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办公室的经理、负责外联的约翰·P.格拉斯上校有时会让我在他不在场时帮他守守办公室，这时我当信使差不多有一年光景了。格拉斯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很受欢迎，因此他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更长、更频繁了。我很快就熟悉了他的工作，开始接收外界的电报了。我看见人们把那些从操作室里出来的信分配给信使，让他们限时专送。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差事，而且，当时别的信使并不喜欢我，因为他们讨厌我不务正业。他们还指责我，说我习惯不好——说我吝啬，因为我不花自己挣的外快，但他们并不了解这是为什么。我明白，我能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家里需要的。我的父母是明智的，他们没有对我隐瞒任何事。有工作的三个人——父亲、母亲和我自己每人每星期的收入，以及家里的一切开支我都知道。家里需要添置家具和衣物时，我们会一起商量，每添置一件崭新的小什物，我们都会为此感到高兴。谁家都没有我家团结。
每当母亲攒到半个银元的时候，都会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只长袜里藏起来，集到200个银元时，我把这笔钱换成汇票，寄给了母亲的朋友亨德森太太，以偿还她慷慨借给我们的20英镑。还完钱的这天，我们还庆祝了一下，卡内基一家已经没有任何债务了。那真是开心的一天！债务确实是还清了，但是剩下的那份人情债永远都无法偿清。年老的亨德森太太至今还健在。回丹佛姆林时，我去看望了她。走进她的家，就像走进了圣殿。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忘记她。
在我当信使时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当格拉斯上校给小伙子们发月薪时，发生了一件令我欣喜若狂的事。我们在柜台前站成一排，等格拉斯先生依次给我们发工资。我排在队首，当格拉斯先生递出第一份11.25美元的工资时，我就伸手去接。令我惊讶的是，他拿着钱的手绕过我，把钱付给了下一名男孩。我想是他弄错了，迄今为止，我都是第一个领工资的，但后来别的男孩都依次领了工资，却还是没有我的份儿。我的心渐渐地沉了下去。我似乎感到了耻辱。是我做错了什么，还是做漏了什么？他将告诉我，公司不要我了。我就要丢家人的脸了，这可是我最大的痛苦啊。当小伙子们领完工资离开以后，格拉斯先生把我带到柜台后面。他告诉我，我比别的男孩更顶用，他已决定给我13.5美元的月薪了。
我脑子发晕，怀疑自己听错了。他把钱数给了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向他道了谢，我想没有。我接过钱，蹦蹦跳跳地向门口跑去，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跑回了家。我记得很清楚，我跑着，甚至是蹦蹦跳跳地穿过了阿莱干尼河上的那座桥——我走的是马车道，因为人行道太窄。那天晚上，我把11.25美元的工资交给母亲，因为她是家里的出纳，但我对兜里剩下的2.25美元只字未提——对我来说，当时的这点钱比我后来得到的一切财富都值钱。
汤姆，这个九岁的小男孩和我一起睡在阁楼上，当我们都安然无恙地上床以后，我悄悄地把这个秘密讲给了我亲爱的小弟。虽然他还小，却也懂得这些钱的意义。我们谈到了将来，当时是我第一次向他描绘我们将如何一起做生意，我还告诉他，“卡内基兄弟”公司将成为一个大公司，而父母也会坐上自己的马车。当时，在我们看来，我们似乎就要拥有一切所谓的“财富”和一切最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了。
星期天早晨，在跟父母和汤姆吃饭的时候，我拿出了那额外的2.25美元。他们大吃一惊，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但他们很快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接着，父亲的眼神充满了挚爱和自豪，而母亲那炽热的眼神立刻被泪水浸湿——眼神表达了他们的感受。这是儿子的第一次成功，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他的晋升没有白搭。我甚至记不起有哪一次成功或某种形式的褒奖能像这种眼神一样令我感动。这是我最快乐的一天，我感动得流下了欣喜的泪水。
每天早晨，打扫完工作室以后，小伙子们就趁机在报务员来之前在电报机上做练习。这是一个新机遇。我很快就可以用按键来跟其他电报站的小伙子们通话了，而他们也跟我一样，有着同样的目的。一个人只要学到了知识，等不了多久，他就能得到实践的机会。
一天早晨，我听见匹兹堡的呼叫信号很强。我估计有人想传达信息。我冒险做了回应，让纸带走了起来。信号来自费城，有人想马上给匹兹堡传一份讣闻。我能接到它吗？我回复对方，如果他们能把发信号的速度放慢的话，我就可以试试。后来，我成功地收到了信息，并拿着它跑出去。然后，我不安地等待着布鲁克斯先生，他回来以后，我把自己壮胆做的事告诉了他。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因我的莽撞而责怪我，而是对此表示赞赏，还表扬了我；但他在送我出去的时候告诫我说，做这种事的时候要十分小心，不要出错。不久以后，想出门的报务员有时就会叫我照看机器，就这样，我学会了发报。
当时，一个十分懒散的报务员给了我们机会，因为他太喜欢让我替他工作了。于是，在移动的纸带上接收信息成了我们的业务——报务员就是从纸带上获取信息，并念给抄写员听的。后来，我们听到一个传闻，说西区的一个人学会了以声辨义，确实可以用耳朵来接收信息。这就促使我开始了新方法的练习。办公室里的一个报务员麦克利恩先生擅长新方法的运用，他的成功激励了我。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竟然轻而易举地学会了这种新语言。有一天，报务员不在，我想接收一条信息，而那位抄写员老先生对我的“自以为是”感到不满，拒绝为我这个信使抄写信息。我把纸带停了，拿起铅笔和纸，开始用耳朵接收信息。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吃惊的样子。从此以后，我和亲爱的老科特尼·休斯之间就再也没有产生过什么摩擦。他成了我最忠实的朋友，也是我最忠实的抄写员。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离匹兹堡30英里远的格林堡[31]报务员约瑟夫·泰勒想休假两周，他请求布鲁克斯先生派人替替他。布鲁克斯先生把我叫了去，问我是否认为自己能胜任这项工作。我马上就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好吧，”他说，“我们派你去那儿试试。”
我坐上邮递马车，开始了一段最快乐的旅程。拥有苏格兰血统的著名律师大卫·布鲁斯先生和他的妹妹恰巧也在车上。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浏览这个国家的景色。我在格林堡的旅馆里吃了饭——这是我第一次在旅馆吃饭。我觉得那儿的饭菜非常可口。
这年是1852年。人们正在格林堡附近为修建宾夕法尼亚铁路挖深沟、筑堤坝，我常常在清晨出去散步，以关注工程的进展，但我几乎没有想到我很快就会在那家大公司供职。这是我第一次在电报公司担任要职，我十分不安地呆在电报机旁，生怕有信息要我接收，以至于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夜很深了，我还坐在办公室里，不想切断线路。由于离按键太近，我被闪电从凳子上劈倒在地。这道闪电几乎要了我的命。从那以后，每当遇上电闪雷鸣的暴风雨，我就会十分谨慎地工作，这点大家都注意到了。我圆满完成了格林堡的这桩小差事，我的上司对此感到很满意，我带着“光环”回到了匹兹堡——别的小伙子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很快就被提拔了——公司需要一名新报务员，于是布鲁克斯先生给当时这条线的总裁、另一位优秀的苏格兰楷模——詹姆斯·D.里德（他后来成了我的好友）拍了封电报，推荐我当助理报务员。从路易斯维尔[32]发来的复电说，要是布鲁克斯先生认为“安迪”有这个资格的话，里德先生是十分赞成提拔“安迪”的。结果，我当上了一名报务员，月薪高达25美元，这在我看来真是一大笔钱。我能从信使站调到工作室，全靠布鲁克斯先生和里德先生的提携。于是，17岁的我结束了自己的学徒生涯，开始扮演一个男子汉的角色了。我不再是一个拿1美元日薪的男孩了。
对于一个年轻的男子汉来说，电报公司的工作室是一所极好的学校。在那儿，他得跟铅笔和纸张打交道，他得对它们进行组合和创造。我掌握的一点儿关于英国和欧洲事务的知识，很快就帮我在公司站稳了脚跟。毫无疑问，知识将以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用处。它一直都在产生影响。我们通过电线，接收到来自天涯海角的国外新闻；接收连续不断的“蒸汽机新闻”也是我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跟其他板块的工作相比，我更喜欢这项工作，而它很快就被顺理成章地分给了我。
当时，电报线路的工作情况很糟糕，遇上暴风雨的时候，有很多内容我们不得不去猜测。我具有高超的猜测能力——这是大家公认的。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不打断发报人的情况下把缺失的内容补上，不为一两个漏掉的词浪费时间。我在外事方面的知识面变得越来越广，特别是跟英国有关的事务——只要我猜对了前面的一两个字母，后面的猜测就非常准确。
按照惯例，匹兹堡的每家报社都要派一名记者到办公室来抄写重要新闻，后来变成所有报社共同委派一个人来抄写新闻了。这个人建议我在接到新闻时多复制一些，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我把所有重要新闻额外复制五份给他，他每周付给我1美元。这是我第一次为出版社工作，当然，我得到的报酬十分可怜，但这使我每个月有了30美元的收入，而当时的每一元钱都是值钱的。我家的收入日渐增长，未来的百万富翁似乎就要诞生了。
我跟上文提到过的五个忠实的伙伴一起加入了“韦伯斯特文学协会”，这个举措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圈子，彼此来往密切。这对我们几个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在此之前，我们曾组建了一个小小的辩论俱乐部，在菲普斯先生父亲的房间里聚会——这儿白天是他的几个制鞋临时工的工作间。汤姆·米勒最近还说起了当时的事，说我曾在“司法官应该由民众来选举吗？”这个问题上做了近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不过，我们得对他宽容一点，因为他可能记错了。“韦伯斯特”俱乐部是当时城里的一流俱乐部，人们都以为我们是合格的会员，这令我们感到骄傲。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在鞋匠家进行自我训练而已。
据我所知，没有什么方式比加入这样一个俱乐部更能使年轻人受益。我所进行的大部分阅读都是为即将进行的辩论做准备，读书使我的思路变得清晰而稳固起来。后来我在观众面前所表现出的沉着也许就归功于在“韦伯斯特协会”里的历练。我当时（也是现在）的两个演讲原则是：“在观众面前，要完全让自己有在家的感觉，要让自己觉得只是要跟他们聊天，而不是要给他们做演讲。不要试图去模仿别人，要做自己，而且尽量不要用演讲的腔调来做演讲。”
我最终成为了一名完全抛开纸和笔，依靠声音来接收电报的报务员。这个本领在当时非常罕见，以至于人们纷纷到办公室来参观我的操作，这才相信我有这种非凡的技艺。有一次，一场大洪水破坏了施托伊本威尔[33]和惠灵[34]之间25英里内的所有电报联系，我被派往施托伊本威尔接收东西部之间的所有电讯，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派小船把收到的重要新闻送往惠灵，再让每艘船在返航时把一卷卷要发给东部的重要新闻带回来。就这样，一个多星期以来，匹兹堡一线东西之间的整个电报联系就维持了下来，这件事也使我受到了上司的极大关注。
在施托伊本威尔时，我听说父亲要去惠灵和辛辛那提兜售自己织的桌布。我等着他的船，直到深夜船才到岸，我下岸去接了他。我记得，当我发现他不愿买昂贵的房舱票，而是坐在甲板上时，我是多么深受感动。我为这么善良的人竟然被迫如此旅行而感到愤怒，然而，我却安慰父亲说：“好啦，爸爸，你和妈妈不久就会坐上自己的马车的。”
父亲一贯都害羞而拘谨。他极其敏感，从不轻易夸奖人，生怕他的儿子变得骄傲自大，然而，当他听到这句话时，他失控了。他激动地抓住我的手，他的眼神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尽管我常常看到这种眼神。他用缓慢的声调喃喃地说：“安德鲁，我为你骄傲。”
他的声音在颤抖，似乎因为自己说多了而感到难为情。当他跟我道了晚安，要我赶回办公室的时候，我深情地注意到，他正在擦去眼角的泪水。年复一年，这些话语在我耳边缭绕，温暖着我的心田。我们理解对方。苏格兰人多么保守啊！他感受越深，表达反而越少——此时无声胜有声。父亲是最可爱的人之一，他的伙伴们都喜欢他；他是无神论者，不属于任何教派，但他十分虔诚。他虽然保守，心地却很善良。唉，结束这次西行后不久，正当我们逐渐具备让他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的能力时，他却去世了。
回到匹兹堡后不久，我就结识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托马斯·A.司各特，“天才”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大概是恰如其分的。他是来匹兹堡担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匹兹堡路段负责人的。他必须常常用电报来跟他的上司——阿尔图纳[35]的总裁伦巴特先生保持联系，因此他每天晚上都要到电报公司来，有几次正好是我在收发报。有一天，我认识的一个司各特先生的助手告诉我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司各特先生曾问他，有没有可能把我要过去给他当书记员兼报务员。这个年轻人告诉我，他是这样回答的：
“这不太可能吧，他现在可是个报务员呢。”
但是，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就说：“不要这么快就下结论，我可以为他服务。我想走出狭隘的办公室生活。请把这些话转告给他吧。”
结果，我于1853年2月1日走进司各特先生的公司，成了他的书记员兼报务员，每月的工资是35美元。从每月25美元的工资涨到35美元，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大涨幅。公共电报线临时接进了司各特先生位于火车站外面的办公室，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获准在不妨碍公共事业的情况下频繁地使用电报线，直到当时在建的公司自己的电报线完工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