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毅衡《断无不可解之理》感言
西方神话中有一段漂亮的公案，在亚里士多德也着迷的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也有过记述：狮身人面的怪兽斯芬克斯好容易想出个谜，难倒了每一个过路的人，直等遇见英雄的少年俄狄浦斯才得到了谜底。现在读来，谜语本身似已无迷人之处，倒是解谜的过程和结果大有意味：这个并不难猜中的谜，何以当时天下人皆不知其谜底；出谜者斯芬克斯为何终未引俄狄浦斯为知己，从此做一对好谜友，反倒投崖以自绝于世。
将其理解为斯芬克斯有美貌更有坏脾气，未免小儿科；是否喻示人无法认识自己，又高深得只能留给哲学去对付。即兴而思，想来无论做何解都与这两点脱不了关系：谜，只能在解谜中才能靠近；但谁敢肯定地给出唯一答案，谁也就伤害了出谜者和谜语本身。
在昆明这个细雨的早晨，浮想这段爱琴海边的公案，与阅读先生赵毅衡的诗话书稿《断无不可解之理》有关。先生是我老师，他渊博、睿智、谨严而深刻，每每听其言与读其书，都有如露入心、醍醐灌顶之感。面对这部即将付梓的诗话书稿，从初识书名之凛冽，到惊艳内容之透辟，都使得这场阅读一如既往地全程充满张力，并时时诱使我暗自忖度：先生会如何征服文学上的斯芬克斯。
“断无不可解之理”无疑是一个语气峻峭，不需要低调与留有余地的命名或称命题。以此为名的书稿，是先生在系统的叙述学、符号学体系架构之余，关于诗文本、诗文化以及诗写者的若干断续与明灭的见解。故体例上不计长短，有百来字的禅机诗话，亦有近万言的磅礴之论。如此混搭风，虽在先生著作中实属少见，却也别有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之自在。其间，他还狡黠地将“诗话”这种传统的论诗文体，扩展为更广义的诗学批评话语，所论除了诗歌，还兼及歌词、戏剧、书法、批评等各种艺术门类。如此，这个命名的不容置疑性，指向的是诗之解必然有，更是广义的艺术、文化之解必然有。
从新批评、叙述学、符号学，再到符号叙述学，先生沉浸于“形式/文化学批评”（aformal/cultural approach）三十多年。那个他得以从煤窑里攀爬出来的1978年的早春，已注定此后他与“形式论”的相遇，是契机也是必然：“十年的体力劳动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主导的文学方式和批评方式，所谓反映真相的现实主义，只是浅薄的自欺欺人主义。我贴近生活，贴得很近，我明白没有原生形态的、本在的生活，一切都取决于意义的组织方式。”自此，从早年的《苦恼的叙述者》（1991）、《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2001），到新近的《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2009）、《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2011）等诸多著作中，他一直坚守着“从形式探视文化”的立场，让一切隐藏在明显的、自然的、普遍的、无可争议的事物背后的事物，皆经由组织它的“形式”，被洞察与追溯。“诗话”《断无不可解之理》意欲表达的，同样是这个立场，并同样将在“形式”的洞察中完成。
可解或不可解，在于文本自身，亦在于阐释。
艺术总是不透明的，它的意义需要经由批评阅读来构筑。接受美学将其解释为语言的“召唤结构”，即由于语言作为声音象征符号系统的局限，事物和思维的属性既不可穷尽，又不能直接对应，它只能是唤醒主体经验。而先生在《艺术的秘密在于藏起秘密》中形容这个“召唤结构”为：“艺术告诉我们她有个秘密，艺术也告诉我们她藏起了这个秘密，艺术的秘密就是她不告诉我们这个秘密藏在哪里，诗就是与艺术的捉迷藏游戏。”读起来像一段绕口令文字游戏，却形象地指认了：语言之下有秘密才是艺术的本意，任何艺术的接受与阐释，都是对文本的猜测游戏。
而猜测亦有规则，需受到“形式”的制约，要在元语言集合中完成。文本的意义从来不是先于自己而存在，也非独立地存在于自身之中，其产生和阐释，都必须依靠元语言来实现。早在《如何把韦伯切成两半——新儒家与“继发型资本主义”的伦理价值》一文中，先生已对此有过精到论述；后来的《元语言冲突与阐释漩涡》一文以及《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诸作中，他亦反复强调元语言对于文本意义生成与析取的统摄功能：只要有相应的元语言，意义的存在就已事先确定，便不可能有无意义的符号文本；既然元语言不允许一个文本没有意义，哪怕是确实不可解的文本，阐释者也能得到一个“近解”。
像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传统艺术批评将“无理”与“至妙”做相互推衍，便是一个极妙的佐证：清朝人吴乔在《围炉诗话·答万季野诗问》中提出“无理而妙”，贺贻孙又在《诗筏》中提出“妙在荒唐无理”，沈雄更在《柳塘词话》称“词家所谓无理而入妙，非深情者不办。”中国古典诗话或词话的“妙悟”式批评传统，赋予作者与利根器的批评阅读者（夏济安在《两首坏诗》中语）之间相视一笑、了然于心的权利：无理之妙，妙就妙在妙不可言不必言，而“无理”之说，不必当真。
所以，先生说“意不尽言”：“在批评性阅读之前，文本的存在待定：文本靠批评创造意义。不需要批评的文本，不是正常的文本；不需要批判的文化，不是正常的文化。但是意不尽言，因为言者之言‘特未定’，批评只能产生一种可能的意义。”意在文本意义的解释有无限可能。
之后，先生又说“断无不可解之理”：“人类符号表意中的一个根本性悖论：不是符号文本要求相应的元语言来阐释它，而是元语言强迫符号文本产生可解的意义。”强调在阐释之前，意义是潜在的悬浮于文本之中，一旦进入阐释，便定能触摸到“意义之可能”。
而在“断无不可解之理”的定有解与“意不尽言”的无定解之间，是模糊而巨大的一团，它同时赋予阐释者巨大的主动性与无限的可能性。可以说，这是先生在遍历西方现代形式论之后，为批评阅读所寻找到的最合适的位置。
先生“最讨厌煽情”，甚至少有记述自己生活的细节，我能记起的一段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8）的“自序”中：“我记得伯克利铺满阳光的街道，通向澄蓝的海滨，傍晚时分，雾气会从海湾卷上来，沿着街上的树列向前推进，而从海里爬出来的我则开着一辆二手车，赶在翻卷的雾前面开回宿舍：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雾气的前锋翻着滚着，像一群猫的鬼魂，奔跑着抓我的后轮。”彼时，他正写作《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作为这段“一生罕有的快乐经验”的伴随记忆，这段叙述同时衍散出一种快乐的紧迫感。
它常常让我想象：那在雾气的前锋之前奔跑着的后轮，其实一直隐现于先生的“形式/文化学批评”实践中，使他能持续以个性化的学术心态、学术胆识和学术表达，回应时代前沿理论的挑战，以及对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之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无疑，《断无不可解之理》同样提供了这种“快乐的紧迫感”：在对传统诗话“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三分的回应，与对既往置解释于符号表意附属环节诸认知的颠覆中，它意图完成对广义的诗文本、诗文化以及诗写者解读之可能的探询，以及对可能之一种的表达。
而在解释的明确的结论与文本模糊不清的自身之间，“没有要表达的主题/正是要表达的目的”，从理论建构、文本批评到自身的诗歌写作，先生赵毅衡一直都是这样表达的。
孙金燕
2014年初秋于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