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的关注由来已久。这一点可以从他1898年10月9日写给弗里斯的信中的一句话中看出来。在信中，他说“也许最着名的左撇子就是列奥纳多了，据信他没有过任何风流韵事。”而且，他的这种关注并非稍纵即逝，因为我们发现，在回答关于最喜爱的书籍的调查问卷（1907）时，弗洛伊德提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hkovsky）对列奥纳多的研究。不过看起来促使他立刻动手写作这本书的动机却是在1909年秋天，因为他的一位病人。那年的10月17日，他在写给荣格的一封信中，说这位病人的身体结构好像和列奥纳多的并无二致，只不过没有他的天赋而已。他又补充说，有一本关于列奥纳多青年时期的书正从意大利给他寄来，这本书是[原书]第82页注释中所提到的斯科格纳米格利奥（Scognamiglio）的一本专着。阅读了这本书以及其他关于列奥纳多的着作后，他于12月1日向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提出了这一研究课题；不过，直到1910年4月初，他才完成了研究工作，并于5月底出版。
在这部书的后续出版中，弗洛伊德进行了大量的修正和补充。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关于割礼的简短脚注，摘录自雷特勒（Reitler）以及菲斯特（Pfister）的长篇引用，所有这些都在1919年补充到了书里；1923年增加了关于伦敦卡通的讨论。
这一成果并非是第一次利用临床精神分析法来研究过去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其他人已经在这方面做过试验。着名的有塞吉尔（Sadger），他先后出版了关于康拉德？菲迪南？迈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1908）、莱瑙（Lenau）（1909）和克莱斯特（Kleist）（1909）的研究。不过弗洛伊德本人此前尽管曾经依据文学作品的部分章节进行过零散的作家分析，但是从来没有开展过这种类型的完整的传记研究。多年前，实际上是1898年6月20日，他送给弗里斯一本有关C·F·迈耶的短篇小说之一《女法官》的研究——这篇小说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迈耶的早期生活。然而，弗洛伊德关于列奥纳多的这部专着，是他唯一一次大规模地涉足传记领域。这本书遭到了异乎寻常的谴责和诽谤。在第六章开头，弗洛伊德不得不为自己事先进行了辩护。很明显，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甚至在今天，对于传记作家和评论家们而言，这种辩护仍然普遍适用。
然而，一个奇怪的事实是，直到最近，好像还没有一个评论家已经有把握地找出了这本书的最大弱点。一个显着的部分是列奥纳多有关猛禽的记忆或者幻想：这只鸟落在他的摇篮上。在他的记事本中，列奥纳多把这只鸟称为“nibio”（现在拼写为“nibbio”），是一个普通意大利词，“鸢”。在研究中，弗洛伊德始终把这个词译成德语的“Geier”，这个词对应的英语只能是“秃鹫”。
弗洛伊德的错误好像源自他所利用的一些德文译作。例如，翻译摇篮幻想时，玛丽·赫茨菲尔德有一次用“Geier”来代替“Milan”，一个普通的德文单词，“鸢”。但是，对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来自梅列日科夫斯基关于列奥纳多的着作的德文译本。这一点可以从弗洛伊德书房里一本作满记号的藏书上看出来。这本译作为他提供了大量有关列奥纳多的资料，他很有可能从中第一次读到了这个故事。尽管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正确地使用了“korshun”（俄语中的“鸢”）一词，但是这个译本用来描写摇篮幻想的德文单词也是“Geier”。
由于这一错误，有些读者可能觉得整个研究都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不过，更加冷静地研究一下他的处境，仔细地考虑一下弗洛伊德的那些已经无效的论据和结论的具体细节，仍然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首先，必须放弃列奥纳多画中的“暗藏着的鸟”。如果那是一只鸟，那就是一只秃鹫；它一点都不像鸢。然而，这一“发现”是菲斯特的贡献，而非弗洛伊德的。他在译作的第二版中才引入了这一说法，弗洛伊德相当勉强地接受了它。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和埃及语的联系。埃及语是象形文字，埃及语“母亲”（mut）一词非常肯定地象征着一只秃鹫，而不是鸢。在他的权威着作《埃及语法》（第二版，1950，469）中，加德纳确认“Gyps fulvus”就是狮身鹫首兽。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列奥纳多幻想中的鸟代表他母亲这一观点——在埃及神话中并没有直接的支持证据，而且他熟悉埃及神话的问题和这件事情之间也无关系。幻想与神话之间好像没有直接的联系。不管怎样，如果独立地看，两者都会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古埃及人把“秃鹫”和“母亲”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解释说，这仅仅是偶然的语音巧合；这是问题的正确答案吗？如果不是，暂且不论他的讨论和列奥纳多的情况之间的关系如何，弗洛伊德关于“双性同体”的母神的讨论就必定有它自身的价值。所以，列奥纳多曾幻想一只鸟落到他的摇篮上并把尾巴放到他嘴里，即使这只鸟不是秃鹫，也迫切需要一个解释。我们这一纠正和弗洛伊德关于幻想的精神分析并不矛盾，只是使它失去了一条有力证据。
那么，除了关于埃及语讨论导致的离题以外——尽管这一讨论仍然具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弗洛伊德的错误并未影响到他研究的主体：从早年开始的列奥纳多的感情生活，他的艺术冲动和科学冲动之间的冲突的描述，和他的性心理历史的深刻剖析。另外，这一研究还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同样重要的次主题：关于创造性艺术家的心理本质和活动的一次更广泛的讨论，一个关于某种特殊类型同性恋起源的概述，以及——对研究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自恋症概念的第一次完整出现。
