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特征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发展驱动力。总的来说，在低收入阶段基本是初级要素驱动，如土地、资源、劳动力等；在中等收入阶段基本是资本要素驱动，国内储蓄率、投资率以及投资规模至关重要；到较高收入阶段基本是技术要素驱动，这通常与大规模技术引进有关；而到了更高收入水平阶段则必须依靠创新驱动。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看，中国正进入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从资本要素驱动向创新技术驱动转换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只有坚持创新发展，才能为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提供新思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我国经济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由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从经济发展的外部大环境看，开放与竞争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背景、大趋势、大潮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以创新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推出新的国家创新战略，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率先布局、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获得先发优势。只有坚持创新发展，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中国才能在这场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的竞技场中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成为创新者、引领者，实现从技术模仿之国变为技术创新之国，从世界科技大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
创新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健康增长的驱动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以实现从追赶增长到内生创新增长的转变，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从跟随发展到引领发展的转变。这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课题、大方向、大战略，对于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思想来源
创新发展的思想来源有三个方面。
首先，创新发展根植于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流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是中国的历史基因。
早在殷周时代的《周易·益卦》就有“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的创新原则，启示我们必须认识规律、把握大势、贴近时代，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创新思想、创新方法、创新技术，才能把握方向、有所作为。晚明的启蒙思想家李贽也表达出同样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提出“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10]，世易时移，形势变化会产生新情况、新问题，只有保持创新态势才能把握时代潮流，只有不断打破定势、更新理念才能走在时代前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从动态的角度强调了创新的必要性和持续性。必须时刻保持革新的姿态，方能适应并推动社会的前进。北宋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更是从反面阐说了持续创新的重要性，“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11]
中华文明中的创新理念、人文精神，不仅体现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2]、“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13]这样的名言之上，更体现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4]这些早已化为寻常谚语的民智之中。这种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既能助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鉴往知来、攻坚克难，更为我们在为政用权中增添信念的支柱，想问题、办事情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其次，创新发展来自于对西方传统理论的借鉴和超越。按照熊彼特所提出资本主义经典创新的观点，创新是革命性变化，同时意味着对原有产品、原有技术、原有生产方式的“毁灭”。所谓“创新”就是建立起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这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灵魂”。所谓经济发展，就是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引导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实现这种“新组合”的过程。
“创新”具体包括五类：（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15]熊彼特因而把创新看作是一个经济体内生性的发展动力，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于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熊彼特的思想揭示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
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创新，借鉴和吸收了熊彼特的创新精华，也超越了其局限性，涵盖了十几亿人民的共同创新、分享创新。如“互联网＋”创新对中国创新而言，不是简单的“毁灭式创新”或“破坏式创新”，而是创新了“建设性创新”、“分享式创新”；不只有的创业家创新，还有亿万大众创新、人民创新以及政治家创新；不只有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还有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
再次，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的最重要理论基石。[1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是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人类实践要自觉认识和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正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这个理论基点上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而对于怎样发展科学力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早在被封锁、半封闭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开创性地提出反对爬行主义、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的思想。他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7]这一创新发展理念，为集中全国科技力量，利用后发优势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实现重大科技工程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更是不断提出创新发展的新理念、新观念。从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8]，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再到江泽民“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0]；又到胡锦涛“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世界）创新型国家”[21]；到习近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22]。
创新发展的思想演变与延续，正是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丰富与发展，是党中央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党中央在指导改革实践中规律性的总结，是党中央适应新形势、认识新问题，提炼和总结中国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实践创新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从“一穷二白”的现代科技落伍者到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中国的自主创新之路就是中国的创新发展之路，中国的创新发展之路就是中国的成功发展之路。中国创新发展之路也为那些科技落后国家提供了一条从落后者到追赶者，再到赶超者的“弯道超车”之路。
毛泽东开启了现代中国自主创新的历史时代。当时党中央的基本判断是：我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比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落后了几十年。[23]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前瞻性地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4]正是根据毛泽东这一宏大构想，中国政府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制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追赶方针，拟定了13个方面57项重大任务。该规划纲要还特别提出，一个基本原则是力求自力更生，但要虚心地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并把学习外国长处和继承发扬祖国科学遗产、总结本国的经验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25]这是新中国改变科技落后面貌、追赶先进国家梦想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蓝图，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到1964年，已经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些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26]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差距迅速缩小，科技追赶的若干目标得以实现。对此，毛泽东明确提出追赶路线：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开放追赶创新的探索时期。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首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会议还制订了《关于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科学技术工作的奋斗目标。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27]，确立了中国引进技术为主、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作用的基本方针。
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是中国创新发展的开拓阶段。开拓自主创新道路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方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具体地讲：一是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二是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三是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瞄准世界科学前沿，重点攻关，力争在我国具有优势的领域中有重大突破。[28]总体上看仍属于科技跟随路线，不过加快了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进程，尤其是缩小了信息化、网络化、高新技术方面的相对差距。
2006年1月，胡锦涛同志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大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为此，国务院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创建创新型国家的具体目标。
十八大之后，中国进入全面创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进一步提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发展带来新机遇，“新常态”将推动中国创新发展进入新阶段。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创新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和具体措施。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提创新发展，并“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全面创新时代、全民创新时代。
从“向科学进军”到“打破常规，跨越式发展”，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战略”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坚持创新发展，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体现了党中央创新发展实践的不断深化，体现了新时期党执政兴国思路的拓展和升华，是引领中国创新不断迈上新台阶、跨上新高度的重要基石。
从这个历史轨迹来看，有没有意愿、有没有能力设计与实施国家创新战略，是决定一国能否从极低科技水平实现开放创新、创新追赶、再到创新引领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创新发展是历代共产党人追求、探索和创新中国特色发展之路的实践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不断总结提炼、不断深化发展的执政成果，是科技落后国家对外开放、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赶超的巨大现实成果。
三、内涵要求
就中国的改革实践而言，作者将创新界定为“创造新的社会价值的（各类）活动”。这有三个要点：一是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而不是已有的价值；二是所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社会价值，具有正外部性；三是与创新有关的各种活动，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本身，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创新资金的融资和投入、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有效保护、技术创新的示范应用和推广等活动。
以往的创新概念，有增长无发展、有科技无机制、有企业无人民。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发展，恰恰在这几点上赋予创新更加深刻、丰富的内涵，中国创新因而将大大超越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创新活动。
其一，创新发展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创新，是社会价值的全面创新。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所谓“创新”就是建立起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新的生产“组合”实现新的经济价值的过程。而创新发展中，凡是能创造新增社会价值的活动，都应当成为社会创新的一部分。这就包括了很多方面，企业家创造经济价值，科学家创造科学价值，工程师创造技术价值，教师创造人力资本价值，环保组织创造生态价值，还包括艺术家、文学家创造可以长存历史的文化价值。
更重要的是，创新发展一旦作为国家的驱动力和核心战略，它所带来的就不仅是物质生产力，还能直接转化为科技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教育生产力、知识生产力、生态生产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发展的范围，就由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和经济学范畴中的创新，扩展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在内的全面创新，贯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就不仅超越了熊彼特式创新，进而还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创新活动。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创新必然优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创新，就如同资本主义创新优于前资本主义创新一样。一是中国人口规模及创新主体超过欧美；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创新、社会的创新超过欧美；三是两者或多者之间的共同合力创新。
其二，创新发展不限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是多种创新机制的集成。
中国的创新发展是从一个极低的历史起点下，通过自主创新的“科技追赶”之路，综合发挥各种机制作用，实现集成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揭示了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进国，虽然与先进国家存在巨大的科技差距，但它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和规模优势，可以通过几种而不是一种创新机制作用的发挥，大大缩短与科技先进国的追赶时间。
这包括：引进科技机制（T1）；科技再创新机制（包括引进创新、模仿创新、集成创新）（T2）；自主科技创新机制（T3）。另外，中国这样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优势，即巨国市场创新机制（T4）及世界市场科技创新机制（T5）。[29]这种综合而非单一创新机制作用的发挥，成为中国实现“技术追赶”、“信息追赶”、“知识追赶”、“经济追赶”的主要途径。
其三，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主体，是创新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核心点。
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人民的创新活动，它包括了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人的创新，更包括了7.7亿就业人员创新、全民创新。在创新发展的理念下，每个创新者不仅是创新活动的主体，还是创新活动、创新理念的受益者、传播者和分享者。亿万个创新者、创业者每时每刻、每日每月的微创新，必将使思想、知识、技术不断集聚，引爆社会创新指数级增长，汇集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创新。
创新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发人民的活力、创造力、生产力，这是中国加速实现引领创新的重要条件。同时，自上而下的国家创新、制度创新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创新、激励创新。例如，中国在1985年才开始实施《专利法》，仅用了30年（1985-2015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美国专利制度225年（1790-2015年）的发展历程，更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专利申请国和授予国。[30]
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创新发展的宗旨归根到底就是促进全体人民的发展，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对十几亿人民进行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创造人的发展机会、提高人的发展能力。
推动创新发展，就是要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31]实现引领型发展，就需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经济创新规律和制度创新规律。
从科技创新规律来看，就是要集三大创新，即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32]倡导和推动协同创新转变。[33]多种创新机制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由未来国内经济一体化，区域（指东亚和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以及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业便利化的第四次全球化潮流。这是顺水行舟，顺势而为。
中国曾是第一次全球化（1870-1913年）的受害者；全球化先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直到1950年世界贸易总额才达到1929年的顶峰，其间中国更是第二次全球化（1950-1973年）的边缘者、落后者，直到1978年对外开放，才进入从1990年开始的第三次全球化，不断追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从1990年的第十五位货物进出口国，到2010年成为第二大货物进出口国；2013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出口国。中国在第四次全球化浪潮中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只有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协同创新，才能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前沿，才能参与世界竞争、与世界一起发展、最终引领世界。
从经济创新规律来看，30多年来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8年的第十五位、2000年的第六位一路急升到2010年的第二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量（规模）变到质（阶段）变，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改变，表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这反映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即经济创新的阶段论。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一个经济体大致有两种增长方式：[34]一是追赶型创新（catchup innovation），是指推动增长的科技主要来自外部，与技术领先国相比，这类国家技术落后，它的增长目的在于追赶；二是内生型创新（endogenous innovation），是指技术创新源于内部运作，是科技引领式的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都必然经历从赶超型创新向内生型创新的转变。前一种模式增长较快，而后一种模式相对较慢。[35]但只有成功实现创新转型的国家，才能长期保持世界经济的引领地位。如美国先是追赶型增长，18201870年GDP增速为4.20%，高于领先国英国的增速（2.05%）；18701913年为3.94%，实现了从追赶型增长到内生型增长的转变；19132008年为3.11%，[36]保持了世界经济引领者地位。时至今日，我们经过了60多年的追赶发展战略，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向内生型创新转变，需要花费4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实现引领型发展。
从制度创新规律来看，一个国家能否崛起最终还是取决于制度创新的力度。400余年的近现代历史中，[37]真正对世界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的大国屈指可数，而这些大国的兴盛无不反映了制度创新的发展规律。
这些国家无一不曾是“科技创新大国”、“制度创新大国”，其社会制度都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从时代的视角看，资本主义超过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又超过了资本主义。从国家的视角看，英国超过了葡萄牙、西班牙，美国超过了英国，中国正在赶超美国。我们承认，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创新机制和调整机制，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具有先发优势，但长期以来也在日益僵化、老化甚至固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自身无法解决的大危机、大萧条就必然造成整个社会乃至全球性的大危机、大破坏、大衰退，过去不到20年间就先后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时代的先进性，不仅在于它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更在于它改革实践中自我探索、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道路创新。
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发展新的生产力，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构建新的发展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用人机制，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主要方面
2016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行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因此，实现“十三五”规划的意义更不同于以往，2020年目标的顺利实现，是实现百年民族梦、中国梦的重要铺垫，可称之为再上发展新台阶奠定发展新基础。创新发展就是跨越新台阶、奠定新基础的第一动力，就是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打造先发优势、实现引领发展。
具体来说，“十三五”时期就是要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驱动上，加快实现由创新追赶型向创新引领型的转变。在事关国家战略利益和长远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布局2030，抢占2050制高点，掌握国际竞争主导权、国际规则话语权。从经济增长的内核出发，抓住创新发展的关键点、着力点、突破点。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强化科技创新实力
如同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38]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企业竞争的核心能力，更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全球竞争的核心能力。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国要不断强化并同时提高基础创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协同创新这五大能力，促进各类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集到创新发展上来。
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要发挥好基地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文化创新“五位一体”的综合动力。基地创新是进行基础性、引领性、外部性研究的重要平台，要加快在重大创新领域建设一批围绕国家战略、跨学科协作的国家实验室；技术创新要根植于已有产业的基础优势，升级打造为世界级的创新优势；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创新优势，以巨国规模效应降低科技创新成本，以成本优势推动市场创新的扩张；品牌创新是检验创新最直接的标准，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离不开一流创新企业的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这就要鼓励创新企业不断成长，不断追赶、不断超越西方世界级企业，不断打造中国的世界级品牌；文化创新，就是要在全社会倡导创新精神、鼓励创新意识、发挥创新效益。
（二）推动企业创新活力
“企业强国家强”，没有企业的创新就没有国家的创新。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离不开创新型企业的不断成长，不断追赶、不断超越西方的世界级企业。
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既要“放小”，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又要“做大”，推动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行政性垄断，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
（三）塑造产业创新优势
产业是立国机制、强国之本。产业创新是实现引领型发展的关键。塑造产业新优势，不仅要加快新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更要升级传统优势、构建新体系、拓展新空间，推动产业整体迈向中高端水平。
在新领域创新上，要超前布局2050，在空天海洋、信息网络、生命科学、核技术等领域培育战略性产业，要抓紧引领2030，在节能环保、高端装备、新一代互联网等重点方向形成创新突破和应用；在产业升级上，重点围绕两化融合、环保节能等领域，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在构建新体系上，落实《中国制造2025》，实现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制造；在拓展新空间上，以“互联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核电工程、特高压输电、桥梁工程、水利大坝建设为切入点，推动国内国际互联互通，引领21世纪上半叶世界基础设施现代化，塑造中国创新的重要支点。
（四）发挥市场创新特点
创新是一项真正高投入、高风险的经济活动，从发生到成长极其脆弱，因而成功的概率通常较小，特别是实现商业成功、市场成功完全是小概率事件。不过，一旦某项真正具有价值的创新，其应用范围从一平方公里扩大到几百万平方公里，从几百人、几千人扩大到十几亿人口，那么其前期投入的固定成本最后平均下来就几乎为零，这就大大降低了科技创新的经济成本、科技应用的交易成本，国内市场的巨大规模将成为创新成长的“第一助推力”。
需要建立更加统一、便利和自由流通的国内有形与无形的基础设施（网络），引导企业更好地利用这一规模优势。初期可采用免费试用或低费使用的方式，然后成长为世界级新兴企业，将跨国企业无法拥有的市场优势转化成中国企业的创新优势。
（五）完善制度创新机制
道路创新是最本质的创新，是实现其他所有创新活动和过程的决定因素。推动创新发展离不开以下制度创新机制的完善：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机制，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机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条腿走路”的机制，“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交流的机制。
具体包括，完善中国的经济决策制度和机制，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度、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制度、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制度以及各类专项规划制度；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导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立起多元化的全社会创新投入机制，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营造激励创新的国内、国际公平竞争环境，建立有利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协同创新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六）实施创新人才战略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39]创新的源泉是人才，重大
创新的源泉是顶尖人才。实现创新发展，就必须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发现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放在创新战略的最优先位置，加快实施“四位一体”的人才战略：一是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实现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目标；二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确保实现2020年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和主要指标，[40]突出培养创新型人才，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人才高地，形成规模巨大的各类人才红利；三是大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全社会人才使用机制，统筹推进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的队伍建设；四是加大引智力度，扩大对外交流。力争到2020年，实现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亿人以上，人才资源总量的比重提高到20%-25%；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吸引和建设一批领导重大创新活动的国际学术和智库研究中心，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七）创新宏观调控思路
“供需错位”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大障碍，“供给失效”和“需求疲软”是当下最大的问题。破解增长困境，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41]必须开拓宏观调控新思路，创造经济增长新机会。这是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升级版，不仅要激发需求侧的经济拉力，更要重塑供给侧的经济推力。
一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同步发展；二是加强供给端对需求结构转型的作用，主动适应和引导消费结构的升级，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力争在“十三五”时期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优化投资结构、注重投资效益、开放投资主体投资，加快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业便利化；三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大发展，提升服务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四是通过企业并购重组，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五、小结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把创新放在“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体现了党中央统揽全局、与时俱进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广阔视野。从“五大发展”的逻辑上来说，创新发展是强国的第一动力；协调发展是治国的统筹艺术；绿色发展是治国的核心理念；开放发展是强国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是治国的最终目标。创新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点，对实现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性和带动性作用。
把创新发展作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核心和关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最新成果，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新内涵，还是党中央对治国理政实践的最佳总结，执政为民强国思路的拓展和升华，这将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环节的改革发展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引发广泛深刻变革。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从一个世界性的现代科技“空白国”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科技大国，科技实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这一创新发展历程验证了“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的道理，为科技后进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树立了优秀的范本。
中国这样一个发展起点低、设施基础落后的国家能够取得如此瞩目的创新发展成就，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极少见的，但也绝非偶然，总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在发展道路上，党中央在持续的探索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不同发展阶段，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后发国家后发优势和市场经济竞争优势的创新道路。
第二，在发展模式上，党中央国务院以前瞻性、全局性的规划作为指导，纲举目张、科学谋划、总体统筹、密切配合，动员全社会力量甚至是全球创新资源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创新发展模式的独特优势。
第三，在发展理念上，党中央不断与时俱进、拓展完善、逐步深化，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第一动力”，这既反映出中国创新发展对经济规律的主动认识，也是遵循历史发展客观要求，不断引领中国创新发展迈上新台阶、跨上新高度的重要基石。
第四，在遵循创新发展规律上，中国创新发展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并反复检验了一条科技后发国家实现“科技追赶”的重要机制，就是通过培育引进科技能力（T1）、发挥科技再创新（包括引进创新、模仿创新、集成创新）能力（T2）、强化科技自主创新能力（T3）、发挥巨国规模效应创新优势（T4）、打造世界市场科技创新空间（T5），实现总体科技实力大幅度提升，总体科技水平的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