
《请你等等我》的国语翻唱者叫“牛虎豹”，这3个字可以说是内地流行乐坛盒带时代的标志性符号。说到“牛虎豹”，不得不提到天津的老艺术家牛万里。1985年，在内地对通俗唱法还很有微词的时代，这位思想相当新潮的老艺术家自己编曲、配器、演奏并指挥，推出了《牛虎豹》专辑，演唱者牛虎、牛豹都是他的儿子，而另外一个人则是他的徒弟许丽丽——1986年第二届全国青歌赛业余通俗唱法的冠军。
电影《霹雳情》有好几首插曲，分别由梅艳芳、吕方演唱——他们都是“新秀歌唱大赛”出来的新人，看来公司也是想给他们同样的机会公平竞争，不过，香港“小虎队”拿到了《请你等等我》这样的好歌，又多唱了分量更重的主题歌，起点并不低，可是3个人组团也没唱出什么名堂，在娱乐圈里混饭，不认命就是不行——下一个认命的新人，就是前面提到的第六届亚军刘锡明，好歌一大把，形象也不赖，可偏偏因为周慧敏而得罪了倪震。
说回1985年，这确实是个新老两代歌手交班的时段，谭、张、梅这样的中坚风起云涌，张学友、吕方这样的新人有亮点，老前辈更是不甘落后。
这一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罗文拿了个“荣誉大奖”，这很让人奇怪他为什么没有“金曲”奖项入账，实际上，1984、1985两年，他没怎么唱流行歌，而是在忙活粤语舞台剧《柳毅传书》，又跑到广州开了7场演唱会。和罗文一起忙活《柳毅传书》的人曾经在广州做过歌舞团团长，到香港后参加了“无线”的第三期艺人训练班，和周润发、吴孟达是同学，他就是201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得主卢海鹏。
和罗文同时代的另外两位老前辈，也获得了1985年的“金曲”，一个是苏芮，一个是许冠杰。
苏芮的获奖金曲《谁可相依》不必多介绍，值得一提的是苏芮唱《车站》时合唱的人，他叫夏韶声，香港摇滚乐的教父级人物，也是一位严谨的独立音乐人，是张国荣翻唱的《童年时》和刘德华翻唱的《交叉点》这两首歌的原唱。但可惜的是，内地观众认识他，多半是因为他在陈小春版《鹿鼎记》中扮演了陈近南。
再说许冠杰，“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办了3届，直到1985年他才第一次拿个“金曲”奖回去，获奖的歌曲《日本娃娃》无论从音乐还是内容题材上看，都可以说是许冠杰的“神作”之一。曾有人评论《日本娃娃》，说它用诙谐的方式影射了当时香港社会“哈日”的现象，这是不是许冠杰创作的初衷暂且不论，但当时香港流行音乐原创力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拿1985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来说，“十大”中竟然有6首歌是翻唱日语歌曲的。
若说到翻唱，就不能不提1985年必须书写的这位前辈：林子祥。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香港流行乐坛至今，林子祥已经成为跨越多个时代的殿堂级巨星，他是香港流行音乐从英文歌过渡到中文歌的亲历者，也是香港流行音乐黄金期到衰落期的见证者。
很多资料说早期的“玉石乐队（JADE）”是林子祥组建的，这个说法很不靠谱。“玉石乐队”成立于1975年，最初中文名不叫“玉石”，而是叫“翡翠”。1975年年底，“翡翠乐队”受邀到“佳艺”电视台去做节目，因为“无线”有个“翡翠台”，为避免误会，乐队名称改为“玉石乐队”。这只乐队主要唱英文歌，最早的主音歌手是张武孝（大AL），而林子祥经常在节目中客串主音，这样就被观众误认为是乐队成员。当时林子祥是回香港探亲的，他在美国过了4年无所事事的生活，甚至要申请失业辅助金，没想到在香港找到了饭碗。
“玉石乐队”的人员变动极大，成立之初的贝斯手杨乔兴后来做过“新艺宝”唱片的音乐总监，张国荣在这家公司的很多大碟都是他监制的，而后期的主音歌手郑子固也担任过香港“飞碟”唱片的音乐总监。虽然乐队在1977年就宣告结束，但他们却创造了历史：1976年，“玉石乐队”将The Beatles的著名歌曲全新演绎，出版了一张专辑《Beatles Jade》，这是华人乐队的一个创举。
在客串“玉石乐队”之后，林子祥也由唱英文歌转而唱中文歌，1980年第三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中他作曲的《在水中央》和《分分钟需要你》都获得了“金曲”，几年之后，他的《创作歌集》从1984年一直卖到1985年，堪称当时香港流行乐坛原创音乐的标杆。
林子祥是香港流行乐坛非常少见的创作型艺术家。香港有一个填曲家及作词家协会（CASH），这个协会陆陆续续设置了一些奖项，有的是从专业角度评出来的（由创作人提名投票选出），也有的是由协会的版权费分派系统统计出来的，其中的“音乐成就大奖”有些类似于“终身成就奖”，它会颁发给具有杰出音乐才华及对香港乐坛有重大贡献的音乐家。前七届获奖者都是填词作曲人，2003年，林子祥成为第一个获奖的歌手，这是对他音乐创作才华的肯定。
虽然能自己填词作曲，但若论林子祥的翻唱与改编，恐怕除了邓丽君，难逢敌手。与其他歌手纯粹将欧美、日韩的热门歌曲拿来填词重唱不同，林子祥的翻唱已近出神入化之境。我们来看看他翻唱的歌曲：
《偷得浮生半日闲》，翻唱自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爵士，这位7次格莱美奖、4次全英音乐奖以及奥斯卡奖和金球奖的获得者，就是个活着的“神”，介绍他需要列举流行音乐史上无数个“第一”：
《国旗》，翻唱自爱尔兰音乐剧艺术家康姆?威尔金森，他最有名的身份是在音乐剧《悲惨世界》中饰演冉?阿让，2012版《悲惨世界》中那位仁慈主教的扮演者也是他。
《友爱长存》，翻唱自莎拉?布莱曼，这首歌的原作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主题歌《永远的朋友》。
《终于胜利》，翻唱自7次格莱美奖获得者，摇滚名人堂、创作人名人堂的入选者比吉斯（Bee Gees）乐队。
《上瘾》，翻唱自8次格莱美奖获得者、史上最伟大的摇滚女王蒂娜?特纳。
《孤身旅者》，翻唱自15项格莱美奖获得者、被誉为“西洋音乐教父”的大卫?佛斯特。
《我要走天涯》，翻唱自获得过5个格莱美奖、发行了5张Top 10专辑、6张金唱片和3张白金唱片的彼得?耶罗（Peter Yarrow），是“彼得、保罗和玛丽”（Peter，Paul & Mary）组合一员。
《梦里灵犀一点通》，翻唱自英国杰出的流行灵魂乐歌手比利?欧生（Billy Ocean）。
《夕阳》，翻唱自“警察乐队”的前主唱兼贝斯手、英国乐坛的常青树斯汀（Sting）。
《我爱你》，翻唱自6次格莱美奖获得者比利?乔尔（Billy Joel）。
《松一松》，翻唱自1953年成立、竟然至今还没有解散的老爷级黑人灵魂音乐合唱团“流浪者”（e Driersss）合唱团。
《爱到发烧》，翻唱自1982年获得格莱美音乐奖最佳R&B奖提名奖的美国“达沙”（DAZZ）乐队。
《敢爱敢做》，翻唱自美国最负盛名的摇滚团体之一的“杰斐逊飞机”（Jeerson Aircra）乐队。
《仍是爱着我吗》，翻唱自“芝城之光”乐队。
《结伴同航》，翻唱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顶尖的R&B组合“大西洋之星”（Atlantic Starr），它的原作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而且是当年中国人学英语必听的英文歌之一。
《紧靠一起》，翻唱自后摇滚乐黑人音乐时期最佳民歌手之一的本?金（Ben.E.King），这首歌是电影《伴我同行》的主题歌。
《你在何方》，翻唱自在乐坛有一代传奇民谣女伶美誉的民谣女歌手珍妮斯?伊安（Janis Ian）。
《千亿个夜晚》，翻唱自迈克尔?杰克逊的三哥杰梅因?杰克逊。
《阿Lam日记》，翻唱自拉丁音乐团体“迈阿密之音”（Miami Sound Machine）合唱团。
《成吉思汗》，翻唱自1979年欧洲歌唱大赛中的一支德国流行乐队；
《花街70号》，翻唱自蓝调布鲁斯歌手罗伯特?克雷（Robert Cray）。
《深夜里》，翻唱自法国二人组合“莫逆之交”（David &Jonathan）。
《午夜摇摆》，翻唱自拉丁摇滚乐队“桑塔纳”（Santana）。
在翻唱作品中，也许这首歌是内地歌迷最熟悉的，它是英国动画片《雪人》（The Snowman）里的插曲，翻唱为《再等一个晚上》。此外，林子祥的《何时何地》也是动画片的主题曲，那部动画片是1986年的《美国鼠谭》。
以上翻唱作品，起码原先就是歌曲，只不过需要重新填词，但林子祥还玩出了新花样，他把原先没词的外国曲子当成歌给唱了。他将一首德国舞曲填词翻唱为《阿里巴巴》，另两首更出人意料——肯尼?基（Kenny G）的《回家》和爵士萨克斯手大卫?山朋（David Sanborn）的《Goodbye》也被填上了词，改编成了《蒲公英》和《可以吗》。
在这种给乐曲填词演唱的歌曲中，最著名的要数《数字人生》。它的原曲要追溯到德国作曲家巴赫在18世纪早期创作的《G大调小步舞曲》。这段曲子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音乐家改编过，比如流行音乐大师昆西?琼斯的爵士乐版本和意大利音乐家吉奥吉?莫罗德的电子乐版本（《Duel》）。可以想象的是，流行音乐也没有放过这段旋律，很多歌手都把它填上词来演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流行乐坛盛极一时的女子三重唱组合“至高无上”（The Supremes）、同时期的美国黑人灵魂乐组合“灵魂”乐队（The Delfonics）、美国流行女子组合“玩具”组合（e Toyss）、英国流行歌手茜拉?布莱克（Cilla Black）等，都唱过这首歌。传说《G大调小步舞曲》是巴赫写给第二任妻子安娜用来练习钢琴的小段乐谱，所以在流行音乐领域里，一般将改编后的歌曲取名叫《A Lover's Concerto》。
纵观林子祥的翻唱作品，原作的来源非常广泛，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及拉美地区，当然，他也和其他歌手一样翻唱日本的流行歌，但非常少，大概只有中岛美雪和泽田研二的几首作品。他翻唱的作品还涵盖了多种曲风：乡村民谣、R&B、摇滚、拉丁、电子乐、黑人音乐等，跨度极大，仅就这一点，已让其他香港歌星难以望其项背，更难得的是，林子祥的翻唱经常可以颠覆并超越原版。
林子祥有足够的功力将翻唱演绎出自己的味道，其中公认为完全超越原版的是《千亿个夜晚》和《敢爱敢做》。
《千亿个夜晚》的原版是杰梅因?杰克逊的《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但杰梅因?杰克逊的声线略显单薄，整首歌唱得层次感不强，后来美国歌手葛伦?麦德罗斯（Glenn Medeiros）翻唱过一个版本，进步了很多。
葛伦?麦德罗斯在美国流行乐坛就是以翻唱乔治?本森（George Benson）的《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出名的，这首歌是电影《廊桥遗梦》的主题歌，全世界有很多翻唱版本，中文版本就是吕方的《求你讲清楚》，但世界公认葛伦?麦德罗斯的翻唱最好。
面对这样的翻唱大家，林子祥也要和他比一比，他和葛伦?麦德罗斯一样，翻唱了《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他低音的淳厚、中音的弹性和高音的爆发力，将这首歌演绎成了另一种风格。至少在这首歌上，林子祥不但超越了杰梅因?杰克逊的原唱，也颠覆了葛伦?麦德罗斯的版本。
有这种翻唱能力的歌手，在改编上搞出惊世骇俗的作品就不足为奇了。在香港流行音乐文化史上，几乎任何书写者都无法忽略这首几近“神曲”的歌曲：《每一个晚上》。
《每一个晚上》是中西乐曲的混搭，主歌部分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1981年首演的音乐剧《猫》中《Growltiger's Last Stand》的旋律，若说副歌部分，则要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黄自。
若不是音乐专业出身的歌迷，恐怕很少有人知道黄自，更不可能去找他的作品听，但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李寿全在1983年为潘越云打造的专辑《无言的歌》，也就是收录了罗大佑《爱的箴言》这首歌的专辑，其中有一首《西风的话》，就是黄自的作品——是的，潘越云就是黄自的粉丝，这歌是她小时候喜欢的。
黄自这位英年早逝的音乐家，曾经为很多古典诗词谱曲，比如李白的七言绝句《峨眉山月歌》、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等。《每一个晚上》的副歌就是黄自1935年为白居易《花非花》创作的旋律，这一年黄自只有31岁。
《猫》加上《花非花》，竟然能天衣无缝地组成《每一个晚上》，这种歌曲在当时恐怕让人目瞪口呆。这首歌也获得了1985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顺带拿走了当年的“最佳编曲奖”，编曲人是鲍比达。
但1985年林子祥带给香港流行乐坛最大的震撼，不是他突发奇想地改编了《每一个晚上》，而是他获得第三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的《十分十二吋》，这首歌也获得了当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最有创意歌曲奖”。在颁奖礼上，小胡子叔叔一会儿跑到观众席里巡演，一会儿又到歌手席里挑逗原唱者与他合唱，把整个现场唱了个爆棚，正像这歌的一句词：这晚会爆炸。
《十分十二吋》将22首粤语歌编排在了一起。现在，这种被称为“串烧歌”的东西几乎都是烂大街的广场舞曲，歌手若是演唱，也多半是在演唱会上搞一个Medley（混合曲），很少有人把这当成音乐创作，更没几个人正经八百地当歌唱。
林子祥这种改编翻唱狂人，自然不是一般歌手，他不但把串烧当成创作，还要唱出经典。《十分十二吋》里，林子祥不但编排了自己的歌，还编进了关正杰、卢冠廷、林志美、杜丽莎、梅艳芳、罗文、许冠杰、谭咏麟、苏芮、陈秀雯的歌，中间还开玩笑地把《Monica》改成了“Thanks，Thanks，Thanks，Thanks，张国荣，谁能代替你地位”，这一句已经成为每年缅怀张国荣时后辈歌手们献唱致敬的标准唱词。
这首“串烧歌”中的大部分歌手，歌迷们都了解，但其中的陈秀雯，资深的歌迷都未必知道她是谁。这位十几岁就考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钢琴演奏八级、被黎小田称赞为“拥有金属般嗓子”的艺人，在乐坛发展得并不顺利，却在电视剧行业风生水起。有看早期录影带经历的歌迷应该会听过她的歌，1979年“丽的”有部楚留香题材的电视剧叫《侠盗风流》，主题歌就是她唱的，那年她才17岁。22岁时，陈秀雯出版了《震荡》，它创造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历史：这是香港第一张电子混音版单曲唱片，《十分十二吋》里林子祥翻唱的就是这首歌。
本来，这首《十分十二吋》就是林子祥的游戏之作，连歌名都没有，只是因为编排后的歌曲长度有10分钟，当时又是以12吋的单曲EP细碟[11]发行的，所以起了这么个名字。在歌曲发行后，虽然广播成天在放、听众也很喜欢，但批评的声音也不少，说这种歌太商业化。
这种指责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方面，串烧歌将流行歌里最好听的几句编曲在一起，相比一首陌生的新歌来说，听众接受的起点相当低，尤其是有些串烧歌，一首歌十几分钟，编曲成舞曲风格，根本就是为了迎合迪斯科而准备的，商业气味确实太浓；另一方面，在一些人看来，这种歌没有技术含量，录音室里摆弄着玩玩就得了，哪里需要创造？哪里有艺术可言？竟然堂而皇之地发行出来卖钱？！
林子祥这种特立独行的歌手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在《十分十二吋》之外，他还陆续唱过《街头霸王榜》《好气连祥》《祥情歌集》《Parathon Medley》等一系列串烧歌。而在他的《十分十二吋》之后，许冠杰这样的殿堂级人物也凑起了热闹，唱过一个自己作品的串烧《斤两十足》，周润发恶搞了一个《十二分十吋》，后辈歌手中还有古巨基唱过《劲歌金曲》等串烧歌。
以现在的技术条件，玩串烧歌已经不是歌手的专利了，有台电脑、找个软件就可以做出来，企业年会、网络恶搞，甚至传统相声《学歌曲》中，经常也会听到“神级”的串烧，一首歌唱着唱着竟然能天衣无缝地拐到另一首歌上。由此，问题来了：既然串烧歌这么简单，也有那么多歌星唱过，那为什么一提起这种音乐形式，会一边倒地公认林子祥的最好？
先说一个例子，在谭咏麟斩获2007年“CASH音乐成就大奖”的晚会上，林子祥将《夏日寒风》和《爱情陷阱》编成了一首歌。这两首原本劲爆、活力四射的歌曲，在林子祥的改编下，从节奏拍子到歌词内涵，全变了个样，成了悲伤的慢板情歌。听他唱完，人们不禁恍然大悟，原来这歌词还可以这么理解。
这首《夏日寒风》和《爱情陷阱》的小串烧，足以说明林子祥在串烧上的功力。无论是编排，还是唱功，他都信手拈来。
严谨一点说，串烧歌和“歌曲联唱”理应是两个概念，把几首拍子一样的歌拼接在一起，和把几首拍子不一样的歌曲编成一个拍子，那怎么能是一回事儿？“歌曲联唱”偏向于拼接，这就是串烧歌软件的功能，它能做的事情是“剪辑”；而林子祥的串烧更偏向于整体，他要做的事情是重新创作，从结构主线到选曲编排都要费些思量。这其中更重要的是两点：一是串烧歌要考虑编入歌曲的风格、节奏等音乐方面的问题，免得太吵，听得心烦；另一方面，要考虑高音区和低音区的分配，不能把二十几首歌的副歌高潮编一起去，否则歌手得唱吐血了。
歌曲编排的技巧还在其次，有些功底的音乐人都可以做到，林子祥的串烧歌能做到顶峰，至关重要的是他的唱功、音域和他那刚柔并济的嗓子，这不是随便哪个歌星都拥有的硬件实力。至于后来越来越多的“录音棚歌手”，以现在的技术水准，在棚里录出一首半个小时长度的串烧歌都不奇怪，但是，有实力在现场不偷工减料地唱10分钟的歌手，估计用不了一个巴掌就可以数出来。陈奕迅已经是目前香港流行乐坛的顶尖歌手，在2001年年底，54岁的林子祥和27岁的陈奕迅在“Lam & Eason拉阔压轴音乐会”上现场唱了《十分十二吋》，有人说陈奕迅是降了调的，到了2004年出版《Until We Meet Again》时，林子祥钦点陈奕迅翻唱《数字人生》，陈奕迅直接降了两个Key。
从1975年进入香港流行乐坛开始，到2012年65岁时还在开演唱会，林子祥唱了几十年，有人说他是巨星，他无所谓；有人说他的唱片卖得不好，他更无所谓，好像根本不在娱乐圈中，成天悠闲地看书，打打高尔夫球，兴致来了作首曲子。在这个人的口中，从来听不到娱乐圈里的是非和八卦，近些年偶尔出现在媒体上也都是尽可能地鼓励和提携晚辈歌手。这样一个宽厚低调、极有教养的歌手，早就被香港视为雅皮风范和中产阶级品位的象征，大概在1992年，得了个“歌隐”的名号。
公道地说，在娱乐圈繁华的时代，做“天王”“天后”容易，做隐者难；在娱乐圈萧瑟而浮躁的今天，做隐者也不仅仅是淡薄超然、格调优雅可以形容的，它已经升华为一种人生智慧。
1985年十大劲歌金曲获奖名单
1.《爱情陷阱》谭咏麟
2.《情已逝》张学友
3.《不羁的风》张国荣
4.《听不到的说话》吕方
5.《谁可相依》苏芮
6.《日本娃娃》许冠杰
7.《坏女孩》梅艳芳
8.《暴风女神Lorelei》谭咏麟
9.《雨夜的浪漫》谭咏麟
10.《十分十二吋》林子祥
最佳作曲奖：《谁可相依》作曲：林敏怡
最佳填词奖：《听不到的说话》填词：向雪怀
最佳编曲奖：《听不到的说话》编曲：黎学斌
《谁可相依》编曲：林敏怡
《雪山飞狐》编曲：顾嘉辉
最佳唱片监制奖：《不羁的风》监制：黎小田
最受欢迎男歌星：谭咏麟
最受欢迎女歌星：梅艳芳
金曲金奖：《爱情陷阱》
劲歌金曲荣誉大奖：罗文
1986 不可或缺许冠杰
1992年2月23日，香港的一户人家开了一个大Party。严格来说，这是好友间的私人聚会，但它却是“无线”张罗的，在丽晶酒店办了场子，还请了观众，生生搞成了一场香港流行乐坛盛典。
看看参加聚会的人员，我们很难想象如今的娱乐圈还有谁能有这么大面子，把这帮人聚在一起：张国荣、谭咏麟、梅艳芳、甄妮、泰迪?罗宾、钟镇涛、陈百祥、叶蒨文、林忆莲、关淑怡、伦永亮、张学友、李克勤、吕方、刘锡明、杜德伟、草蜢、邝美云、刘小慧、周慧敏、周启生、刘德华、黎明等，这还不包括电影圈的赵雅芝、毛舜筠、吴君如、吴家丽、麦嘉、柯受良、曾志伟、徐克、吴宇森等人。
在Party上，谭咏麟拿出一张1967年11月1日香港大会堂演唱会的门票，虽然已经过去25年，但票面崭新，看得出谭咏麟一直精心地珍藏着这份回忆。当年，17岁的谭咏麟连温拿乐队的前身“Loosers”都还没有组建，像个小粉丝一样去听偶像的演唱会。25年后的这次聚会上，谭咏麟又唱起了偶像的一首歌，并将它称呼为“神的歌”——《天才白痴梦》。
谭咏麟口中封为“神”的偶像，其实也是当年所有巨星共同的偶像，因为这个人没法超越，他是许冠杰。
这场Party，就是为许冠杰退出歌坛而举办的。就在这一年，许冠杰在红馆[12]连开了41场“告别乐坛演唱会”，创下当时香港歌手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最高纪录。演唱会是向公众告别，而Party实在应该算是私人聚会，也正因其私人性质，已经宣布“告别歌坛”的张国荣才会开了金口，当众与许冠杰合唱了粤语流行歌曲中的经典《沉默是金》。而在此前张国荣宣布“告别歌坛”时，许冠杰为他做了一首歌《急流勇退》，后来听说张国荣已经有了《风再起时》，于是许冠杰将这首歌留给了自己。
娱乐传媒向来不着调，他们动不动就给人“封王封后”，若按照每年电影奖项要评出“影帝”、“影后”的惯例，这么多年下来，流行乐坛上的“天王”“天后”名号根本就是顶不值钱的大帽子。可话说回来，虽然娱乐传媒不靠谱，虽然帽子满天飞，“神”这个字毕竟代表着某人在这个圈子里顶尖的地位，40年下来，直接封“神”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许冠杰，一个是张学友。
说起娱乐传媒不靠谱，有个通病就是善于夸大。按说传媒的大忌就是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可现在网络、报纸上的“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医生”已经屡见不鲜，娱乐传媒动不动就“著名歌星”“天皇巨星”，就连只唱过一两首广场歌的小艺人都可以顶上“歌星”的帽子。
娱乐工业需要宣传营销噱头，大家一笑而过也就罢了，更可恨的是不顾事实乱写。比如许冠杰的父亲许世昌本是个教师，业余爱好传统音乐，擅长二胡和小提琴。母亲李倩云确实唱过粤曲，也公开演出过，但本职身份是电台的广播员。可在传媒笔下，二老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著名国乐大师”和“歌剧学者”。
民国时期的大师伉俪家庭确实是有，但绝不会多到数不过来，更不可能默默无闻。如果真像传媒报道的那样，放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国乐大师”和“歌剧学者”这样的两口子，到哪儿都得算是国宝，可我们咋就不知道呢？
许冠杰后来有首歌，叫《父亲的钢琴》，曲子是周启生作的，歌词是许冠杰自己填的。歌词很故事化：男孩9岁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架钢琴，并抱着他讲述了一番人生大道理，要当好歌星、要用音乐点亮人生云云。
有媒体就根据这歌词发挥想象，说许冠杰出生在一个中产之家，9岁的时候就拥有了一架钢琴。
其实，这是个充满想象的艺术创作，真实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许冠杰一家是1951年从广州搬迁到香港的，当时家里已经有了4个男孩，就是现在被称为“许氏一门，文武英杰”的4位。许冠杰还有个小妹叫许珠迪，这个女孩的公开资料很少，不知道是在广州还是搬到香港后出生的。1973年“香港小姐”比赛的第14名佳丽也叫许珠迪，是不是许冠杰的小妹很难说。凑巧的是，那一届的“港姐”第5名正是许冠杰的好朋友赵雅芝。
许家搬到香港后，最初住在钻石山类似贫民区的地方，一家人挤在一间木屋里。许冠杰的三哥许冠英回忆说，屋子小挤不下一家人，孩子们只好睡在门口，每天早上头发都会被雾水打湿。1953年，香港政府开始兴建公屋安置底层市民，到了1960年，许冠杰一家才成功申请入住到九龙深水埗区的苏屋村。苏屋村落成的时候，共有5152个单元，有三万多市民居住，黄家驹、蔡枫华、周启生等很多音乐人都是从苏屋村走出来的。
苏屋村在当时算是条件很好的公屋，入住人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但绝不是什么高档社区。在钻石山居住的时候，大哥许冠文还得为一家的生计，尾随着运米的车去偷米。等到1960年搬家的时候，许冠杰都已经12岁了。这样想想，他9岁的时候哪里会有什么钢琴？
父亲鼓励许冠杰当好歌星、用好歌创造人生价值，这也是许冠杰的艺术想象。事实上，他父亲根本不允许他学音乐。
大部分孩子多的家庭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弟弟的爱好受到哥哥的影响，哥哥会下棋，弟弟多半也跟着学会了。许冠杰的音乐道路，就是由哥哥带着弟弟玩出来的。大哥许冠文喜欢音乐，带着弟弟们听“猫王”，有次还学着“猫王”穿上了粉红色的衣服。三哥许冠英回忆说，在那个年代，穿粉红色衣服“是一件很大的事”。1964年，The Beatles巡演到香港，引发了全港西洋流行音乐的热潮，很多青少年试着组建乐队，许冠文也赶时髦地邀请同学到苏屋村练琴，就是在这时，许冠杰跟着大哥的朋友学了乐器。
许世昌是不喜欢孩子们学音乐的。固然有一部分原因是老一辈人更喜欢传统的粤曲、很难接受西洋音乐，但平心而论，那年头也没有练功房，一帮半大小子在屋里鼓捣乐器，确实是很烦人；况且他们一个个都留着长头发、打扮得“不伦不类”，在许世昌的眼里这就是不学好。为此，在电视上出现The Beatles的镜头时，许世昌根本不让许冠英和许冠杰看。后来许冠杰会考及格，许世昌才默许他可以玩吉他。
在父亲同意后，许冠杰拥有了一把电吉他，并组建了一支乐队“Harmonicks”，他是贝斯手兼主唱。乐队很快解散，之后他又加入了“Bar Six”乐队，这支乐队的主唱叫冯伟林，他后来加入了林子祥客串的“玉石乐队”（Jude），成为双主音之一。他走后，“玉石乐队”的主唱才是日后香港“飞碟”唱片的音乐总监郑子固。
1966年，“Bar Six”乐队改名为“Lotus”（莲花乐队），由许冠杰担任主音歌手。乐队的贝斯手叫苏雄，他也在另一支著名乐队待过——“罗文四步合唱团”（Roman and the Four Steps）。
据香港乐队的鼻祖级人物泰迪?罗宾回忆，当时全港到处是乐队，一个小小的比赛都能有几十支乐队参赛。这些乐队属于青年人在一起“玩”的性质，成员不稳定，技术水平更是参差不齐，他们面临的出路只有3条：一是解散，二是转入幕后，三是坚持音乐。
以泰迪?罗宾的乐队为例。泰迪?罗宾最早带着弟弟关伟玩乐队，组成了“Raiders”，之后他又和另一个弟弟关维麟、歌手Robin William Shum组成了“The Striplings”。泰迪?罗宾的中文名字叫关维鹏，最初的英文名字叫Robin，这样，“e Striplingss”乐队就有了两个叫“Robin”的人，必须有一个人要改名才行。当时年轻人玩乐队要扮酷，衣着和发型搞得很像小混混，这种小混混在香港叫作“阿飞”或者“古惑仔”，英语为“Teddyboy”，所以，关维鹏就将自己的艺名改成“Teddy Robin”，中文就是泰迪?罗宾。
顺便说一句，当年The Beatles来香港的时候，香港社会对青年群体是十分担忧和警惕的，甚至警察都已经做好了控制局面的准备。据黄霑先生的论文说，当时有媒体采访中学校长，校长们痛心疾首又深表忧虑地说，The Beatles“影响青年人走向疯狂道路、放肆道路”“香港风气已经这么坏，阿飞已经这么多，难道还要提倡这种疯狂的东西，制造更多阿飞吗”？这说明“Teddyboy”在香港社会是不受人待见的，那些组乐队的小青年在很多人眼里就是问题少年，泰迪?罗宾改名，恐怕也有一些叛逆心理在作怪。
在“The Striplings”乐队之外，泰迪?罗宾又和关伟及另外两个朋友组成了“Beatniks”乐队。
从泰迪?罗宾的经历上看，当时的乐队纯粹就是朋友聚在一起玩，玩几天就解散是很正常的情况。
当时有很多乐队比赛，在一次比赛中，“The Striplings”和“Beatniks”都参赛了，但“Beatniks”改名为“The Playboys”。因为泰迪?罗宾在两支乐队都“身兼要职”，所以比赛中他既要在“The Striplings”当吉他手，又要跑去给“e Playboyss”乐队当主唱。
这实在是够麻烦的，所以，这两支乐队干脆合并重组，泰迪?罗宾带着“The Playboys”中的关伟、“The Striplings”中的关维麟以及后加入的郑东汉和一位鼓手，组成了“Teddy Robin & The Playboys”乐队，这就是香港流行音乐史上最知名的乐队“泰迪?罗宾和花花公子”。
据说，“泰迪?罗宾和花花公子”是香港的第一支华人乐队，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已经不太重要，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香港第一支成功的乐队：1965年，当时的“Diamond”唱片公司与他们签约。“Diamond”唱片公司也被称为“钻石”唱片公司，1970年被“宝丽多”唱片公司收购，1972年“宝丽多”与“飞利浦”联合组成了新的厂牌，它就是无数歌迷心中的圣殿标签“宝丽金”。
和“宝丽金”的前身唱片公司签约，看起来“泰迪?罗宾和花花公子”的星途一片大好，但是，当时的唱片业和表演市场并不发达，年轻人出于爱好玩一玩乐队，玩过了也就罢了。从传统观念出发，乐队又不能当饭吃，该念书的还要念书，没书念的也要给自己找一条更有前景的出路。于是，泰迪?罗宾转入了电影，关伟、关维麟和郑东汉都转入了乐坛幕后——郑东汉，郑中基的父亲，24岁就当上了香港“宝丽金”的总经理，后来担任过“宝丽金”亚洲区总裁、“环球”唱片泛亚太区主席、“百代”唱片亚洲区总裁；关伟，曾经担任香港“宝丽金”的总经理、亚洲电视高级副总裁；关维麟，关楚耀的父亲，曾任香港“宝丽金”的制作总监，是谭咏麟的御用监制。
乐队解散等于各自转行、重新找工作，就此和音乐无缘；转入幕后等于唱得好被唱片公司慧眼识才，像是公司前台转岗到业务管理部门，更需要机会和运气。剩下的一条出路则是在娱乐圈里打拼，出头了就功成名就，出不了头这辈子就认了，这条路太难，而许冠杰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难走的路。
走难走的路，有时候真得靠贵人扶持。
当时泰迪?罗宾已经有了经理人，经理人问他香港还有哪些高手，泰迪?罗宾第一个推荐了许冠杰，由此，许冠杰和“莲花乐队”进入了唱片公司的视线，1967年由“钻石”唱片出版了两张细碟。此时郑东汉已经在“钻石”当了录音师，“莲花乐队”的早期歌曲就是他录制的，他甚至还要亲自上场帮着乐队弹吉他。
同样在1967年，“莲花乐队”还和刚刚启播的“无线”签约，做一档叫作《Star Show》的节目，这档节目每周5期，每一期半个小时，请一两个乐队或歌手当嘉宾，最后“莲花乐队”再唱两首歌。
1971年，“无线”又启动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双星报喜》。最初，它是个特别节目，但因为受欢迎，改为一周一播，时长还是半个小时。节目设计是以许冠文为节目灵魂，许冠文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的时候就是辩论队队长，还在电视台担任过学生辩论节目的主持，嘴皮子蛮厉害的。节目的原意是让许冠文和许冠杰每人唱一首歌，但第一集录完，当时还是电视人的周梁淑怡（现为香港政界人物）就改动了结构，让许冠文专门负责搞笑，唱歌部分全归了许冠杰。
1972年，许冠杰和许冠文到美国探望朋友。许冠杰很不习惯，看美国哪儿都不顺眼，吵着要回香港，许冠文就用英文写了一首诗，翻译为中文就是著名的《铁塔凌云》的歌词。当时《双星报喜》的音乐总监就是“香港歌坛教父”顾嘉辉，他帮许冠杰录制了这首歌并在节目里播出，不过，这歌当时的名字叫《就此模样》。
现在，一般评价说，《铁塔凌云》开启了香港流行音乐史的粤语歌时代，并和罗文的《狮子山下》共同成为代表香港地域文化的标志性作品。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对的，但前半句有点儿问题。更准确地说，所谓“粤语歌时代”要等到1974年，它和1972年的《铁塔凌云》（《就此模样》）没什么关系。
《铁塔凌云》虽说是在《双星报喜》节目里唱出来的，但从出版意义上来说，则要推后几年。它正式出版于1974年的《鬼马双星》专辑里，也就是在这时才改名叫《铁塔凌云》。
那么，能不能将《铁塔凌云》正式出版的时间视为“粤语歌时代”的开创年份呢？还是不能。客观地说，《铁塔凌云》的歌词就是中文书面语，不会粤语的内地人一样能看懂，这算不上纯正的“粤语歌”。即使它早一年出版，“粤语歌时代”也要等到1974年才开始。
需要等的，就是1974年仙杜拉的《啼笑因缘》，它的第一句歌词是“为怕哥你变咗心”，这其中的“咗”是广东方言，纯粹是用粤语填词、粤语演唱，与《铁塔凌云》用书面语填词、只用粤语发音演唱，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啼笑因缘》歌词里粤语的痕迹还不多，除了个别粤语方言用字，北方人大概还能看懂。在文化交流中，有些地方语言很容易推广到全国，像北方的词“忽悠”，30年前南方人未必明白是什么意思。粤语也是这样，因为粤语歌和香港电影的影响，内地人多少了解些粤语词汇，比如“无厘头”，已经成为使用率比较高的词了，1998年张惠妹的《牵手》里就有这个词，很难想象再往前推20年，国语歌填词人会拿它填词；而还有些字词我们虽然不用，可也明白意思，比如“低”字，“放不低”“留低”“抛低”这样的词年轻人都懂。
但1974年许冠杰的《鬼马双星》就是纯粹的粤语俚语了，我们看它的歌词：“为两餐乜都肯制啊前世撞正输晒心矮滞啊无谓，求望发达一味靠揾丁，鬼马双星绰头劲……”拿着《鬼马双星》的歌词，内地人就等于捧着本天书，字都未见得全认识，查完字典好歹能念出来，可还是连不成句子，字面意思连猜带蒙都搞不清楚。
这样说来，所谓“粤语歌”，其过程走了三步：首先是1972年《就此模样》这种书面语填词、粤语发音演唱，其后是1974年《啼笑因缘》中用个别字眼小试牛刀，最后由《鬼马双星》完成了歌词的彻底粤语化。恰巧，《鬼马双星》专辑中收录了早期的《就此模样》并改名为《铁塔凌云》，而它也确实比《啼笑因缘》的影响更大，对粤语歌曲的推动意义更深远，这也难怪很多人把《铁塔凌云》当作粤语歌的鼻祖了。
《鬼马双星》很快受到香港人的文化认同，它也成为第一首在英国BBC电台及中国香港电台英文台播放的中文歌，奠定了粤语流行曲的文化地位。可黄霑先生认为，“粤语歌”成为一种真正完整的文化形态，还需要再走一步：旋律。
歌词和发音固然是粤语歌成形的标志，可在旋律上，以前的歌曲大多改编自广东小调，就算新作也依然有传统的粤曲粤剧的影子，直到顾嘉辉1977年作曲的《家变》和1978年的《强人》，才确立了港乐旋律的新风格，真正“迈上雅俗共赏的大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公认许冠杰为粤语歌的开山鼻祖，这固然不错，但我们不能忽略叶绍德填词的《啼笑因缘》和顾嘉辉的两部作品。
和许冠杰以前唱英文歌不同，《鬼马双星》专辑里全是中文歌曲，其中《鬼马双星》和《双星情歌》是电影的主题曲和插曲。据许冠杰和许冠文回忆说，这两首歌要配合电影进度，创作时间比较紧张，但却是在非常闲适的状态下搞出来的，有些歌词就是当时电影的主创人员在一起开玩笑说出来的。
这两首歌的录音是郑东汉和冯添枝做的。人手不够，郑东汉还得亲自上阵弹琴。冯添枝也曾玩过乐队，在一支叫“Mystics”的乐队里当吉他手，中学毕业后他就上班了，在电报局当修理员。1970年“宝丽多”收购“钻石”唱片后，郑东汉便拉他到“宝丽多”唱片做监制。冯添枝也是个创作人，他的笔名叫“历风”，经典金曲《陌上归人》和温拿乐队、谭咏麟的一些作品就是出自他的笔下。
录音之后，郑东汉和冯添枝将小样给了电台播出。电台方面感觉很新奇，听众反映也不错，郑东汉一想，电影马上要上演了，干脆再做8首歌，凑成一张唱片。可这时留给大家的时间并不多，许冠杰就把三哥许冠英拉了进来，由此我们才第一次见证了许冠英深藏不露的才华：《无情夜冷风》和《夜雨声》都是由他填词、作曲的。这位在电影里经常被大哥、小弟欺负的倒霉鬼，这位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第一个拒绝领奖的喜剧演员，其实是位在中文和作曲上相当有才华的音乐人。
在《鬼马双星》唱响了粤语歌、也唱红了许冠杰后，当年组建乐队玩的年轻人终于在娱乐圈中闯出了第三条路：坚持下去、进入主流。此后，许冠杰的作品《半斤八两》《卖身契》《天才与白痴》都是用粤语俚语填词，延续了“鬼马歌”的风格。
相比泰迪?罗宾、郑东汉等早期的音乐人，许冠杰是幸运的。后来泰迪?罗宾也说，当时他其实已经发现了粤语歌的前景，也尝试着把外语歌填上中文词，但他没有信心，担心粤语歌不入流，最终说什么也不敢唱。一个人能被公认为圈里的“神”，并不是个人天赋和努力奋斗那么简单，有时候真需要一点运气。运气往往是平摊在一群人的头上的，没有谁永远走运，也没有谁永远不走运，比如泰迪?罗宾做过尝试，郑东汉和冯添枝也意识到粤语歌会有商业市场，运气都曾经眷顾了他们，可最终走出来的只有许冠杰。
可以说，许冠杰不是“走运”，而是有勇气，这就是许冠杰和泰迪?罗宾的区别。
公平地说，许冠杰是赶上好时候了。从大背景来说，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本土意识已经形成，他们只需要一个本土文化的出口，许冠杰的粤语歌正逢其时，也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从小环境来看，香港的娱乐工业已经起步，虽然唱片市场还不成熟，但录音技术和创作条件已经越来越好。更为主要的是，电影已经成为香港文化在亚洲华人圈中的一张王牌，《鬼马双星》《天才白痴梦》《半斤八两》都是借助电影传播的，许冠杰甚至曾跟郑东汉说，唱片要跟电影发行同步，这样才搞得起来。
1974年，许冠文带着弟弟们组建了电影公司，开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喜剧片《鬼马双星》，这部电影的香港票房为625万港币，不但甩开当年票房第二名216万的《天网》几条街，还创下了当时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1975年，许氏兄弟拍了电影《天才与白痴》，虽然455万的票房没有《鬼马双星》高，但也获得了当年的票房冠军，排名第二的也是港片中的经典：《廉政风暴》，可惜票房只有254万。
1976年，许冠英成为主演之一，许冠武也客串了一把，四兄弟合力创作了《半斤八两》，香港票房853万，刷新了许氏兄弟保持的票房纪录，还捧红了女主演赵雅芝。
隔了一年，1978年许氏兄弟又推出了《卖身契》，以782万压过了《醉拳》成为票房冠军，并且打入了中国台湾市场，获得了金马奖的奖项。
1981年，许氏兄弟拍摄了《摩登保镖》，据说这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贺岁片。这时候香港电影的票房纪录已经不是《半斤八两》的853万了，几年没玩电影，冠军被1980年由成龙导演并主演的《师弟出马》夺走了，票房为1102万。许氏兄弟卷土重来，又一次创造了纪录——票房1776万，同时，还为许冠文赢得了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拍完《摩登保镖》后，谁都明白“许氏兄弟”4个字就等于票房，而这哥4个里最红的人就是许冠杰，所以“新艺城”决定邀请许冠杰和光头麦嘉出演《最佳拍档》。许氏兄弟的电影公司其实是嘉禾的卫星公司，要“跳槽”到对手公司的许冠杰也没客气，开出的价码是200万片酬加上日本市场的分红。
这狮子大开口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但“新艺城”算了算账，制片商和院线一般是四六分成，只要《最佳拍档》在香港票房达到2000万，制片商能收回800万，刨去许冠杰的200万片酬，收入是600万，而《摩登保镖》的总投资才500万。这么一算，《最佳拍档》是稳赚的，这还没算东南亚市场的利润。所以，“新艺城”答应了许冠杰的开价，许冠杰也对得起他们，《最佳拍档》第一部香港本地票房2604万，第二部2327万，第三部2929万，连续3年压着成龙一头，年年是票房冠军，成龙电影直到1985年的《福星高照》才缓过来。
在许氏兄弟的电影一次次获得票房冠军时，许冠杰的唱片销量也随着电影节节攀高。1974年《鬼马双星》专辑的东南亚总销量大概有15万张，1975年《天才与白痴》卖了20万，1976年《半斤八两》飞升到35万，1978年的《卖身契》更是达到惊人的55万张。
20世纪70年代的这4张唱片，奠定了许冠杰粤语歌曲开山鼻祖的地位，1980年，卢国沾在刚创刊的《歌星与歌》杂志上说，“如果将来有人为粤语流行曲写历史，记得把许冠杰写在英雄榜的榜首”。这不是一句场面话，许冠杰确实有他的独特地位：1983年5月5日，他成为第一个在红馆举行个人演唱会的歌手，现在，红馆已经成为香港流行乐坛的“圣地”。
如今，很多年轻的歌迷对“许冠杰”这个名字已经忽视甚至无视了，在他们的心中，“歌神”是张学友，或者陈奕迅。公平地说，天生一副好嗓子的人有的是，能填词作曲的创作型歌手也层出不穷，受人喜欢和追捧的工业生产线明星更不稀奇，在这些方面，许冠杰做不到“后无来者”。许冠杰的“神”，在于他的作品能够敏感地捕捉到香港经济起飞、社会转型时期的小市民心态，用俚俗的语言和简单的旋律唱出草根心声。
在许冠杰身上，承载了几代香港人的“香港梦”。他是从内地来港、廉租屋村中长大的穷小孩；他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入香港大学的学生哥；他是勤奋工作、在唱片销量和电影票房上屡破纪录的青年榜样。他的一生没有绯闻，形象健康，1992年“退出歌坛”的原因竟然是父亲许世昌去世、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多陪陪家人——说白了，许冠杰就是那个年代“香港梦”的代表，如果香港是个“家”，他就是这个“家”的精神象征。在这一点上，他和梅艳芳很像，梅艳芳被称为“香港的女儿”，她的身世、经历、精神，哪一点不像许冠杰？这样说来，许冠杰岂不就是“香港的儿子”？
也许很多年轻的歌迷不熟悉许冠杰，但一定会听过他1978年的一首歌。当时，郑东汉对许冠杰说，中国人最看重过年，外国人过圣诞节有圣诞歌，中国人也需要有贺年歌——于是，便有了这首传唱到今天的《财神到》。
说来让人惊讶，在香港流行音乐史上，许冠杰和陈百强大概是仅有的两位从来没出版国语专辑的巨星——如果陈百强不早逝的话，出国语专辑也是迟早的事——不靠国语歌打内地市场，却能把粤语歌唱遍全中国，没有这种开创性，唱得再好也未必是“歌神”。
在历史学领域有个观点，大概意思是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一套人为创造出来的文化系统，它可能不是真实的，但经过历代文化的不断强化，久而久之，就融合在真实的历史里了。比如孔子，他提出过什么主张，现代人可能根本不清楚，也不愿意搞清楚，反正一有社会道德问题，我们就愿意搬他老人家出来说事儿。同样的道理，每个领域都有一种“背景音乐”，无论它发生什么变化，演绎出什么剧情，“背景音乐”总会在那里，就像一部史书的源头，讲任何故事都要从它讲起——许冠杰，大概就可以称为香港流行乐坛的“背景音乐”。
1986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将“劲歌金曲荣誉大奖”颁发给了许冠杰。在“歌神”面前，其他的歌手统统让位，不在这一年的主题之内。但不得不提的是，1986年的10首“金曲”中，除了顾嘉辉的《当年情》，其他9首全是由外国歌曲重新填词的，这对创作了无数金曲的“歌神”许冠杰来说，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无奈的讽刺？
1986年十大劲歌金曲获奖名单
1.《将冰山劈开》梅艳芳
2.《遥远的她》张学友
3.《当年情》张国荣
4.《千个太阳》叶德娴、陈洁灵
5.《千亿个夜晚》林子祥
6.《几许风雨》罗文
7.《无言感激》谭咏麟
8.《朋友》谭咏麟
9.《有谁共鸣》张国荣
10.《梦伴》梅艳芳
最佳作曲奖：《当年情》作曲：顾嘉辉
最佳填词奖：《有谁共鸣》填词：小美
最佳编曲奖：《当年情》编曲：顾嘉辉
最佳唱片监制奖：《黑色午夜》监制：黎小田
最受欢迎男歌星：谭咏麟
最受欢迎女歌星：梅艳芳
最佳乐队组合：太极乐队
最受欢迎Disco歌曲：《跳舞街》陈慧娴
金曲金奖：《有谁共鸣》
劲歌金曲荣誉大奖：许冠杰
1987 乐队井喷浮世绘
如果说1983~1992年是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十年”，那么，1985~1987年这3年，也许可以算作香港流行音乐的钻石年份——老歌星尚在高峰，技艺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中生代日臻成熟，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把流行乐坛带动得风生水起；从新人方面看，这几年涌现的新人当真是有实力的，和“黄金十年”之后的新人相比，明显高出一个档次。张学友自然是这批新人的代表人物，但他身后是一串名字：李克勤、黎明、吕方、关淑怡、林忆莲、陈慧娴、邝美云……至于郑秀文，等到1988年第七届“新秀唱歌大赛”才出头，她是那一届的第三名。
那时很多新人的名字，就算资深歌迷恐怕都会感觉陌生，比如1987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表演的刘美君。她是2008年台湾电影“金马奖影后”，1987年时才23岁，看着年轻，但她和梅艳芳差不多，是童星出道，当时已经在娱乐圈里玩了15年，与电影导演黄泰来结婚都有6年了。
刘美君的声音乍一听像陈慧娴，后来，她还真和陈慧娴、陈百强合唱过一首《燃点真爱》，起步和陈慧娴不相上下。在1986年年底，刘美君的人气相当高，可以说只差一步就到“一姐”的地位，但那个年代，香港流行乐坛一方面是新人辈出，另一方面确实是浪费了很多天才，前面说过的陈秀雯就是一例，而刘美君又是个遗珠之憾。
有人说那个时代的香港流行乐坛人才济济，而今天是人才凋零。这样的话似是而非。大量新人的涌现，并不是因为一夜之间平白无故多了这么些会唱的人，更不是由于某一年基因突变，人人都生出一副好嗓子。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只要是个正常社会，喜欢和从事某一行业的人口比例大致不会变。就拿现今来说，虽然赚钱很重要，但依然有人喜欢文史哲；反过来说，文化热的时代，人人都要当鲁迅，那也够扯淡的，真要是冒出上万个鲁迅，这样的社会也绝对是病态的。
同样的道理，每个时代都不缺少拥有好嗓子的人，王洁实、谢莉斯[13]的年代，唱歌先天条件好的人绝不会比如今的快男超女好声音少——若要找好嗓子的例子，历史上多的是。前面介绍过的“牛虎豹”中的许丽丽，以前就是天津一个公园里的餐厅服务员。据说费玉清为了保护嗓子到了非常严格的程度，可罗文录音的时候都要抽烟的。这不是个例，流行歌曲并不算什么，谁能想到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大师的嗓子，在“倒仓[14]”的情况下越喝烈酒越亮的？所以说，有些人真就是祖师爷赏饭吃，我们相信在那个时代，在女服务员、女工甚至在山沟里唱地方小调的乡下妹子里，有大批的许丽丽和毛阿敏，套用烂俗的一句话，你唱或不唱，好嗓子就在那里，先天条件好的人多了，问题在于你生活在什么环境里。
香港流行乐坛新人井喷的原因，并不在于好嗓子的人突然增多了，真正的推动力在于幕后。
且不说经济起飞带动娱乐工业、科技发展带动唱片制作水准等大环境方面的因素，仅说流行音乐本身，一大批愿意从事幕后工作的音乐人已经崭露头角。根据黄霑的博士论文中援引香港学者的统计，1977年“香港作曲家及填词家协会”成立时，包括还没入会的成员在内，作曲人不足10人，填词人20个左右；20年后的1997年，仅入会的作曲人就达到700人，填词人377人，这还不包括625个能包办词曲的全能人。现在搞不到1987年的数字，但从以上数据看，作曲人和填词人一定是不少。
有很多作曲家现在看来都有点儿大材小用的感觉，比如，林敏怡早就是一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伦永亮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古典音乐博士；鲍比达在1975年就做过唱片公司的音乐总监，1978年跑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和编曲，还学了音乐工程方面的课程。这些艺术家进入流行音乐领域，作品的产量和质量显然和上一个10年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香港流行乐坛的原创力不足这个问题，并不是几个著名作曲家能够彻底解决的，依然需要从日本、韩国以及欧美流行曲中改编大量作品。这一点是香港流行乐坛黄金期中为人诟病之处，但客观地说，流行文化天生就有这种特点，内地的流行音乐也是从翻唱苏芮起步的，不抄袭、不模仿、不山寨，想要迅速起步几乎没有可能。
公平地说，早期搞山寨其实正面意义大于负面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是有推动作用的。比如，改编作品本就是外国流行歌曲，旋律上根本不用操心，难就难在填词。作品多了就要找更多的填词人，填词人多了就会提升词作质量，这样一来，改编作品无形中又培养了大批填词人。就像前面说过的小美，本来就是“无线”的一个助理小编一枚，放在如今几乎没有出头之日，可在那个年代，就有机会。
不知道在那个时代，有多少人像小美这样从默默无闻一步跨到前线，还有多少人像伦永亮这样放下身段、投身到流行文化中，幕后人才的涌现提高了作品的产量。歌多了，唱片公司自然乐于推出更多的新歌手。
新歌手的涌现，还有个至关重要的背景，那就是科技——20世纪80年代后期登陆香港的卡拉OK。看上去，卡拉OK是歌迷的娱乐设施，是市场终端的衍生产品，怎么会影响到新人歌手呢？逻辑是这样的：卡拉OK吸引和稳定了歌迷，由此唱片市场繁荣了，歌星红了，幕后创作人员也有钱赚了——到此为止，都是良性的发展，但下一步就是恶性的了——唱片公司和幕后创作人员为了赚更多的钱，就要想办法迁就卡拉OK，作曲者会把歌曲的音域收窄。
以前大部分歌手的音域在十二度左右，像林子祥、张国荣这样的歌手音域至少达到十五度，张国荣甚至在1988年演唱会时玩到十八度。而绝大多数没经过训练的歌迷，大概只有八九度的嗓子，唱卡拉OK的话不是高音上不去就是低音下不来。作曲人为了照顾卡拉OK、保证作品的传唱度，只好创作音域在十度以内的歌，一般流行歌的音区在小字组d到小字二组g之间，而且会把音符定在1/4到1又3/4之间。
歌曲的难度下来了，歌迷倒是都成了“麦霸”，可它对音乐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天资不高、后天学习和训练也不刻苦的人，只要音色别太惨，就算跑调、咬字不清、不会换气也可以在录音棚里修理好，这样的“新人”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不少，后来也层出不穷，一看现场演唱还以为电视机坏了——到了1988年，“亚视”搞了一个“亚洲太平洋歌唱赛”，就是用卡拉OK发掘“新人”，可想而知这批“新秀”是什么成色。
说到这儿，我们就能解释前面的问题了：所谓“人才辈出”，表面上看是会唱歌的人多了，造成了作品奇缺，因此带动了幕后创作，孕育出一个黄金年代；实则，这条路径恰恰相反，那个时代香港经济起飞，给得起钱，也有市场，大把的钱和产品需要投到新人的头上，加上歌曲难度降低，会唱的不会唱的都冒了出来，一下子造成了人才的空前繁荣。
因此，“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是提供了资本、市场以及科技的“时代”需要“人才”，而不是“人才”创造了“时代”，反过来说，人才过剩但资本不足、市场有限的时代，绝非好时代。当然，时代给新人们创造了机遇，至于能不能唱出来，时代从来不会给任何人的成功打包票，流行乐坛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就在唱作人才井喷、唱片业掏得起钱、市场也买账的大环境下，1987年，香港流行乐坛出现了3首经典歌曲，媒体对它们的评价非常高，说它们“改变了香港流行音乐风格”。这3首歌分别是张学友的《太阳星辰》、林子祥的《千亿个夜晚》和达明一派的《石头记》。
林子祥那首歌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它是一首外国改编作品，而林子祥的演绎超越了原作。如果说以往的改编翻唱是紧随外国原作亦步亦趋的话，那么，林子祥的演绎就给香港流行乐坛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张学友的《太阳星辰》出版在《Jacky》专辑里，这张专辑只有3首是原创歌曲，其他7首外国改编歌里，有两首来自日本的德永英明。
德永英明是日本流行乐坛的传奇人物，但在当时，其实也是刚出道的新人。1985年，他创作了《Rainy Blue》，这就是张学友《蓝雨》的原版。1987年他推出了两支单曲，一首是他自己创作的《Birds》，一首是铃木大津作曲的《永恒的光辉》，前者被张学友翻唱为《太阳星辰》，后者就是谭咏麟的《Don't Say Goodbye》，这两首翻唱歌曲都获得了1987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
德永英明的故事还没完，他的《Birds》很快收入了个人专辑，专辑里还有3首歌被香港歌手翻唱，分别是谭咏麟的《不见不散》、张学友的《最后的告别》和李克勤的《雪女》。这么一来，在同一年，同一位歌手的同一张专辑竟然有5首被翻唱，在日本刚出道的德永英明反而先在香港红了起来。
如果说《千亿个夜晚》的改编让香港流行乐坛将翻唱思维转变为创新思维、让改编歌曲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创作空间；如果说《太阳星辰》的改编让德永英明从香港红到日本、让香港流行乐坛有了在非华语区捧红歌星的尝试，那么，《石头记》的诞生则让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这首歌曲在那个时代的歌坛仿佛是个异类，它的词典雅、曲脱俗，整体上蕴含着中国古典审美的意境，直至今天，超越它的作品恐怕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
但词曲优美，远远不是《石头记》给香港流行乐坛最大的惊喜。
香港确实是有些“鬼才”，保不齐哪天又有一首惊世骇俗的作品诞生，这并不奇怪，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石头记》这样的作品一定不会是绝唱，它真正的惊喜在于：它是香港本地乐队组合的作品。
1987年，香港粤语歌的“歌神”、乐队的鼻祖人物许冠杰推出了新的唱片，叫作《潮流兴夹Band》。许冠杰的作品总是善于捕捉社会文化现象，这首歌说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乐队组合的中兴浪潮。
“夹Band”是许冠杰那个年代香港青年人玩乐队的一个概念。香港有个资深音乐制作人叫陈永镐，张国荣、张学友等巨星的演唱会他都做过制作总监，是香港乐坛做幕后的金牌人物，但他早年也是玩乐队出身。他回忆过当年“夹Band”的玩法：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人里有的人会吉他，有的人会贝斯，有的人爱玩鼓，这样就初步凑成了一支乐队。
乐队当然要排练歌曲。一群不到20岁的小青年当然没什么创作能力，也没有人给他们写歌，所谓“练歌”纯粹就是买录音带听，学人家唱。比如这几个人商量好学猫王的哪一首歌，就分头回家听，吉他手专门听吉他，贝斯手专门听贝斯，许冠英曾回忆说，“夹Band”的主音歌手还要学在哪里运气，连唱片里的呼吸声都要琢磨，搞不好连原唱的毛病都学会了。
听熟了之后，几个年轻人再聚起来合练，这就是“夹”。
“夹”在粤语里有“组成”“合作”的意思，引申一层便是“融洽”“融合”，比如两个人合不来，就是“唔夹”。“夹”这个字，有研究语言的人说，很有可能本来就是“合”字，因为粤语方言读音里有“文读”和“白读”的差别，久而久之，口语里就把“合”字换成了“夹”。
从“夹”的字面意思上看，“夹Band”有“组成乐队”的概念，但通过陈永镐的讲述，其实主要还在于“合练”，是大家一起“融汇”成一首歌曲的意思。这也就能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乐队风潮中为什么好多乐队成员极不稳定了，各自水平不在一个档次上，大家在一起“夹”不起来，高手自然找高手玩，技术差的被淘汰掉，再去水平较低的乐队“夹”。许冠杰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他最早玩“夹Band”时当过贝斯手，可在组建“莲花乐队”的时候已经有了贝斯高手，他只好又弹吉他去了。
当年玩“夹Band”的经历，很自然地培养出一批音乐人，因为这些小青年都没经过音乐训练，连乐谱都看不懂，完全是靠耳朵一段段旋律去听、靠手一个个和弦去试。泰迪?罗宾组建乐队的时候，拉入了吉他手郑东汉。泰迪?罗宾回忆说，郑东汉本是会看乐谱的，可他也根本不看，而是跟着大家听唱片，只不过他听和弦听得比别人更快更准。
这一批人就是靠“耳功”磨炼出来的，如果这算音乐人的基本功的话，他们比日后的歌手更扎实、走得更远，实在不是运气那么简单的事。
到了1985~1987年，在香港流行乐坛新人辈出的大环境中，乐队又复兴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认识了Beyond，认识了达明一派。
或许，“90后”的新一代歌迷都没听过这些乐队的歌曲，又或许，听了却没感觉，这都没关系。不过，下面这几个人还是很值得认识一下的。
在《我是歌手》节目中，有一个总是给歌手们出谋划策的编曲老师梁翘柏，他就是“潮流兴夹Band”时代的一员。他在电视上露脸的机会很多，可有几个人湖南卫视并没有给太多镜头，这是相当大的遗憾——现场乐队中，出现过两把吉他和一把贝斯。
第一把吉他的演奏者叫黄仲贤，他很小就喜爱音乐，经常逃学去Beyond的录音室，给人家调校乐器。据说有次Beyond的吉他手缺席，他就抱着吉他顶班了。从此，他就成了Beyond的“编外成员”，被Beyond迷们称为“御用吉他手”。
第二把吉他的演奏者叫江建民，哪怕学过一个月吉他的爱好者，也不应该不知道这个名字。他是台湾人，按理说不应该出现在关于香港流行乐坛的讲述里，但他和“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确实有关系，1994年的“最佳编曲奖”获得者就是他。
再说那把贝斯，演奏者叫单立文。很多人认识单立文，是从电影、电视剧开始的。他确实是个演员，拍过不少古装情色片，难就难在这种烂片他也认真去演，竟然把西门庆演得活灵活现，直到黄家驹去世时他在葬礼上抬棺，人们才想起他是乐坛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一号人物。
顺便八卦另一个人，葬礼上以黄家驹“未亡人”身份出现的女人叫林楚麒，她是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比赛”中的第三名，冠、亚军分别是杜德伟和苏永康，Beyond《曾经拥有》的词就是她写的。
在1983年，单立文和朋友们组成了“Chyna”乐队，这是个重金属乐队，乐队成员几经变化，前前后后的成员加起来就组成了一个豪华阵容：鼓手Donald Ashley，有“亚洲鼓王”的美誉，他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马来西亚人，但他在香港长大，自认是中国人，所以他还有个不太常用的中文名叫唐龙，后来他做了幕后，关淑怡那首震惊乐坛的《忘记他》就是他做的编曲；键盘手是袁卓凡，他日后是电影配乐大师，《东方不败》《白发魔女传》和《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的电影音乐就是他的作品；“Chyna”乐队中著名的成员还有吉他手苏德华、键盘手黄良升，还有一个吉他手叫吴士明。
以上说的是“Chyna”多次变化后的人员，在变化前，这些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乐队，比如黄良升、苏德华和单立文以前和夏韶声在一个乐队，这支乐队叫“Visa Band”；而“鼓王”Donald Ashley和吴士明则在另一个乐队“Ram Band”，这是个相当老的乐队，但它的主音去世了，所以乐队解散。之后“Visa Band”的鼓手也出了问题，“鼓王”Donald Ashley左右没事做，就去帮忙。两个“残缺不全”的乐队就此相识，组成了新的乐队“Chyna”。据说名字是“鼓王”起的，意思是“中国也有摇滚乐”。但老牌乐队“Ram Band”并没有消失，2012年，这支乐队短暂地重组复出过，它的新主唱是个女歌手：《中国好声音》的金池。
新的乐队“Chyna”出了一张唱片之后，人员变动很大，此后也是分分合合的，像袁卓凡就是后加入的。
从“Chyna”出走的黄良升、单立文和苏德华，在1987年组成了一支新的乐队：“Blue Jeans”乐队。“Blue Jeans”这个名字是黄良升起的，寓意他们的作品可以像牛仔裤一样普罗大众、经久不衰，但1988年他们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叫《蓝战士》，由此乐队的中文名也就改成了“蓝战士”。1990年“蓝战士”推出第三张专辑后，三个乐队成员开始各自发展，专注于幕后工作，到2004年又重组过一阵子，但这次单立文并没有加入。
至于梁翘柏，那位《我是歌手》中的音乐总监、编曲老师和现场吉他手，他早在1984年便组成了一支叫“Life Exhibition”的乐队。这支乐队和其他乐队一样，人员也有一定的变化，到了刘志远加入后，最终形成了五人组合的架构，乐队的名字也最终改为中文名，叫“浮世绘”。
1986年，“浮世绘”发表了两首中文摇滚作品后，梁翘柏全家移民美国，乐队也就散了。刘志远加入了Beyond，1988年，他和黄家强闹了点儿矛盾，借口出国读书，离开了Beyond，可转眼又说求学未果，1989年回了香港，又把梁翘柏从纽约拉回来重组了“浮世绘”——其实，梁翘柏在“Life Exhibition”乐队之前就和黄家强合作过，此后还给Beyond的演唱会做过和音，说来说去，乐队再怎么人员变动，再怎么有矛盾，大家都还是长年在一个圈里玩的老相识。
重组的“浮世绘”没坚持多久，便彻底解散了，梁翘柏转入幕后。他给很多歌手创作过歌曲，但他为乐坛做出的更大的贡献是做监制。早在“Life Exhibition”时代，梁翘柏就是一个非常“有主意”的人，当时地下乐队都在唱英文歌，所有人都觉得用中文唱摇滚简直是个灾难，但梁翘柏偏偏用中文和很多前卫的音乐理念创作歌曲。转到幕后，梁翘柏依然保持先锋，给王菲和卢巧音等歌手制作的另类音乐足可以看出他的才气，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给那么多成名歌手当军师。
如果不是梁翘柏出现在内地的音乐节目上，我们很难能想起“浮世绘”这支乐队，它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作品少、名气不足也是重要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将近一百支类似的乐队，就算是资深的歌迷，也会对他们的名字感到非常陌生，我们简单介绍其中几个：
皇妃乐队，这支乐队非常大胆，他们的作品都是关于“性”的，1985年5月推出了一张专辑，据说全部歌曲无一例外地惨遭电台封杀，这恐怕也创造了一个另类历史。乐队的主唱兼键盘手安格斯后来转入幕后，就是他发掘了陈慧娴和黎瑞恩，陈慧娴的第一首歌《逝去的诺言》就是他包办词曲的作品。
小岛乐队，这支乐队也是1985年成立的，是掀起“潮流兴夹Band”时代的主要力量，它最初的成员是黎允文、区新明和黄守发。三人很快散伙，1986年，区新明和崔炎德另组了一支叫“凡风”的组合，成绩还不错，但区新明后来移民，崔炎德便去唱片公司转为幕后，薛凯琪、周国贤等人的唱片就是他监制的。
区新明离开“小岛乐队”后，黎允文也没闲着，和邓惠欣、何日君重组了“小岛”。邓惠欣以前是个校园民歌歌手，但现在从事教育事业，不过偶尔也参加音乐活动，比如“别了家驹十五载演唱会”的时候，他还和黄家强合作过。此后，“小岛”乐队还加入了孙伟明和岑德卫。这两个人现在都在做幕后，前者在谢霆锋和陈奕迅的演唱会中还能见到，后者其实就是“浮世绘”乐队后期的成员，2005年第五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中，他凭借莫文蔚的《AM PM》专辑获得了最佳录音奖。
至于黎允文，现在也在幕后，主要做电影配乐，《鸿门宴》《四大名捕》《岁月神偷》等很多电影的原创音乐都是他的作品，还有一部烂片《三国志之见龙卸甲》，故事根本没法看，但他的电影配乐确实做得相当有水准。
风云乐队，这支乐队以前是个二人组，成员是郑敬基和陈少伟，后来郑敬基离开，陈少伟找来蒋志光和王利名重组。可能有人会问，郑敬基和蒋志光不是演员吗？没错，他们和单立文一样，其实是歌手出身，尤其蒋志光，他就是和罗大佑唱《皇后大道东》的那位歌手，他自己创作的作品《相逢何必曾相识》已是香港流行音乐的金曲，而这首歌的编曲和监制就是他在“风云”时期的老搭档王利名。
还有支乐队叫“OUTLET”，这是支走爵士风格的乐队，在1990年出版过一张专辑，之后就消失了。介绍它，主要因为它的三个成员中，有一位叫包以正，是香港乃至整个亚洲的爵士吉他大师，还有一位叫江港生，是日后香港流行乐坛的金牌监制。
那个年代，除了乐队，还出现了组合。大概目前娱乐媒体上还能回忆起来的，比较商业化的，要属“开心少女组”。这个组合是1985年出道的，现在还有人记得，估计要归功于早期成员中的罗美薇，她是张学友的太太。
“开心少女组”前前后后有好多成员，前面提到过一位十几岁就考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钢琴演奏八级、1984年香港第一位出版电子混音专辑的歌手陈秀雯，她的妹妹叫陈嘉玲，就是“开心少女组”的成员之一。此外，成员还有和张国荣合唱《兜风心情》的柏安妮、唱过粤语经典金曲《也许当时年纪小》和《连锁反应》的林姗姗。
林姗姗曾是郑伊健的经理人，但媒体比较八卦的是她的亲戚关系，她的舅舅是狄龙，她还有个弟弟就是“软硬天师”中的“硬天师”林海峰，弟媳是歌星彭羚。
但若说到八卦家庭，“开心少女组”中更值得八卦的，其实是出身于电影世家的黎姿。
和黎姿一样，“开心少女组”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进入影视圈了，比较出名的还有李丽珍——若不是歌手出身，谁能想到李丽珍的两任老公都是音乐圈的人？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出现了很多乐队和组合，除了以上几个依稀能找到成员的资料，大部分都很快解散，有的甚至是自费出版了作品后就销声匿迹了。在香港流行音乐历史上，走得比较成功的只有以下这几支：Raidas、太极乐队、达明一派和Beyond。
“Raidas”这支乐队，恐怕很多人听也没听过，但它的地位很重要。这一次“潮流兴夹Band”风潮其实走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发展期，大部分都在地下，没什么名气，也没什么作品，分分合合也不稳定，就像前面介绍的那些乐队一样，大多数只留下了名字和不多的作品；第二阶段是浮出水面，有几支乐队在乐坛站住了脚，开创了一段光辉岁月。
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就是“Raidas”。
那时有一项比赛，叫“亚太区流行曲创作大赛”。既然叫“创作大赛”，就要有作曲、填词的搭档，有能力自己包办也行，之后找个会唱的演绎，当然，创作人嗓子也不错的话，自己唱也可以。
1986年，一个叫黄耀光的作曲人想要参赛，他先去找了蒋志光，可惜蒋志光已经有了搭档，于是他又想起另外一个人：1984年第三届“新秀歌唱大赛”（张卫健夺冠那一届）出道的新人陈德彰，这起码是个会唱的呀。
黄耀光和陈德彰组成了一个组合，这就是“Raidas”，他们参赛的曲目是《吸烟的女人》，作曲是黄耀光，而填词的是刚出道的林夕，这首歌为“Raidas”赢得了1986年“亚太区流行曲创作大赛”香港区的亚军。冠军是伦永亮，可他唱的是别人的作品，这首歌在很多香港流行音乐文化史书籍里都是必须书写的，它叫《歌词》。
“Raidas”获得亚军，可实力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还要看看当年决赛的其他选手，做个比较。
除了伦永亮，参赛的还有日后香港“飞碟”唱片的音乐总监郑子固，前面说过他，他是林子祥“玉石乐队”后期的主音歌手。
参赛者还有日后的电影导演邱礼涛，邱礼涛是作为填词人出现的，和他搭档的作曲者是谁呢？也许很多人想不到，正是22岁的刘美君。
黄耀光不是想找蒋志光合作，而蒋志光已经有了搭档了吗？蒋志光的搭档当时用的是笔名，叫陈剑合，其实，他就是向雪怀。而参赛的还有一位作曲人林慕德，日后，他和向雪怀合作，创作了黎明的《哪有一天不想你》。
那届比赛中也有自己一个人包办词曲唱的现象，比如获得季军的就是这样，可惜这位填词、作曲并演唱的Maria Ho究竟是谁，现在真是搞不清楚，反而有位没获得名次的词曲唱音乐人被“宝丽金”相中了，他就是黄凯芹，参赛作品是《再遇》。
1986年的“亚太区流行曲创作大赛”香港区决赛是第二届，1985年第一届的冠军前面介绍过，他就是夏韶声，参赛歌曲是他著名的作品《空凳》，而1987年第三届的冠军也恰好刚刚介绍过：“Blue Jeans”。
“Raidas”获奖后，自然也得到了唱片公司的垂青，出版了一些带有电子音乐风格、节奏感比较强的作品，但好景不长，过了几年乐队就解散了。
从发展来说，“Raidas”的成绩并不那么耀眼，可为什么说“Raidas”是“潮流兴夹Band”风潮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呢？——1987年3月，“Raidas”乐队推出了一张叫《传说》的专辑，其中的《传说》《别人的歌》先后夺得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第21周的冠军，但到了9月，这张专辑中的另一首歌《倾心》又夺得了第39周的冠军。在那个新歌不断的年代，一首歌出版半年后竟然还能获得龙虎榜冠军，简直就是个奇迹。到了“年终总结”的时候，《倾心》获得了1987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别人的歌》则获得了1987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这标志着香港乐队不但浮出水面，而且完全可以站在最高殿堂上。
但话说回来，把这个重要的地位给予“Raidas”乐队，多少有点儿不公平，在一年前的1986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中，太极乐队便已经获得过“最佳乐队”的奖项，只不过没有拿到“金曲”奖项。
太极乐队是1985年出道的，这一年，香港举办了一项专门针对原创乐队的音乐比赛，叫“嘉士伯流行音乐节”，这项活动一直办到1998年，一共14届，太极乐队就是第一届的冠军。现在太极乐队的成员几乎都转入了幕后，有人做了唱片公司的高层，有人做了监制，最出名的要属键盘手唐奕聪，很多经典歌曲都由他作曲，比如张国荣的《怪你过分美丽》《蝶变》，而他编曲的作品更多，王菲的《执迷不悔》和张国荣的《大热》《红蝴蝶》就是他的编曲。
这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起、到了90年代初期结束的“潮流兴夹Band”浪潮中，还有两支乐队，虽然与前面介绍的乐队相比，它们算是后起之秀，却是成就最高的——达明一派和Beyond，实在没有更多的言语可以评价了。
1987年十大劲歌金曲获奖名单
1.《痴心当玩偶》谭咏麟
2.《灰色》林忆莲
3.《别人的歌》Raidas
4.《烈焰红唇》梅艳芳
5.《流下眼泪前》徐小凤
6.《无边的思忆》谭咏麟
7.《Don't Say Goodbye》谭咏麟
8.《太阳星辰》张学友
9.《海誓山盟》林子祥
10.《无心睡眠》张国荣
最佳作曲奖：《地球大合唱》作曲：顾嘉辉
最佳填词奖：《石头记》填词：陈少琪、迈克、进念二十面体
最佳编曲奖：《无心睡眠》编曲：船山基纪
最佳唱片监制奖：《刘美君》监制：陈永良
最受欢迎男歌星奖：谭咏麟
最受欢迎女歌星奖：梅艳芳
最受欢迎乐队组合奖：达明一派
最受欢迎音乐录像带制作奖：《激情》主唱：林忆莲 编导：Stella Chan
最受欢迎音乐录像带演出奖：梅艳芳《似火探戈》
金曲金奖：《无心睡眠》
劲歌金曲荣誉大奖：地球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